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人们随之而来的刻薄言论表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充满分歧，存在一定程度的部落主义，和对妥协的拒绝。这种分歧贯穿了种族、性别、收入差距、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美国的城市与乡村。

　　美国将全力应对主要的国内问题——从疫情带来的痛苦经济影响，到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分裂。即便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在安全问题和贸易议程上，拜登在总统任内也将受到本党美国外交政策激进派的制约。美国会否远离外交政策而专注于国内问题?毕竟，拜登过渡团队的选前工作组始终关注的一是疫情，二是经济危机和可能的补救措施，三是种族歧视，四是气候变化。

　　近年来，每当美国公共预算出现5000亿美元赤字时，国防开支总是会被削减。今年美国政府已经启动一项规模约4万亿美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的拨款和贷款超过了阿富汗战争18年的开销。在最近的一份合著报告里，拜登阵营中主要的国防问题设计师、将在五角大楼扮演重要角色的米歇尔·弗卢努瓦承认，“那些关系到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的需求，解决系统性种族歧视，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对未来疫情的防范，所有这些都会争夺联邦资金。不断加码的赤字和债务会抑制一些议员提高国防支出的欲望”。

　　简言之，正如安全问题专家Masashi Murano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美国军方也许不得不做艰难的选择，并可能调整美国酝酿的全球姿态，进一步削减军费支出(可能是在欧洲)，并更多依赖于让盟国分担费用，因为对付中国也许仍是首要任务。

　　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确实使这一政策转向中偏右。在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两面夹击下，短期内不太可能有自由贸易议程，也不太可能出台和解意味明显的对华政策，因为民主、共和两党正在形成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共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吸引两党达成了共识，但却未必吸引更广大的选民。尽管特朗普试图以其强硬的对华政策左右大选，批评拜登对北京唯唯诺诺，但在总统辩论和竞选活动中，中国问题并不如国内问题那样引人关注。不过，这次大选绝非对特朗普主义的否定，特朗普不会消失，短期内肯定不会。通过一家原创电视台和一个新组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特朗普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政治游击战，最终这将用来巩固他作为共和党领袖的地位，及至让他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

　　这会影响到可能引起分歧的对外政策，如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在北京未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取消对中国征收的一系列关税。此外，拜登还将受到来自民主党内部的抨击，在他任总统期间以及2024年，民主党内部直言不讳而又有影响力的激进声音会对他构成挑战。选择卡玛拉·哈里斯担任副总统有可能预先抑制这些挑战，但她在掌权期间是不得不站在拜登一边的。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参议院的组成，拜登将被迫采取中间立场，争取共和党中间派的声音，至少在特朗普的光环失去力量之前是这样。佐治亚州是传统的红色州，1月份选举之后，共和党很可能在美国参议院占多数席位，为此，拜登将不得不让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和推出的政策更受欢迎，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也要确保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

　　总而言之，美国总统选举及其早期余波体现出来的国内因素表明，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十之八九不会出现大反转。与此同时，拜登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而把外交和安全政策交给国家安全机构特别是国务院的专家。这将意味着我们不会重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无休止逐底竞争的覆辙，这种做法在整个2020年尤为明显。我们也不会发表愚蠢的、非外交性质的公开声明，对共产党进行刻薄的非黑即白的谴责，更不要说那些暗示政权更迭的表述。毕竟，一定程度的稳定和与中国保持工作层面关系是有好处的，而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挑战和武器扩散等议程项目上的合作，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实现些许稳定的跳板。这对全球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作者系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讲师，重点研究亚太地区特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与国内国际政策。原文标题《美国大选以及影响拜登任期的国内因素》

　　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和人们随之而来的刻薄言论表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充满分歧，存在一定程度的部落主义，和对妥协的拒绝。这种分歧贯穿了种族、性别、收入差距、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美国的城市与乡村。

　　美国将全力应对主要的国内问题——从疫情带来的痛苦经济影响，到社会的高度分化和分裂。即便民主党拿下参议院，在安全问题和贸易议程上，拜登在总统任内也将受到本党美国外交政策激进派的制约。美国会否远离外交政策而专注于国内问题?毕竟，拜登过渡团队的选前工作组始终关注的一是疫情，二是经济危机和可能的补救措施，三是种族歧视，四是气候变化。

　　近年来，每当美国公共预算出现5000亿美元赤字时，国防开支总是会被削减。今年美国政府已经启动一项规模约4万亿美元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政府的拨款和贷款超过了阿富汗战争18年的开销。在最近的一份合著报告里，拜登阵营中主要的国防问题设计师、将在五角大楼扮演重要角色的米歇尔·弗卢努瓦承认，“那些关系到从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的需求，解决系统性种族歧视，让美国人重返工作岗位，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国家对未来疫情的防范，所有这些都会争夺联邦资金。不断加码的赤字和债务会抑制一些议员提高国防支出的欲望”。

　　简言之，正如安全问题专家Masashi Murano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提出的，美国军方也许不得不做艰难的选择，并可能调整美国酝酿的全球姿态，进一步削减军费支出(可能是在欧洲)，并更多依赖于让盟国分担费用，因为对付中国也许仍是首要任务。

　　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确实使这一政策转向中偏右。在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的两面夹击下，短期内不太可能有自由贸易议程，也不太可能出台和解意味明显的对华政策，因为民主、共和两党正在形成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的共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吸引两党达成了共识，但却未必吸引更广大的选民。尽管特朗普试图以其强硬的对华政策左右大选，批评拜登对北京唯唯诺诺，但在总统辩论和竞选活动中，中国问题并不如国内问题那样引人关注。不过，这次大选绝非对特朗普主义的否定，特朗普不会消失，短期内肯定不会。通过一家原创电视台和一个新组建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特朗普正在进行一场新的政治游击战，最终这将用来巩固他作为共和党领袖的地位，及至让他参加2024年的总统选举。

　　这会影响到可能引起分歧的对外政策，如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在北京未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取消对中国征收的一系列关税。此外，拜登还将受到来自民主党内部的抨击，在他任总统期间以及2024年，民主党内部直言不讳而又有影响力的激进声音会对他构成挑战。选择卡玛拉·哈里斯担任副总统有可能预先抑制这些挑战，但她在掌权期间是不得不站在拜登一边的。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参议院的组成，拜登将被迫采取中间立场，争取共和党中间派的声音，至少在特朗普的光环失去力量之前是这样。佐治亚州是传统的红色州，1月份选举之后，共和党很可能在美国参议院占多数席位，为此，拜登将不得不让他任命的内阁成员和推出的政策更受欢迎，与中国有关的事务也要确保得到共和党人的支持。

　　总而言之，美国总统选举及其早期余波体现出来的国内因素表明，特朗普强硬的对华政策十之八九不会出现大反转。与此同时，拜登将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事务，而把外交和安全政策交给国家安全机构特别是国务院的专家。这将意味着我们不会重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无休止逐底竞争的覆辙，这种做法在整个2020年尤为明显。我们也不会发表愚蠢的、非外交性质的公开声明，对共产党进行刻薄的非黑即白的谴责，更不要说那些暗示政权更迭的表述。毕竟，一定程度的稳定和与中国保持工作层面关系是有好处的，而在气候变化、全球健康挑战和武器扩散等议程项目上的合作，有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实现些许稳定的跳板。这对全球经济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

　　作者系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讲师，重点研究亚太地区特别是美国、中国和日本的政治与国内国际政策。原文标题《美国大选以及影响拜登任期的国内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