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当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力时，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发表了他那本关于大战略的经典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之一，布热津斯基在这本书中向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发出了一个警告： 最危险的情况可能是中国、俄罗斯，也许还有伊朗组成的大联盟，这个“反霸权”联盟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各自的不满而联合起来。它的规模和范围会让人想起中苏阵营曾经带来的挑战，尽管这一次中国可能是领导者，而俄罗斯是追随者。要避免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它多么遥远，都需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东、南、西三面同时展示地缘战略技巧。[1] 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似乎反映了布热津斯基二十多年前的担忧。在乔·拜登(Joe Biden)总统执政的百日内，美国新政府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鹰派做法。拜登总统还将以建立国际性的联盟作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倡议，这与前任总统的“美国优先”方式有着显见的差异。

　　为了应对这一战略举措，中国在最近几个月加强了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后冷战时代以来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这种“类似冷战的阵营”(Cold War-like bloc)或“冷战式联盟”(也称“结盟冷战”，Cold War-style alliance)——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地缘政治分析家都在使用这个新词——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拜登的外交政策战略的担忧。[2]

　　目前拜登政府仍在检视其对华战略和政策，预计将在夏季最后确定。外交团队的高级官员经常强调三个“C”：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说，拜登新政府的对华方针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 [3]。虽然拜登政府重申了可以与中国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协作和合作的愿望，这与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全面脱钩”(all-encompassing decoupling)的对华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拜登本人也强调，“激烈的竞争”(stiff competition)决定了美中关系的定位。[4]

　　世界是否正朝着已故的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最危险的情况”发展?拜登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区分“联盟驱动的竞争”和“冷战式的对抗”?其他国家将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如果日后演变成一种敌对关系?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持久影响?拜登政府最近的一些举动能否被解释为临时战术而非长期战略?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以及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挑战对拜登对华战略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旨在解决这些关于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赫然耸现的两个竞争性集团?

　　华盛顿专注于改善与盟友的关系，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认定的)北京在国内和世界舞台上日益“强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美国和盟国的严重关切。[5]即使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的政府将优先考虑与美国的传统盟友紧密合作。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安东尼·布林肯重申了重振美国核心盟友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联盟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力的倍增器” [6]。

　　拜登执政百日时间里，高级官员们积极推行这些优先事项，形成统一战线，对抗中国的全球扩张。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二人分别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和北约领导人的会晤，以及奥斯汀对印度的访问，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建立联盟的迫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还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办了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首次将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最高领导人聚在一起。4月中旬，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菅义伟(Yoshihide Suga)在白宫举行了会晤，一些美国媒体将其描述为“完全是为了中国” [7]的一场峰会。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最近的诸多举动表明，一场新的反华冷战即将来临。这些行动包括重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起所谓的“芯片联盟”(chip alliance)或 “半导体产业联盟”(semiconductor industry alliance)[8]，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以人权问题为由抵制中国产品和中国主办的活动，敦促欧盟国家重新考虑中欧全面投资协议(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并在白宫举办“民主峰会”(democracy summit)。

　　这些行动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应，越来越多地将世界推向形成两个贸易和投资系统、两个IT和互联网系统、潜在的两个金融和货币系统，以及两个政治和军事集团。正如一些中国和外国分析家所注意的，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竞争的核心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拜登执政百日内发生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包括他把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称为“杀手”，并在4月中旬实施了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与伊朗的紧张关系随着纳坦兹核电站事件的发生而持续，[9]以及在安克雷奇中美高层对话中发生的非同寻常的外交(或非外交)冲突——无疑推动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更加紧密地合作。

　　尽管这三个国家之间缺乏“意识形态粘合剂”(ideological glue)或信任，但它们倾向于表现出团结，来对抗它们认为的来自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的强大威胁。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3月底应中方邀请，为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n Good-Neighborhood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签署20周年访问中国时表示，“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水平。” [10]拉夫罗夫进一步指出，他和他的同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都认为，中俄外交政策互动仍然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11]

　　几天后，2021年3月27日，中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包括三个关键条款：1)中国将增加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直接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2)中伊之间的石油结算和贸易往来将使用中国人民币和中国新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结算;3)伊朗将使用中国的北斗全球定位和导航系统，使伊朗的导弹不再受到美国拥有的GPS的干扰。[12]据一些中国分析人士称，中伊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个里程碑性事件，表明中国的海外战略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13]

