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东京的“中国脱贫成就展”的开幕式上，做了以下发言：

　　“中国脱贫事业的成功，也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国际社会的支持。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对中国扶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不会忘记长年在内蒙古开展沙漠治理和绿化的日本友人远山正瑛、高见邦雄，以及在河南农村推广堆肥和循环农业技术的农业专家川崎广人对中国扶贫事业付出的汗水。”

　　在当前极其扭曲的舆论氛围中，孔大使的这番中肯之言，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日本为中国脱贫事业所做的，恐怕不只是一句“积极贡献”就能概括。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人又是健忘的。

　　比如，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为中国提供的种种资源与帮助，以及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体层面，日本人在中国几乎各项重要事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些事实，就已经几乎被蒸发在空气中。

　　我们此前已经盘点过：

　　1、日本给中国花了多少钱?

　　(日本在40年间援助了中国3兆6590亿日元，即2140亿人民币，这笔钱变成了——

　　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乌市机场、兰州机场、

　　河北秦皇岛港、黄骅港、大连大窑湾港、海南洋浦港、山东石臼港、连云港、青岛港、深圳盐田港、海南海口港、

　　京秦线、衡阳广州线、郑宝线、大秦线、神朔线、西康线、南昆线、宝中线、衡水-商丘线、贵阳-娄底线、

　　北京-东北电话网、津、沪、广通信网、海南、青岛基建、北京上下水设施、地铁2号线、中日友好医院

　　中央音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乐器

　　国家经济情报系统模型、民用航空管制系统

　　以及大量化肥厂、大坝、净水厂、水力火力发电厂等等)

　　2、尽管你瞧不起日本，但身体非常诚实

　　(中国人现在最爱吃的，卖得最好的主食，就是东北大米，而东北大米完完全全是日本的种、日本的栽培技术、日本的专家手把手教出来的，红富士、巨峰葡萄、红颜草莓、不知火、京欣西瓜……都是日本专家传授，或从日本引进的水果)

　　3、花上千亿去某国种树，日本人图啥?

　　(日本人花了1100亿日元在中国搞植树造林，仅远山正瑛团队，就在中国种下了100万棵树，而坂本毅则绿化了中国600公顷土地)

　　那么今天，我们将在以上事实之外，继续为大家介绍日本在中国脱贫问题上，起到的其它极其关键的作用。

　　首先，来看看中国曾经最大的沼泽，总面积1500万公顷的黑龙江三江平原，感受一下“北大荒”到底是怎么变成“北大仓”的。

　　三江平原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条大江汇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与美国密西西比平原和乌克兰平原并称为世界三大黑土分布区。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夏季气温高达30摄氏度，冬季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历史上一直因为排水不畅，导致农作物无法健康生长。中国军队曾经进驻开垦，也未能解决问题。

　　最终帮助中国政府达成夙愿，在三江平原成功进行排水造田的，让这块不毛之地变成中国最大粮食供应基地的，是日本的技术专家们。(三江平原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于日本全国水稻种植面积)

　　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当时，中国的周总理曾经看过一部由日本新潟县龟田乡拍摄的纪录片《积水地带的记录》。龟田乡原本位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湖泊”，日本农民也曾经在烂泥田中扶着小船劳作。经过灌排渠的修建和田地改良，龟田乡由水洼地变成了青翠的稻田。

　　由于周总理曾经表示“中国想向日本学习灌排技术，希望提供帮助”。日本政治家就特意找来了这部纪录片，让周总理看。

　　而当时的中国，还在搞“农业学大寨”。日本方面对此评论到“大沼泽地的开垦靠人海战术的‘大寨方式’是不可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现代农业技术和大型农业机械。”

　　而最终向中方提供这部影片的，是龟田乡土地改良区会长佐野藤三郎。这部影片开启了中国高层“原来沼泽地是可以这样改良”的新认知，同时让佐野，这位手把手将家乡刚刚从泽国改造成良乡的日本农业官员，开启了援助中国的兴趣。

