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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拜登胜选,根绝不了特朗普主义

关键词:

来源:冰川思想库 2020-11-10 15:02:07

薛涌:拜登胜选,根绝不了特朗普主义

作者:薛涌

整个美国,被一个受害者心态所笼罩。特朗普,恰恰调动了美国历史上这种最糟糕的基因,即通过对少数族裔和“外人”的施害,来解决白人中下层的问题,让他们由此获得一些当家作主的感觉。“让美国再伟大起来”所代表的,就是对白人可以到处欺负人的时代的怀旧。

   2020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表现再度震惊世界。

  特朗普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败选后耍赖也毫不奇怪。但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选票第二多的人。第一多的,是击败他的拜登。

  民主党依然沉浸在狂欢之中。拜登在胜选后的激情演讲,也许让大部分选民第一次看清了这位 “睡舅舅” ,其感召力堪比奥巴马。这个人,生活中充满了悲剧,悲情,一下子全迸发出来,人性升华。今夜,他重新唤醒了人们对美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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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但是,2020年特朗普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震惊,并不会从此过去。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大选的合法性已经启动了一系列司法挑战,而是他在选民中享有的强大支持。

  有几十年政治观察经验的著名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也是格林斯潘的夫人)在电视上质问一位民主党战略家:“为什么?在他干了他所能干的那些事后,他居然比四年前拿到了更多的选票!”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大选日第二天的专栏中宣布:“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谁赢,但输家已经很清楚。那就是美国。”

  愤怒和失望,并非仅仅来自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来自民主党的左翼。选民似乎是同时发出了几个信息:

  第一,他们拒绝特朗普主义。

  第二,他们并没有拒绝共和党。事实上,共和党赢得了议会的几个关键的选战,在众议院有所斩获,估计也将守住参议院的多数。

  第三,他们拒绝了进步主义、即民主党左翼的意识形态。

  现在民主党应该感到庆幸:多亏是拜登这么一位最温和、最中间的候选人出马。换上桑德斯这种左翼大将,后果不堪设想。

  但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特朗普:如此势均力敌的大选,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疫情把他的无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话,他会轻松连任。他公开拥抱白人至上主义、咄咄逼人地拉外国政府介入美国政治、以公谋私、官商合一、偷税漏税、扈从纷纷犯罪入狱,拒绝接受宪政约束、拒绝承诺权力的和平移交,还不用说什么挪用公款等等。

  如果他是韩国总统,现在恐怕早已在狱中服刑。在美国,他则居然能单枪匹马地完成了对共和党的恶意收购,几乎把美国变成了他的私家王朝。为什么将近48%的美国选民,会接受这样一位罪犯般的人物?为什么有将近40%的选民,会成为他的死党,甚至把他当作神一般地崇拜?

  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也正在迅速失去“灯塔”的光焰。但他们依然不理解:这毕竟是世界上最为资深的民主国家呀!怎么会选出这么一个人来?

  对此,美国的左翼右翼,依然处于无解的状态。

  02

  这里,仅尝试着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人们就每每把美国比作罗马帝国。这歪打正着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罗马帝国的衰落,到西罗马帝国覆亡为止,至少走了300多年。东罗马帝国,则又苟延残喘了一千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逊于当年的罗马帝国,况且被两大洋保护,地理位置优越得多。美国的衰落,如果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话,恐怕也要走上几百年。

  在我们有生之年,仍然会不断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或者很多中兴、复兴。那么,几百年后的事情,和我们短暂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虽然帝国在衰落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在下行途中,不停地出现人间悲剧。这不仅是底层的生灵涂炭,而且包括精英集团的血洗。比如罗马帝国有一段时间,皇帝登基活不过一两年,还有尼禄这类传说中的疯子。他的时代,离罗马最终被哥特人征服还有快400年的时间呢。比起特朗普来,罗马衰亡过程中的不靠谱的事情多得多,也邪乎得多。美国这种不靠谱的事,也未必会以特朗普收场。

  我提醒大家,当年布什连任,欧洲媒体一片唏嘘:3亿人的民主,居然选择这么一位傻蛋!如今,布什获知奥巴马当选后发表的讲话,走红油管。很多网友感叹:“当初我恨他恨得要死,但比起当今的总统来,他简直就是天使!”

