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兼，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冷战国际史、中美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学者。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讲座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学者。曾任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讲座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历史和国际关系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杰出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杰出研究访问教授。著有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等名作，并将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翻译引入中国学界。目前，正以中英文完成《周恩来和他的时代》。

　　本文内容整理自2021年1月21日，陈兼老师于《中美相遇》新书发布会的讲话内容。文中标题系编者所拟。

陈兼

　　什么是美国对华行为的重点?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对于美国本身发展来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对中美关系也极为重要。我是做历史的，我不搞前瞻，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些必要的线索。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到今年疫情发生之后，你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越来越走偏锋，直到特朗普在白宫的最后一次告别演说当中，他竟然还把新冠疫情称之为“中国病毒”，而特朗普当局对于中国的整个定位，就是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敌人，这个敌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人，他把美国从帝国主义时代就已经产生的一系列的关于世界的想象，以及他自己在冷战时代制订的对外政策中始终存在的目标，到后面一个时代又屡次试图适用的政策目标，企图用在中国身上，叫做以政权转换为目标。

　　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拜登对中国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他曾经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对中国怎么看?美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特朗普的回答是中国，而拜登的回答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一个对中国基本定位的改变。

　　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非常严重的挑战。读过王元崇的《中美相遇》会发现，在美国同中国两百多年的交往史中，什么东西是他们对华的想象、看法、政策和行为的重点?

　　实际上就是两样东西，第一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中美相遇》中有一个情节，当美国烟草公司想向世界推广美国香烟的时候，在地图上看到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于是大呼“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就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

　　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市场也太大了。

　　第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也就是美国立国之本。第一代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自称是“山巅之城”。这种价值观在特朗普时代似乎是很模糊的，而在拜登时代会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所以，从历史中我们更能看清楚美国的行为逻辑。在《中美相遇》里，王元崇把历史中精细的地方、充满悖论的地方，以及历史当中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写了出来。

　　如果说中美关系发展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美相遇》把当中的一座座小岛、一片片浪花突出出来，写成这么一本很好读的书。这本书是接地气的，而今天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书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只有持续的开放

　　《中美相遇》尽管在很多地方可以说是从小处着手，但是却从大处着眼。我建议大家特别注意下这本书的导言，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从中国和欧洲的两次三十年战争写起，这非常重要。

　　中国的三十年战争就是晚明的三十年，既要对付内部的起义，又要对付边患，尽管最后一位皇帝兢兢业业，却未能够挽救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这场三十年战争产生了清朝这么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如果是大顺王朝出现，或者是晚明进一步发展，又或是郑氏集团反攻清朝成功，那中国历史就不一样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当时如何转变，这场中国的三十年战争也改变不了世界大局。而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它产生了到今天为止仍然在起作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后在欧洲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接下来又把所有这一切推而广之，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可见，前现代的中国是有变化的，存在过很多历史的岔路口，但是在每个历史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又受到历史惯性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点。所以，怎么样抓住历史转折关头的挑战和机遇就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对自己的不断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在初期全球化阶段之后，也就是两次三十年战争之后，要理解中国，一定要了解世界。

　　而《中美相遇》一书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工具，它涵盖的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从“中国皇后”号开始，讲到慈禧的时代，但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中美相遇之前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长期和平，同时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完全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上限，从明末清初的一亿多人口增加到十九世纪初的四亿。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随着新大陆引进的一系列新的农作物，如马铃薯、红薯、玉米、烟草等等，中国农业开始从有着高度灌溉需求的地区转向边缘地区、山坡地等等，所以产生了一场农业革命。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新的城市化潮流，因为不管在农业结构改变的过程中如何精耕细作，都不可能同人口的迅速增长形成同步，所以肯定有过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新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服务行业、商业、手工业，都是为别人工作，是需要得到工资的。因此中国总体货币需求量大大上升。那时候不像今天可以印钞票，当时的主要货币是贵金属，黄金的数量有限，因此主要是银两和铜。这个过程当中，中美贸易也好、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也好，都呈现出中国的巨大顺差，表现出银、铜的大量汇入。

