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全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法语小词——缓和(detente)——即将卷土重来。20世纪初，该词首次作为外交术语使用，例如，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试图改善法国与德意志帝国的紧张关系，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或者1912年英国外交官做出如出一辙的尝试。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人才熟知“缓和”一词，该词被用来形容美苏冷战的“缓和”。自去年以来，我一直认为中美两国已经卷入冷战，而这场战争并非是特朗普挑起的。相反，特朗普的当选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战略和意识形态挑战的迟缓反应。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为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比冷战时期来得更早一些。

　　中国政府一直等到周五才祝贺拜登当选。我将其归因于谨慎。在竞选期间，中国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们一直在努力避免激怒特朗普。一些非官方的声音也隐隐试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卫生组织主席王辉耀上周表示，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够“为中美两国在节能减排、经贸合作、疫情防控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对话与合作渠道。”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同一场合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

　　这样的措辞可能会引起民主党外交政策专家的共鸣。在过去四年中，从布鲁金斯学会到阿斯彭战略研究所，再到哈佛的肯尼迪学院，所有人都在哀叹特朗普对他们所热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攻击。很明显，拜登本人很乐意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都是关于“双赢伙伴关系”，我曾将其称之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

　　2019年在爱荷华州的一次活动中，当被问及有关超级大国竞争的问题时，拜登回答道：“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吗?别这样，伙计。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东部和西部巨大的差距，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制度腐败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幸运的是，拜登几乎没有机会在这种荒谬的基础上发表更多言论，因为今年的竞选——包括两场总统竞选辩论——几乎没有涉及外交政策，这使得特朗普失去了指出自己与公众情绪联系密切的机会。自从拜登四年前卸任副总统一职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敌对情绪日益加深。

　　缓和不等同于友好。无论新总统的外交政策如何，都不太可能成为中美友好的新时代。缓和意味着缓和冷战固有的紧张局势，并降低冷战成为热战的风险。“美国和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亨利·基辛格写道。在很多方面，基辛格都是上世纪70年代缓和局势的设计师。“缓和无法改变这一点，核时代迫使我们共存。”对于基辛格来说，缓和是介于“绥靖”和“侵略”之间的中间路线。他认为，绥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民主国家未能理解极权主义侵略者的意图”，而“当时，尽管存在着军事平衡，欧洲却陷入了一场谁也不想要的战争和谁也无法想象的灾难”。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The White House Years)中写道，缓和意味着“威慑与共存、遏制与缓和紧张局势”。该书出版于1979年，比冷战实际结束早了10年。如今，美国和中国发现自己——正如基辛格去年在北京接受我采访时所说——“处于冷战的山麓”。正如我所说，这场冷战特朗普并非发起人。中国雄心勃勃，不仅希望在经济上，而且希望在大国政治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关于冷战，唯一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置身其中。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房地产开发商，从变成真人秀电视明星到变成了民粹主义煽动者，才让他们意识到中国挑战的严重性。当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第一次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时，外交政策建制派对此嗤之以鼻。但他们不再嘲笑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强硬。目前，中国是美国政治精英中为数不多的两党达成真正共识的话题之一。与拜登不同的是，拜登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在过去四年里一直在强化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在《外交事务》中，有望成为新一届政府国防部长的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认为，“如果美国军方有能力在72小时内威胁击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军舰、潜艇和商船，那么中国在封锁或攻击台湾之前可能会三思。”弗卢努瓦希望五角大楼在网络战、高超音速导弹、机器人和无人机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这些观点与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高级顾问克里斯蒂安·布罗斯(Christian Brose)在其著作《杀戮链》(The Kill Chain)中提出的观点相差无几。

　　拜登的主要亚洲顾问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和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承认，奥巴马政府和前任一样，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全球抱负和他们抵制政治自由化的决心。去年，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2013年至2014年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提出了一个在基辛格看来似乎是明确主张缓和的观点“尽管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双方都需要准备好与对方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共存。”

