今年4月，拜登政府决定在2021年9月11日，也就是9·11恐怖袭击20周年纪念日之前，从阿富汗撤出美军。欧洲官员对此非常愤怒，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一决定没有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然而，对欧洲盟友时不时采取高压手段本就是前两届美国民主党政府的特点，而不仅仅是最近的共和党政府才会做的。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至少可以安慰自己，现在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有一批高度专业化的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以前的政府职位被认识的;这些美国官员将确保美国及欧洲盟友在二十年前开始的对阿富汗的干预将以可接受的方式结束。

　　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塔利班闪电般击溃了阿富汗军队，阿富汗政府垮台，喀布尔国际机场陷入一片混乱。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华盛顿对阿富汗局势的严重误读，也让人质疑欧洲对拜登政府能力的信心还有多少。更令人不安的是，这致使现任和前任欧洲官员和主要专栏作家质疑，欧洲各国政府和其他美国盟友能否相信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未来的共和党政府，会在未来履行其对外安全承诺。

　　幸运的是，华盛顿考虑不周而仓促地从阿富汗撤军，并不预示着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严重的破裂，也不会削弱华盛顿对关键盟友的承诺。在全球威胁日益增长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将继续深化拜登政府开创的跨大西洋合作。

　　强强联手

　　拜登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将优先考虑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他当时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同事们所说的“美国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外交政策要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或调整，而不仅仅是汲取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智慧。在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的同时，继续对中国和欧洲(在较小程度上)征收贸易关税，这反映了美国新做法的一些特点。结束对阿富汗的“永远”干预是它的试金石，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合理延续。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更注重国内态度的外交政策可能是比较好的。但为什么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会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的安全比他们对阿富汗的安全更关心呢?

　　既然拜登能如此迅速地将责任归咎没有对抗塔利班的阿富汗领导人，为什么他不应该对欧洲各国政府的担忧同样不屑一顾呢?这些国家的政府才平均花费GDP的百分之一多点来抵御俄罗斯和其他邻国的威胁，同时仍然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自从喀布尔陷落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占据着各大报纸的头条，但这些报道没有抓住重点，原因有三。

　　第一，到目前为止，在阿富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转移拜登政府的注意力，使其无法应对其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应对中国的崛起。事实上，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有意进行的、残酷的过程，目的是将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太平洋地区。

　　对欧洲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拜登政府认识到，只有与盟友合作，才能成功应对亚洲大国的挑战，这一点是特朗普政府没有意识到的。华盛顿的欧洲盟友在这一战略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显然不是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而是因为亚洲大国与欧洲经济体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及欧洲国家在多边机构中的强大话语权。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削弱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而美国对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承诺有助于赢得欧洲的支持。

　　欧洲为帮助美国应对亚洲方面所付出的没有明说代价之一，是美国与欧洲合作共同应对俄罗斯。俄罗斯对许多欧洲国家的利益构成了更直接、更持久的威胁。拜登并没有对这项交易提出质疑。相反，他利用6月14日与其他北约领导人的峰会，包括与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的单独会议，强调美国对欧洲安全和北约宪章第五条的承诺，该条规定成员国将对一个盟友的攻击视为对所有盟国的攻击，尽管欧洲领导人首次同意在北约(NATO)和欧盟-美国联盟(eu - u.s.)中强调了其他问题。

　　第二，喀布尔的溃败并没有预示着美国对盟友的承诺将被打破，也没有预示着美国将退守本土——这实际上相当于美国1975年从越南撤军——拜登更想要证明的是，美国的重点确实是“重回世界”，这将主要与欧洲领导人一道推进。拜登政府兑现了其在6月欧洲峰会上的承诺，例如建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及欧盟-美国COVID 制造和供应链工作组，并参与欧盟的项目以加强在欧洲各地的军力机动性。拜登政府还可能会更加重视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跟进与印度的国防工业合作。考虑到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对美国限制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计划至关重要，拜登政府会进一步努力使四方会谈制度化。

　　第三，无论阿富汗局势如何，欧洲各国政府现在都会寄望于拜登政府未来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包括最大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知道他们需要更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面对更加自信的中国和俄罗斯。在应对欧洲各国政府和公民所关心的最紧迫的全球问题时，美国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伙伴——尤其是遏制全球气温上升的挑战。欧洲人不会让阿富汗局势或喀布尔败局影响他们与美国的长期合作，为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下一届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做准备。

