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理论为政府作出具体政策提供了许多参考。有很多可能存在的历史理论，但它们往往会像布什和特朗普的理论一样，跌入两个阵营：即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然而，没有人真正知道用何种例子解释何为乐观主义者或是悲观主义。政治理论家为此争论了几个世纪，但无人能够获胜。

　　作为个人，总统们在这些问题上有很鲜明的看法。然而当处于一个群体中，这种看法似乎消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其内部的剑拔弩张而臭名昭著。美国外交政策的时断时续和来回翻转使得任何一种理论框架都不容易去解释它。然而，这种多变性恰恰是其一种特征，而不算作为缺陷。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始终如一地接受任何一种外交政策，使得美国成功地避免了最糟糕的境地。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步履蹒跚缓慢前进，几个世纪以来从默默无闻的边缘国家变成了当今全球霸主。美国的天资与其说是具有战略眼光，不如说其具有止损的能力。

　　从目前来看，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永远会继续喋喋不休下去，得不到最终解决，因为每个观点都对国际政治有所见地。新政府不应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应将这两个真理都拿在手上，各取所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了解了美国外交政策便知，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跨政府的行为。拜登总统的目标应该是加快这一进程，让它在这一届政府内发生。我们可以称之为贝叶斯主义(Bayesian Doctrine，一种认知证明理论)，即政府不应拘于其以往的做法，而应不断更新它们。

　　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衰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分别提出了悲观和乐观的愿景。霍布斯认为，在政府出现前，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就像处在假想自然状态中的个人。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君主凌驾于他们之上来提供秩序和安全，他们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并被困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注定要永远为争夺权力而争斗。洛克的观点则不那么悲观，他对自然状态的看法更为宽容。他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会迫使国家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如果国家愿意，它们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战争，通过联合来获得安全和保护。霍布斯的世界和洛克的世界看起来很不一样，所以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决定哪一个更符合现实显然很重要。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任何一段国际平静只是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各国对此种平静放松警惕，那它们就是傻瓜。但是，如果持久的和平合作是可能的，它们不试图实现这一点也是傻瓜。300多年来，这种争论尚无停歇。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追随霍布斯，成为众所周知的“现实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则被洛克吸引，并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两种观点在历史长河中讨论的数据已堆积如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们的讨论井然有序，并改进了讨论的概念。这些学者展示了人们如何用多种方式来运作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使用不同的变量和过程来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用复杂的方法检验了这些理论，并希望最终他们的共同努力能够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之后，研究内卷化的现象出现了，到了21世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的地位受到普遍地质疑。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重新回到了严肃的讨论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一些宏大的问题。一些期刊还发表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终结”的文章。

　　现如今的情况如何?自由派处于守势地位。自由派认为，全球化将以其自身为基础，并越来越多地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但恰恰相反，各国正强化相互依赖。自由派认为民主世界的核心依旧在前进。这些自由派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中国的成功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些自由派人士眼中的挫折可能是暂时的，世界可能会回到它看起来正在步入的轨道之中，但也许又不是。

　　与此同时，持相反观点的现实主义者感到自己得到了认可。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像一个典型的安全困境。特朗普政府最显著的外交政策成就，即阿以和平协议(Arab-Israeli peace deals)就源自经典的现实主义政治。实际上，自由霸权看起来也很像霸权。

　　现实主义很强调强调国家的相对权力。一国的领导人、公众、非国家行为体、理念、制度和其他一切都是如此。与此同时，战争不能依旧被天然地认为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这一场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死亡和经济破坏比任何核战争或世界大战都要多，气候变化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诸如此类的全球性问题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主义范式。

　　这些问题仍在持续。想想衰落的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这个表面看似关于中美权力差异的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尽管现实主义者对反复爆发的冲突有着不祥的预测，但最终为权力争夺而开战的事情已经有几代人没有发生过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何种力量推动了这种所谓的长期和平，也没有人知道这种和平还会持续多久。但无论是何种原因，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国和平被打破之前，悲观的现实主义者声称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是无比天真的，未免有些过分。

