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竞选幸运地结束了，乔·拜登将于1月20日入主白宫。此次政府换届为重置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创造了机会。

　　中美双方应当努力摆脱暴力冲突和敌视对抗，走上谨慎竞争和关键合作之路。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西方的声誉已经下降。尽管难以测算，但中国民众对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的感情可能也变差了。

　　毫无疑问，两国政府间的热情已经消退。然而，这两个国家对对方抱以无限的敌意，还是有节制的反感，这中间有极大区别。后者令和平及富有成效的关系具有可能性，哪怕有时伴随着不安和困难。

　　虽然中国将是新政府面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但总统最初的注意力可能会转向国内危机，包括疫情、经济复苏和国内的冲突。

　　至于国际事务方面，伊朗大概是最迫在眉睫的挑战。随着相对温和的哈桑·鲁哈尼将于8月卸任，华盛顿几乎没有时间如拜登承诺的那样，去修复核协议。另外的重要议题是恢复与俄罗斯的军控协议，以及停止受到美国支持的也门大屠杀。

　　此外，像中美两国政府关系这类重要且复杂的事务，需要认真检视，并由那些被挑选在行政部门任要职的人来决定。国务院局级任命、新任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人选、重要经贸职位的人选，这些都会影响对华政策。制定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拜登政府考虑政策、选择相关官员和处理其他危机的时候，中方应该为帮助建立更有成效的关系打基础。不足为奇的是，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诉求可以舒缓个人的挫折感，发泄公众的愤怒，但也会削弱国际关系。为了改善可能严重出错的重要双边关系，最好是把双方眼中的轻视和过错放在一边。

　　在等待与拜登政府全面接触的同时，北京可以做些什么呢?

　　一、高层官员应当谈及一种新的关系，它承认存在难以避免的重大分歧，但要约束对抗行为，即使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必要，也应寻求合作的领域。北京还应该注意，当另一个国家的关键利益遇到危险时，双方均有意妥协是很重要的。同时它应当表明自己愿对新政府的提议做出回应。

　　二、中国应该利用其对朝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劝说金正恩放弃朝鲜当局一贯的挑衅行为。在东北亚制造新的危机，有可能使涉及中美关系的严肃会谈被推迟。对华鹰派人士会把朝鲜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北京。此类举动将促使美国加大用来对付平壤的军事投入，这恰好与在亚太其他地区扩充军力以对抗中国的建议相吻合。

　　三、中国应当建立包容性经济理念。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对美中贸易的争议更大。主动表示愿就解决知识产权、商业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让及其他争议问题达成妥协，会说明他对改善两国关系是认真的。这样做不是要北京实质性投降，而是认真解决美国的核心关切。

　　四、中国最好尽量减少对美国友好国家的“战狼外交”和经济挑衅。华盛顿特别注意到了针对澳大利亚的协同攻击，这导致一些政策制定者敦促美国加强对受中国威胁的盟友的支持。美国的这些伙伴国也更有可能施压华盛顿出台更严厉的政策。况且，北京的行为还强化了“对华鹰派”的论点，即中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五、无疑，美国及其盟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攻击看上去颇为自私。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钱投入到第三世界国家，而这些钱被大肆窃取和浪费，给贫穷的人民留下了不可持续的巨额债务。不过，北京已经为“一带一路”的不良项目和债务付出代价。中国应就发展融资的各种方式提出讨论建议，也许是在G20内部提出。能否通过东西方的合作，来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呢?

　　六、新冠肺炎依然是一场全球危机，其起源仍是一大问题。北京可以表示说，它愿意参与有关疫情何以发展至此的大范围调查，以帮助解决该问题的政治影响，因为调查也将包括各国如何应对疾病传播。此外，调查应由与当前中美争端无利害关系的个人和组织承担。从诚实、公开的调查中我们可以获知很多东西，而中方的合作意愿将有助于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化解日积月累的敌意。

　　七、东亚-太平洋海域的领土争端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对北京比对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国更重要。然而，对华盛顿维护航行自由和致力于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中国应当表示尊重。中国还应当注意到，其他国家也有必要表达它们参与其中和谈判的意愿。为此，北京可以表示，它对有创造性的合作开发建议持开放态度，即在维持和平关系的同时推迟棘手的主权决定。

　　当然不止这些问题，在签证和媒体限制方面，减少针锋相对的循环报复也是必须的。但如果不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中美关系是不会有明显改善的。中国可以帮助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就多个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启动广泛的讨论。

　　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几乎不存在信任和融洽，这种状况不大可能有所改变，然而两国政府必须找到前进的道路。中国政府应当利用美国的政治过渡期，释放有兴趣通过合作来解决两国间最棘手问题的信号，为这一进程提供助力。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著有《绊网：变化世界中的朝美外交政策》。原文标题《如何重启中美关系》

　　美国总统竞选幸运地结束了，乔·拜登将于1月20日入主白宫。此次政府换届为重置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创造了机会。