  你怎么能够排除,十几年后的美国人,可能会如此这般地怀念特朗普?

  03

  那么,美国的衰落,是怎么发生的?这同样需要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才能看清楚。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发起了一个急剧的全球化过程。地理大发现导致了欧洲、美洲、非洲的整合。世界经济的重心,迅速由欧亚大陆转向“大西洋世界”。接着就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西方已经牢牢地统治了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70年前后达到顶峰。美国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并崛起为世界霸主,享尽天时地利。

  但自此以后,局面开始逆转。一个欧洲学者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Daldwin)称之为“大汇流”的过程开启。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加速,迅速缩短了与西方七大工业国家的差距。

  这个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加速,到2010年时,双方的差距已经缩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时的水平,而且还在急剧地进行中。当然,世界经济的中心,也迅速从大西洋世界向欧亚大陆转移。跨欧亚大陆的贸易额,已经是跨大西洋贸易额的3倍。

  如果我们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则是第二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是西方国家“胜者通吃”。第二次全球化则是崛起国家显示后发优势。这里的一个关键,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世界工业体系的“神经系统”不仅格外发达,而且费用降低到近乎零的程度,易如反掌地协调着全球化的供应链。这样,集中在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就顺着全球化的“价值链”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这种构架中,发达国家居于价值链的顶端,生产利润最为丰厚的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生产廉价产品。而所谓产品,更多的是供应链中的部件。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缺乏完成一个完整产品的技术条件下,从低端部件开始,迅速进入这个全球供应链体系。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再也容不得价值链低端的部门。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基本生存受到威胁。

  更令人瞩目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从低端开始,迅速地顺着价值链的阶梯向上攀升,产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的高端部门也发起全面挑战。

  当今美国的问题,需要从这种全球化的视野来理解。处于价值链顶部的精英,依然占尽全球化的优势,越来越富。但价值链底端或中段的劳动阶层,则面临存亡之危。美国底层的愤怒,已经难以遏制

  其实,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面对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挑战,并有一套解决之道。但如今,这种驾轻就熟的解决之道,也彻底失灵。底层的愤怒,就以一种强烈排外的种族情绪爆发出来。

  04

  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676年的培根之乱(Bacon’s Rebellion)。

  这场叛乱,发生在最早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詹姆斯镇。当时沿海地区以詹姆斯镇为核心,都被富人占据。穷白人无立锥之地,只能向内地迁徙。但内地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詹姆斯镇的精英,早和印第安人签约,信守和平,双方从事贸易,把印第安人送来的皮毛等货物转卖欧洲,利润不薄。

  为此,总督颁布法令,不许白人越界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但穷白人人多势众,拒不听令,不仅劫掠印第安人,最终调转枪口,洗劫詹姆斯镇,把总督赶走。幸好培根此时病亡,叛乱被弹压。但统治集团也知道无法约束这些穷人,只好任其向内陆进发,对印第安人发动了种族灭绝般的战争,攫获他们的土地。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暂时化解。

  培根之乱,奠定了美国史的一个模式。19世纪末,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了“边疆史学”的观念,经典地归纳:美国的特质,是被边疆所塑造,即不断地西扩。这种边疆性格,自然也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一旦穷人在经济竞争中无法出头,在繁荣地区无立锥之地,就西进,靠斩杀印第安人、掠夺其土地来化解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

  到了20世纪初,这种性格,和由社会达尔文主义衍生而来的“科学种族主义”相结合,确立了白人作为统治种族的地位。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的边疆就开始走到极限。社会矛盾,已经无法靠西进化解。穷人的愤怒,是导致《排华法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华工竞争的,就是价值链底端的工作。到了20世纪初,则彻底修改移民法,导致这个“移民国家”的移民几乎断流。但这也解决不了大萧条等危机对社会根基的威胁。暂时的缓解,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新政开启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这些使美国享有战后几十年的繁荣。

  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全球化进程,貌似保持着边疆国家的拓展势头。但是,第二次全球化,已非西方一枝独秀的时代。全球化的供应链、价值链的形成,使劳动阶层再次陷入无立锥之地的境地。而这种困境的解脱,也不能再靠对他人的掠夺来化解。