　　人类在认知上对理性存有一定的偏差认识。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会让人情绪化、易变化和随波逐流。我们根据个人意义的网格行事，而这些意义不一定与他人的意义重叠。国际关系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以这些因素为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事后的想法。他们从内部和外部看政治行为者，关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偶发事件。在这个世界里，身份政治是一切的核心。那些沉迷于商业模式的私营公司沉迷于一些私人客户，他们基于定制现实的商业模式，煽动情绪波动，煽动群体冲突。

　　国会大厦的闹剧

　　普通的谎言很常见，而弥天大谎类似于兜售一个好比漫威宇宙的替代品。弥天大谎是那些所谓先知和煽动家们的地盘，他们号称自己可以和神对话，或者为别人扮演神的角色。正如学者妮娜·赫鲁晓娃(Nina Khrushcheva)指出，弥天大谎覆盖了一切，重新定义了现实。谎言越大，离现实越远，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精神势能就越多。当崩溃来临时，能量会在突然爆发中释放出来。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闹剧就是一种宣泄式的爆炸。

　　当天的暴力示威就像是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其影响令人深感不安。看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术如何将阴谋论纳入其分析的核心，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最令人不安的是，这起事件揭示出关于特朗普的一些事情，即2020年11月份，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特朗普的连任，他们认为那样才是公允的结果。若特朗普连任，1月6日的国会可能是另一种场景。

　　特朗普的连任并没有发生。但它很可能会产生各种后果，从外交政策和贸易，到美国的理想和制度，再到未来的国际政治进程。民主派没有占上风，反而搞砸了。人们一般不会从某种更大的历史模式(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冲击下的思想实验中走出来。人们反而会被一些彻底的偶发事件所震撼。

　　外交政策作为方向指引

　　一些人呼吁放弃为外交政策寻找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大战略已死”，德雷兹纳(Drezner)和另外两位政治学家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 Krebs)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如是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具有互动性而又复杂的世界。其中最复杂的是，两点之间的直接路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无序、杂乱和流动的领域。德雷兹纳、克雷布斯和施韦勒认为，简单化的路线图对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没有多大帮助，而且，无论是确信无疑的乐观主义者还是确信无疑的悲观主义者，似乎注定都会做出粗糙而不完整的调查。

　　毕竟，外交政策不是测绘制图。外交政策类似定向越野，在危险、未知的领域疯狂赛跑。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会盲目行事，错误不断，在痛苦中缓慢地吸取经验教训。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这样作为，即随身携带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地图，尽可能地整合两者。不过，这一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跨越了往届政府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是仅发生在一届政府内部。

　　政治心理学专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通过一系列实践寻找出一种框架，这种框架需要先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提供一些早期的、可预测的迹象，并从迹象中看出哪些设想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从而让决策者进行更早且更明智的选择。这与从整体上评估长期的可能性情景有所不同，问题的提出可以让分析者能够将未来的潜在情况分解为一系列清晰、可预测、并可在短期内观察到的路标。

　　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并不会面临悲观主义、乐观主义或仅仅是摇摆不定的悲剧性选择。拜登可以选择实用主义，而不是信奉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美式意识形态( true American ideology)。关键在于借鉴不同的理论传统，为许多可供选择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能的情景，规划设计和追踪多个指标，以确定未来更有可能演变成哪些场景，并诚实地参照那些跟踪数据。这种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世界。但这将使美国清楚地认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更有效地运作。

　　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foreign-policy-pragmatists

　　历史理论为政府作出具体政策提供了许多参考。有很多可能存在的历史理论，但它们往往会像布什和特朗普的理论一样，跌入两个阵营：即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然而，没有人真正知道用何种例子解释何为乐观主义者或是悲观主义。政治理论家为此争论了几个世纪，但无人能够获胜。