　　而中美相遇的时代就以此为背景拉开序幕。

　　这段故事说明，教科书中强调的鸦片战争，的确非常重要，由它产生的条约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但是它并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唯一起点，它只是中国近代史发展当中一个重要节点。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同中外贸易格局的改变，以及它引起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凡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发生积极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例如，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开放”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如果读《中美相遇》就会发现，漫长的十八世纪带来的开放的可能性居然被浪费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改革。

　　直到中国幼童被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也还是非得配上一个老夫子做辅导员不可，这实际上是为改革画地为牢。所以，单有开放，没有改革也是不行的，而且这是一个同步过程，是持续的。从《中美相遇》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点，在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看到的仍然是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又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只有持续的开放，在开放的同时不断深化改革，这就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

　　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

　　中美今天的关系，有人说是相互依存，我说它其实是连体婴儿，各自有自己的大脑，各自有自己的心脏，各自有自己的血管，但是它的血液相互之间一直在交流。

　　所以，有人问中美能不能脱钩?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把连体婴儿分割开来的手术，但为什么更多情况下不去做这种手术?

　　因为如果真的去做，可能把双方都杀死。

　　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对于中美两国，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对方，都是来自内部，来自自身。中国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美国，所谓“亚洲沙皇”坎贝尔，最近在被提名后的一次讲话中，反复讲的也是“美国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事”。但我们看到，拜登在讲话当中呼吁团结，结果反而骂声超过赞同声，说明解决好内部问题并不容易。

　　今天美国的乱象，以前有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越战时期，美国比今天乱多了。我夫人有一位堂叔，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在1972年从康奈尔大学辞职到美国劳工部当首席经济学家。我曾经问他为什么离开康奈尔大学，他说：“因为校园已经容不下我的一张书桌。学校里面学生背着枪在巡逻。”

　　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居然被派到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开枪把四个学生打死了，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时候，觉得美国怎么乱到这种地步，简直不可思议，但其实美国历史上比这更乱的时间还有。

　　至于今天的中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样很难。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文明的轴心时代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时代，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扬起解放思想的风帆。而这就需要研究历史的人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抱谨慎的乐观。中美两国都太大了，只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不出大的问题，一些大的基本面就不会改变。

　　中美关系可以向前走，而且必须双方共同走下去。现在双方已经有一些重大的共同关切，例如气候变化问题，背后是人和自然、人和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中美是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不合作能行吗?疫情的控制、美国的债务和货币超发等问题，也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决的。

　　但这些是连接在一起的。世界金融体系需要信用和信誉、信心支撑，如果中美关系像特朗普后期那样断崖式衰退，在某一个点可能会触发很可怕的连锁反应。所以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也要防止犯大错，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

　　在冷战高潮、中美高度敌对的时候，毛主席讲过一句话：美国政府是反对我们的，美国人民是对我们友好的。这个判断今天仍然基本适用，但是前一段也值得商榷，那就是今天美国政府是不是真的反对我们?

　　美国政府是复杂的，美国本身更是多元的、复杂的。

　　2020年，美国政府不知道给中国留学生造成了多少困难，但同时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美国最有名的大学，都对中国学生伸出保护之手，明确反对特朗普当局对中国学生所采取的非理性措施，这就是一个例子。

　　请大家不要忘记刚刚过世的傅高义先生，在2019年底我同他有过一次深谈。他心中对美国的热爱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写过《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他想做什么事情?那就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方。傅高义在美国不是孤掌难鸣的，在贸易战达到高潮的时候，由他牵头，一大批著名学者发表了公开信，对特朗普政府政策提出质疑。因此，可以看出，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

　　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以后的一百二十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存在的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其中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敌国关系，但真正打仗的只有朝鲜战争那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都是战时盟国;在冷战最后二十年，基辛格称之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其余时间是伙伴关系，或者可以称之为“利益相关者”。中美之间形成的历史积淀不会因特朗普执政的四年被扫荡一空。

　　只不过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似乎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迅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一个邻居昨天还是一个小人，今天变成巨人，你会怎么想?更何况是两个大国的关系?因此，中美双方需要一个继续了解对方的过程。