　　日本农业最高奖获得者 佐野

　　1974年，中国时任李副总理、农业部长等人在北京见到了佐野。黑龙江省领导看了那部纪录片。

　　1978年，中方正式向佐野提议，能否协助开展三江平原计划。佐野立刻应邀，带上了新泻大学教授土壤专家，一起前往东三省考察。考察后，佐野建议，由日方提供技术援助，并且申请日本的ODA补助，向中国拨款。双方决定，首先由中方向日本政府发出“请求函”，佐野等人在日本这边接应，推动合作。

　　然而佐野回国几个月后，却迟迟等不来中国的请求函，倍感奇怪的他一打听才明白，中方内部有不少人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正式发函请求日本帮助。

　　这时，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中国决定“改开”之后，关于具体如何实施，高层仍处于摸索和研究阶段。时任副总理谷牧向邓建议“请外国人当顾问，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向前进”，这一建议得到采纳。

　　1979年春节，受谷牧之邀，日本外相大来佐武郎以专家身份来到北京，了解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为高层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

　　“这次讲座对中国高层而言可谓振聋发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官员们，对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世界经济形势毫无概念，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世界前沿经济知识和形势接触，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高层接受的第一次经济启蒙。大来的讲座，让中共高层刷新了经济观念，开阔了眼界，同时了也对未来改革开放的实施有了些许思路，并树立了全新的发展目标。”大来后来还担任了副总理谷牧的经济顾问。

　　更关键的是，当时中国的旧观念对“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力更生”非常引以为豪，从未想过申请国际援助。大来的讲座让中国的高层认识到，引进国际经济援助对国家益处良多，正确适当应用不仅不会威胁本国经济发展，相反，国际援助可以解决本国建设资金捉襟见肘的难处，更快地实现经济腾飞。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举措，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正是1979年春天的这次高层培训，让中方原本不愿递出的请求函，开始渐渐有了盲目。

　　与此同时，其他的日本农业专家也没有停下援华脚步。

　　1979年，农业博士石本正一到达中国，开始以蔬菜为主要对象进行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实验和研究，并取得明显成效。别看如今好像在哪里都能见到地膜大棚，在70年代，中国农民对这项技术还是非常陌生的。

　　石本的足迹遍布中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实施指导和培训的次数不计其数。

　　1982年，这项技术开始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大面积推广，并扩大至粮、棉、瓜、果、药、茶等大范围栽培领域。随着这项节本增效的技术日趋成熟，90年代末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 6.33 亿亩，居于全世界首位。

　　原本吃不上菜的西部地区，因为这项技术的推广，甚至变成了蔬菜出口基地。

　　2000 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评论说，“有谁会想到，20多年前我国从国外引进并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竟会在短短20 多年间为我国农业增加产值950亿元，为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应、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在石本的推动下，中国以租赁形式引进了日本的两套专业生产线，建立了年产2400吨农用薄膜生产设备的工厂，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地膜质量差造成的土地污染问题。

　　1981年，岩手县农民藤原长作应邀请带着2个新的水稻品种到了黑龙江。

　　1982年，北海道大学的著名水稻栽培专家原正市也到了黑龙江。

　　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极其关键的“旱育稀植技术”：适合寒冷地区的水稻种植方法，即不使用传统的水育秧，改为在旱地上种植。

　　藤原的到来，使当地农民人均收入翻了9倍。

　　原正市推广的技术，已经在全国50%以上的水稻种植地使用，仅上世纪90年代，就创造了20多亿的经济效益。

　　好了，话说回到佐野这边来。

　　为了尽快推动三江平原改造，1979年夏天，佐野就组织了12人的基本建设考察团。同团的还有水库专家中山辉也、农林省、新潟县和民间的工程师、以及来自大型机械制造商在内的各种人才。

　　水库专家中山回忆说，或许是因为反日情绪根深蒂固，“之前开会时，听他们的发言感觉似乎不太重视日本的技术力量，但我作了说明汇报后，中方重新认识了日本的技术水平，态度上也充满了敬意”。

　　而为了催促日方尽快批准援助项目，佐野在1980年，向中方赠送用于转移地质勘察技术的物理探测器。(也就是既成事实，让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该项目)