　　美国对华政策应结合“竞争与合作”，而不是追求“为竞争而竞争”，这可能会导致“对抗的危险循环”。坎贝尔和苏利文可能会坚持认为冷战的类比是不恰当的，但他们的建议却源于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然而，缓和的教训是，由共产党统治的超级大国不会将和平共处本身视为目的。相反，苏联出于战术上的原因，与美国谈判达成1972年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议》(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该协议没有背离苏联的长期目标，即获得核优势，并在整个第三世界支持亲苏势力。促使莫斯科方面寻求缓和的关键因素是1972年2月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飞往北京，为30年后发展为中美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具有革命精神的毛泽东对向美国的开放并没有感到十分轻松。1973年末，当美国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以抵御苏联可能的攻击时，毛泽东愤怒地指责周恩来总理忘记了“防止‘右倾主义’的原则”。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缓和却在美国成了一个贬义词。人们常常忘记，罗纳德•里根作为共和党右翼领袖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观点：缓和是“苏联用来追求其目标的单行道”。缓和2.0的危险在于，拜登将成为2.0版的吉米·卡特。在四年的白宫生涯中，卡特在党内的“进步派”左翼和鹰派国家安全顾问之间左右为难。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破坏了美苏两国关系的缓和，这使卡特颜面尽失。中国将如何对待新政府?北京方面最希望结束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尤其希望可以废除美国商务部9月份出台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切断了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与高端半导体制造的联系，这些半导体不仅由美国公司生产，也由使用美国技术或知识产权的欧洲和亚洲公司生产。拜登团队似乎准备在科技战中做出让步。拜登的顾问希望为华为供货的外国芯片制造商提供更广泛的豁免，并放弃特朗普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TikTok和腾讯的行政措施。但回报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如果中国的交换条件仅仅只是承诺到遥远的2060年实现“碳中和”，那么拜登政府一定是疯了才会缓和局势。目前，中国正在建设装机容量为250千兆瓦的燃煤电站，超过了中国燃煤发电的总装机容量。如果拜登决心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他需要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巴黎协定将很快成为一纸空文。微芯片竞赛有点像基辛格时代的核军备竞赛。如同苏联，北京虽然在质量上落后于美国，但胜在数量多。中国大陆目前还无法与台湾台积电(TSMC)生产的芯片相媲美。中国的目标是在赶上并实现“技术自力更生”的同时争取时间，美国明显的反应是努力保持领先地位。拜登可能会与共和党合作，通过旨在促进国内半导体生产的《芯片法案》(CHIPS Act)。

　　这样的技术竞赛可能会持续数年。在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甚至是COVID-19疫苗等领域，类似的竞争正在进行。但美苏冷战的教训是，任何国家安全政策的最终考验都是其第一次危机。到2021年，朝鲜极有可能以新的导弹或核试验的形式，向拜登政府发出其最早的外交政策挑战。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台湾危机。

　　拜登不应该对中国领导人抱有幻想，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有一种非常现实的观点认为，如果统一台湾，中国将不再需要在芯片竞赛中追赶。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民族主义博主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两岸统一，拿下台积电! ”

　　在弗卢努瓦承诺提升美国保卫台湾的能力后不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的理查德•哈斯呼吁结束美国保卫台湾承诺的“模棱两可”。“等待其对台湾采取行动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干预”他在9月写道，“这是导致灾难的因素”。导致灾难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拜登政府加强威慑之前，双方就台湾问题摊牌。

　　中美关系陷入僵局。战略对话让位于Twitter上的相互谩骂。如果只是在超级大国的沟通层面上，缓和的2.0版本是一种进步。

　　正如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经常主张的，缓和的理由是世界日益相互依赖。这种说法在今天更有说服力。大流行显示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巨大程度，以及建立在——再次使用法语—— sauve qui peut(“人人为己”)和 chacun a son gout(“各自为战”)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的。

　　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并导致数十万美国人死亡。如果全球变暖产生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预测的可怕后果，那么类似的相互依赖性也将显现出来。在经济上，中美仍旧相互依赖，特朗普的关税对减少双边贸易赤字毫无作用。

　　中美正处于冷战的山麓。但是，在进入冷战的缓和阶段之前，我们没有十足的理由要再经历数十年的边缘政策。2021年的台湾不是1962年的古巴，半导体也不是导弹。然而，正如基辛格所处的时代，缓和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劳而获。如果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犯了这种错误，共和党罗纳德•里根的继任者将会毫不客气地提醒他们，缓和——在法语中代表“让我们不要战斗”的意思——曾经是美式英语中的脏话。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文章略有删减，详见原文：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1-15/biden-and-xi-can-keep-u-s-china-cold-war-from-turning-hot

　　曾经在全球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一个法语小词——缓和(detente)——即将卷土重来。20世纪初，该词首次作为外交术语使用，例如，当时法国驻柏林大使试图改善法国与德意志帝国的紧张关系，尽管后来证明这种努力是徒劳的，或者1912年英国外交官做出如出一辙的尝试。但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人才熟知“缓和”一词，该词被用来形容美苏冷战的“缓和”。自去年以来，我一直认为中美两国已经卷入冷战，而这场战争并非是特朗普挑起的。相反，特朗普的当选体现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战略和意识形态挑战的迟缓反应。拜登在美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为中美关系从对抗走向缓和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比冷战时期来得更早一些。