  过去40多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翻了几十倍,虽然贫富差距拉大,但很少有不受益的阶层。在同一时期,美国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中低阶层甚至收入下降。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学者,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及其妻子安妮·凯斯于2015年出版的《绝望之死》(中文版书名《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让全美震惊:白人,特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死亡率急剧上升,而黑人、拉美裔、以及其他国家的白人劳动阶层,死亡率则都在下降。

  5年后,他们增补了新的发现:死于自杀、嗑药、酗酒的中年白人,从1990年的每10万中30个,上升到2017年的92个。这一现象,是导致美国人均寿命2015-2017年间连续3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无论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在这方面可谓独步于世。

  05

  特朗普主义,就是在这个历史框架中崛起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们来美国时,美国,特别是保守主义一方,盛行的还在“赢家文化”。大家推崇“自我造就的人”(Self-Made Man),觉得靠自己的品性和才能,就能分享美国梦。

  如今,到处听到的叫喊,是“被丢在后面了”(left behind),是被建制精英和政府遗忘了、抛弃了。美国所有族裔,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包括白人,甚至包括总统。特朗普几乎从来不会停止吐槽自己是受了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从政敌、媒体、到国税局都在欺负他。

  整个美国,被一个受害者心态所笼罩。特朗普,恰恰调动了美国历史上这种最糟糕的基因,即通过对少数族裔和“外人”的施害,来解决白人中下层的问题,让他们由此获得一些当家作主的感觉。“让美国再伟大起来”所代表的,就是对白人可以到处欺负人的时代的怀旧。

  这些中下层白人,已经输得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有一只中指。他们选特朗普,就是向美国的建制集团竖中指。他们仇恨这些建制派保护外国利益、保护少数族裔,就像当年培根仇视詹姆斯镇的精英保护印第安人、保护对外贸易一样。

  而这种建制,包括美国的宪政体系、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一整套制度架构。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就是合法当选的培根。他领导的,是一场白人社会中全面的反叛,砸烂一切的反叛。

  可惜的是,如今已经不是培根之乱的时代。美国的边疆已经穷尽。中国崛起,则进一步限制了美国的国际扩张空间。在这样的现实中,特朗普的一系列贸易政策,比如和中国脱钩(decoupling),就是试图通过斩断全球供应链,回到孤立主义时代,来保障白人劳动阶层的利益。

  但是,如今美国并没有独步于世的竞争力,经受不起脱离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打击。况且自动化也照样会替代大量劳动力。这些中下白人阶层的问题,只能愈演愈烈。他们的问题不解决,特朗普主义就不会根绝。

  如果说特朗普当总统的四年是培根之乱的现代版shi'j、合法版的话,这场选举,好像一场叛乱被勉强弹压。但是,叛乱的社会动因,远不如培根之乱后那么容易消除。

  也许,唯一的出路,就是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长期变化,使这个阶层不断缩小,最终丧失了政治力量。

  (薛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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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拜登胜选,根绝不了特朗普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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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冰川思想库 2020-11-10 15:02:07

薛涌:拜登胜选,根绝不了特朗普主义

作者:薛涌

整个美国,被一个受害者心态所笼罩。特朗普,恰恰调动了美国历史上这种最糟糕的基因,即通过对少数族裔和“外人”的施害,来解决白人中下层的问题,让他们由此获得一些当家作主的感觉。“让美国再伟大起来”所代表的,就是对白人可以到处欺负人的时代的怀旧。

   2020年美国大选,特朗普的表现再度震惊世界。

  特朗普的失败是意料之中的事,他败选后耍赖也毫不奇怪。但是,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获得选票第二多的人。第一多的,是击败他的拜登。

  民主党依然沉浸在狂欢之中。拜登在胜选后的激情演讲,也许让大部分选民第一次看清了这位 “睡舅舅” ,其感召力堪比奥巴马。这个人,生活中充满了悲剧,悲情,一下子全迸发出来,人性升华。今夜,他重新唤醒了人们对美国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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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但是,2020年特朗普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震惊,并不会从此过去。这倒不是因为他对大选的合法性已经启动了一系列司法挑战,而是他在选民中享有的强大支持。

  有几十年政治观察经验的著名记者安德里亚·米切尔(也是格林斯潘的夫人)在电视上质问一位民主党战略家:“为什么?在他干了他所能干的那些事后,他居然比四年前拿到了更多的选票!”

