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今天面临着真正的地缘政治危机，拜登团队和美国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建制派都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当选总统拜登和他的顾问们喜好谈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及让美国同时扮演革新者角色，同时保持和平。事实上，核对抗的危险正在增加。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很少得到承认，但并非因为缺乏警告。相反，在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出现了一种新常态，淡化了美国政策的危险影响，因此对美国霸权的追求可以毫无疑问地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国会审查，也没有冷战期间存在的那种真正的政治辩论。但在世界政治中，善意并不意味着有罪而不受惩罚。

　　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着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恣意妄为的对手，也受到困惑和不确定的盟友的阻碍——从北约开始——这些盟友似乎与其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不如说是西方美德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除了这些不必要的对手和不确定的联盟之外，世界政治也在日益分化，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局面。这种分化使得“国际社会”这个惯用语变得没有意义。联合国经常充当国际辩论的平台，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事务管理机制。

　　与国际社会的这场危机同时出现的是美国学术界的危机。在政治两极化日益加剧、追求国家利益作为政策指导原则退化的背景下，美国学术界明显丧失了以前的道德和知识权威。约翰·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呼吁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如今的专家们非但没有回应这种呼吁，反而常常为了其自私自利的团体背书，很少准备好要付出任何实际代价来像掌权者讲述真相。亨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描述了1955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外交事务特别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与一群学者的会面。学者们急于就各种外交政策所涉及的国内政治利益提出建议，当洛克菲勒指责他们时，他们吃了一惊。洛克菲勒说:“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不是要告诉我如何在华盛顿行事，那是我的工作。”“你们的工作是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

　　如今，看到那些被视为专家所做的外交政策分析，我常常觉得自己被带回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那里，一个人必须使用肯定性的话语，并表现出对政治正统的忠诚，才能被认真对待。像“民主”、“自由的国际秩序”、“联盟”、“侵略”和“虚假信息”这样的术语，通常是作为帮助解释世界的分析工具使用，而非仅仅是种流行语，意在表明无论谁使用它们，都准备好按规则行事。

　　这种缺乏严谨分析的情况，在有关北约的对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北约经常被描绘成美国外交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来说，这些外国联盟的必要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了永久纠缠在一起的危险，特别是在欧洲。他警告说，联盟“在没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存在的情况下，会助长一种虚构共同利益的幻觉。”乔治•凯南在我们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就对北约扩张发出了有先见之明的警告，他预测这将毒害美俄关系，不可避免地将两国推向冲突的轨道。1998年，凯南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当然会做出不良反应。”“(北约扩张者)会说，‘我们一直告诉你俄罗斯人就是这样的’——但这是错误的。”事实仍然是，俄罗斯对苏联的最终灭亡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20世纪90年代谨慎行事——在北约扩张跨越苏联以前的边界之前——以免自己走上与美国的冲突道路。事实上，俄罗斯没有对邻国进行军事干预，直到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格鲁吉亚军队在南奥塞梯袭击了俄罗斯维和部队。

　　北约东扩的支持者很少会在对美国介入该地区的战略和道义上做出快速判断之前，费事去研究东欧的历史，他们几乎总是站在与莫斯科有争议的俄罗斯邻国一边。以波罗的海国家为例，它们没有独立国家的历史，直到1917 - 1918年在德国占领军“扶植”建国，此后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940年，作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一部分，再次被并入苏联。当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解体时，波罗的海国家开始要求独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放弃使用武力。鲍里斯·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更反对军事行动。新俄罗斯很快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地位，没有任何领土让步的要求。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任何侵略能够为它们后来加入北约提供理由——事实上，这一扩张将联盟带到了圣彼得堡的郊区。此外，为了使北约扩张成为可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剥夺了本国俄罗斯裔公民的公民权。这两个国家如何能够满足北约的民主要求，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在波罗的海国家引入新的军事基础设施结果只是引发了俄罗斯军事活动的增加，而且越来越难以查明是谁先挑衅了谁。没有人想要一场核战争，但如果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北约的第5条为它们提供了免受俄罗斯报复的豁免权，因为它们试图让北约和欧盟反对俄罗斯，那这可能是在玩火。这种潜在的核战火可以轻易地蔓延到欧洲，甚至是美国。