　　此前中国的水库工程主要采用电法勘探方法，而这次使用弹性波勘探法，需要爆破，引起中方的高度关注，除了政府官员外，还有许多技术人员前来学习取经。

　　1982年，中国突然开始了反日热潮，原本态度一直很亲切的人们开始疏远、回避中山等人。从日本带来的复印机被用来印刷反日传单，办公室的桌子上也被人用小刀刻下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

　　但日本专家团队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严酷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生活基础设施，最终形成了完善的调查报告书。

　　1984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建设部长须藤良太郎(右)向中国农业工程设计院张副院长(左)递交了《三江平原开发调查报告书》。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主要将日方的援助用在了建设沿海港口和交通运输基建上，三江平原等农业项目的优先级很靠后。于是一拖再拖，日方的佐野等人却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推进，“在中国人眼中，这些日本工商界人士完全就像是开发计划的拉拉队一样。”

　　此时，另一位日本专家又为“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努力，走了一大步。

　　1990年，北海道短期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家宪(日本人)，偶然听朋友说起中国东北有一种奇怪的土壤，让当地的农民束手无策、叫苦连天。

　　于是到了黑龙江一看发现，只有土地的表层是黑色沃土，第二层则是厚达20公分的白浆层，不仅硬而且板结程度非常严重，结果就是影响了土壤内部的水份上下运行，阻碍作物根系生长，进而使得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这就是中国黑土地的真相，否则为什么东北此前几千年都贫困落后?)

　　于是，新家宪提出了解决方案：在黑土层下，将白浆层打碎搅拌，进行土壤混合。中方说：这办法我们之前也想到了，但是技术不过硬，根本达不到预期要求。

　　于是新家宪又自筹经费，研制了三种犁型并邮寄到黑龙江进行试验。1995年，试验成功。1996年，示范区改良后的1000亩土地上，玉米增产29%，高粱增产13%;1997年，大豆增产10%以上。2000年起，这种犁又被先后用于河北、内蒙古的白浆土改良。

　　1996年，新家宪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2004年新家宪又获得中国河北省颁发的“燕赵友谊奖”。

　　另一边，三江平原的改造项目也终于有了进展。

　　最终，1993年时，中方向日方递交了申请书，1994年，日本批复了该项目，1998年，水库正式开工建设。2002年，水库建成。

　　与水库建成前的1990年相比，2005年三江平原的灌溉面积增加了55%，粮食产量增加了3.3倍。

　　共有数十位日本专家及各界人士参加过调查团，现在大多数已经离世，并且随着新老一代的交替，现在就连中国政府和三江平原的农民对该项目的理解也变得十分淡薄。

　　再梳理一下全文以及此前相关内容：

　　日本专家藤原长作和原正市传授的“旱地稀植技术”，让东北也能大量种上水稻，亩产迅速增加;

　　日本专家石本正一的大棚技术，解锁了中国大量西北及偏远地区的农业用地，让原本无法耕种的省份变成了粮仓;

　　日本专家新家宪，让东北的“黑土地”真正变成了可以长期安心耕种，不会减产，不会拖累农民的土壤;

　　日本专家佐野、中山等人的来回奔波，让三江平原水利改造从图纸成为现实，让这片中国最大的沼泽地，变成了水稻出产量超过日本全国的超级北大仓。

　　尽管你瞧不起日本，但你每天几乎无法避免直接或间接摄取的来自东北的大米、玉米、大豆、土豆等食物，均离不开日本技术的帮助，离不开日本专家前赴后继的汗水。

　　当然，还不要忘了日本经济专家大来佐武郎的启蒙教育，要不是他在1979年为高层开拓了眼界，怎么会有接下来这么多日元灌溉的大工程上马?