　　尽管阿富汗的溃败可以警醒人们，实现更大的欧洲“战略自治”的重要性，但这种自治并不需要以牺牲跨大西洋协调为代价。在数字和金融市场监管等一些领域，欧洲需要深化协调，主要是与美国进行更有效的谈判。在其他国家，他们仅仅需要为自身的具体利益承担相应的集体责任，例如在北非、萨赫勒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阿富汗的未来也是如此，因为它将会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移民送到欧洲，并可能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除非那里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其他问题

　　美国的竞争对手是否会利用美国这一次屈辱的失败，仍然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会尝试这么做。俄罗斯政府更加谨慎，反映出它担心塔利班政府领导下的阿富汗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再次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风港，这些恐怖组织对莫斯科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比华盛顿更大。

　　但是，正如美国从越南撤军并没有破坏美国在20世纪继续取得经济和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进程一样，从阿富汗撤离的混乱也不一定预示着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衰落。国际关系中的力量总是相对的。相对而言，美国在结构和社会方面比它的两个主要地缘政治对手有更大的优势，尤其是如果它与盟友密切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话。

　　阿富汗战争的混乱结局并不一定会让拜登政府在追求与欧洲伙伴共同的优先事项时分心，相反，应该促使双方展示他们对彼此安全的持续承诺。拜登政府在过去六个月里与欧洲和亚洲盟友实施的新举措，对大西洋两岸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安全而言，比其在阿富汗失败的遗留问题更有意义。

　　作者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19/failure-afghanistan-wont-weaken-americas-alliances

　　今年4月，拜登政府决定在2021年9月11日，也就是9·11恐怖袭击20周年纪念日之前，从阿富汗撤出美军。欧洲官员对此非常愤怒，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这一决定没有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然而，对欧洲盟友时不时采取高压手段本就是前两届美国民主党政府的特点，而不仅仅是最近的共和党政府才会做的。欧洲的政策制定者至少可以安慰自己，现在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有一批高度专业化的高级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以前的政府职位被认识的;这些美国官员将确保美国及欧洲盟友在二十年前开始的对阿富汗的干预将以可接受的方式结束。

　　随后发生的事情是，塔利班闪电般击溃了阿富汗军队，阿富汗政府垮台，喀布尔国际机场陷入一片混乱。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华盛顿对阿富汗局势的严重误读，也让人质疑欧洲对拜登政府能力的信心还有多少。更令人不安的是，这致使现任和前任欧洲官员和主要专栏作家质疑，欧洲各国政府和其他美国盟友能否相信任何一届美国政府，无论是拜登政府还是未来的共和党政府，会在未来履行其对外安全承诺。

　　幸运的是，华盛顿考虑不周而仓促地从阿富汗撤军，并不预示着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严重的破裂，也不会削弱华盛顿对关键盟友的承诺。在全球威胁日益增长的时候，美国和欧洲将继续深化拜登政府开创的跨大西洋合作。

　　强强联手

　　拜登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将优先考虑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和他当时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同事们所说的“美国针对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外交政策要得到大多数美国选民的支持或调整，而不仅仅是汲取美国外交政策精英的智慧。在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的同时，继续对中国和欧洲(在较小程度上)征收贸易关税，这反映了美国新做法的一些特点。结束对阿富汗的“永远”干预是它的试金石，也是唐纳德·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合理延续。

　　在当前的政治气候下，这种更注重国内态度的外交政策可能是比较好的。但为什么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会认为，美国中产阶级对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的安全比他们对阿富汗的安全更关心呢?