　　在《中美相遇》中讲到了很多故事。为什么相遇的过程中会发生那么多故事?就是因为双方都在不断变化，而双方看待对方的时候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眼光。同时也都要不断反过来看自己。

　　正因为中美都是多元且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始终保持交流。留学生也好，记者也好，双方都要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

　　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关键是要做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

　　但凡做历史做得好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所谓知识人，如果他真正在智慧层面，有雄心，有想象，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

　　比如《中美相遇》中就有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是扎扎实实的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的。这和今天很多人信口开河、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大姑娘，从当中支离破碎地挑出一些东西来论证非常浅薄甚至错误的“现实关怀”是不一样的。

　　不过，欺世盗名的人在学术圈里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化倾向，把专业当成赚钱的一种途径，逾越了专业的边界。另一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这在美国大选中也显示了出来，它滥用政治正确性的倾向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后真相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自媒体的领域里重要的是粉丝数量，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专业知识的审阅程序是很难起作用的。

　　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关键是要做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有批判性的历史，同时也是能够同人交流的历史。

 　　陈兼，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冷战国际史、中美关系史、中国对外关系史学者。现任上海纽约大学暨美国纽约大学全球体系杰出历史学讲座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胡适荣誉讲座教授，美国威尔逊中心全球学者。曾任康奈尔大学中美关系讲座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历史和国际关系讲座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中美关系史讲座教授、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杰出访问教授、香港大学杰出研究访问教授。著有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等名作，并将哈佛大学孔飞力教授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和《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翻译引入中国学界。目前，正以中英文完成《周恩来和他的时代》。

　　本文内容整理自2021年1月21日，陈兼老师于《中美相遇》新书发布会的讲话内容。文中标题系编者所拟。

陈兼

　　什么是美国对华行为的重点?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

　　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对于美国本身发展来说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对中美关系也极为重要。我是做历史的，我不搞前瞻，但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仍然可以让我们看到历史向前发展的一些必要的线索。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发生之后，到今年疫情发生之后，你会发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越来越走偏锋，直到特朗普在白宫的最后一次告别演说当中，他竟然还把新冠疫情称之为“中国病毒”，而特朗普当局对于中国的整个定位，就是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敌人，这个敌人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敌人，他把美国从帝国主义时代就已经产生的一系列的关于世界的想象，以及他自己在冷战时代制订的对外政策中始终存在的目标，到后面一个时代又屡次试图适用的政策目标，企图用在中国身上，叫做以政权转换为目标。

　　在这一点上你会发现，拜登对中国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一点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他曾经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对中国怎么看?美国的最大敌人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特朗普的回答是中国，而拜登的回答是美国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这一点非常重要，是一个对中国基本定位的改变。

　　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同时也是非常严重的挑战。读过王元崇的《中美相遇》会发现，在美国同中国两百多年的交往史中，什么东西是他们对华的想象、看法、政策和行为的重点?

　　实际上就是两样东西，第一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中美相遇》中有一个情节，当美国烟草公司想向世界推广美国香烟的时候，在地图上看到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于是大呼“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这就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

　　中国太大了，中国的市场也太大了。

　　第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也就是美国立国之本。第一代移民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时候就自称是“山巅之城”。这种价值观在特朗普时代似乎是很模糊的，而在拜登时代会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所以，从历史中我们更能看清楚美国的行为逻辑。在《中美相遇》里，王元崇把历史中精细的地方、充满悖论的地方，以及历史当中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写了出来。

　　如果说中美关系发展是一片汪洋大海，《中美相遇》把当中的一座座小岛、一片片浪花突出出来，写成这么一本很好读的书。这本书是接地气的，而今天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书帮助我们认识历史。

　　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中国应该做些什么?——只有持续的开放

　　《中美相遇》尽管在很多地方可以说是从小处着手，但是却从大处着眼。我建议大家特别注意下这本书的导言，他从什么地方开始写起?从中国和欧洲的两次三十年战争写起，这非常重要。