　　(本文内容多处参考了《客观日本》的报道，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6月28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东京的“中国脱贫成就展”的开幕式上，做了以下发言：

　　“中国脱贫事业的成功，也得到了包括日本在内国际社会的支持。日本政府和经济界对中国扶贫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我们不会忘记长年在内蒙古开展沙漠治理和绿化的日本友人远山正瑛、高见邦雄，以及在河南农村推广堆肥和循环农业技术的农业专家川崎广人对中国扶贫事业付出的汗水。”

　　在当前极其扭曲的舆论氛围中，孔大使的这番中肯之言，是值得肯定的。但遗憾的是，日本为中国脱贫事业所做的，恐怕不只是一句“积极贡献”就能概括。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人又是健忘的。

　　比如，日本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为中国提供的种种资源与帮助，以及无论从国家还是个体层面，日本人在中国几乎各项重要事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些事实，就已经几乎被蒸发在空气中。

　　我们此前已经盘点过：

　　1、日本给中国花了多少钱?

　　(日本在40年间援助了中国3兆6590亿日元，即2140亿人民币，这笔钱变成了——

　　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乌市机场、兰州机场、

　　河北秦皇岛港、黄骅港、大连大窑湾港、海南洋浦港、山东石臼港、连云港、青岛港、深圳盐田港、海南海口港、

　　京秦线、衡阳广州线、郑宝线、大秦线、神朔线、西康线、南昆线、宝中线、衡水-商丘线、贵阳-娄底线、

　　北京-东北电话网、津、沪、广通信网、海南、青岛基建、北京上下水设施、地铁2号线、中日友好医院

　　中央音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的乐器

　　国家经济情报系统模型、民用航空管制系统

　　以及大量化肥厂、大坝、净水厂、水力火力发电厂等等)

　　2、尽管你瞧不起日本，但身体非常诚实

　　(中国人现在最爱吃的，卖得最好的主食，就是东北大米，而东北大米完完全全是日本的种、日本的栽培技术、日本的专家手把手教出来的，红富士、巨峰葡萄、红颜草莓、不知火、京欣西瓜……都是日本专家传授，或从日本引进的水果)

　　3、花上千亿去某国种树，日本人图啥?

　　(日本人花了1100亿日元在中国搞植树造林，仅远山正瑛团队，就在中国种下了100万棵树，而坂本毅则绿化了中国600公顷土地)

　　那么今天，我们将在以上事实之外，继续为大家介绍日本在中国脱贫问题上，起到的其它极其关键的作用。

　　首先，来看看中国曾经最大的沼泽，总面积1500万公顷的黑龙江三江平原，感受一下“北大荒”到底是怎么变成“北大仓”的。

　　三江平原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条大江汇流形成的冲积平原，与美国密西西比平原和乌克兰平原并称为世界三大黑土分布区。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夏季气温高达30摄氏度，冬季气温低至零下30摄氏度。历史上一直因为排水不畅，导致农作物无法健康生长。中国军队曾经进驻开垦，也未能解决问题。

　　最终帮助中国政府达成夙愿，在三江平原成功进行排水造田的，让这块不毛之地变成中国最大粮食供应基地的，是日本的技术专家们。(三江平原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于日本全国水稻种植面积)

　　故事要从1971年说起，当时，中国的周总理曾经看过一部由日本新潟县龟田乡拍摄的纪录片《积水地带的记录》。龟田乡原本位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湖泊”，日本农民也曾经在烂泥田中扶着小船劳作。经过灌排渠的修建和田地改良，龟田乡由水洼地变成了青翠的稻田。

　　由于周总理曾经表示“中国想向日本学习灌排技术，希望提供帮助”。日本政治家就特意找来了这部纪录片，让周总理看。

　　而当时的中国，还在搞“农业学大寨”。日本方面对此评论到“大沼泽地的开垦靠人海战术的‘大寨方式’是不可行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进现代农业技术和大型农业机械。”

　　而最终向中方提供这部影片的，是龟田乡土地改良区会长佐野藤三郎。这部影片开启了中国高层“原来沼泽地是可以这样改良”的新认知，同时让佐野，这位手把手将家乡刚刚从泽国改造成良乡的日本农业官员，开启了援助中国的兴趣。