　　除了联盟所提供的虚幻安全感之外，人们还普遍误解了所谓的美国对手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当下，这两个国家显然被视为对手——这只是因为美国已经认定它们是敌对国家，必须这样对待它们。北京和莫斯科都不想向美国投降，而且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采取了对美国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行动。这种关系状态是否不可避免(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中国确实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购买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掌握了新的尖端技术，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政治和经济关系。但这些事态发展引发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自冷战胜利以来，美国一直享有的无可置疑的全球霸权在新时代的可行性和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达到何种程度?第二:中国野心的实质是什么?中国是不是正在努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指责中国的一些陈词滥调，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也具有误导性。中国的确正在变成一个威权国家，但中国也有允许相当程度上知识传播和个人自由的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将其意识形态强加到国外的好战国家。就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而言，美国的反对是正确的，但也必须是考虑现实。美国没有加入可以挑战中国在该地区行为的《海洋法公约》，而且大多数受影响的邻国已经缓和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中国带来的挑战是重大的，但也很复杂，必须以严肃的分析态度来理解，而不能过于简单化，那就会很危险。当然需要维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但突然与北京陷入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的挑战属于另一类。就经济而言，俄罗斯与美国不在一个等级。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愿屈服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及其盟友有权统治世界，包括俄罗斯周边地区。他尤其不愿让外界认为他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莫斯科也不寻求与美国和北约长期对抗。相反，它已明确表示，即使受到定期的制裁和谴责，它仍然愿意在从军备控制和气候变化到解决冲突等许多领域进行合作。在俄罗斯没有对北约进行军事侵略或俄罗斯对美国政治进程进行实质性干预的情况下，将俄罗斯指定为主要敌人可能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害。这种对俄罗斯夸张的描述不仅阻止了美国关注其他优先事项——最重要的是中国——而且也不必要地倾向于同经济薄弱但军事强大的俄罗斯采取核边缘政策。

　　当前美国(更广泛地说是西方)对俄政策，主要有三大危险。首先，在美国和俄罗斯军队对峙的地区，比如叙利亚或公海，存在着局势升级的可能性。涉及两国军队的事件越来越多，这清晰表明，俄罗斯军队已被指示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哪怕出现最轻微的误判，局势就可能会失控。第二:有大量证据表明普京采取“战略耐心”策略来凝聚俄罗斯精英，他越来越坚持的看法是，改变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消极态势的唯一途径是升级和依赖军事力量，这无疑表明俄罗斯愿意而且能够采取强硬手段。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俄建立战术联盟的现实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显然更愿意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而不是结盟对抗美国。然而，历史上有很多奇怪的联盟产生了重大外交政策后果的例子，比如1939年签订的《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甫条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的精英对美国越来越失望，通过中俄联合努力削弱美国对其的吸引力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即使没有这样的联盟，让北京觉得它能够可靠地依赖莫斯科的支持，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理解中国和俄罗斯行动的复杂性，并不等于期望北京和莫斯科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同样，认识到北约鲁莽扩张的危险，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抛弃北约，拒绝接受全球联盟网络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事务很少是非黑即白的，联盟关系应该成为美国政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历史有着自身的逻辑，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终会发现自己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作者迪米特里·西梅斯(Dimitri K. Simes)系国家利益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american-needs-foreign-policy-reset-174684?page=0%2C1

　　美国今天面临着真正的地缘政治危机，拜登团队和美国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建制派都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当选总统拜登和他的顾问们喜好谈论重振美国领导地位，恢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以及让美国同时扮演革新者角色，同时保持和平。事实上，核对抗的危险正在增加。这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很少得到承认，但并非因为缺乏警告。相反，在美国外交政策辩论中出现了一种新常态，淡化了美国政策的危险影响，因此对美国霸权的追求可以毫无疑问地继续下去，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国会审查，也没有冷战期间存在的那种真正的政治辩论。但在世界政治中，善意并不意味着有罪而不受惩罚。

