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美国Z世代认为(俗称“zoomer”，美国社会199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2020年的选举是他们帮助塑造美国未来及其在世界上角色的第一次机会。美国年轻人的投票率创历史新高，几乎是2018年的两倍，比2016年多8%。但是，尽管Z世代的选举力量不断增强——这一代人现在占美国选民的十分之一——但他们仍然没有在政策谈判桌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面对无情的国际形势和毁灭性的大流行病，美国老一辈人正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路线:重新定义美国的利益，重新发明美国的战略工具箱，重新想象美国的全球角色。但将承受今天决策后果的是Z世代，他们的成功与他们的利益关系最大。与华盛顿的领导层相比，“95后”们的政策动机截然不同，在美国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这一拐点上，决策者们必须考虑美国下一代的观点和优先考虑的事情——否则就有可能扩大美国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

　　“Z世代”看待世界的新角度

　　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惨案发生时，Z世代还穿着尿布;双子塔倒塌时，Z世代还在上幼儿园;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时，Z世代刚开始上高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Z世代”的人既错过了美国冷战后必胜信念的高潮，也错过了9/11后美国在中东遭遇挫折的低谷。相反，Z世代是在美国主导地位减弱、社会和经济分裂、国外挑战增多、多样化和加剧之际成长起来的。Z世代的成长过程中，也是美国历史上种族和民族最多元化的一代。受多元主义和21世纪的教育熏陶，Z世代为外交决策带来了独特的视角。

　　Z世代从未经历过与同辈对手发生冲突的威胁，这导致他们更担心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而不是战争或大国竞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外交政策应优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只有12%的人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反击中国上。Z世代是第一批数字原住民，他们从未体验过一个没有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Z世代有别于千禧一代。Z世代在技术的前景和危险中长大:全球互联性和数字回音室的激增，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频繁滥用，信息的无尽流动，但恶意影响的持续威胁。

　　而且，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并没有深深扎根在Z世代的意识形态基石中。不到一半的“Z世代”认为，美国之所以更强大，是因为它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与老一辈人的态度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下降。从Z世代所看到的情况来看，美国有巨大的做好事的能力，但同样有搞砸海外努力的潜力。每达成一项国际气候协议，就会有一个粗心大意的军事干预;每取得一项重大外交成就，美国就会对一场暴行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观。

　　Z世代的许多人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感到怀疑，对全球挑战感到苦恼，对技术的延伸感到不安，对美国国内的不公正感到愤慨，他们对我们接手的这个世界感到愤怒，对美国驾驭这场地缘政治漩涡的能力感到警惕。

　　南辕北辙

　　美国的外交政策常常违背Z世代的希望，Z世代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与主要政策制定者有着根本不同的观点。

　　华盛顿两党都在慢慢地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几乎不考虑将承担这场战争任务的那一代人。谴责美中关系公开敌视只会削弱在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上的合作潜力。近一半的Z世代用户倾向于对中国政策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态度。而且，试图说服Z世代相信美国必须组建一个联合的国际集团来对付中国是行不通的。Z世代是历史上与全球联系最紧密的一代人——他们对瓜分世界或强迫盟友选边站没什么兴趣。

　　在中东，美国失败的政策贯穿了Z世代的一生——从2003年美国鲁莽地入侵伊拉克，到对叙利亚内战疏忽大意的政策，再到对伊朗摇摆不定的政策。十分之七的Z世代支持这样的观点:“中东和阿富汗的战争是浪费时间、生命和纳税人的钱，它们丝毫没有让我们在国内更安全。”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把以色列当成朋友，这个比例只有Z世代父母的一半。美国在反恐和外交接触方面仍然缺乏坚实、连贯的方法。美国的政策仍然无视美国变革力量的明显局限性，对该地区侵犯人权和难民问题漠不关心，对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本根源漠不关心。

　　在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中，Z世代认为美国当前的政策是对所有未来美国人的悲剧性背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下，美国的环境和气候保护比西海岸烧得更快——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将科学置于全国辩论的火线之上，将利润置于地球之上。预计全球每年将有25万人死于气候变化相关因素，美国领导人坚持无情的宣称，他们“认为科学不知道”——忽视了他们后代的健康和福祉。

　　在全球技术问题上，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他们负责监管的机器和算法表现出惊人的无知。21世纪初的天真的技术乐观主义已经褪去，成为一种所谓的技术冲击，同样无视技术的风险和回报。特朗普政府对待TikTok和微信等流行应用的态度，比追求核武器控制更严肃。中国将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引领世界，但美国的科技资金已经枯竭。

　　80%的Z世代说，促进民主和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但是，美国在国内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失败，使美国几乎没有权力去说服国外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特别是当美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做的努力被向独裁者出售武器和对悲惨人类苦难的矛盾心理所削弱的时候。

　　美国老年人和Z世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美国现行政策的后果将持续到今天的决策者任期结束之后。如果Z世代有朝一日要掌舵，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