　　既然拜登能如此迅速地将责任归咎没有对抗塔利班的阿富汗领导人，为什么他不应该对欧洲各国政府的担忧同样不屑一顾呢?这些国家的政府才平均花费GDP的百分之一多点来抵御俄罗斯和其他邻国的威胁，同时仍然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自从喀布尔陷落以来，这些问题一直占据着各大报纸的头条，但这些报道没有抓住重点，原因有三。

　　第一，到目前为止，在阿富汗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转移拜登政府的注意力，使其无法应对其最大的外交政策挑战：应对中国的崛起。事实上，从阿富汗撤军是一个有意进行的、残酷的过程，目的是将美国的战略重点从中东转向太平洋地区。

　　对欧洲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拜登政府认识到，只有与盟友合作，才能成功应对亚洲大国的挑战，这一点是特朗普政府没有意识到的。华盛顿的欧洲盟友在这一战略中处于核心地位，这显然不是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而是因为亚洲大国与欧洲经济体之间的重要联系，以及欧洲国家在多边机构中的强大话语权。大西洋两岸的分歧削弱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而美国对大西洋两岸关系的承诺有助于赢得欧洲的支持。

　　欧洲为帮助美国应对亚洲方面所付出的没有明说代价之一，是美国与欧洲合作共同应对俄罗斯。俄罗斯对许多欧洲国家的利益构成了更直接、更持久的威胁。拜登并没有对这项交易提出质疑。相反，他利用6月14日与其他北约领导人的峰会，包括与波罗的海国家领导人的单独会议，强调美国对欧洲安全和北约宪章第五条的承诺，该条规定成员国将对一个盟友的攻击视为对所有盟国的攻击，尽管欧洲领导人首次同意在北约(NATO)和欧盟-美国联盟(eu - u.s.)中强调了其他问题。

　　第二，喀布尔的溃败并没有预示着美国对盟友的承诺将被打破，也没有预示着美国将退守本土——这实际上相当于美国1975年从越南撤军——拜登更想要证明的是，美国的重点确实是“重回世界”，这将主要与欧洲领导人一道推进。拜登政府兑现了其在6月欧洲峰会上的承诺，例如建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以及欧盟-美国COVID 制造和供应链工作组，并参与欧盟的项目以加强在欧洲各地的军力机动性。拜登政府还可能会更加重视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跟进与印度的国防工业合作。考虑到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对美国限制中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计划至关重要，拜登政府会进一步努力使四方会谈制度化。

　　第三，无论阿富汗局势如何，欧洲各国政府现在都会寄望于拜登政府未来的成功。几乎所有的欧洲政府，包括最大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都知道他们需要更新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以面对更加自信的中国和俄罗斯。在应对欧洲各国政府和公民所关心的最紧迫的全球问题时，美国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伙伴——尤其是遏制全球气温上升的挑战。欧洲人不会让阿富汗局势或喀布尔败局影响他们与美国的长期合作，为11月在格拉斯哥举行的下一届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做准备。

　　尽管阿富汗的溃败可以警醒人们，实现更大的欧洲“战略自治”的重要性，但这种自治并不需要以牺牲跨大西洋协调为代价。在数字和金融市场监管等一些领域，欧洲需要深化协调，主要是与美国进行更有效的谈判。在其他国家，他们仅仅需要为自身的具体利益承担相应的集体责任，例如在北非、萨赫勒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地区。阿富汗的未来也是如此，因为它将会把越来越多的难民和移民送到欧洲，并可能再次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温床，除非那里的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其他问题

　　美国的竞争对手是否会利用美国这一次屈辱的失败，仍然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会尝试这么做。俄罗斯政府更加谨慎，反映出它担心塔利班政府领导下的阿富汗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地再次成为恐怖组织的避风港，这些恐怖组织对莫斯科的威胁甚至有可能比华盛顿更大。

　　但是，正如美国从越南撤军并没有破坏美国在20世纪继续取得经济和地缘政治主导地位的进程一样，从阿富汗撤离的混乱也不一定预示着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衰落。国际关系中的力量总是相对的。相对而言，美国在结构和社会方面比它的两个主要地缘政治对手有更大的优势，尤其是如果它与盟友密切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的话。

　　阿富汗战争的混乱结局并不一定会让拜登政府在追求与欧洲伙伴共同的优先事项时分心，相反，应该促使双方展示他们对彼此安全的持续承诺。拜登政府在过去六个月里与欧洲和亚洲盟友实施的新举措，对大西洋两岸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安全而言，比其在阿富汗失败的遗留问题更有意义。

　　作者罗宾·尼布莱特(Robin Niblett)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本文选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19/failure-afghanistan-wont-weaken-americas-alli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