　　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着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恣意妄为的对手，也受到困惑和不确定的盟友的阻碍——从北约开始——这些盟友似乎与其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不如说是西方美德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除了这些不必要的对手和不确定的联盟之外，世界政治也在日益分化，这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所从未有过的局面。这种分化使得“国际社会”这个惯用语变得没有意义。联合国经常充当国际辩论的平台，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效的国际事务管理机制。

　　与国际社会的这场危机同时出现的是美国学术界的危机。在政治两极化日益加剧、追求国家利益作为政策指导原则退化的背景下，美国学术界明显丧失了以前的道德和知识权威。约翰·肯尼迪总统有句名言呼吁美国人:“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如今的专家们非但没有回应这种呼吁，反而常常为了其自私自利的团体背书，很少准备好要付出任何实际代价来像掌权者讲述真相。亨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描述了1955年时任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外交事务特别助理纳尔逊•洛克菲勒与一群学者的会面。学者们急于就各种外交政策所涉及的国内政治利益提出建议，当洛克菲勒指责他们时，他们吃了一惊。洛克菲勒说:“我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不是要告诉我如何在华盛顿行事，那是我的工作。”“你们的工作是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

　　如今，看到那些被视为专家所做的外交政策分析，我常常觉得自己被带回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在那里，一个人必须使用肯定性的话语，并表现出对政治正统的忠诚，才能被认真对待。像“民主”、“自由的国际秩序”、“联盟”、“侵略”和“虚假信息”这样的术语，通常是作为帮助解释世界的分析工具使用，而非仅仅是种流行语，意在表明无论谁使用它们，都准备好按规则行事。

　　这种缺乏严谨分析的情况，在有关北约的对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北约经常被描绘成美国外交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来说，这些外国联盟的必要性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了永久纠缠在一起的危险，特别是在欧洲。他警告说，联盟“在没有真正的共同利益存在的情况下，会助长一种虚构共同利益的幻觉。”乔治•凯南在我们这个时代到来之前就对北约扩张发出了有先见之明的警告，他预测这将毒害美俄关系，不可避免地将两国推向冲突的轨道。1998年，凯南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当然会做出不良反应。”“(北约扩张者)会说，‘我们一直告诉你俄罗斯人就是这样的’——但这是错误的。”事实仍然是，俄罗斯对苏联的最终灭亡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20世纪90年代谨慎行事——在北约扩张跨越苏联以前的边界之前——以免自己走上与美国的冲突道路。事实上，俄罗斯没有对邻国进行军事干预，直到2008年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发生冲突，在冲突中，格鲁吉亚军队在南奥塞梯袭击了俄罗斯维和部队。

　　北约东扩的支持者很少会在对美国介入该地区的战略和道义上做出快速判断之前，费事去研究东欧的历史，他们几乎总是站在与莫斯科有争议的俄罗斯邻国一边。以波罗的海国家为例，它们没有独立国家的历史，直到1917 - 1918年在德国占领军“扶植”建国，此后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940年，作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一部分，再次被并入苏联。当苏联在上世纪80年代末解体时，波罗的海国家开始要求独立，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放弃使用武力。鲍里斯·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更反对军事行动。新俄罗斯很快承认波罗的海国家的独立地位，没有任何领土让步的要求。因此，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对波罗的海国家的任何侵略能够为它们后来加入北约提供理由——事实上，这一扩张将联盟带到了圣彼得堡的郊区。此外，为了使北约扩张成为可能，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剥夺了本国俄罗斯裔公民的公民权。这两个国家如何能够满足北约的民主要求，从来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得到认真的讨论。在波罗的海国家引入新的军事基础设施结果只是引发了俄罗斯军事活动的增加，而且越来越难以查明是谁先挑衅了谁。没有人想要一场核战争，但如果波罗的海国家认为，北约的第5条为它们提供了免受俄罗斯报复的豁免权，因为它们试图让北约和欧盟反对俄罗斯，那这可能是在玩火。这种潜在的核战火可以轻易地蔓延到欧洲，甚至是美国。