　　中美双方应当努力摆脱暴力冲突和敌视对抗，走上谨慎竞争和关键合作之路。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在西方的声誉已经下降。尽管难以测算，但中国民众对美国及其最亲密盟友的感情可能也变差了。

　　毫无疑问，两国政府间的热情已经消退。然而，这两个国家对对方抱以无限的敌意，还是有节制的反感，这中间有极大区别。后者令和平及富有成效的关系具有可能性，哪怕有时伴随着不安和困难。

　　虽然中国将是新政府面前最重要的国际问题，但总统最初的注意力可能会转向国内危机，包括疫情、经济复苏和国内的冲突。

　　至于国际事务方面，伊朗大概是最迫在眉睫的挑战。随着相对温和的哈桑·鲁哈尼将于8月卸任，华盛顿几乎没有时间如拜登承诺的那样，去修复核协议。另外的重要议题是恢复与俄罗斯的军控协议，以及停止受到美国支持的也门大屠杀。

　　此外，像中美两国政府关系这类重要且复杂的事务，需要认真检视，并由那些被挑选在行政部门任要职的人来决定。国务院局级任命、新任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人选、重要经贸职位的人选，这些都会影响对华政策。制定本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在拜登政府考虑政策、选择相关官员和处理其他危机的时候，中方应该为帮助建立更有成效的关系打基础。不足为奇的是，有争议的民族主义诉求可以舒缓个人的挫折感，发泄公众的愤怒，但也会削弱国际关系。为了改善可能严重出错的重要双边关系，最好是把双方眼中的轻视和过错放在一边。

　　在等待与拜登政府全面接触的同时，北京可以做些什么呢?

　　一、高层官员应当谈及一种新的关系，它承认存在难以避免的重大分歧，但要约束对抗行为，即使不是出于礼貌而是出于必要，也应寻求合作的领域。北京还应该注意，当另一个国家的关键利益遇到危险时，双方均有意妥协是很重要的。同时它应当表明自己愿对新政府的提议做出回应。

　　二、中国应该利用其对朝鲜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劝说金正恩放弃朝鲜当局一贯的挑衅行为。在东北亚制造新的危机，有可能使涉及中美关系的严肃会谈被推迟。对华鹰派人士会把朝鲜的不良行为归咎于北京。此类举动将促使美国加大用来对付平壤的军事投入，这恰好与在亚太其他地区扩充军力以对抗中国的建议相吻合。

　　三、中国应当建立包容性经济理念。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对美中贸易的争议更大。主动表示愿就解决知识产权、商业间谍活动、强制技术转让及其他争议问题达成妥协，会说明他对改善两国关系是认真的。这样做不是要北京实质性投降，而是认真解决美国的核心关切。

　　四、中国最好尽量减少对美国友好国家的“战狼外交”和经济挑衅。华盛顿特别注意到了针对澳大利亚的协同攻击，这导致一些政策制定者敦促美国加强对受中国威胁的盟友的支持。美国的这些伙伴国也更有可能施压华盛顿出台更严厉的政策。况且，北京的行为还强化了“对华鹰派”的论点，即中国对亚洲和其他地区构成严重威胁。

　　五、无疑，美国及其盟友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攻击看上去颇为自私。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花了几十年时间，把钱投入到第三世界国家，而这些钱被大肆窃取和浪费，给贫穷的人民留下了不可持续的巨额债务。不过，北京已经为“一带一路”的不良项目和债务付出代价。中国应就发展融资的各种方式提出讨论建议，也许是在G20内部提出。能否通过东西方的合作，来帮助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呢?

　　六、新冠肺炎依然是一场全球危机，其起源仍是一大问题。北京可以表示说，它愿意参与有关疫情何以发展至此的大范围调查，以帮助解决该问题的政治影响，因为调查也将包括各国如何应对疾病传播。此外，调查应由与当前中美争端无利害关系的个人和组织承担。从诚实、公开的调查中我们可以获知很多东西，而中方的合作意愿将有助于即将上台的拜登政府化解日积月累的敌意。

　　七、东亚-太平洋海域的领土争端日益成为热点问题。可以理解，这个问题对北京比对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美国更重要。然而，对华盛顿维护航行自由和致力于和平解决地区争端，中国应当表示尊重。中国还应当注意到，其他国家也有必要表达它们参与其中和谈判的意愿。为此，北京可以表示，它对有创造性的合作开发建议持开放态度，即在维持和平关系的同时推迟棘手的主权决定。

　　当然不止这些问题，在签证和媒体限制方面，减少针锋相对的循环报复也是必须的。但如果不解决更根本的问题，中美关系是不会有明显改善的。中国可以帮助创造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就多个双方感兴趣的问题启动广泛的讨论。

　　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几乎不存在信任和融洽，这种状况不大可能有所改变，然而两国政府必须找到前进的道路。中国政府应当利用美国的政治过渡期，释放有兴趣通过合作来解决两国间最棘手问题的信号，为这一进程提供助力。

　　作者系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罗纳德·里根总统的特别助理，著有《绊网：变化世界中的朝美外交政策》。原文标题《如何重启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