　　作为个人，总统们在这些问题上有很鲜明的看法。然而当处于一个群体中，这种看法似乎消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因其内部的剑拔弩张而臭名昭著。美国外交政策的时断时续和来回翻转使得任何一种理论框架都不容易去解释它。然而，这种多变性恰恰是其一种特征，而不算作为缺陷。正是因为美国没有始终如一地接受任何一种外交政策，使得美国成功地避免了最糟糕的境地。由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条件，美国步履蹒跚缓慢前进，几个世纪以来从默默无闻的边缘国家变成了当今全球霸主。美国的天资与其说是具有战略眼光，不如说其具有止损的能力。

　　从目前来看，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永远会继续喋喋不休下去，得不到最终解决，因为每个观点都对国际政治有所见地。新政府不应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而应将这两个真理都拿在手上，各取所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了解了美国外交政策便知，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跨政府的行为。拜登总统的目标应该是加快这一进程，让它在这一届政府内发生。我们可以称之为贝叶斯主义(Bayesian Doctrine，一种认知证明理论)，即政府不应拘于其以往的做法，而应不断更新它们。

　　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衰

　　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在十七世纪分别提出了悲观和乐观的愿景。霍布斯认为，在政府出现前，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就像处在假想自然状态中的个人。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君主凌驾于他们之上来提供秩序和安全，他们永远处于危险之中，并被困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注定要永远为争夺权力而争斗。洛克的观点则不那么悲观，他对自然状态的看法更为宽容。他不认为无政府状态必然会迫使国家陷入不可避免的冲突。如果国家愿意，它们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战争，通过联合来获得安全和保护。霍布斯的世界和洛克的世界看起来很不一样，所以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决定哪一个更符合现实显然很重要。如果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任何一段国际平静只是一场暴风雨前的平静，各国对此种平静放松警惕，那它们就是傻瓜。但是，如果持久的和平合作是可能的，它们不试图实现这一点也是傻瓜。300多年来，这种争论尚无停歇。悲观主义者倾向于追随霍布斯，成为众所周知的“现实主义者”。乐观主义者则被洛克吸引，并被称为“自由主义者”。两种观点在历史长河中讨论的数据已堆积如山。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学者开始研究这一问题。他们的讨论井然有序，并改进了讨论的概念。这些学者展示了人们如何用多种方式来运作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并使用不同的变量和过程来产生不同的结果。他们用复杂的方法检验了这些理论，并希望最终他们的共同努力能够产生更深刻的理解。之后，研究内卷化的现象出现了，到了21世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理论的地位受到普遍地质疑。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重新回到了严肃的讨论中，学者们越来越多地放弃了一些宏大的问题。一些期刊还发表了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终结”的文章。

　　现如今的情况如何?自由派处于守势地位。自由派认为，全球化将以其自身为基础，并越来越多地将世界联系在一起，但恰恰相反，各国正强化相互依赖。自由派认为民主世界的核心依旧在前进。这些自由派并不看好中国的发展模式，但中国的成功超过了人们的预期。这些自由派人士眼中的挫折可能是暂时的，世界可能会回到它看起来正在步入的轨道之中，但也许又不是。

　　与此同时，持相反观点的现实主义者感到自己得到了认可。中美关系的发展就像一个典型的安全困境。特朗普政府最显著的外交政策成就，即阿以和平协议(Arab-Israeli peace deals)就源自经典的现实主义政治。实际上，自由霸权看起来也很像霸权。

　　现实主义很强调强调国家的相对权力。一国的领导人、公众、非国家行为体、理念、制度和其他一切都是如此。与此同时，战争不能依旧被天然地认为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这一场新冠疫情大流行造成的死亡和经济破坏比任何核战争或世界大战都要多，气候变化问题也变得更加严峻。诸如此类的全球性问题并不完全符合现实主义范式。

　　这些问题仍在持续。想想衰落的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这个表面看似关于中美权力差异的问题实际上相当复杂。尽管现实主义者对反复爆发的冲突有着不祥的预测，但最终为权力争夺而开战的事情已经有几代人没有发生过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是何种力量推动了这种所谓的长期和平，也没有人知道这种和平还会持续多久。但无论是何种原因，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大国和平被打破之前，悲观的现实主义者声称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是无比天真的，未免有些过分。