　　除了联盟所提供的虚幻安全感之外，人们还普遍误解了所谓的美国对手所带来的挑战，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在当下，这两个国家显然被视为对手——这只是因为美国已经认定它们是敌对国家，必须这样对待它们。北京和莫斯科都不想向美国投降，而且各自都以自己的方式采取了对美国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的行动。这种关系状态是否不可避免(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中国确实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购买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美国，掌握了新的尖端技术，并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政治和经济关系。但这些事态发展引发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自冷战胜利以来，美国一直享有的无可置疑的全球霸权在新时代的可行性和对美国安全的重要性达到何种程度?第二:中国野心的实质是什么?中国是不是正在努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领袖?

　　指责中国的一些陈词滥调，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也具有误导性。中国的确正在变成一个威权国家，但中国也有允许相当程度上知识传播和个人自由的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中国不是一个寻求将其意识形态强加到国外的好战国家。就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活动而言，美国的反对是正确的，但也必须是考虑现实。美国没有加入可以挑战中国在该地区行为的《海洋法公约》，而且大多数受影响的邻国已经缓和了与中国的紧张关系。

　　中国带来的挑战是重大的，但也很复杂，必须以严肃的分析态度来理解，而不能过于简单化，那就会很危险。当然需要维持和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能力，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和技术。但突然与北京陷入一场新的冷战，甚至热战，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俄罗斯的挑战属于另一类。就经济而言，俄罗斯与美国不在一个等级。然而，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愿屈服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美国及其盟友有权统治世界，包括俄罗斯周边地区。他尤其不愿让外界认为他会屈从于美国的压力。但莫斯科也不寻求与美国和北约长期对抗。相反，它已明确表示，即使受到定期的制裁和谴责，它仍然愿意在从军备控制和气候变化到解决冲突等许多领域进行合作。在俄罗斯没有对北约进行军事侵略或俄罗斯对美国政治进程进行实质性干预的情况下，将俄罗斯指定为主要敌人可能会对美国的利益造成不合理的损害。这种对俄罗斯夸张的描述不仅阻止了美国关注其他优先事项——最重要的是中国——而且也不必要地倾向于同经济薄弱但军事强大的俄罗斯采取核边缘政策。

　　当前美国(更广泛地说是西方)对俄政策，主要有三大危险。首先，在美国和俄罗斯军队对峙的地区，比如叙利亚或公海，存在着局势升级的可能性。涉及两国军队的事件越来越多，这清晰表明，俄罗斯军队已被指示采取更加果断的行动，哪怕出现最轻微的误判，局势就可能会失控。第二:有大量证据表明普京采取“战略耐心”策略来凝聚俄罗斯精英，他越来越坚持的看法是，改变俄罗斯与西方之间消极态势的唯一途径是升级和依赖军事力量，这无疑表明俄罗斯愿意而且能够采取强硬手段。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中俄建立战术联盟的现实可能性。中国和俄罗斯显然更愿意与美国保持正常关系，而不是结盟对抗美国。然而，历史上有很多奇怪的联盟产生了重大外交政策后果的例子，比如1939年签订的《莫洛托夫- 里宾特洛甫条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随着中国和俄罗斯的精英对美国越来越失望，通过中俄联合努力削弱美国对其的吸引力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即使没有这样的联盟，让北京觉得它能够可靠地依赖莫斯科的支持，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理解中国和俄罗斯行动的复杂性，并不等于期望北京和莫斯科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同样，认识到北约鲁莽扩张的危险，也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完全抛弃北约，拒绝接受全球联盟网络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好处。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事务很少是非黑即白的，联盟关系应该成为美国政策的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不管我们乐意与否，历史有着自身的逻辑，那些拒绝接受的人，终会发现自己站在了错误的一边。

　　作者迪米特里·西梅斯(Dimitri K. Simes)系国家利益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american-needs-foreign-policy-reset-174684?page=0%2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