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6日，美国普查局公布了去年启动并完成、每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初步数据(完整内容将于今年9月公布)，显示美国总人口在过去十年间只增长了7.4%，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比上一次的9.7%增幅下滑了2.3%。这个数据引发美国舆论的不安，担心增长放缓将可能形成长期趋势，让美国步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严重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失去人口优势，产生养老负担等问题。但是此次数据带来的讨论和争议并不限于美国的人口本身的变化，而是具有更多值得关注之处。

　　一、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经济放缓，移民减少

　　根据普查局报告，目前美国人口总数为3.31亿，较2010年普查上升2270万人，10年增长率为7.4%，是自1790年有统计以来增速第二低的十年，仅略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7.3%。但即便是在大萧条的十年里，美国人口增速也随着经济恢复呈“U”型回升;但是此次增速持续降低，未见回升，因此很可能让美国进入人口增速大幅降低的时期。

　　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生育率降低，无法抵消战后婴儿潮人群的减少——美国目前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2岁以下的新生儿人口。这正是“美国未来可能进入人口增速大幅降低的时期”论断的基础。

　　低生育率的原因很多，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必然后果——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人们对多子女的依赖;都市化促进女性自我意识增强，延迟生育;而都市经济的的压力也迫使人们减少生育。这些都是普遍性的制约要素，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直到最近才开始遭遇欧洲日本等国家早已面临的困境，显然值得重视。最为典型的是加州。长期以来加州是美国人口大州，人口增长率位居前列。但是此次加州成为增长最缓慢的几个州之一，甚至因此成为减少众议院议席的7个州之一，令媒体感到惊讶。加州的生活和消费压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加州的房产价格一直居于美国前列这一项指标就可以看出。生活成本上升导致人口流失到周边各州以及南部增长更快的州。例如，加州附近的爱达荷地广人稀，吸引了很多加州人口，成为与犹他州和德州并列为增速最快的州之一，增长率都在16%以上。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吸引力下降，加州人口流失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移民的减少。移民一直是美国抵消生育率下降、成为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较快国家的重要手段。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往美国的移民潮开始放缓：一方面美国经济逐渐变糟，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国近年来边境管控升级，限制人口进入，再一方面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移民来源地，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稀释”了墨西哥和南美移民的流入。在这方面，加州还是最典型。加州财政部发言人在回应该州人口减少时抱怨：此次数据反映的并非如媒体所说，人们正大量“出逃”加州;真正原因是“缺少新加州人加入”，主要因为联邦政府在边境对移民设卡。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相比2000年至2010年，加州过去10年的新增移民数量减少了44%。这样大的落差显然不太正常，反映出来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或者现代化问题，而是一个政策甚至是政治问题，显示出美国很可能在改变其移民国家的特性。

　　二、人口变化的政治后果：选区重划与政党竞争的趋势

　　此次调查数据的公布虽然让美国人担忧老龄化的前景，但是最大的看点和讨论热点是其政治后果。在美国，普查数据不仅意味着简单的人口增减，更代表着相应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根据美国法律，联邦众议院435名席位在各州以人口比例来划分，保持议员代表性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布，但每州至少会有一个议席。因此美国人口普查的政治意义在于，普查结果会导致重新分配众议院435个席位，而美国总统由各州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后者又取决于各州参众两院人数之和。所以人口变化带来的众议员人数的增减最终会影响到总统大选结果。

　　基于这样的政治规则，此次普查数据公布标志着每十年一次的选区重划斗争正式打响。除了影响国会众议院席位的划分，在经济方面，各州的人口数据也直接决定着每年1.5万亿美元联邦支出的分配。

　　从地域分布来看，此次统计印证了长期以来的美国人口变化趋势：传统人口密集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锈带地区”面临人口减少，而西部、南部、西南部等“阳光带”人口快速增长。上世纪70年代，这些“阳光带”地区人口总和不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但在本次人口普查中，其占比已达到62%。

　　舆论界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变化对政党和选举的影响。美国政治分布的地理特征明显，东北部、南部的州分属民主党、共和党的票仓。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来看，南部各州增速最快，将利好共和党选情。共和党控制的州在国会众议院净增3个席位，民主党则减少3席。最让人惊讶的是加州和纽约州作为民主党最大票仓，此次各损失一个席位。也就是说，人口向“阳光带”的迁移将利好以南部为基地的共和党，可以利用重塑国会选区的机会，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中期选举中获得优势，赢回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是事实远较此复杂。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阳光带”人口增长优势确实常常自动转化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但美国社会的变化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以德州为例。德州是共和党票仓，此次人口增长率最高，多出两个席位。但是近年来德州新增人口以移民、少数族裔、年轻人口为主，而这些人普遍更倾向于民主党。2020年底的总统大选已经让德州的深红颜色(共和党倾向)有所减弱，成为大选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看点。同样，长期作为共和党票仓的乔治亚州和阿利桑那州也被拜登赢下，都说明这些州的蓝色人口(民主党支持者)发展迅速。因此共和党人在此次普查后产生的席位变化获得的优势可能会受到限制。