　　中国的三十年战争就是晚明的三十年，既要对付内部的起义，又要对付边患，尽管最后一位皇帝兢兢业业，却未能够挽救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这场三十年战争产生了清朝这么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现象。如果是大顺王朝出现，或者是晚明进一步发展，又或是郑氏集团反攻清朝成功，那中国历史就不一样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不管当时如何转变，这场中国的三十年战争也改变不了世界大局。而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它产生了到今天为止仍然在起作用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随后在欧洲出现现代民族国家，接下来又把所有这一切推而广之，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

　　可见，前现代的中国是有变化的，存在过很多历史的岔路口，但是在每个历史的岔路口如何选择，又受到历史惯性的巨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点。所以，怎么样抓住历史转折关头的挑战和机遇就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对自己的不断重新审视。

　　另一方面，在初期全球化阶段之后，也就是两次三十年战争之后，要理解中国，一定要了解世界。

　　而《中美相遇》一书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的工具，它涵盖的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从“中国皇后”号开始，讲到慈禧的时代，但同时也花费了大量的篇幅讲述中美相遇之前的时代背景，也就是漫长的十八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长期和平，同时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完全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上限，从明末清初的一亿多人口增加到十九世纪初的四亿。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随着新大陆引进的一系列新的农作物，如马铃薯、红薯、玉米、烟草等等，中国农业开始从有着高度灌溉需求的地区转向边缘地区、山坡地等等，所以产生了一场农业革命。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新的城市化潮流，因为不管在农业结构改变的过程中如何精耕细作，都不可能同人口的迅速增长形成同步，所以肯定有过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新的工作，这些工作是服务行业、商业、手工业，都是为别人工作，是需要得到工资的。因此中国总体货币需求量大大上升。那时候不像今天可以印钞票，当时的主要货币是贵金属，黄金的数量有限，因此主要是银两和铜。这个过程当中，中美贸易也好、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贸易也好，都呈现出中国的巨大顺差，表现出银、铜的大量汇入。

　　而中美相遇的时代就以此为背景拉开序幕。

　　这段故事说明，教科书中强调的鸦片战争，的确非常重要，由它产生的条约体系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但是它并不是中国近代史的唯一起点，它只是中国近代史发展当中一个重要节点。中国走向近代和现代、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同中外贸易格局的改变，以及它引起的中国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凡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发生积极的变化的时候，一定是同对外开放分不开的。例如，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开放”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如果读《中美相遇》就会发现，漫长的十八世纪带来的开放的可能性居然被浪费了，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改革。

　　直到中国幼童被送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也还是非得配上一个老夫子做辅导员不可，这实际上是为改革画地为牢。所以，单有开放，没有改革也是不行的，而且这是一个同步过程，是持续的。从《中美相遇》的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点，在中国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看到的仍然是这一点。

　　当今的中国又处在巨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只有持续的开放，在开放的同时不断深化改革，这就是历史可以告诉我们的一个经验。

　　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

　　中美今天的关系，有人说是相互依存，我说它其实是连体婴儿，各自有自己的大脑，各自有自己的心脏，各自有自己的血管，但是它的血液相互之间一直在交流。

　　所以，有人问中美能不能脱钩?能，在现实生活中可以看到有把连体婴儿分割开来的手术，但为什么更多情况下不去做这种手术?

　　因为如果真的去做，可能把双方都杀死。

　　中美都是别人打不倒，只能自己把自己打倒的国家。对于中美两国，最大的挑战不是来自对方，都是来自内部，来自自身。中国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美国，所谓“亚洲沙皇”坎贝尔，最近在被提名后的一次讲话中，反复讲的也是“美国今天首先要解决的是自己的事”。但我们看到，拜登在讲话当中呼吁团结，结果反而骂声超过赞同声，说明解决好内部问题并不容易。

　　今天美国的乱象，以前有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越战时期，美国比今天乱多了。我夫人有一位堂叔，当时是康奈尔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他在1972年从康奈尔大学辞职到美国劳工部当首席经济学家。我曾经问他为什么离开康奈尔大学，他说：“因为校园已经容不下我的一张书桌。学校里面学生背着枪在巡逻。”