　　中国政府一直等到周五才祝贺拜登当选。我将其归因于谨慎。在竞选期间，中国领导人和他的顾问们一直在努力避免激怒特朗普。一些非官方的声音也隐隐试探。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卫生组织主席王辉耀上周表示，他希望拜登政府能够“为中美两国在节能减排、经贸合作、疫情防控等领域提供更多的对话与合作渠道。”前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在同一场合也发表了类似的讲话。

　　这样的措辞可能会引起民主党外交政策专家的共鸣。在过去四年中，从布鲁金斯学会到阿斯彭战略研究所，再到哈佛的肯尼迪学院，所有人都在哀叹特朗普对他们所热爱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攻击。很明显，拜登本人很乐意回到奥巴马政府时期，当时他与中国领导人的会晤都是关于“双赢伙伴关系”，我曾将其称之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

　　2019年在爱荷华州的一次活动中，当被问及有关超级大国竞争的问题时，拜登回答道：“中国会吃掉我们的午餐吗?别这样，伙计。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东部和西部巨大的差距，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制度腐败问题。我的意思是，他们不是坏人，他们也不是我们的竞争对手。”

　　幸运的是，拜登几乎没有机会在这种荒谬的基础上发表更多言论，因为今年的竞选——包括两场总统竞选辩论——几乎没有涉及外交政策，这使得特朗普失去了指出自己与公众情绪联系密切的机会。自从拜登四年前卸任副总统一职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敌对情绪日益加深。

　　缓和不等同于友好。无论新总统的外交政策如何，都不太可能成为中美友好的新时代。缓和意味着缓和冷战固有的紧张局势，并降低冷战成为热战的风险。“美国和苏联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亨利·基辛格写道。在很多方面，基辛格都是上世纪70年代缓和局势的设计师。“缓和无法改变这一点，核时代迫使我们共存。”对于基辛格来说，缓和是介于“绥靖”和“侵略”之间的中间路线。他认为，绥靖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民主国家未能理解极权主义侵略者的意图”，而“当时，尽管存在着军事平衡，欧洲却陷入了一场谁也不想要的战争和谁也无法想象的灾难”。基辛格在其回忆录《白宫岁月》(The White House Years)中写道，缓和意味着“威慑与共存、遏制与缓和紧张局势”。该书出版于1979年，比冷战实际结束早了10年。如今，美国和中国发现自己——正如基辛格去年在北京接受我采访时所说——“处于冷战的山麓”。正如我所说，这场冷战特朗普并非发起人。中国雄心勃勃，不仅希望在经济上，而且希望在大国政治上与美国平起平坐。关于冷战，唯一令人惊讶的是，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置身其中。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房地产开发商，从变成真人秀电视明星到变成了民粹主义煽动者，才让他们意识到中国挑战的严重性。当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期间第一次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时，外交政策建制派对此嗤之以鼻。但他们不再嘲笑特朗普。自2017年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变得更加强硬。目前，中国是美国政治精英中为数不多的两党达成真正共识的话题之一。与拜登不同的是，拜登即将上任的国家安全团队成员在过去四年里一直在强化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在《外交事务》中，有望成为新一届政府国防部长的米歇尔·弗卢努瓦(Michele Flournoy)认为，“如果美国军方有能力在72小时内威胁击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军舰、潜艇和商船，那么中国在封锁或攻击台湾之前可能会三思。”弗卢努瓦希望五角大楼在网络战、高超音速导弹、机器人和无人机方面投入更多资金。这些观点与已故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高级顾问克里斯蒂安·布罗斯(Christian Brose)在其著作《杀戮链》(The Kill Chain)中提出的观点相差无几。

　　拜登的主要亚洲顾问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和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也承认，奥巴马政府和前任一样，低估了中国领导人的全球抱负和他们抵制政治自由化的决心。去年，坎贝尔和杰克·沙利文(2013年至2014年担任副总统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提出了一个在基辛格看来似乎是明确主张缓和的观点“尽管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但双方都需要准备好与对方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共存。”