　　三、人口变化的经济后果：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经济竞争力下滑

　　无论是生育率下滑还是移民潮放缓，都与美国近年来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2008年经济衰退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华尔街的投资人，更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质量造成打击。反过来说，人口变化也会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力，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有体现。

　　最突出的是农业和制造业需要的大量人力资源受到影响。人口流失严重的中西部和东北部“铁锈地带”过去主要依赖农业和制造业。人口增长较快的西部和南部“阳光带”各州则以服务业和科技为主。产业调整和气候原因等共同引发人口从“铁锈地带”向“阳光带”流动。而人口的变化则经过国会议席的变化影响到各个地区在华盛顿政治博弈当中的声音，会进一步固化已经失衡的美国产业结构。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对制造业和农业的保护主义会进一步加强，并影响到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甚至是外交战略的总体思维。

　　四、人口普查的政治化：政治极化和党争无处不在

　　但是保护主义无法带来美国的竞争力，只会进一步削弱美国整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美国政府和社会是否能够扭转这种困局，提高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人口变化本身。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后果，在发达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当中都普遍存在，但是并没有对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都产生阻碍。因此在老龄化的结构性制约下提高经济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否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结构，在产业、福利、教育、医疗、研发等政策方面推动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是此次普查在问卷设计和执行中遇到的各种政治干扰和阻碍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特朗普对普查过程的政治干预被多次告上法庭，两次由最高法院介入解决，说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党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连人口普查都已经被严重政治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期待美国政治精英有能力和意愿励精图治，打破利益集团的绑架，扭转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滑的颓势。

　　2020年4月26日，美国普查局公布了去年启动并完成、每十年一度的人口普查初步数据(完整内容将于今年9月公布)，显示美国总人口在过去十年间只增长了7.4%，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低水平，比上一次的9.7%增幅下滑了2.3%。这个数据引发美国舆论的不安，担心增长放缓将可能形成长期趋势，让美国步入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严重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失去人口优势，产生养老负担等问题。但是此次数据带来的讨论和争议并不限于美国的人口本身的变化，而是具有更多值得关注之处。

　　一、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经济放缓，移民减少

　　根据普查局报告，目前美国人口总数为3.31亿，较2010年普查上升2270万人，10年增长率为7.4%，是自1790年有统计以来增速第二低的十年，仅略高于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7.3%。但即便是在大萧条的十年里，美国人口增速也随着经济恢复呈“U”型回升;但是此次增速持续降低，未见回升，因此很可能让美国进入人口增速大幅降低的时期。

　　造成这个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生育率降低，无法抵消战后婴儿潮人群的减少——美国目前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2岁以下的新生儿人口。这正是“美国未来可能进入人口增速大幅降低的时期”论断的基础。

　　低生育率的原因很多，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的必然后果——生活水平的提高降低人们对多子女的依赖;都市化促进女性自我意识增强，延迟生育;而都市经济的的压力也迫使人们减少生育。这些都是普遍性的制约要素，美国也不例外。但是美国直到最近才开始遭遇欧洲日本等国家早已面临的困境，显然值得重视。最为典型的是加州。长期以来加州是美国人口大州，人口增长率位居前列。但是此次加州成为增长最缓慢的几个州之一，甚至因此成为减少众议院议席的7个州之一，令媒体感到惊讶。加州的生活和消费压力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加州的房产价格一直居于美国前列这一项指标就可以看出。生活成本上升导致人口流失到周边各州以及南部增长更快的州。例如，加州附近的爱达荷地广人稀，吸引了很多加州人口，成为与犹他州和德州并列为增速最快的州之一，增长率都在16%以上。但是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吸引力下降，加州人口流失的可能性会小得多。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移民的减少。移民一直是美国抵消生育率下降、成为发达国家中人口增长较快国家的重要手段。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通往美国的移民潮开始放缓：一方面美国经济逐渐变糟，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美国近年来边境管控升级，限制人口进入，再一方面墨西哥作为美国最大移民来源地，近年来经济发展较快，“稀释”了墨西哥和南美移民的流入。在这方面，加州还是最典型。加州财政部发言人在回应该州人口减少时抱怨：此次数据反映的并非如媒体所说，人们正大量“出逃”加州;真正原因是“缺少新加州人加入”，主要因为联邦政府在边境对移民设卡。2020年的一份报告称，相比2000年至2010年，加州过去10年的新增移民数量减少了44%。这样大的落差显然不太正常，反映出来的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问题或者现代化问题，而是一个政策甚至是政治问题，显示出美国很可能在改变其移民国家的特性。

