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日本计划在2022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届时全日本将有600家提供人工受精的医院成为服务对象。此外，为了尽早减轻患者家庭的负担，厚生劳动省还计划在2021年4月提高相关治疗的补贴额度。在日本，不孕不育治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项手术费用较为昂贵，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各地的一些政府补贴则几乎是杯水车薪。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会极大减轻想接受治疗家庭的负担。

　　在明治神宫举行的传统婚礼。进入“结婚困难社会”是日本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愈演愈烈的少子化进程

　　“少子化”一词于上世纪90年代诞生于日本。近30年来，少子化的不断加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困扰之一，不仅关系到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而且也会给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未来产业竞争、人才培养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对此，日本政府接连出台了多项应对政策，不论是扩充托育服务、增加女性育儿假还是2019年10月新推出的幼儿教育托育免费化制度，都是期望能构筑一个人人可以安心生育的社会支持性育儿环境。此次计划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也是希望能帮助想生又无法生育的家庭，从而增加全国新生儿出生率。如此细细数来，日本政府在解决少子化课题上可谓煞费苦心。2019年为日本令和元年，很多人寄希望于这一特殊氛围可以带来一波小的生育高峰，但惨淡的生育数据似乎再次向社会发出疑问：少子化困局，究竟该如何破?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20年1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577亿人，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39万人，且连续11年负增长。今年7月下旬，“86万冲击”一词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一时引起热议，具体是指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86.5万人，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此外，日本厚生劳动省对2020年1～7月之间各地怀孕申报的相关数值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一期间各地受理的怀孕申报件数为51.38万份，同比减少5.1%。尤其是5月份以后的怀孕申报率较低。有专家认为家庭在面对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风险时，会有意控制怀孕。这表明，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少子化的进程。

　　应对少子化政策的演进

　　日本应对少子化的政策体系在不断实践积累中逐步形成，有着明确的立法基础及完备的政策应对体系。从日本应对少子化的政策演进过程来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从经济上缓解育儿家庭的压力，如提供儿童补贴、减免托育或幼儿园学费。日本早在1971年就出台了《儿童补贴法》，对于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孩子每人每月发放一定数额的补贴。此后，政府不断对该法进行修订，放宽领取补贴的条件以及申领的时间长度。此外，分阶段推进幼儿教育免费化制度。2017年10月安倍政府连任后，即刻通过了2万亿日元的“育人革命”计划，学前幼儿教育免费化也是其中的重要政策支柱。另一方面，多角度构建包容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充实婴幼儿托育服务，尽力解决“待机儿童”(指有入托入园需求，但因设施满员或人手不足无法进入，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空位的适龄幼儿)问题;稳定就业，减轻年轻人的经济负担;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增加女性“工作家庭两不误”的社会环境等。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到1999年的“新天使计划”，再到2001年的《支持工作与育儿兼顾等的方针》;从2003年的《支持养育下一代对策推进法》《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到2006年的《新少子化对策》;从2015年的《儿童及育儿援助新制度》，到2016年的《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2017年的《工作方式改革实施计划》《新的一揽子经济政策》、2018年的工作方式改革法案，日本政府在应对少子化课题上可谓不遗余力，面面俱到。

　　除此以外，日本在2020年10月中旬召开的全世代型社会保障研讨会上，围绕少子化对策进行了集中讨论。会上提出为了积极应对少子化，除推进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外，还包括早日消除“待机儿童”、保障男性育儿休假等内容。可以说，日本政府推出的种种破解少子化难题的对策实际已经形成立体化、多维的政策体系。但是，在如此全面细致的应对政策之下，政策效果却微乎其微，出生率仍然不断呈下降趋势。

　　导致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问题是，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这一政策作为少子化对策的重要一环，是否“下药并未对症”。

