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仍以和平、发展为主流，有国外学者称这是由于经济在起主导作用。现代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不断警示人类不要发动战争;而相较于政治安全冲突，国家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摩擦更为频繁。在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军事遏制是破坏性手段，不受欢迎;而在经济领域搞霸权主义，肆意阻碍、割裂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搅局行为，不仅阻碍发展，也必将伤及自身。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正在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联通”理念在全球激发出各种“联通性伙伴计划”的涌现。

　　一、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把世界引向分离和割裂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将中国定义为“21世纪的新型威胁”，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积极推动以美日印澳四国为核心的“印太战略”，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外交策略非常明显。

　　“印太战略”名义上标榜价值观联盟，实则推动军事遏制，在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搞分裂。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割裂世界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最突出的特点。拜登上任后即举行美日印澳四国首脑安全对话，并以“四方精神”为题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四国将“寻求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维护和平与繁荣，强化民主韧性”。大搞军事遏制是“印太战略”的另一大特点。拜登政府要求日、澳参与准备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干预;与台湾地区签署海上巡逻协议，鼓励台通过海上巡逻参与印太安全事务;邀请英、法、德参加在南海举行的“自由航行”演习等等，推行以四国安全对话为轴心、以军事遏制为手段的伪多边主义。“印太战略”的第三大特点是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拜登政府积极谋求推动“民主国家科技联盟”“民主产业链联盟”，发起“芯片联盟”“半导体产业联盟”，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抵制中国产品，施压欧盟中止中欧投资协议审议程序等等。

　　不过，在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虚多实少，是一个缺乏具体内容和实际举措的空洞战略。拜登上任伊始，将实现国内振兴视为首要任务，最新出台的6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号称每一分钱都要用于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至今还在为1.2万亿美元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争执不休，遑论投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这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美国的盟友同样有心无力，以日本为例：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令其无法斥巨资投入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政府一贯坚持“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但目前也只停留在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项目指手画脚上，无力在“印太战略”的旗号下牵头具体项目来树立高质量基建投资的“榜样”。

　　二、日本“印太”政策的转变

　　“印太战略”最早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8月提出。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日方将这一战略由“印太战略”更名为“印太构想”，后又更名为“自由开放的印太”，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摇摆性，更凸显了日本在以中美博弈为主线的国际格局中政策取向的变化。

　　安倍政权提出“印太战略”的背景系当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特别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奉行单边主义使日本感到极度不安。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这一战略的提出主要针对不断崛起的中国。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强国论”，都被视为与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冲突。

　　2018年，中日两国总理的互访有力推动了中日关系重回正轨。2019年前后，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的背景下，安倍政权将遏制和排斥中国的“印太战略”调整为可与中国合作的“印太构想”。日本经济同友会到中国实地考察后指出，“日本不应带头否定‘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试图以一带一路为手段扩大势力范围’的说法也应当冷静分析，公正看待中国呼吁沿线国家共谋发展的姿态”;“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明确的地理范畴和定义，现阶段可以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地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谋求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开发和共赢，与欧美主导的经济秩序相比，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没有严格的资格、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它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构想”。2019年1月，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关于“印太构想”三大支柱的宣介，不仅删除了“共同价值观国家联手”方面的内容，而且特别指出这是“开放包容的概念，不排除任何国家;不设立新的机制、也不替代或弱化现有地区合作机制”。

　　有日本学者指出，安倍政权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系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十分庞大，日本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都独木难支。2018年5月，在两国总理见证下，中日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双方达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协议，这既是两国政治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具体成果，也符合中日双方共同利益。

　　拜登上台后，在外交政策上迅速扭转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优先修复和强化同盟关系，“以应对中国的持续崛起对印太均势构成的挑战”，其中特别强调加强日美同盟是关键。拜登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日本首相菅义伟。2021年4月发表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15次提到“印太”，而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优先的合作伙伴则是日本。不甘心放弃地区主导地位的日本，旋即成为美国谋划、制定对华战略的核心帮手。目前，菅义伟政权已将“印太构想”改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并在访美时宣称，日美两国要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三、日本对华“遏制与合作双管齐下”的战略将难以为继

　　随着美联手盟友遏华态势凸显，中日关系在近段时间严重滑坡。2019年6月，中日首脑曾提出共同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但其后两国关系的走向与这一目标渐行渐远。相反，“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成为2021年4月日美首脑联合声明的主题。

　　但是，目前日本国内在对华政策上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拜登重视同盟给日本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期，日本应当与美国的遏华战略保持步调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是东亚国家，是中国搬不走的近邻，在地理、历史、文化、经济、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都无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年4月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发表后随即发问，“日本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度很高，在中美对立的漩涡中不得不旗帜鲜明地表态时，日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了吗?”