　　中国领导人和公众并不相信拜登总统最近发表的声明，即这些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以反华为目的”，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对抗”。[14]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诸如美国强烈要求韩国加入四国联盟，还邀请英国、法国和德国参加3月在南海举行的被称为“自由航行”(Free Navigation)[15]的海军演习。

　　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拜登政府对台湾的立场。台湾驻美代表被邀请参加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行为，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不祥之兆。[16]

　　中国评论员最近指出，拜登政府的四个举动大大加剧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1)美国强行让日本和澳大利亚参与准备对该地区的军事干预;2)美国和台湾签署海上巡逻协议，鼓励台湾军队通过海上巡逻参与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3)发布指导方针，鼓励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官方交流”;4)美国驻帕劳大使加入帕劳总统对台湾的正式访问。[17]意料之中的是，中方认为“美国的挑衅行为已经触碰到北京的红线” [18]，中国媒体上涉美言论的言辞激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类似冷战集团的局限性

　　虽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中国领导层也对以美国为首的冷战式联盟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北京敏锐地意识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领导人对华盛顿领导的冷战集团一直持批评态度或表示保留意见。拜登总统就职几天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明确表示，她“非常希望避免建立对抗阵营”。[19]同样，以批评北京、担心中国对英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价值观的“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而闻名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警告说，英国决不能被卷入与中国的新‘冷战’。” [20]

　　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位智囊最近指出的那样，尽管美国和欧洲在民主和人权以及新疆和香港问题上意见一致，但欧洲人对与中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的必要性、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有独立见解。[21]许多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保持同等距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也是如此。尽管安全问题和军事合作的需要是四国集团的首要目的，但在这一点上，四国集团不应该被视为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军事联盟或亚洲的“小北约”(mini-NATO)。正如在日本任教的中国学者张云所言，“多边军事联盟在亚洲地区从未奏效。” [22]日本首相菅义伟明确表示不赞成“亚洲北约”(Asian NATO)。印度因其不结盟、中立和独立的原则，以及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的外交政策姿态来加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23]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非洲、南美和亚洲许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看法有深刻的不同。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安全威胁，也不认为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经济拓展努力，是带有“掠夺”(predatory)或“债务陷阱”(debt trap)性质的外交举措。[24]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软实力”概念提出者)最近观察到的，“近100个国家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有57个。此外，中国计划在未来十年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超过1万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却削减了援助。” [25]

　　对一些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讲，包括研究该议题的中国分析人士看来，拜登政府将实现国内振兴视为首要任务，与其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其他诸如朝鲜和叙利亚等威权政治实行强硬积极外交政策的方针，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前，包括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内的一批外交政策战略家和社会经济政策专家撰写了一份实质性的报告，即《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其中包括以下论述：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支持旨在恢复美国在单极世界中的首要地位的努力，升级与中国的新冷战，或在世界的民主国家和独裁政府之间发动一场无边无际的斗争。[26]

　　作者阐述说，新总统应避免“花费太多的生命和纳税人的钱” [27]在冗长的军事冲突上。

　　考虑到当选总统拜登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抗击COVID-19、加速经济复苏、确保种族公平和社会正义以及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时，中方看到了这些议题上与自身利益的重叠，并希望这能为中美重新接触提供一个机会窗口。中国领导人认为，拜登政府可以通过中美双边合作，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中国高层很快意识到，考虑到拜登政府的政治和战略评估，机会窗口极其狭窄，甚至根本不存在。[28]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对其美国同行说的那句现在众所周知的话——“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再次证实了安克雷奇对话前中国的普遍看法：“拜登团队和特朗普团队之间没有显著区别。” [29]许多中国人现在认为，拜登政府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更不利于美中关系。在他们看来，拜登政府建立反华联盟的战略方针和对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呼吁，以及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的定性，已经将中国逼到了墙角。

　　过去的阴影和现在的僵局

　　拜登团队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政府不仅没有有效遏制中国的全球扩张，也没有增强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还以激烈的方式促成了军事冲突风险的增加。拜登团队明确宣称，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经济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和他的团队声称，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干预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这一点在2021年3月15日发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报告中得到了证实[30]。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表明，特朗普团队试图以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的方式击败和摧毁中国。北京的评估是基于三个主要论据：

　　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旨在与中国实施系统的、完全的脱钩。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特朗普政府追求政权更迭以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

