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国内的80后朋友问到我美国学生到底补习不补习，还顺手给我发来了几张照片，包括一个儿童模特培训的动图。这位朋友有孩子，自己有博士学位，但对于补习的盛行和目前的教育焦虑，始终持保留态度，然而又不乏身处其中的压力和困惑，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教育途径。他说，当他把全家带到乡村的时候，才发现孩子得到了真正的快乐。

　　我想起自己童年时没有补习班，但去过一些地方旅游，一生也忘不了在灵隐寺外的一条小溪里尽情玩水，在长江边打水漂，一步步登到泰山南天门的快乐。

　　求教一个90后青年朋友对“补习”的看法，得到的答复简单明了：“让孩子出去多走走逛逛，有的时候比在屋里读书更重要。”当然，在现实中，孩子出去走走逛逛意味着父母的精力投入，而走走逛逛的效果毕竟不是立即可见的。

　　正规教育的职能与社会合作

　　可以简单地说，美国人也补习，但是其广度和深度可能不如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社会。就美国的教育体制来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是教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公立学校胜在教育机会公平和对弱势，包括残障群体的照顾，而私立学校胜在教育质量更高，学生人数更少。除了收费堪比私立大学的美国私立高中以外，在小学初中一级，假如以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来看，不收费的公立中小学的校舍，内部设施，包括图书馆，体育馆等，都远远超过一般是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因为政府有大量的资源投入对公立学校的管理和维护中。

　　以这一结构观照国内的情形，我认为笼统地讨论“民办学校”及其贡献可能缺乏进一步细分。应该首先把“民办学校”分为两种：一、全日制学历教育机构——即私立(寄宿)学校，而这种学校对应美国的私立学校，它们作为公立教育的补充，应该得到保护和鼓励;二、非全日制，非学历，纯以补习为主的学校。第二种大概还应该继续细分为业余技能类——比如儿童模特，绘画，小记者，以及与全日制学校的科目重叠的学科补习类学校，如各类以做题和应试为核心的英语，数学补习班。目前引起社会关注的大概是这两类学校。

　　在美国，正规教育机构其实承担了部分课余活动的功能。美国的中小学没有午休，一般是在短暂的校内午餐后就继续上课，到了下午两点半左右就放学。由此存在一个有的父母还没有下班，而儿童的年龄(13岁以下)不能合法单独在家的矛盾。美国人的解决办法是对有需要的家庭在校内直接设立收费低廉的课后托管，即“after-school care”。在我们这里，课后托管的场地设在公立小学内的体育馆里，但管理者是民间机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本地分部。在托管期间，青年会派出几名职员看管儿童，保障安全，让他们读书，玩游戏，有时也带领孩子们打打球，但父母在下午六点之前必须把孩子接走，接走时必须签字。

　　另外，美国的小学一般都建有乐队。管乐，弦乐，打击乐可以在校内受到启蒙培训，并参加每年一度的期末汇报表演，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这也算一种技能的掌握，但并不需要自己付费单独进行。我自己把孩子另外送去找私教学习过钢琴，钢琴老师也有不少美国家庭的孩子来学习。据这名年轻时当过乐队成员的钢琴老师说，美国人现在并不热衷学习钢琴，所以收费也高不起来。他甚至还向我打听去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他知道乐器培训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自然，在中国的补习市场占有巨大份额的针对学生的“外语培训”，在美国并不存在。美国人自身就占了母语是英语的优势，而其他语言则端看学校在中学阶段根据师资安排什么。有的学生学习西班牙语，有的学德语，也有少量学法语的，但一般在校内就满足需要，并不需要额外再补。事实上，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学好外语的最佳办法就是去这个国家学习，而不是自己在母语环境里费劲。如果成人真正因为工作需要必须掌握某种外语，会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有效的密集培训体制。

　　另外还有一些非盈利性质的课后辅导。有的非盈利组织带领孩子学习戏剧表演，工艺美术，而另一个本地的非盈利民间组织走入校园，更深地介入到中学阶段的课后辅导中，参与这个免费计划的中学生可以在课后留在校内，接受课业辅导，而辅导工作(特别是对数学这类科目)则由大学生志愿者来承担，而志愿者经历又成为大学生履历的一部分。这个受到资助，有自身资金来源的公益计划以“马丁·路德·金”命名，甚至能安排通常只接送学生上下学的校车在傍晚时分把小学员逐一送回家。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公益项目还给学生以各种名义颁发奖状甚至一点奖金，并邀请家长参加颁奖礼，成为另一个集体亲子互动活动。本地的公立中学和我所在的大学对这样的助学公益组织及其活动都非常支持，校长也会参与到一些活动中。