　　美国对华政策应结合“竞争与合作”，而不是追求“为竞争而竞争”，这可能会导致“对抗的危险循环”。坎贝尔和苏利文可能会坚持认为冷战的类比是不恰当的，但他们的建议却源于基辛格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然而，缓和的教训是，由共产党统治的超级大国不会将和平共处本身视为目的。相反，苏联出于战术上的原因，与美国谈判达成1972年的《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协议》(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s)，该协议没有背离苏联的长期目标，即获得核优势，并在整个第三世界支持亲苏势力。促使莫斯科方面寻求缓和的关键因素是1972年2月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当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飞往北京，为30年后发展为中美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具有革命精神的毛泽东对向美国的开放并没有感到十分轻松。1973年末，当美国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以抵御苏联可能的攻击时，毛泽东愤怒地指责周恩来总理忘记了“防止‘右倾主义’的原则”。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缓和却在美国成了一个贬义词。人们常常忘记，罗纳德•里根作为共和党右翼领袖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的观点：缓和是“苏联用来追求其目标的单行道”。缓和2.0的危险在于，拜登将成为2.0版的吉米·卡特。在四年的白宫生涯中，卡特在党内的“进步派”左翼和鹰派国家安全顾问之间左右为难。后来苏联入侵阿富汗，破坏了美苏两国关系的缓和，这使卡特颜面尽失。中国将如何对待新政府?北京方面最希望结束特朗普政府发动的贸易战和科技战，尤其希望可以废除美国商务部9月份出台的措施，这些措施实际上切断了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与高端半导体制造的联系，这些半导体不仅由美国公司生产，也由使用美国技术或知识产权的欧洲和亚洲公司生产。拜登团队似乎准备在科技战中做出让步。拜登的顾问希望为华为供货的外国芯片制造商提供更广泛的豁免，并放弃特朗普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TikTok和腾讯的行政措施。但回报是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如果中国的交换条件仅仅只是承诺到遥远的2060年实现“碳中和”，那么拜登政府一定是疯了才会缓和局势。目前，中国正在建设装机容量为250千兆瓦的燃煤电站，超过了中国燃煤发电的总装机容量。如果拜登决心让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他需要明确表示，如果中国不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巴黎协定将很快成为一纸空文。微芯片竞赛有点像基辛格时代的核军备竞赛。如同苏联，北京虽然在质量上落后于美国，但胜在数量多。中国大陆目前还无法与台湾台积电(TSMC)生产的芯片相媲美。中国的目标是在赶上并实现“技术自力更生”的同时争取时间，美国明显的反应是努力保持领先地位。拜登可能会与共和党合作，通过旨在促进国内半导体生产的《芯片法案》(CHIPS Act)。

　　这样的技术竞赛可能会持续数年。在人工智能、数字货币、甚至是COVID-19疫苗等领域，类似的竞争正在进行。但美苏冷战的教训是，任何国家安全政策的最终考验都是其第一次危机。到2021年，朝鲜极有可能以新的导弹或核试验的形式，向拜登政府发出其最早的外交政策挑战。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台湾危机。

　　拜登不应该对中国领导人抱有幻想，这位中国领导人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统一。有一种非常现实的观点认为，如果统一台湾，中国将不再需要在芯片竞赛中追赶。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民族主义博主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两岸统一，拿下台积电! ”

　　在弗卢努瓦承诺提升美国保卫台湾的能力后不久，美国外交关系委员的理查德•哈斯呼吁结束美国保卫台湾承诺的“模棱两可”。“等待其对台湾采取行动后，再决定是否进行干预”他在9月写道，“这是导致灾难的因素”。导致灾难的另一个因素是，在拜登政府加强威慑之前，双方就台湾问题摊牌。

　　中美关系陷入僵局。战略对话让位于Twitter上的相互谩骂。如果只是在超级大国的沟通层面上，缓和的2.0版本是一种进步。

　　正如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经常主张的，缓和的理由是世界日益相互依赖。这种说法在今天更有说服力。大流行显示了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巨大程度，以及建立在——再次使用法语—— sauve qui peut(“人人为己”)和 chacun a son gout(“各自为战”)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是不可能的。

　　新冠肺炎在全球蔓延并导致数十万美国人死亡。如果全球变暖产生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所预测的可怕后果，那么类似的相互依赖性也将显现出来。在经济上，中美仍旧相互依赖，特朗普的关税对减少双边贸易赤字毫无作用。

　　中美正处于冷战的山麓。但是，在进入冷战的缓和阶段之前，我们没有十足的理由要再经历数十年的边缘政策。2021年的台湾不是1962年的古巴，半导体也不是导弹。然而，正如基辛格所处的时代，缓和并不意味着中国可以不劳而获。如果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犯了这种错误，共和党罗纳德•里根的继任者将会毫不客气地提醒他们，缓和——在法语中代表“让我们不要战斗”的意思——曾经是美式英语中的脏话。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哈佛大学历史系劳伦斯·A·蒂施教授、牛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文章略有删减，详见原文：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1-15/biden-and-xi-can-keep-u-s-china-cold-war-from-turning-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