　　在军事和安全方面，通过《2019年台北法案》和其他旨在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让中国担心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31]

　　中国对这三种政策路径做出了坚定的反击，认为这对中美双边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害，同时越来越将地缘政治视为零和博弈。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包括耸人听闻地将中国说成是对美国的“全社会的威胁”(whole-of-society threat)。歧视中国和美籍华人科学家，声称中国政府正在将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武器化”(weaponizing)，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等词语，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政府高级官员实行制裁，取消在中国的和平工作队和富布赖特基金项目，命令中国关闭其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并限制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约有3亿人)访问美国。[32]

　　拜登总统确实扭转了上述的一些政策。例如，他用行政命令禁止使用“中国病毒”等词语，并谴责对美国华人和亚裔的种族定性。但特朗普团队的上述大部分政策仍然存在。就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而言，许多研究者认为，如前所述，拜登政府期间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有所增加。有人可能会说，北京继续采取激进措施加剧了紧张局势升级，因此美国的举措可以被视为是基于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而做出的回应。

　　两个重要因素，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和中国的竞争优势，可能有助于解释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危险对峙。

　　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果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外交政策界和普通民众已经就美国的中国战略达成了共识，那是过于简单化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中国挑战的性质有明显的看法分歧，在每个党派内部也有分歧。例如，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3]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4%的共和党人将中国视为“敌人”，而民主党人中只有20%。然而，对华政策已经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一个合作领域。为了弥合党派分歧，拜登政府似乎将激进的对华政策视为与共和党人寻找共同点的一种手段。

　　在4月初的参议院会议上，两党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34]值得高度关注。这项立法声称将拨款数亿美元用于“一系列旨在帮助美国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军事、经济和技术的长期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新举措”。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很可能会加剧拜登政府优先考虑对付一个正在全球崛起的中国。

　　因为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COVID-19蔓延对中国的指责，美国公众对中国越来越负面的看法，这进一步推动拜登团队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3月进行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将中国视为“最大敌人”的美国人的比例在过去一年翻了一番，从22%上升到45%。[35]

　　对中国竞争优势的担忧。第二个能够解释拜登依然犹豫是否与中国合作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和技术竞争力对(美国)的巨大挑战。在过去20年里，中国人均GDP已经从2001年的约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0000美元，预计在2035年将达到30000美元。相比之下， 1979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该国的人均GDP不到300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GDP的3%左右。[36]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据广泛报道，尽管面临COVID-19，中国2020年的GDP增长为2.3%，这比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经历了4%的负增长或更糟)要高得多。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GDP预计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由于COVID-19的结果，这比之前的预期早了两年)。[37]

　　一位美国学者最近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写道，“在2007年，美国在全球财富500强中的公司数量是中国的六倍。到2018年，中国已经达到了近乎相等的水平。” [38]更重要的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20年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中国最近在研发(R&D)投资方面超过了美国(按购买力平价，PPP)。[39]根据这份报告，美国2021财政年度的预算将把联邦对研发的支持减少79亿美元(约9%)。报告还发现，美国公司更倾向于将研发实验室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尽管美国在某些科技领域保持了其优势地位，但正如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全球科技领导地位是以月或年来衡量的，而不是以几十年或几个世纪来衡量的” [40]。

　　拜登政府希望采取能够提高美国在科技、研发和IT基础设施方面竞争力的政策。美国在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优势丧失都将对国家的经济、创造就业、生活标准和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后果”。[41]拜登总统在3月份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早在60年代，我们曾经把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多一点投资于纯粹的研究和科学。今天，它是0.7%”。[42]拜登强调，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美国的三倍。

　　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科技方面的进步，部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部分是由于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慷慨解囊。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国家赞助的经济活动等方面的行为，不公平地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扩张。

　　可以理解的是，拜登总统和他的前任一样，决心挑战(他们认定的)中国政府的不公平做法。尽管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可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毕竟，世界排名前20位的研究型大学中，有15所在美国，没有一所在中国[43]——但是美国政治领导人不能自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经济和技术潜力与自己相当的国家。