　　私人兴趣班和备考

　　除此之外，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孩子送进各类课余的收费兴趣班，比如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班，私人的跆拳道馆，舞蹈班，绘画班。在这些地方，我也看到过一个个认真热切的美国父母，风雨无阻地接送，在门外耐心守候，虽然不说望子成龙成凤，但天下父母心，想来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美国人的文化倾向个人化和自由选择，因此，选择“补习”的和不做此选择的无非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提供服务的机构和个人也顺其自然，并不过度宣传。一方面，这是没有行政干预的纯粹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理性和有序的市场。

　　美国的夏校(summer school)也可以算作正规学期以外的补习 班兼夏令营，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送孩子参加。在美国高中，AP(Advanced Placement) 课程其实已经把一些大学程度的课程引入高中阶段，以满足成绩优异，学有余力的学生，而AP学分可以直接转进大学，这样也使课外进行特定学科性质的补习不再必要。同时也可以承认，在美国人的观念深处，认为人的天赋对成功的贡献极大，换句话说，没有天赋的人，或者一个人在其在没有天赋的领域，再使劲也没有用。虽然这种宿命哲学听起来令人沮丧，但认识到这一点，大概也可以省掉很多无用功。

　　就备考而言，尽管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也看重分数，但并不是唯分数录取，在分数以外还会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家庭，高中成绩——事实上，作为大学教师，我能看到我直接顾问指导的新生们(advisees)的高中成绩单，可见美国对长时段累计的成绩单的重视——以及个人陈述。书写个人陈述给了很多学生展示个性特色，分享特殊经历，表现写作技巧的机会。由于评价体系的多元，学生并不需要绝对追求入学考试的高分。

　　事实上，哲学家杜威在1919-1920年间在中国所作的“五大演讲”之一的《教育哲学》中就回顾了美国教育史中的一场批判运动，指出美国曾经历过一个高中教学完全为大学入学备考服务的阶段，直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经过反思认识到，让所有学生学习的中心围绕只有少数人能受益的大学入学考试是不合理的，教育从业者也日益意识到高中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忽略大学的入学要求。在杜威演讲的1920年前后，这场运动已经改变了美国高中和大学之间的原有关系——大学教育向高中方向调整，而不是让高中教育继续被大学入学标准所宰制。

　　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普通公立高中在实践中的确引导一部分无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校内接受职业技术培训，也即把四年的高中阶段变成常规学术培养与职业训练结合的双规模式，而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职技术人员会比纯粹的职校(vocational school)毕业生具备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作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后来者，仍在纠结于“应试教育”的中国社会可以学习和借鉴也曾经历过应试教育阶段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我目前的粗浅观察是把顶级精英教育排除在外的，也不包括自费去非洲做志愿者之类高级活动，只关注最普通的美国家庭的教育渠道，以及社会对一般家庭的教育所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总的来说，美国的中小学本身就承担了外语教育，乐器学习，课外托管，乃至高中阶段修读部分大学课程的功能，同时能和校外的非盈利机构有效合作，在正常放学，老师下班以后，这些机构和有需要的学生可以继续利用学校的场地继续进行教学和灵活多样的课外活动。这些非盈利组织也不会给学生的父母造成任何经济负担，因为他们的活动只收取低廉的费用，或者完全不收费，甚至还能给学生发放小额奖励。另外，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考高分虽然也重要，但并非占有绝对权重。这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事实上都稀释了社会对高强度“补习”的需求。

　　如果父母真的有财力追求精英教育，会直接把孩子送进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但即使在私立学校，优质教育仍然是由学校提供，而不是依赖校外机构。在美国的一些华裔父母把学钢琴完全当成申请“名校”的手段，有的从一开始就为孩子规定了要从事“赚大钱”的职业，然后再“花大钱”把孩子送进精英寄宿学校，这样的培养未尝不能通向成功，但在我看来，可能太直白太无趣了一点。

　　再观教育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我本人和前述的两位朋友一样，更相信家庭和父母在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倾向类似杜威所强调的那种生活经验须与教育经验连接的理念，从不赞同父母和孩子在各种补习班之间疲于奔命，把本来属于父母和孩子彼此深入互动交流，以及体验和领悟实际生活的时间完全交给补习机构安排。补习机构固然可以教授各类技能，但是只有父母才真正懂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样的人。从营销的角度来说，商家都会让顾客受到某种暗示——购买了某种商品，就获得了某种身份和加入了某个或虚拟或真实的社群，当补习也成为产业和消费行为的时候，这种心理必定会延伸到报了什么班，多少班就标示着父母获得某种社会身份的功能。