　　事实上，日本到目前为止的少子化对策大多针对于已婚家庭，在构建适宜已婚家庭生育的社会支持环境上下足了功夫。然而，除“已婚不敢生”群体外，未婚甚至不婚者也在增多。有社会学家指出，当今的日本社会，尽管无论从制度层面或是人们的意识层面仍然停留在“结婚必不可少”的认识中，但事实上日本早已进入“结婚困难社会”，而这一点也正是少子化的重要原因。根据2015年日本国势调查显示，30～35岁的男士未婚率为47.1%，女性为34.6%;而在1975年时该年龄组对应的男士未婚率仅有14.3%，女性7.7%。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于2017年4月公布关于“终生未婚率”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50岁之前从未结过婚的日本男性比例约为23.4%，女性比例约为14.1%，比2010年均增加了3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数据显示，日本人的“终生未婚率”还将持续攀升，到2035年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将接近30%，女性将接近20%。“超单身大国”正在成为日本的新“标签”。从数据及现实发展来看，未婚率升高的原因并非是很多人所认为的“晚婚化”，而是“不婚”人数的增加，直接后果就是加速了“少子化”的进程。不解决“不婚”者面临的结婚课题，针对少子化课题推出的各项政策就似乎是隔靴搔痒。

　　那么为何出现不婚者增多的现象?多项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真正不想结婚的非常少，多数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优秀男士因此不想结婚”。20世纪60～80年代正值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稳定的工作、丰厚的福利似乎成为每个年轻人工作的标配，那时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找到符合自己择偶条件的人作为伴侣。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发展，步入“失去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越来越多的企业雇佣了临时工、短工等非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员工无法拥有像正式员工那样的薪金和待遇，收入不高、不稳定成为他们的标签之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变化下，就业竞争也愈加激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得不去选择非正式但灵活自由度高的工作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对于他们来说，恋爱、结婚似乎都变成了一种负担，生育更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泡沫。

　　10月26日的国会会议围绕未来的少子化对策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事实上，相比未来政策将重点放在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保障男性育儿假的获得上，倒不如思考将重点放在构筑积极的雇佣对策上。对于工作、生活尚不安定且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来说，结婚、生子确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构建一个人人可以安心工作、育儿工作兼顾的社会环境才是克服少子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前不久，新上任的日本首相菅义伟提出，为了解决少子化问题，日本计划在2022年将不孕不育治疗纳入医保，届时全日本将有600家提供人工受精的医院成为服务对象。此外，为了尽早减轻患者家庭的负担，厚生劳动省还计划在2021年4月提高相关治疗的补贴额度。在日本，不孕不育治疗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项手术费用较为昂贵，令很多人望而却步，各地的一些政府补贴则几乎是杯水车薪。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会极大减轻想接受治疗家庭的负担。

　　在明治神宫举行的传统婚礼。进入“结婚困难社会”是日本少子化的重要原因。

　　愈演愈烈的少子化进程

　　“少子化”一词于上世纪90年代诞生于日本。近30年来，少子化的不断加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困扰之一，不仅关系到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而且也会给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未来产业竞争、人才培养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对此，日本政府接连出台了多项应对政策，不论是扩充托育服务、增加女性育儿假还是2019年10月新推出的幼儿教育托育免费化制度，都是期望能构筑一个人人可以安心生育的社会支持性育儿环境。此次计划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也是希望能帮助想生又无法生育的家庭，从而增加全国新生儿出生率。如此细细数来，日本政府在解决少子化课题上可谓煞费苦心。2019年为日本令和元年，很多人寄希望于这一特殊氛围可以带来一波小的生育高峰，但惨淡的生育数据似乎再次向社会发出疑问：少子化困局，究竟该如何破?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20年11月20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577亿人，较去年同期相比减少约39万人，且连续11年负增长。今年7月下旬，“86万冲击”一词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一时引起热议，具体是指2019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86.5万人，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低。此外，日本厚生劳动省对2020年1～7月之间各地怀孕申报的相关数值进行了统计分析：这一期间各地受理的怀孕申报件数为51.38万份，同比减少5.1%。尤其是5月份以后的怀孕申报率较低。有专家认为家庭在面对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风险时，会有意控制怀孕。这表明，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少子化的进程。