　　最后的想法

　　当代另一位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警告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有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升级和随后的冲突。” [44]在基辛格看来，今天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在两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几乎同等强大，而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对比美国弱，而且没有融入全球经济。第二，鉴于除了核武器之外，还有 “人工智能(AI)和未来武器(futuristic weaponry)”，目前的局势更加危险。[45]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赢得一场全面战争或摧毁对方，因此，两国和国际社会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共存方式。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借鉴了他们在过去大国竞争中领导美国政府决策机构的经验，为一个危险的未来发出了警告信号。正如布热津斯基当年所预见的那样，两个新的，目前正在酝酿形成的阵营，务必要有更大程度的“地缘战略技巧”。基辛格强调了人工智能可能给一个分裂的世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危险。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当明智地考虑大国冲突的历史和新的现实，因为沿着目前的道路走向对抗的后果不仅对两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将是灾难性的。

　　注释略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他最近的英文著作包括MiddleClass Shanghai: Reshaping U.S.-China Engagement《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2021年5月);本文为李成教授撰写的《解构拜登总统的100天：展望和前景》(Deconstructing President Biden’s 100 Days in Office: Outlooks and Prospects)的一章，原载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独家授权给“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进行全文翻译。翻译：张傲然、信 妍

　　1998年，当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影响力时，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发表了他那本关于大战略的经典著作《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之一，布热津斯基在这本书中向美国的外交政策机构发出了一个警告： 最危险的情况可能是中国、俄罗斯，也许还有伊朗组成的大联盟，这个“反霸权”联盟不是因为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各自的不满而联合起来。它的规模和范围会让人想起中苏阵营曾经带来的挑战，尽管这一次中国可能是领导者，而俄罗斯是追随者。要避免这种突发事件，无论它多么遥远，都需要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东、南、西三面同时展示地缘战略技巧。[1] 今天的地缘政治格局似乎反映了布热津斯基二十多年前的担忧。在乔·拜登(Joe Biden)总统执政的百日内，美国新政府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鹰派做法。拜登总统还将以建立国际性的联盟作为他的主要外交政策倡议，这与前任总统的“美国优先”方式有着显见的差异。

　　为了应对这一战略举措，中国在最近几个月加强了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关系，从而使这些国家在后冷战时代以来建立了最密切的关系。这种“类似冷战的阵营”(Cold War-like bloc)或“冷战式联盟”(也称“结盟冷战”，Cold War-style alliance)——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员和地缘政治分析家都在使用这个新词——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拜登的外交政策战略的担忧。[2]

　　目前拜登政府仍在检视其对华战略和政策，预计将在夏季最后确定。外交团队的高级官员经常强调三个“C”：竞争(competition)、合作(cooperation)和对抗(confrontation)。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曾说，拜登新政府的对华方针是“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 [3]。虽然拜登政府重申了可以与中国在符合美国利益的领域进行协作和合作的愿望，这与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全面脱钩”(all-encompassing decoupling)的对华政策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拜登本人也强调，“激烈的竞争”(stiff competition)决定了美中关系的定位。[4]

　　世界是否正朝着已故的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最危险的情况”发展?拜登政府可以做些什么来区分“联盟驱动的竞争”和“冷战式的对抗”?其他国家将如何应对这种“激烈的竞争”，尤其是如果日后演变成一种敌对关系?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持久影响?拜登政府最近的一些举动能否被解释为临时战术而非长期战略?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以及中国的经济和技术挑战对拜登对华战略的形成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旨在解决这些关于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关键问题。

　　赫然耸现的两个竞争性集团?

　　华盛顿专注于改善与盟友的关系，以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影响力。(美国认定的)北京在国内和世界舞台上日益“强硬”的行为已经引起了美国和盟国的严重关切。[5]即使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也非常明确地表示，他的政府将优先考虑与美国的传统盟友紧密合作。在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安东尼·布林肯重申了重振美国核心盟友的重要性，他认为这些联盟是“我们在全世界影响力的倍增器” [6]。

　　拜登执政百日时间里，高级官员们积极推行这些优先事项，形成统一战线，对抗中国的全球扩张。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对日本和韩国的访问，二人分别在布鲁塞尔与欧盟和北约领导人的会晤，以及奥斯汀对印度的访问，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对建立联盟的迫切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白宫还以视频会议的形式举办了一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首次将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最高领导人聚在一起。4月中旬，拜登总统和日本首相菅义伟(Yoshihide Suga)在白宫举行了会晤，一些美国媒体将其描述为“完全是为了中国” [7]的一场峰会。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拜登政府最近的诸多举动表明，一场新的反华冷战即将来临。这些行动包括重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发起所谓的“芯片联盟”(chip alliance)或 “半导体产业联盟”(semiconductor industry alliance)[8]，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以人权问题为由抵制中国产品和中国主办的活动，敦促欧盟国家重新考虑中欧全面投资协议(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并在白宫举办“民主峰会”(democracy summit)。