　　为了我们和后代

　　Z世代是美国的未来，在这个外交政策拐点，他们理应得到公平的评价。要让美国的外交政策为美国的下一代人服务，至少需要四项重大变革。

　　首先，美国必须重新制定应对外交政策挑战的策略。认为气候变化、中国或网络威胁等问题可以完全被美国的力量所征服的想法是错误的。除非政策制定者重新定义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否则想要彻底战胜这些挑战将会失败。相反，美国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增强其韧性，阻止最严重的攻击，对确实发生的危机作出有力但有纪律的反应。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应该把这一观点纳入下一个国家安全战略，认识到更多衡量的期望是务实的。

　　其次，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设想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摒弃过时的、家长式的全球警察形象，采取更有限、更谦逊的姿态。在美国迫切需要国内复兴的情况下，美国不能指望继续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守护者或全球公域的保护者。Z世代对世界的未来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他们非常关心促进人权和挫败外国恐怖主义，但Z世代不愿动用武力，也不愿转移用于国内重建的资源。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抛弃过时的承诺，与相关伙伴共同承担责任，并采取积极的、正面的——但不是激进的——外交政策。

　　第三，美国必须使其全球伙伴关系多样化并加强，以在迅速演变的威胁地图上保持领先地位。今天，私营部门在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上享有巨大的影响力，民间社会组织娴熟地跨越国界，个人拥有超能力。美国的外交政策挑战——从气候变化到难民再到5G——超越了国家边界和国家能力。美国的国际参与应该超越多边主义，拥抱“多方利益相关者主义”——通过由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来追求政策利益。

　　最后，政策制定者必须大幅增加美国年轻人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扩大指导和培训机会，资助语言研究和文化交流，为致力于公共服务职业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和途径，并改革联邦招聘程序。每一项努力都必须加强外交政策界雄心勃勃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目标。Z世代理应拥有一支与多元化和活力相称的外交政策队伍。

　　未来几十年，Z世代将被迫走一条自己没有规划的政策道路，修复自己没有造成的损害。每一代人都对前人心怀不满。然而，今天的挑战，风险超过了美国和人类复苏的能力。明智的政策制定不仅要解决未来的问题，还要为那里的人民服务。

　　原文链接：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2/03/how-gen-z-will-shake-up-foreign-policy-pub-83377

　　许多美国Z世代认为(俗称“zoomer”，美国社会1995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2020年的选举是他们帮助塑造美国未来及其在世界上角色的第一次机会。美国年轻人的投票率创历史新高，几乎是2018年的两倍，比2016年多8%。但是，尽管Z世代的选举力量不断增强——这一代人现在占美国选民的十分之一——但他们仍然没有在政策谈判桌上真正占有一席之地。面对无情的国际形势和毁灭性的大流行病，美国老一辈人正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新路线:重新定义美国的利益，重新发明美国的战略工具箱，重新想象美国的全球角色。但将承受今天决策后果的是Z世代，他们的成功与他们的利益关系最大。与华盛顿的领导层相比，“95后”们的政策动机截然不同，在美国在世界上扮演角色的这一拐点上，决策者们必须考虑美国下一代的观点和优先考虑的事情——否则就有可能扩大美国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差距。

　　“Z世代”看待世界的新角度

　　科伦拜恩校园枪击惨案发生时，Z世代还穿着尿布;双子塔倒塌时，Z世代还在上幼儿园;奥萨马·本·拉登被击毙时，Z世代刚开始上高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Z世代”的人既错过了美国冷战后必胜信念的高潮，也错过了9/11后美国在中东遭遇挫折的低谷。相反，Z世代是在美国主导地位减弱、社会和经济分裂、国外挑战增多、多样化和加剧之际成长起来的。Z世代的成长过程中，也是美国历史上种族和民族最多元化的一代。受多元主义和21世纪的教育熏陶，Z世代为外交决策带来了独特的视角。

　　Z世代从未经历过与同辈对手发生冲突的威胁，这导致他们更担心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而不是战争或大国竞争。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外交政策应优先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只有12%的人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反击中国上。Z世代是第一批数字原住民，他们从未体验过一个没有网络和信息技术的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使Z世代有别于千禧一代。Z世代在技术的前景和危险中长大:全球互联性和数字回音室的激增，人工智能和数据科学的快速发展及其频繁滥用，信息的无尽流动，但恶意影响的持续威胁。

　　而且，美国例外论的观念并没有深深扎根在Z世代的意识形态基石中。不到一半的“Z世代”认为，美国之所以更强大，是因为它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与老一辈人的态度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下降。从Z世代所看到的情况来看，美国有巨大的做好事的能力，但同样有搞砸海外努力的潜力。每达成一项国际气候协议，就会有一个粗心大意的军事干预;每取得一项重大外交成就，美国就会对一场暴行置之不理或袖手旁观。

　　Z世代的许多人对美国的领导地位感到怀疑，对全球挑战感到苦恼，对技术的延伸感到不安，对美国国内的不公正感到愤慨，他们对我们接手的这个世界感到愤怒，对美国驾驭这场地缘政治漩涡的能力感到警惕。