　　二、人口变化的政治后果：选区重划与政党竞争的趋势

　　此次调查数据的公布虽然让美国人担忧老龄化的前景，但是最大的看点和讨论热点是其政治后果。在美国，普查数据不仅意味着简单的人口增减，更代表着相应的政治和经济资源配置的改变。根据美国法律，联邦众议院435名席位在各州以人口比例来划分，保持议员代表性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布，但每州至少会有一个议席。因此美国人口普查的政治意义在于，普查结果会导致重新分配众议院435个席位，而美国总统由各州选举人团选举产生，后者又取决于各州参众两院人数之和。所以人口变化带来的众议员人数的增减最终会影响到总统大选结果。

　　基于这样的政治规则，此次普查数据公布标志着每十年一次的选区重划斗争正式打响。除了影响国会众议院席位的划分，在经济方面，各州的人口数据也直接决定着每年1.5万亿美元联邦支出的分配。

　　从地域分布来看，此次统计印证了长期以来的美国人口变化趋势：传统人口密集区的东北部和中西部“锈带地区”面临人口减少，而西部、南部、西南部等“阳光带”人口快速增长。上世纪70年代，这些“阳光带”地区人口总和不到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但在本次人口普查中，其占比已达到62%。

　　舆论界热衷于讨论的一个问题是这个变化对政党和选举的影响。美国政治分布的地理特征明显，东北部、南部的州分属民主党、共和党的票仓。按照目前的人口变化来看，南部各州增速最快，将利好共和党选情。共和党控制的州在国会众议院净增3个席位，民主党则减少3席。最让人惊讶的是加州和纽约州作为民主党最大票仓，此次各损失一个席位。也就是说，人口向“阳光带”的迁移将利好以南部为基地的共和党，可以利用重塑国会选区的机会，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中期选举中获得优势，赢回对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

　　但是事实远较此复杂。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阳光带”人口增长优势确实常常自动转化为共和党的选举优势，但美国社会的变化也带来新的不确定性。以德州为例。德州是共和党票仓，此次人口增长率最高，多出两个席位。但是近年来德州新增人口以移民、少数族裔、年轻人口为主，而这些人普遍更倾向于民主党。2020年底的总统大选已经让德州的深红颜色(共和党倾向)有所减弱，成为大选中引人注目的一个看点。同样，长期作为共和党票仓的乔治亚州和阿利桑那州也被拜登赢下，都说明这些州的蓝色人口(民主党支持者)发展迅速。因此共和党人在此次普查后产生的席位变化获得的优势可能会受到限制。

　　三、人口变化的经济后果：贸易保护主义加强，经济竞争力下滑

　　无论是生育率下滑还是移民潮放缓，都与美国近年来的经济状况直接相关。2008年经济衰退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华尔街的投资人，更对普通美国人的生活质量造成打击。反过来说，人口变化也会影响经济结构和经济竞争力，在国际和国内层面都有体现。

　　最突出的是农业和制造业需要的大量人力资源受到影响。人口流失严重的中西部和东北部“铁锈地带”过去主要依赖农业和制造业。人口增长较快的西部和南部“阳光带”各州则以服务业和科技为主。产业调整和气候原因等共同引发人口从“铁锈地带”向“阳光带”流动。而人口的变化则经过国会议席的变化影响到各个地区在华盛顿政治博弈当中的声音，会进一步固化已经失衡的美国产业结构。这些变化意味着美国对制造业和农业的保护主义会进一步加强，并影响到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甚至是外交战略的总体思维。

　　四、人口普查的政治化：政治极化和党争无处不在

　　但是保护主义无法带来美国的竞争力，只会进一步削弱美国整体经济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地位。美国政府和社会是否能够扭转这种困局，提高其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不取决于人口变化本身。老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后果，在发达国家甚至新兴经济体当中都普遍存在，但是并没有对所有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都产生阻碍。因此在老龄化的结构性制约下提高经济竞争力归根结底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否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上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结构，在产业、福利、教育、医疗、研发等政策方面推动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是此次普查在问卷设计和执行中遇到的各种政治干扰和阻碍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特朗普对普查过程的政治干预被多次告上法庭，两次由最高法院介入解决，说明美国的政治极化和党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连人口普查都已经被严重政治化。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期待美国政治精英有能力和意愿励精图治，打破利益集团的绑架，扭转美国经济竞争力逐年下滑的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