　　这些行动以及中国对此的反应，越来越多地将世界推向形成两个贸易和投资系统、两个IT和互联网系统、潜在的两个金融和货币系统，以及两个政治和军事集团。正如一些中国和外国分析家所注意的，与美国领导的联盟体系竞争的核心成员包括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拜登执政百日内发生的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包括他把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Putin)称为“杀手”，并在4月中旬实施了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与伊朗的紧张关系随着纳坦兹核电站事件的发生而持续，[9]以及在安克雷奇中美高层对话中发生的非同寻常的外交(或非外交)冲突——无疑推动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更加紧密地合作。

　　尽管这三个国家之间缺乏“意识形态粘合剂”(ideological glue)或信任，但它们倾向于表现出团结，来对抗它们认为的来自美国领导的军事同盟的强大威胁。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3月底应中方邀请，为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Treaty on Good-Neighborhood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签署20周年访问中国时表示，“中俄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水平。” [10]拉夫罗夫进一步指出，他和他的同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都认为，中俄外交政策互动仍然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11]

　　几天后，2021年3月27日，中国和伊朗正式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包括三个关键条款：1)中国将增加对伊朗能源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这直接削弱了美国主导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2)中伊之间的石油结算和贸易往来将使用中国人民币和中国新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结算;3)伊朗将使用中国的北斗全球定位和导航系统，使伊朗的导弹不再受到美国拥有的GPS的干扰。[12]据一些中国分析人士称，中伊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是个里程碑性事件，表明中国的海外战略已经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出击。[13]

　　中国领导人和公众并不相信拜登总统最近发表的声明，即这些以美国为首的联盟“不以反华为目的”，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对抗”。[14]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诸如美国强烈要求韩国加入四国联盟，还邀请英国、法国和德国参加3月在南海举行的被称为“自由航行”(Free Navigation)[15]的海军演习。

　　北京方面最关心的是拜登政府对台湾的立场。台湾驻美代表被邀请参加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这是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前所未有的行为，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个不祥之兆。[16]

　　中国评论员最近指出，拜登政府的四个举动大大加剧了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1)美国强行让日本和澳大利亚参与准备对该地区的军事干预;2)美国和台湾签署海上巡逻协议，鼓励台湾军队通过海上巡逻参与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3)发布指导方针，鼓励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官方交流”;4)美国驻帕劳大使加入帕劳总统对台湾的正式访问。[17]意料之中的是，中方认为“美国的挑衅行为已经触碰到北京的红线” [18]，中国媒体上涉美言论的言辞激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类似冷战集团的局限性

　　虽然看起来有些矛盾，但中国领导层也对以美国为首的冷战式联盟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北京敏锐地意识到，欧洲和亚洲的一些领导人对华盛顿领导的冷战集团一直持批评态度或表示保留意见。拜登总统就职几天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明确表示，她“非常希望避免建立对抗阵营”。[19]同样，以批评北京、担心中国对英国的安全、繁荣和自由价值观的“系统性挑战”(systemic challenge)而闻名的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警告说，英国决不能被卷入与中国的新‘冷战’。” [20]

　　正如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一位智囊最近指出的那样，尽管美国和欧洲在民主和人权以及新疆和香港问题上意见一致，但欧洲人对与中国在经济和贸易方面的合作的必要性、核不扩散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有独立见解。[21]许多欧洲国家更倾向于在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保持同等距离。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也是如此。尽管安全问题和军事合作的需要是四国集团的首要目的，但在这一点上，四国集团不应该被视为以遏制中国为目的的军事联盟或亚洲的“小北约”(mini-NATO)。正如在日本任教的中国学者张云所言，“多边军事联盟在亚洲地区从未奏效。” [22]日本首相菅义伟明确表示不赞成“亚洲北约”(Asian NATO)。印度因其不结盟、中立和独立的原则，以及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不太可能改变其长期的外交政策姿态来加入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23]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非洲、南美和亚洲许多国家对中美两国的看法有深刻的不同。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中国是对世界和平的安全威胁，也不认为中国包括“一带一路”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经济拓展努力，是带有“掠夺”(predatory)或“债务陷阱”(debt trap)性质的外交举措。[24]正如约瑟夫·奈(Joseph Nye，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软实力”概念提出者)最近观察到的，“近100个国家将中国视为其最大的贸易伙伴，而美国只有57个。此外，中国计划在未来十年内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超过1万亿美元的贷款，而美国却削减了援助。” [25]