　　我自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带他到美国和中国国内很多地方旅游(早就践行了90后朋友建议的“出去多走走逛逛”)，陪他锻炼，打球，聊天，去图书馆，让他在父母的监护和观察下自己体验，自己查找，自己冒险，自己表达，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发展世界观和人生观，但也随时关注和回答他的困惑，给与鼓励。即使送进才艺班，也会经常听听孩子对学习和老师教学的感受和反馈。然而归根结底，才艺也并不能代替阅读，在很容易获取片段信息的互联网时代，坚持阅读尤其难得。

　　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的东西不是可以补习的，父母的陪伴也不仅仅意味着陪着做题。在课外补习培训面临挑战的时刻，父母或许应该思考自己的职责。好几年前，我在一个回家的美国国内航班上遇到一个邻座是个美国小女孩，大约十三四岁，因为航空公司把她和她妈妈的座位分开了，所以身边没有大人。这个女孩很大方，主动跟我说她妈妈和她刚结束度假，还特别强调她妈妈每年带她去一个科技博物馆体验，言语间非常自豪，她还向我认真地推荐这个互动和教育性很强，适合少年儿童的科技中心。因为这个科技馆离我们不算远，回家后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全家驱车两小时去了，确实也没有失望。

　　在更早的一次，我的孩子满两岁那年暑假，我带着家人去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查资料。因为孩子很小，一进去就吵着想去当时正好没有人，甚至连灯都没有打开的一个楼上书库。在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长女性，她看见以后，立马主动把我们领到楼上书库，把所有的灯打开，让孩子自由玩耍。谁都知道对一个两岁的幼儿来说，看不看一个放满书架的书库并没有实际意义，仅仅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工作人员原本不必理会。在我表示谢意的时候，这位香港女士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她很认真地说，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小孩子长得很快，将来长大了，你想带他，他都不让你带了。

　　我想，教育的本质，对待孩子的态度，也许常常藏在这些寻常看不见的地方。

 　　最近有国内的80后朋友问到我美国学生到底补习不补习，还顺手给我发来了几张照片，包括一个儿童模特培训的动图。这位朋友有孩子，自己有博士学位，但对于补习的盛行和目前的教育焦虑，始终持保留态度，然而又不乏身处其中的压力和困惑，希望找到一种更好的教育途径。他说，当他把全家带到乡村的时候，才发现孩子得到了真正的快乐。

　　我想起自己童年时没有补习班，但去过一些地方旅游，一生也忘不了在灵隐寺外的一条小溪里尽情玩水，在长江边打水漂，一步步登到泰山南天门的快乐。

　　求教一个90后青年朋友对“补习”的看法，得到的答复简单明了：“让孩子出去多走走逛逛，有的时候比在屋里读书更重要。”当然，在现实中，孩子出去走走逛逛意味着父母的精力投入，而走走逛逛的效果毕竟不是立即可见的。

　　正规教育的职能与社会合作

　　可以简单地说，美国人也补习，但是其广度和深度可能不如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社会。就美国的教育体制来说，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是教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公立学校胜在教育机会公平和对弱势，包括残障群体的照顾，而私立学校胜在教育质量更高，学生人数更少。除了收费堪比私立大学的美国私立高中以外，在小学初中一级，假如以我所生活的这座城市来看，不收费的公立中小学的校舍，内部设施，包括图书馆，体育馆等，都远远超过一般是教会背景的私立学校，因为政府有大量的资源投入对公立学校的管理和维护中。

　　以这一结构观照国内的情形，我认为笼统地讨论“民办学校”及其贡献可能缺乏进一步细分。应该首先把“民办学校”分为两种：一、全日制学历教育机构——即私立(寄宿)学校，而这种学校对应美国的私立学校，它们作为公立教育的补充，应该得到保护和鼓励;二、非全日制，非学历，纯以补习为主的学校。第二种大概还应该继续细分为业余技能类——比如儿童模特，绘画，小记者，以及与全日制学校的科目重叠的学科补习类学校，如各类以做题和应试为核心的英语，数学补习班。目前引起社会关注的大概是这两类学校。

　　在美国，正规教育机构其实承担了部分课余活动的功能。美国的中小学没有午休，一般是在短暂的校内午餐后就继续上课，到了下午两点半左右就放学。由此存在一个有的父母还没有下班，而儿童的年龄(13岁以下)不能合法单独在家的矛盾。美国人的解决办法是对有需要的家庭在校内直接设立收费低廉的课后托管，即“after-school care”。在我们这里，课后托管的场地设在公立小学内的体育馆里，但管理者是民间机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本地分部。在托管期间，青年会派出几名职员看管儿童，保障安全，让他们读书，玩游戏，有时也带领孩子们打打球，但父母在下午六点之前必须把孩子接走，接走时必须签字。