　　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客观反映中日经济关系的真实情况。在政治关系严重滑坡及“脱钩论”的喧嚣声中，2021年1-4月，中日贸易总额达到1185.3亿美元，同比增长24.8%，日本仍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同期，日本在华新设企业267家，同比增长13.6%，实际使用资金14亿美元，同比增长31.3%。截至2021年4月，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3900家，实际使用资金1204.7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国别排名中居于首位。这些数据反映了中日经济关系的高度依存，也反映出日本在政治外交上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矛盾性——在竞争甚至对立不断加剧的同时，双边合作还在继续加深。

　　今后，拜登政府主导的“印太战略”意在从数字经济、科技、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领域拓展同盟合作，世界贸易、投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系统、数字领域、甚至金融和货币系统，未来都将可能面临分裂的局面。日本已经在内阁官房的国家安全局(NSS)成立了“经济班”，“经济安保”俨然成为热门话题。但是，“遏制与合作双管齐下”——这一日本对华惯用手法在现实中将难以为继。作为东亚国家，日本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紧随美国脚步，一方面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这将令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四、结论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问题，非某个国家、或打造某些“同盟”便可解决。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成果，日益引发美西方的关注、甚至效仿。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十分庞大。美国能够把军事基地带到全球最遥远的地方，是否也能拨款补上那里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2021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G7)推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的”伙伴关系计划;而习近平主席则指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格局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在美国拉拢盟国包围中国的形势下，中国要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亟需区域合作提供支持。“缺席经济合作是美国亚洲外交的弱点所在”，同样也是“印太战略”的弱点所在。2020年亚洲地区超过四分之一的贸易和中国有关，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应不断优化周边布局，特别重视以东北亚、东亚为核心的周边外交，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中，首先重视打造“东亚循环”。中日韩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合计均占世界比重的五分之一以上，而且中日韩与东盟的产业链和分工体系门类齐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针对美国大讲“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空洞言论，我应坚持“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以造福本地区人民，一如既往地推动区域化进程，推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快生效，同时为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签署创造条件。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

　　当今世界仍以和平、发展为主流，有国外学者称这是由于经济在起主导作用。现代战争的毁灭性后果不断警示人类不要发动战争;而相较于政治安全冲突，国家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摩擦更为频繁。在经济起主导作用的时代，军事遏制是破坏性手段，不受欢迎;而在经济领域搞霸权主义，肆意阻碍、割裂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搅局行为，不仅阻碍发展，也必将伤及自身。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互联互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正在对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深远影响，“联通”理念在全球激发出各种“联通性伙伴计划”的涌现。

　　一、 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把世界引向分离和割裂

　　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将中国定义为“21世纪的新型威胁”，视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积极推动以美日印澳四国为核心的“印太战略”，联合盟友遏制中国的外交策略非常明显。

　　“印太战略”名义上标榜价值观联盟，实则推动军事遏制，在经贸、科技等诸多领域搞分裂。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割裂世界是拜登政府“印太战略”最突出的特点。拜登上任后即举行美日印澳四国首脑安全对话，并以“四方精神”为题发表联合声明，宣称四国将“寻求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维护和平与繁荣，强化民主韧性”。大搞军事遏制是“印太战略”的另一大特点。拜登政府要求日、澳参与准备对印太地区的军事干预;与台湾地区签署海上巡逻协议，鼓励台通过海上巡逻参与印太安全事务;邀请英、法、德参加在南海举行的“自由航行”演习等等，推行以四国安全对话为轴心、以军事遏制为手段的伪多边主义。“印太战略”的第三大特点是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拜登政府积极谋求推动“民主国家科技联盟”“民主产业链联盟”，发起“芯片联盟”“半导体产业联盟”，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以“强迫劳动”为名抵制中国产品，施压欧盟中止中欧投资协议审议程序等等。

　　不过，在推动印太地区经济合作方面，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虚多实少，是一个缺乏具体内容和实际举措的空洞战略。拜登上任伊始，将实现国内振兴视为首要任务，最新出台的6万亿美元刺激方案，号称每一分钱都要用于国内。民主党和共和党至今还在为1.2万亿美元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争执不休，遑论投资“重建更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B3W)这样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美国的盟友同样有心无力，以日本为例：日本国内的经济状况令其无法斥巨资投入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政府一贯坚持“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但目前也只停留在对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项目指手画脚上，无力在“印太战略”的旗号下牵头具体项目来树立高质量基建投资的“榜样”。

　　二、日本“印太”政策的转变

　　“印太战略”最早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2016年8月提出。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日方将这一战略由“印太战略”更名为“印太构想”，后又更名为“自由开放的印太”，从中不难看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摇摆性，更凸显了日本在以中美博弈为主线的国际格局中政策取向的变化。

　　安倍政权提出“印太战略”的背景系当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相对下降，特别是特朗普执政时期奉行单边主义使日本感到极度不安。有日本学者指出，日本这一战略的提出主要针对不断崛起的中国。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洋强国论”，都被视为与现有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相冲突。