　　南辕北辙

　　美国的外交政策常常违背Z世代的希望，Z世代在关键的外交政策问题上与主要政策制定者有着根本不同的观点。

　　华盛顿两党都在慢慢地与中国展开一场新的冷战，几乎不考虑将承担这场战争任务的那一代人。谴责美中关系公开敌视只会削弱在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上的合作潜力。近一半的Z世代用户倾向于对中国政策采取谨慎和合作的态度。而且，试图说服Z世代相信美国必须组建一个联合的国际集团来对付中国是行不通的。Z世代是历史上与全球联系最紧密的一代人——他们对瓜分世界或强迫盟友选边站没什么兴趣。

　　在中东，美国失败的政策贯穿了Z世代的一生——从2003年美国鲁莽地入侵伊拉克，到对叙利亚内战疏忽大意的政策，再到对伊朗摇摆不定的政策。十分之七的Z世代支持这样的观点:“中东和阿富汗的战争是浪费时间、生命和纳税人的钱，它们丝毫没有让我们在国内更安全。”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把以色列当成朋友，这个比例只有Z世代父母的一半。美国在反恐和外交接触方面仍然缺乏坚实、连贯的方法。美国的政策仍然无视美国变革力量的明显局限性，对该地区侵犯人权和难民问题漠不关心，对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本根源漠不关心。

　　在对抗气候变化的斗争中，Z世代认为美国当前的政策是对所有未来美国人的悲剧性背叛。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下，美国的环境和气候保护比西海岸烧得更快——这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将科学置于全国辩论的火线之上，将利润置于地球之上。预计全球每年将有25万人死于气候变化相关因素，美国领导人坚持无情的宣称，他们“认为科学不知道”——忽视了他们后代的健康和福祉。

　　在全球技术问题上，许多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他们负责监管的机器和算法表现出惊人的无知。21世纪初的天真的技术乐观主义已经褪去，成为一种所谓的技术冲击，同样无视技术的风险和回报。特朗普政府对待TikTok和微信等流行应用的态度，比追求核武器控制更严肃。中国将在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引领世界，但美国的科技资金已经枯竭。

　　80%的Z世代说，促进民主和人权应该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但是，美国在国内民主和人权问题上的失败，使美国几乎没有权力去说服国外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特别是当美国为实现这些目标所做的努力被向独裁者出售武器和对悲惨人类苦难的矛盾心理所削弱的时候。

　　美国老年人和Z世代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美国现行政策的后果将持续到今天的决策者任期结束之后。如果Z世代有朝一日要掌舵，就需要一种新的方式。

　　为了我们和后代

　　Z世代是美国的未来，在这个外交政策拐点，他们理应得到公平的评价。要让美国的外交政策为美国的下一代人服务，至少需要四项重大变革。

　　首先，美国必须重新制定应对外交政策挑战的策略。认为气候变化、中国或网络威胁等问题可以完全被美国的力量所征服的想法是错误的。除非政策制定者重新定义他们对成功的定义，否则想要彻底战胜这些挑战将会失败。相反，美国必须学会与之共存——增强其韧性，阻止最严重的攻击，对确实发生的危机作出有力但有纪律的反应。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应该把这一观点纳入下一个国家安全战略，认识到更多衡量的期望是务实的。

　　其次，政策制定者必须重新设想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摒弃过时的、家长式的全球警察形象，采取更有限、更谦逊的姿态。在美国迫切需要国内复兴的情况下，美国不能指望继续成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守护者或全球公域的保护者。Z世代对世界的未来有着巨大的利害关系，他们非常关心促进人权和挫败外国恐怖主义，但Z世代不愿动用武力，也不愿转移用于国内重建的资源。今天的政策制定者必须抛弃过时的承诺，与相关伙伴共同承担责任，并采取积极的、正面的——但不是激进的——外交政策。

　　第三，美国必须使其全球伙伴关系多样化并加强，以在迅速演变的威胁地图上保持领先地位。今天，私营部门在具有全球重要性的问题上享有巨大的影响力，民间社会组织娴熟地跨越国界，个人拥有超能力。美国的外交政策挑战——从气候变化到难民再到5G——超越了国家边界和国家能力。美国的国际参与应该超越多边主义，拥抱“多方利益相关者主义”——通过由政府、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组成的广泛联盟来追求政策利益。

　　最后，政策制定者必须大幅增加美国年轻人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扩大指导和培训机会，资助语言研究和文化交流，为致力于公共服务职业的学生设立奖学金和途径，并改革联邦招聘程序。每一项努力都必须加强外交政策界雄心勃勃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目标。Z世代理应拥有一支与多元化和活力相称的外交政策队伍。

　　未来几十年，Z世代将被迫走一条自己没有规划的政策道路，修复自己没有造成的损害。每一代人都对前人心怀不满。然而，今天的挑战，风险超过了美国和人类复苏的能力。明智的政策制定不仅要解决未来的问题，还要为那里的人民服务。

　　原文链接：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0/12/03/how-gen-z-will-shake-up-foreign-policy-pub-83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