　　另外，美国的小学一般都建有乐队。管乐，弦乐，打击乐可以在校内受到启蒙培训，并参加每年一度的期末汇报表演，对于一般家庭而言，这也算一种技能的掌握，但并不需要自己付费单独进行。我自己把孩子另外送去找私教学习过钢琴，钢琴老师也有不少美国家庭的孩子来学习。据这名年轻时当过乐队成员的钢琴老师说，美国人现在并不热衷学习钢琴，所以收费也高不起来。他甚至还向我打听去中国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他知道乐器培训在中国非常受欢迎。

　　自然，在中国的补习市场占有巨大份额的针对学生的“外语培训”，在美国并不存在。美国人自身就占了母语是英语的优势，而其他语言则端看学校在中学阶段根据师资安排什么。有的学生学习西班牙语，有的学德语，也有少量学法语的，但一般在校内就满足需要，并不需要额外再补。事实上，在美国人的观念里，学好外语的最佳办法就是去这个国家学习，而不是自己在母语环境里费劲。如果成人真正因为工作需要必须掌握某种外语，会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科学有效的密集培训体制。

　　另外还有一些非盈利性质的课后辅导。有的非盈利组织带领孩子学习戏剧表演，工艺美术，而另一个本地的非盈利民间组织走入校园，更深地介入到中学阶段的课后辅导中，参与这个免费计划的中学生可以在课后留在校内，接受课业辅导，而辅导工作(特别是对数学这类科目)则由大学生志愿者来承担，而志愿者经历又成为大学生履历的一部分。这个受到资助，有自身资金来源的公益计划以“马丁·路德·金”命名，甚至能安排通常只接送学生上下学的校车在傍晚时分把小学员逐一送回家。每个学期结束的时候，这个公益项目还给学生以各种名义颁发奖状甚至一点奖金，并邀请家长参加颁奖礼，成为另一个集体亲子互动活动。本地的公立中学和我所在的大学对这样的助学公益组织及其活动都非常支持，校长也会参与到一些活动中。

　　私人兴趣班和备考

　　除此之外，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把孩子送进各类课余的收费兴趣班，比如基督教青年会的游泳班，私人的跆拳道馆，舞蹈班，绘画班。在这些地方，我也看到过一个个认真热切的美国父母，风雨无阻地接送，在门外耐心守候，虽然不说望子成龙成凤，但天下父母心，想来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美国人的文化倾向个人化和自由选择，因此，选择“补习”的和不做此选择的无非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而提供服务的机构和个人也顺其自然，并不过度宣传。一方面，这是没有行政干预的纯粹市场行为，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理性和有序的市场。

　　美国的夏校(summer school)也可以算作正规学期以外的补习 班兼夏令营，父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送孩子参加。在美国高中，AP(Advanced Placement) 课程其实已经把一些大学程度的课程引入高中阶段，以满足成绩优异，学有余力的学生，而AP学分可以直接转进大学，这样也使课外进行特定学科性质的补习不再必要。同时也可以承认，在美国人的观念深处，认为人的天赋对成功的贡献极大，换句话说，没有天赋的人，或者一个人在其在没有天赋的领域，再使劲也没有用。虽然这种宿命哲学听起来令人沮丧，但认识到这一点，大概也可以省掉很多无用功。

　　就备考而言，尽管美国的大学和研究生入学考试也看重分数，但并不是唯分数录取，在分数以外还会考虑很多因素，包括家庭，高中成绩——事实上，作为大学教师，我能看到我直接顾问指导的新生们(advisees)的高中成绩单，可见美国对长时段累计的成绩单的重视——以及个人陈述。书写个人陈述给了很多学生展示个性特色，分享特殊经历，表现写作技巧的机会。由于评价体系的多元，学生并不需要绝对追求入学考试的高分。

　　事实上，哲学家杜威在1919-1920年间在中国所作的“五大演讲”之一的《教育哲学》中就回顾了美国教育史中的一场批判运动，指出美国曾经历过一个高中教学完全为大学入学备考服务的阶段，直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经过反思认识到，让所有学生学习的中心围绕只有少数人能受益的大学入学考试是不合理的，教育从业者也日益意识到高中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实际需要，而忽略大学的入学要求。在杜威演讲的1920年前后，这场运动已经改变了美国高中和大学之间的原有关系——大学教育向高中方向调整，而不是让高中教育继续被大学入学标准所宰制。