　　2018年，中日两国总理的互访有力推动了中日关系重回正轨。2019年前后，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的背景下，安倍政权将遏制和排斥中国的“印太战略”调整为可与中国合作的“印太构想”。日本经济同友会到中国实地考察后指出，“日本不应带头否定‘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试图以一带一路为手段扩大势力范围’的说法也应当冷静分析，公正看待中国呼吁沿线国家共谋发展的姿态”;“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没有明确的地理范畴和定义，现阶段可以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地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谋求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开发和共赢，与欧美主导的经济秩序相比，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没有严格的资格、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它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灵活性的构想”。2019年1月，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关于“印太构想”三大支柱的宣介，不仅删除了“共同价值观国家联手”方面的内容，而且特别指出这是“开放包容的概念，不排除任何国家;不设立新的机制、也不替代或弱化现有地区合作机制”。

　　有日本学者指出，安倍政权政策调整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系印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十分庞大，日本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都独木难支。2018年5月，在两国总理见证下，中日签署了《关于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双方达成“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协议，这既是两国政治关系重回正常轨道的具体成果，也符合中日双方共同利益。

　　拜登上台后，在外交政策上迅速扭转特朗普时期的单边主义，优先修复和强化同盟关系，“以应对中国的持续崛起对印太均势构成的挑战”，其中特别强调加强日美同盟是关键。拜登在白宫接待的第一位外国领导人就是日本首相菅义伟。2021年4月发表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15次提到“印太”，而美国在印太地区最优先的合作伙伴则是日本。不甘心放弃地区主导地位的日本，旋即成为美国谋划、制定对华战略的核心帮手。目前，菅义伟政权已将“印太构想”改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并在访美时宣称，日美两国要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三、日本对华“遏制与合作双管齐下”的战略将难以为继

　　随着美联手盟友遏华态势凸显，中日关系在近段时间严重滑坡。2019年6月，中日首脑曾提出共同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但其后两国关系的走向与这一目标渐行渐远。相反，“美日新时代全球伙伴关系”成为2021年4月日美首脑联合声明的主题。

　　但是，目前日本国内在对华政策上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拜登重视同盟给日本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期，日本应当与美国的遏华战略保持步调一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日本是东亚国家，是中国搬不走的近邻，在地理、历史、文化、经济、人员往来等各个方面都无法切断与中国的联系。《日本经济新闻》在今年4月日美首脑联合声明发表后随即发问，“日本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度很高，在中美对立的漩涡中不得不旗帜鲜明地表态时，日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了吗?”

　　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客观反映中日经济关系的真实情况。在政治关系严重滑坡及“脱钩论”的喧嚣声中，2021年1-4月，中日贸易总额达到1185.3亿美元，同比增长24.8%，日本仍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同期，日本在华新设企业267家，同比增长13.6%，实际使用资金14亿美元，同比增长31.3%。截至2021年4月，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53900家，实际使用资金1204.7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国别排名中居于首位。这些数据反映了中日经济关系的高度依存，也反映出日本在政治外交上追随美国遏制中国的矛盾性——在竞争甚至对立不断加剧的同时，双边合作还在继续加深。

　　今后，拜登政府主导的“印太战略”意在从数字经济、科技、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领域拓展同盟合作，世界贸易、投资、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系统、数字领域、甚至金融和货币系统，未来都将可能面临分裂的局面。日本已经在内阁官房的国家安全局(NSS)成立了“经济班”，“经济安保”俨然成为热门话题。但是，“遏制与合作双管齐下”——这一日本对华惯用手法在现实中将难以为继。作为东亚国家，日本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紧随美国脚步，一方面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这将令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四、结论

　　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问题，非某个国家、或打造某些“同盟”便可解决。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成果，日益引发美西方的关注、甚至效仿。欧亚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非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十分庞大。美国能够把军事基地带到全球最遥远的地方，是否也能拨款补上那里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2021年6月，七国集团峰会(G7)推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是一个“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以共同价值观为导向的”伙伴关系计划;而习近平主席则指出，“‘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进来。”格局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在美国拉拢盟国包围中国的形势下，中国要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亟需区域合作提供支持。“缺席经济合作是美国亚洲外交的弱点所在”，同样也是“印太战略”的弱点所在。2020年亚洲地区超过四分之一的贸易和中国有关，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应不断优化周边布局，特别重视以东北亚、东亚为核心的周边外交，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中，首先重视打造“东亚循环”。中日韩分别是世界第二、第三和第十一大经济体，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总额合计均占世界比重的五分之一以上，而且中日韩与东盟的产业链和分工体系门类齐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针对美国大讲“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的空洞言论，我应坚持“开放包容”和“互利共赢”以造福本地区人民，一如既往地推动区域化进程，推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尽快生效，同时为中日韩自贸区协定的签署创造条件。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