　　日本农业最高奖获得者 佐野

　　1974年，中国时任李副总理、农业部长等人在北京见到了佐野。黑龙江省领导看了那部纪录片。

　　1978年，中方正式向佐野提议，能否协助开展三江平原计划。佐野立刻应邀，带上了新泻大学教授土壤专家，一起前往东三省考察。考察后，佐野建议，由日方提供技术援助，并且申请日本的ODA补助，向中国拨款。双方决定，首先由中方向日本政府发出“请求函”，佐野等人在日本这边接应，推动合作。

　　然而佐野回国几个月后，却迟迟等不来中国的请求函，倍感奇怪的他一打听才明白，中方内部有不少人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正式发函请求日本帮助。

　　这时，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中国决定“改开”之后，关于具体如何实施，高层仍处于摸索和研究阶段。时任副总理谷牧向邓建议“请外国人当顾问，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向前进”，这一建议得到采纳。

　　1979年春节，受谷牧之邀，日本外相大来佐武郎以专家身份来到北京，了解了中国的经济状况，并为高层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讲座。

　　“这次讲座对中国高层而言可谓振聋发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官员们，对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世界经济形势毫无概念，这是他们第一次和世界前沿经济知识和形势接触，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共高层接受的第一次经济启蒙。大来的讲座，让中共高层刷新了经济观念，开阔了眼界，同时了也对未来改革开放的实施有了些许思路，并树立了全新的发展目标。”大来后来还担任了副总理谷牧的经济顾问。

　　更关键的是，当时中国的旧观念对“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自力更生”非常引以为豪，从未想过申请国际援助。大来的讲座让中国的高层认识到，引进国际经济援助对国家益处良多，正确适当应用不仅不会威胁本国经济发展，相反，国际援助可以解决本国建设资金捉襟见肘的难处，更快地实现经济腾飞。这在国际上也是通行的举措，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正是1979年春天的这次高层培训，让中方原本不愿递出的请求函，开始渐渐有了盲目。

　　与此同时，其他的日本农业专家也没有停下援华脚步。

　　1979年，农业博士石本正一到达中国，开始以蔬菜为主要对象进行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的实验和研究，并取得明显成效。别看如今好像在哪里都能见到地膜大棚，在70年代，中国农民对这项技术还是非常陌生的。

　　石本的足迹遍布中国 26 个省市自治区，实施指导和培训的次数不计其数。

　　1982年，这项技术开始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大面积推广，并扩大至粮、棉、瓜、果、药、茶等大范围栽培领域。随着这项节本增效的技术日趋成熟，90年代末累计推广面积达到了 6.33 亿亩，居于全世界首位。

　　原本吃不上菜的西部地区，因为这项技术的推广，甚至变成了蔬菜出口基地。

　　2000 年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曾评论说，“有谁会想到，20多年前我国从国外引进并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和结果的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竟会在短短20 多年间为我国农业增加产值950亿元，为增加农产品的有效供应、发展农村经济、帮助农民致富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在石本的推动下，中国以租赁形式引进了日本的两套专业生产线，建立了年产2400吨农用薄膜生产设备的工厂，从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地膜质量差造成的土地污染问题。

　　1981年，岩手县农民藤原长作应邀请带着2个新的水稻品种到了黑龙江。

　　1982年，北海道大学的著名水稻栽培专家原正市也到了黑龙江。

　　他们为中国带来了极其关键的“旱育稀植技术”：适合寒冷地区的水稻种植方法，即不使用传统的水育秧，改为在旱地上种植。

　　藤原的到来，使当地农民人均收入翻了9倍。

　　原正市推广的技术，已经在全国50%以上的水稻种植地使用，仅上世纪90年代，就创造了20多亿的经济效益。

　　好了，话说回到佐野这边来。

　　为了尽快推动三江平原改造，1979年夏天，佐野就组织了12人的基本建设考察团。同团的还有水库专家中山辉也、农林省、新潟县和民间的工程师、以及来自大型机械制造商在内的各种人才。

　　水库专家中山回忆说，或许是因为反日情绪根深蒂固，“之前开会时，听他们的发言感觉似乎不太重视日本的技术力量，但我作了说明汇报后，中方重新认识了日本的技术水平，态度上也充满了敬意”。