　　对一些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学者来讲，包括研究该议题的中国分析人士看来，拜登政府将实现国内振兴视为首要任务，与其对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以及其他诸如朝鲜和叙利亚等威权政治实行强硬积极外交政策的方针，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在2020年总统选举之前，包括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内的一批外交政策战略家和社会经济政策专家撰写了一份实质性的报告，即《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其中包括以下论述： 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中产阶级会支持旨在恢复美国在单极世界中的首要地位的努力，升级与中国的新冷战，或在世界的民主国家和独裁政府之间发动一场无边无际的斗争。[26]

　　作者阐述说，新总统应避免“花费太多的生命和纳税人的钱” [27]在冗长的军事冲突上。

　　考虑到当选总统拜登的四大优先事项，包括抗击COVID-19、加速经济复苏、确保种族公平和社会正义以及协调应对气候变化时，中方看到了这些议题上与自身利益的重叠，并希望这能为中美重新接触提供一个机会窗口。中国领导人认为，拜登政府可以通过中美双边合作，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中国高层很快意识到，考虑到拜登政府的政治和战略评估，机会窗口极其狭窄，甚至根本不存在。[28]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对其美国同行说的那句现在众所周知的话——“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再次证实了安克雷奇对话前中国的普遍看法：“拜登团队和特朗普团队之间没有显著区别。” [29]许多中国人现在认为，拜登政府可能比特朗普政府更不利于美中关系。在他们看来，拜登政府建立反华联盟的战略方针和对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呼吁，以及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的定性，已经将中国逼到了墙角。

　　过去的阴影和现在的僵局

　　拜登团队长期以来一直批评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并认为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失败的。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政府不仅没有有效遏制中国的全球扩张，也没有增强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还以激烈的方式促成了军事冲突风险的增加。拜登团队明确宣称，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经济脱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在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和他的团队声称，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干预了2020年的美国大选，这一点在2021年3月15日发布的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报告中得到了证实[30]。

　　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最后一年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表明，特朗普团队试图以美国在冷战中击败苏联的方式击败和摧毁中国。北京的评估是基于三个主要论据：

　　经济方面，特朗普政府旨在与中国实施系统的、完全的脱钩。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特朗普政府追求政权更迭以推翻中国的政治制度。

　　在军事和安全方面，通过《2019年台北法案》和其他旨在破坏“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让中国担心美国会支持台湾独立。[31]

　　中国对这三种政策路径做出了坚定的反击，认为这对中美双边关系造成了重大损害，同时越来越将地缘政治视为零和博弈。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特朗普政府的这些举措包括耸人听闻地将中国说成是对美国的“全社会的威胁”(whole-of-society threat)。歧视中国和美籍华人科学家，声称中国政府正在将在美国大学就读的中国留学生“武器化”(weaponizing)，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等词语，对中国大陆及香港政府高级官员实行制裁，取消在中国的和平工作队和富布赖特基金项目，命令中国关闭其在休斯顿的领事馆，并限制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约有3亿人)访问美国。[32]

　　拜登总统确实扭转了上述的一些政策。例如，他用行政命令禁止使用“中国病毒”等词语，并谴责对美国华人和亚裔的种族定性。但特朗普团队的上述大部分政策仍然存在。就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而言，许多研究者认为，如前所述，拜登政府期间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有所增加。有人可能会说，北京继续采取激进措施加剧了紧张局势升级，因此美国的举措可以被视为是基于对中国军事威胁的担忧而做出的回应。

　　两个重要因素，美国国内政治环境和中国的竞争优势，可能有助于解释目前双边关系中的危险对峙。

　　美国国内关于中国的政治环境。如果认为美国的决策者、外交政策界和普通民众已经就美国的中国战略达成了共识，那是过于简单化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中国挑战的性质有明显的看法分歧，在每个党派内部也有分歧。例如，在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3]最近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54%的共和党人将中国视为“敌人”，而民主党人中只有20%。然而，对华政策已经成为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一个合作领域。为了弥合党派分歧，拜登政府似乎将激进的对华政策视为与共和党人寻找共同点的一种手段。