　　1970年5月4日，国民警卫队居然被派到肯特州立大学校园，开枪把四个学生打死了，这是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时候，觉得美国怎么乱到这种地步，简直不可思议，但其实美国历史上比这更乱的时间还有。

　　至于今天的中国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样很难。中华文明何以源远流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我们文明的轴心时代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大时代，面对中美关系的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要继续扬起解放思想的风帆。而这就需要研究历史的人在当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以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抱谨慎的乐观。中美两国都太大了，只要自己不犯大的错误、不出大的问题，一些大的基本面就不会改变。

　　中美关系可以向前走，而且必须双方共同走下去。现在双方已经有一些重大的共同关切，例如气候变化问题，背后是人和自然、人和地球母亲之间的关系，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事，中美是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不合作能行吗?疫情的控制、美国的债务和货币超发等问题，也是需要多方共同努力解决的。

　　但这些是连接在一起的。世界金融体系需要信用和信誉、信心支撑，如果中美关系像特朗普后期那样断崖式衰退，在某一个点可能会触发很可怕的连锁反应。所以我们保持谨慎乐观的同时也要防止犯大错，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

　　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

　　在冷战高潮、中美高度敌对的时候，毛主席讲过一句话：美国政府是反对我们的，美国人民是对我们友好的。这个判断今天仍然基本适用，但是前一段也值得商榷，那就是今天美国政府是不是真的反对我们?

　　美国政府是复杂的，美国本身更是多元的、复杂的。

　　2020年，美国政府不知道给中国留学生造成了多少困难，但同时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这些美国最有名的大学，都对中国学生伸出保护之手，明确反对特朗普当局对中国学生所采取的非理性措施，这就是一个例子。

　　请大家不要忘记刚刚过世的傅高义先生，在2019年底我同他有过一次深谈。他心中对美国的热爱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写过《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他想做什么事情?那就是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对方。傅高义在美国不是孤掌难鸣的，在贸易战达到高潮的时候，由他牵头，一大批著名学者发表了公开信，对特朗普政府政策提出质疑。因此，可以看出，美国内部不是铁板一块的。

　　在门户开放政策提出以后的一百二十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存在的是一段漫长的和平。其中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敌国关系，但真正打仗的只有朝鲜战争那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国都是战时盟国;在冷战最后二十年，基辛格称之为“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其余时间是伙伴关系，或者可以称之为“利益相关者”。中美之间形成的历史积淀不会因特朗普执政的四年被扫荡一空。

　　只不过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似乎中国块头太大、发展太迅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发现一个邻居昨天还是一个小人，今天变成巨人，你会怎么想?更何况是两个大国的关系?因此，中美双方需要一个继续了解对方的过程。

　　在《中美相遇》中讲到了很多故事。为什么相遇的过程中会发生那么多故事?就是因为双方都在不断变化，而双方看待对方的时候也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眼光。同时也都要不断反过来看自己。

　　正因为中美都是多元且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始终保持交流。留学生也好，记者也好，双方都要保持开放与交流的心态，这样才能避免犯大的错误，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

　　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关键是要做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

　　但凡做历史做得好的人，一定有他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所谓知识人，如果他真正在智慧层面，有雄心，有想象，就一定会有自己的知识关怀和现实关怀。

　　比如《中美相遇》中就有非常明确的现实关怀，这种关怀是扎扎实实的从原始资料的发掘开始的。这和今天很多人信口开河、把历史当成可以任人打扮的大姑娘，从当中支离破碎地挑出一些东西来论证非常浅薄甚至错误的“现实关怀”是不一样的。

　　不过，欺世盗名的人在学术圈里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商业化倾向，把专业当成赚钱的一种途径，逾越了专业的边界。另一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极化。这在美国大选中也显示了出来，它滥用政治正确性的倾向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们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进入了后真相时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自媒体的领域里重要的是粉丝数量，我们曾经有过的那种专业知识的审阅程序是很难起作用的。

　　中国人太喜欢历史了，但关键是要做好的历史，真实的历史，有批判性的历史，同时也是能够同人交流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