　　而为了催促日方尽快批准援助项目，佐野在1980年，向中方赠送用于转移地质勘察技术的物理探测器。(也就是既成事实，让日本政府不得不承认该项目)

　　此前中国的水库工程主要采用电法勘探方法，而这次使用弹性波勘探法，需要爆破，引起中方的高度关注，除了政府官员外，还有许多技术人员前来学习取经。

　　1982年，中国突然开始了反日热潮，原本态度一直很亲切的人们开始疏远、回避中山等人。从日本带来的复印机被用来印刷反日传单，办公室的桌子上也被人用小刀刻下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字样。

　　但日本专家团队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着严酷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生活基础设施，最终形成了完善的调查报告书。

　　1984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建设部长须藤良太郎(右)向中国农业工程设计院张副院长(左)递交了《三江平原开发调查报告书》。

　　但是，由于当时中国主要将日方的援助用在了建设沿海港口和交通运输基建上，三江平原等农业项目的优先级很靠后。于是一拖再拖，日方的佐野等人却一直在努力想办法推进，“在中国人眼中，这些日本工商界人士完全就像是开发计划的拉拉队一样。”

　　此时，另一位日本专家又为“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努力，走了一大步。

　　1990年，北海道短期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新家宪(日本人)，偶然听朋友说起中国东北有一种奇怪的土壤，让当地的农民束手无策、叫苦连天。

　　于是到了黑龙江一看发现，只有土地的表层是黑色沃土，第二层则是厚达20公分的白浆层，不仅硬而且板结程度非常严重，结果就是影响了土壤内部的水份上下运行，阻碍作物根系生长，进而使得农作物大面积减产。(这就是中国黑土地的真相，否则为什么东北此前几千年都贫困落后?)

　　于是，新家宪提出了解决方案：在黑土层下，将白浆层打碎搅拌，进行土壤混合。中方说：这办法我们之前也想到了，但是技术不过硬，根本达不到预期要求。

　　于是新家宪又自筹经费，研制了三种犁型并邮寄到黑龙江进行试验。1995年，试验成功。1996年，示范区改良后的1000亩土地上，玉米增产29%，高粱增产13%;1997年，大豆增产10%以上。2000年起，这种犁又被先后用于河北、内蒙古的白浆土改良。

　　1996年，新家宪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2004年新家宪又获得中国河北省颁发的“燕赵友谊奖”。

　　另一边，三江平原的改造项目也终于有了进展。

　　最终，1993年时，中方向日方递交了申请书，1994年，日本批复了该项目，1998年，水库正式开工建设。2002年，水库建成。

　　与水库建成前的1990年相比，2005年三江平原的灌溉面积增加了55%，粮食产量增加了3.3倍。

　　共有数十位日本专家及各界人士参加过调查团，现在大多数已经离世，并且随着新老一代的交替，现在就连中国政府和三江平原的农民对该项目的理解也变得十分淡薄。

　　再梳理一下全文以及此前相关内容：

　　日本专家藤原长作和原正市传授的“旱地稀植技术”，让东北也能大量种上水稻，亩产迅速增加;

　　日本专家石本正一的大棚技术，解锁了中国大量西北及偏远地区的农业用地，让原本无法耕种的省份变成了粮仓;

　　日本专家新家宪，让东北的“黑土地”真正变成了可以长期安心耕种，不会减产，不会拖累农民的土壤;

　　日本专家佐野、中山等人的来回奔波，让三江平原水利改造从图纸成为现实，让这片中国最大的沼泽地，变成了水稻出产量超过日本全国的超级北大仓。

　　尽管你瞧不起日本，但你每天几乎无法避免直接或间接摄取的来自东北的大米、玉米、大豆、土豆等食物，均离不开日本技术的帮助，离不开日本专家前赴后继的汗水。

　　当然，还不要忘了日本经济专家大来佐武郎的启蒙教育，要不是他在1979年为高层开拓了眼界，怎么会有接下来这么多日元灌溉的大工程上马?

　　(本文内容多处参考了《客观日本》的报道，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