　　应对少子化政策的演进

　　日本应对少子化的政策体系在不断实践积累中逐步形成，有着明确的立法基础及完备的政策应对体系。从日本应对少子化的政策演进过程来看，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从经济上缓解育儿家庭的压力，如提供儿童补贴、减免托育或幼儿园学费。日本早在1971年就出台了《儿童补贴法》，对于家庭收入低于标准的孩子每人每月发放一定数额的补贴。此后，政府不断对该法进行修订，放宽领取补贴的条件以及申领的时间长度。此外，分阶段推进幼儿教育免费化制度。2017年10月安倍政府连任后，即刻通过了2万亿日元的“育人革命”计划，学前幼儿教育免费化也是其中的重要政策支柱。另一方面，多角度构建包容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充实婴幼儿托育服务，尽力解决“待机儿童”(指有入托入园需求，但因设施满员或人手不足无法进入，只能在家排队等待空位的适龄幼儿)问题;稳定就业，减轻年轻人的经济负担;推动工作方式改革，增加女性“工作家庭两不误”的社会环境等。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到1999年的“新天使计划”，再到2001年的《支持工作与育儿兼顾等的方针》;从2003年的《支持养育下一代对策推进法》《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到2006年的《新少子化对策》;从2015年的《儿童及育儿援助新制度》，到2016年的《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2017年的《工作方式改革实施计划》《新的一揽子经济政策》、2018年的工作方式改革法案，日本政府在应对少子化课题上可谓不遗余力，面面俱到。

　　除此以外，日本在2020年10月中旬召开的全世代型社会保障研讨会上，围绕少子化对策进行了集中讨论。会上提出为了积极应对少子化，除推进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外，还包括早日消除“待机儿童”、保障男性育儿休假等内容。可以说，日本政府推出的种种破解少子化难题的对策实际已经形成立体化、多维的政策体系。但是，在如此全面细致的应对政策之下，政策效果却微乎其微，出生率仍然不断呈下降趋势。

　　导致少子化的真正原因

　　问题是，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这一政策作为少子化对策的重要一环，是否“下药并未对症”。

　　事实上，日本到目前为止的少子化对策大多针对于已婚家庭，在构建适宜已婚家庭生育的社会支持环境上下足了功夫。然而，除“已婚不敢生”群体外，未婚甚至不婚者也在增多。有社会学家指出，当今的日本社会，尽管无论从制度层面或是人们的意识层面仍然停留在“结婚必不可少”的认识中，但事实上日本早已进入“结婚困难社会”，而这一点也正是少子化的重要原因。根据2015年日本国势调查显示，30～35岁的男士未婚率为47.1%，女性为34.6%;而在1975年时该年龄组对应的男士未婚率仅有14.3%，女性7.7%。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于2017年4月公布关于“终生未婚率”的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50岁之前从未结过婚的日本男性比例约为23.4%，女性比例约为14.1%，比2010年均增加了3个百分点，创下历史新高。同时，数据显示，日本人的“终生未婚率”还将持续攀升，到2035年日本男性的“终生未婚率”将接近30%，女性将接近20%。“超单身大国”正在成为日本的新“标签”。从数据及现实发展来看，未婚率升高的原因并非是很多人所认为的“晚婚化”，而是“不婚”人数的增加，直接后果就是加速了“少子化”的进程。不解决“不婚”者面临的结婚课题，针对少子化课题推出的各项政策就似乎是隔靴搔痒。

　　那么为何出现不婚者增多的现象?多项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真正不想结婚的非常少，多数是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优秀男士因此不想结婚”。20世纪60～80年代正值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稳定的工作、丰厚的福利似乎成为每个年轻人工作的标配，那时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找到符合自己择偶条件的人作为伴侣。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经济陷入低迷发展，步入“失去的20年”甚至更长时间，越来越多的企业雇佣了临时工、短工等非正式员工。而非正式员工无法拥有像正式员工那样的薪金和待遇，收入不高、不稳定成为他们的标签之一。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变化下，就业竞争也愈加激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得不去选择非正式但灵活自由度高的工作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所需。对于他们来说，恋爱、结婚似乎都变成了一种负担，生育更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泡沫。

　　10月26日的国会会议围绕未来的少子化对策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事实上，相比未来政策将重点放在将不孕不育纳入医保、保障男性育儿假的获得上，倒不如思考将重点放在构筑积极的雇佣对策上。对于工作、生活尚不安定且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来说，结婚、生子确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构建一个人人可以安心工作、育儿工作兼顾的社会环境才是克服少子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研究室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