　　一百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普通公立高中在实践中的确引导一部分无意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在校内接受职业技术培训，也即把四年的高中阶段变成常规学术培养与职业训练结合的双规模式，而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高职技术人员会比纯粹的职校(vocational school)毕业生具备更为完整的知识结构。作为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后来者，仍在纠结于“应试教育”的中国社会可以学习和借鉴也曾经历过应试教育阶段的美国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

　　我目前的粗浅观察是把顶级精英教育排除在外的，也不包括自费去非洲做志愿者之类高级活动，只关注最普通的美国家庭的教育渠道，以及社会对一般家庭的教育所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总的来说，美国的中小学本身就承担了外语教育，乐器学习，课外托管，乃至高中阶段修读部分大学课程的功能，同时能和校外的非盈利机构有效合作，在正常放学，老师下班以后，这些机构和有需要的学生可以继续利用学校的场地继续进行教学和灵活多样的课外活动。这些非盈利组织也不会给学生的父母造成任何经济负担，因为他们的活动只收取低廉的费用，或者完全不收费，甚至还能给学生发放小额奖励。另外，在美国的教育制度下，考高分虽然也重要，但并非占有绝对权重。这一系列价值观和实践事实上都稀释了社会对高强度“补习”的需求。

　　如果父母真的有财力追求精英教育，会直接把孩子送进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但即使在私立学校，优质教育仍然是由学校提供，而不是依赖校外机构。在美国的一些华裔父母把学钢琴完全当成申请“名校”的手段，有的从一开始就为孩子规定了要从事“赚大钱”的职业，然后再“花大钱”把孩子送进精英寄宿学校，这样的培养未尝不能通向成功，但在我看来，可能太直白太无趣了一点。

　　再观教育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我本人和前述的两位朋友一样，更相信家庭和父母在教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或者倾向类似杜威所强调的那种生活经验须与教育经验连接的理念，从不赞同父母和孩子在各种补习班之间疲于奔命，把本来属于父母和孩子彼此深入互动交流，以及体验和领悟实际生活的时间完全交给补习机构安排。补习机构固然可以教授各类技能，但是只有父母才真正懂得自己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什么样的人，能做什么样的人。从营销的角度来说，商家都会让顾客受到某种暗示——购买了某种商品，就获得了某种身份和加入了某个或虚拟或真实的社群，当补习也成为产业和消费行为的时候，这种心理必定会延伸到报了什么班，多少班就标示着父母获得某种社会身份的功能。

　　我自己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带他到美国和中国国内很多地方旅游(早就践行了90后朋友建议的“出去多走走逛逛”)，陪他锻炼，打球，聊天，去图书馆，让他在父母的监护和观察下自己体验，自己查找，自己冒险，自己表达，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发展世界观和人生观，但也随时关注和回答他的困惑，给与鼓励。即使送进才艺班，也会经常听听孩子对学习和老师教学的感受和反馈。然而归根结底，才艺也并不能代替阅读，在很容易获取片段信息的互联网时代，坚持阅读尤其难得。

　　世界上一定有很多的东西不是可以补习的，父母的陪伴也不仅仅意味着陪着做题。在课外补习培训面临挑战的时刻，父母或许应该思考自己的职责。好几年前，我在一个回家的美国国内航班上遇到一个邻座是个美国小女孩，大约十三四岁，因为航空公司把她和她妈妈的座位分开了，所以身边没有大人。这个女孩很大方，主动跟我说她妈妈和她刚结束度假，还特别强调她妈妈每年带她去一个科技博物馆体验，言语间非常自豪，她还向我认真地推荐这个互动和教育性很强，适合少年儿童的科技中心。因为这个科技馆离我们不算远，回家后过了几天，我就带着全家驱车两小时去了，确实也没有失望。

　　在更早的一次，我的孩子满两岁那年暑假，我带着家人去香港中文大学的大学服务中心查资料。因为孩子很小，一进去就吵着想去当时正好没有人，甚至连灯都没有打开的一个楼上书库。在接待处的工作人员是一位年长女性，她看见以后，立马主动把我们领到楼上书库，把所有的灯打开，让孩子自由玩耍。谁都知道对一个两岁的幼儿来说，看不看一个放满书架的书库并没有实际意义，仅仅只是满足好奇心而已，工作人员原本不必理会。在我表示谢意的时候，这位香港女士的回答让我终生难忘。她很认真地说，千万不要觉得麻烦，小孩子长得很快，将来长大了，你想带他，他都不让你带了。

　　我想，教育的本质，对待孩子的态度，也许常常藏在这些寻常看不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