　　人类在认知上对理性存有一定的偏差认识。人类的大脑天生就会让人情绪化、易变化和随波逐流。我们根据个人意义的网格行事，而这些意义不一定与他人的意义重叠。国际关系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以这些因素为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事后的想法。他们从内部和外部看政治行为者，关注身份认同，文化认同和偶发事件。在这个世界里，身份政治是一切的核心。那些沉迷于商业模式的私营公司沉迷于一些私人客户，他们基于定制现实的商业模式，煽动情绪波动，煽动群体冲突。

　　国会大厦的闹剧

　　普通的谎言很常见，而弥天大谎类似于兜售一个好比漫威宇宙的替代品。弥天大谎是那些所谓先知和煽动家们的地盘，他们号称自己可以和神对话，或者为别人扮演神的角色。正如学者妮娜·赫鲁晓娃(Nina Khrushcheva)指出，弥天大谎覆盖了一切，重新定义了现实。谎言越大，离现实越远，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来的精神势能就越多。当崩溃来临时，能量会在突然爆发中释放出来。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国会闹剧就是一种宣泄式的爆炸。

　　当天的暴力示威就像是一个沉浸式的剧场，其影响令人深感不安。看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术如何将阴谋论纳入其分析的核心，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最令人不安的是，这起事件揭示出关于特朗普的一些事情，即2020年11月份，有相当一部分人支持特朗普的连任，他们认为那样才是公允的结果。若特朗普连任，1月6日的国会可能是另一种场景。

　　特朗普的连任并没有发生。但它很可能会产生各种后果，从外交政策和贸易，到美国的理想和制度，再到未来的国际政治进程。民主派没有占上风，反而搞砸了。人们一般不会从某种更大的历史模式(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冲击下的思想实验中走出来。人们反而会被一些彻底的偶发事件所震撼。

　　外交政策作为方向指引

　　一些人呼吁放弃为外交政策寻找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大战略已死”，德雷兹纳(Drezner)和另外两位政治学家罗纳德·克雷布斯(Ronald Krebs)和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如是说。当今世界是一个具有互动性而又复杂的世界。其中最复杂的是，两点之间的直接路径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无序、杂乱和流动的领域。德雷兹纳、克雷布斯和施韦勒认为，简单化的路线图对应对当今复杂的国际形势没有多大帮助，而且，无论是确信无疑的乐观主义者还是确信无疑的悲观主义者，似乎注定都会做出粗糙而不完整的调查。

　　毕竟，外交政策不是测绘制图。外交政策类似定向越野，在危险、未知的领域疯狂赛跑。美国的外交政策总是会盲目行事，错误不断，在痛苦中缓慢地吸取经验教训。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这样作为，即随身携带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世界地图，尽可能地整合两者。不过，这一过程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跨越了往届政府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是仅发生在一届政府内部。

　　政治心理学专家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通过一系列实践寻找出一种框架，这种框架需要先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能够提供一些早期的、可预测的迹象，并从迹象中看出哪些设想在未来可能会出现，从而让决策者进行更早且更明智的选择。这与从整体上评估长期的可能性情景有所不同，问题的提出可以让分析者能够将未来的潜在情况分解为一系列清晰、可预测、并可在短期内观察到的路标。

　　简而言之，拜登政府并不会面临悲观主义、乐观主义或仅仅是摇摆不定的悲剧性选择。拜登可以选择实用主义，而不是信奉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美式意识形态( true American ideology)。关键在于借鉴不同的理论传统，为许多可供选择的未来发展提供可能的情景，规划设计和追踪多个指标，以确定未来更有可能演变成哪些场景，并诚实地参照那些跟踪数据。这种外交政策不会改变世界。但这将使美国清楚地认知这个世界，并在其中更有效地运作。

　　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2-16/foreign-policy-pragmati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