　　在4月初的参议院会议上，两党提出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34]值得高度关注。这项立法声称将拨款数亿美元用于“一系列旨在帮助美国在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军事、经济和技术的长期竞争中取得成功的新举措”。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很可能会加剧拜登政府优先考虑对付一个正在全球崛起的中国。

　　因为新疆问题、香港问题和COVID-19蔓延对中国的指责，美国公众对中国越来越负面的看法，这进一步推动拜登团队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3月进行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显示，将中国视为“最大敌人”的美国人的比例在过去一年翻了一番，从22%上升到45%。[35]

　　对中国竞争优势的担忧。第二个能够解释拜登依然犹豫是否与中国合作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经济和技术竞争力对(美国)的巨大挑战。在过去20年里，中国人均GDP已经从2001年的约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0000美元，预计在2035年将达到30000美元。相比之下， 1979年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该国的人均GDP不到300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GDP的3%左右。[36]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据广泛报道，尽管面临COVID-19，中国2020年的GDP增长为2.3%，这比所有其他主要经济体(经历了4%的负增长或更糟)要高得多。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分析，中国GDP预计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由于COVID-19的结果，这比之前的预期早了两年)。[37]

　　一位美国学者最近在《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写道，“在2007年，美国在全球财富500强中的公司数量是中国的六倍。到2018年，中国已经达到了近乎相等的水平。” [38]更重要的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2020年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中国最近在研发(R&D)投资方面超过了美国(按购买力平价，PPP)。[39]根据这份报告，美国2021财政年度的预算将把联邦对研发的支持减少79亿美元(约9%)。报告还发现，美国公司更倾向于将研发实验室转移到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尽管美国在某些科技领域保持了其优势地位，但正如报告所强调的那样，“全球科技领导地位是以月或年来衡量的，而不是以几十年或几个世纪来衡量的” [40]。

　　拜登政府希望采取能够提高美国在科技、研发和IT基础设施方面竞争力的政策。美国在这些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的优势丧失都将对国家的经济、创造就业、生活标准和国家安全“产生严重后果”。[41]拜登总统在3月份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早在60年代，我们曾经把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2%多一点投资于纯粹的研究和科学。今天，它是0.7%”。[42]拜登强调，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是美国的三倍。

　　有理由认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科技方面的进步，部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奋，部分是由于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大学及研究机构的慷慨解囊。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国家赞助的经济活动等方面的行为，不公平地有利于中国的经济扩张。

　　可以理解的是，拜登总统和他的前任一样，决心挑战(他们认定的)中国政府的不公平做法。尽管美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可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毕竟，世界排名前20位的研究型大学中，有15所在美国，没有一所在中国[43]——但是美国政治领导人不能自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面对一个经济和技术潜力与自己相当的国家。

　　最后的想法

　　当代另一位最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最近警告说，“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无休止’的竞争有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升级和随后的冲突。” [44]在基辛格看来，今天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在两个关键方面有所不同。首先，今天的美国和中国几乎同等强大，而冷战时期的苏联相对比美国弱，而且没有融入全球经济。第二，鉴于除了核武器之外，还有 “人工智能(AI)和未来武器(futuristic weaponry)”，目前的局势更加危险。[45]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赢得一场全面战争或摧毁对方，因此，两国和国际社会需要找到一种全新的共存方式。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借鉴了他们在过去大国竞争中领导美国政府决策机构的经验，为一个危险的未来发出了警告信号。正如布热津斯基当年所预见的那样，两个新的，目前正在酝酿形成的阵营，务必要有更大程度的“地缘战略技巧”。基辛格强调了人工智能可能给一个分裂的世界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危险。中美两国领导人应当明智地考虑大国冲突的历史和新的现实，因为沿着目前的道路走向对抗的后果不仅对两国，而且对整个世界都将是灾难性的。

　　注释略

　　作者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他最近的英文著作包括MiddleClass Shanghai: Reshaping U.S.-China Engagement《中产上海：重塑中美交往》(2021年5月);本文为李成教授撰写的《解构拜登总统的100天：展望和前景》(Deconstructing President Biden’s 100 Days in Office: Outlooks and Prospects)的一章，原载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独家授权给“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进行全文翻译。翻译：张傲然、信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