  《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大选日第二天的专栏中宣布:“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谁赢,但输家已经很清楚。那就是美国。”

  愤怒和失望,并非仅仅来自特朗普的支持者们,也来自民主党的左翼。选民似乎是同时发出了几个信息:

  第一,他们拒绝特朗普主义。

  第二,他们并没有拒绝共和党。事实上,共和党赢得了议会的几个关键的选战,在众议院有所斩获,估计也将守住参议院的多数。

  第三,他们拒绝了进步主义、即民主党左翼的意识形态。

  现在民主党应该感到庆幸:多亏是拜登这么一位最温和、最中间的候选人出马。换上桑德斯这种左翼大将,后果不堪设想。

  但最为核心的问题还是特朗普:如此势均力敌的大选,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如果不是疫情把他的无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话,他会轻松连任。他公开拥抱白人至上主义、咄咄逼人地拉外国政府介入美国政治、以公谋私、官商合一、偷税漏税、扈从纷纷犯罪入狱,拒绝接受宪政约束、拒绝承诺权力的和平移交,还不用说什么挪用公款等等。

  如果他是韩国总统,现在恐怕早已在狱中服刑。在美国,他则居然能单枪匹马地完成了对共和党的恶意收购,几乎把美国变成了他的私家王朝。为什么将近48%的美国选民,会接受这样一位罪犯般的人物?为什么有将近40%的选民,会成为他的死党,甚至把他当作神一般地崇拜?

  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美国也正在迅速失去“灯塔”的光焰。但他们依然不理解:这毕竟是世界上最为资深的民主国家呀!怎么会选出这么一个人来?

  对此,美国的左翼右翼,依然处于无解的状态。

  02

  这里,仅尝试着提供一个历史的视角。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历史终结”,人们就每每把美国比作罗马帝国。这歪打正着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罗马帝国的衰落,到西罗马帝国覆亡为止,至少走了300多年。东罗马帝国,则又苟延残喘了一千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逊于当年的罗马帝国,况且被两大洋保护,地理位置优越得多。美国的衰落,如果从本世纪初开始的话,恐怕也要走上几百年。

  在我们有生之年,仍然会不断看到一个强大的美国,或者很多中兴、复兴。那么,几百年后的事情,和我们短暂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虽然帝国在衰落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在下行途中,不停地出现人间悲剧。这不仅是底层的生灵涂炭,而且包括精英集团的血洗。比如罗马帝国有一段时间,皇帝登基活不过一两年,还有尼禄这类传说中的疯子。他的时代,离罗马最终被哥特人征服还有快400年的时间呢。比起特朗普来,罗马衰亡过程中的不靠谱的事情多得多,也邪乎得多。美国这种不靠谱的事,也未必会以特朗普收场。

  我提醒大家,当年布什连任,欧洲媒体一片唏嘘:3亿人的民主,居然选择这么一位傻蛋!如今,布什获知奥巴马当选后发表的讲话,走红油管。很多网友感叹:“当初我恨他恨得要死,但比起当今的总统来,他简直就是天使!”

  你怎么能够排除,十几年后的美国人,可能会如此这般地怀念特朗普?

  03

  那么,美国的衰落,是怎么发生的?这同样需要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视野才能看清楚。

  从16世纪开始,欧洲发起了一个急剧的全球化过程。地理大发现导致了欧洲、美洲、非洲的整合。世界经济的重心,迅速由欧亚大陆转向“大西洋世界”。接着就是工业革命。到19世纪末,西方已经牢牢地统治了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到1970年前后达到顶峰。美国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并崛起为世界霸主,享尽天时地利。

  但自此以后,局面开始逆转。一个欧洲学者理查德·鲍德温(Richard Daldwin)称之为“大汇流”的过程开启。中国、韩国、印度、波兰、印度尼西亚、泰国等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加速,迅速缩短了与西方七大工业国家的差距。

  这个过程在上世纪90年代加速,到2010年时,双方的差距已经缩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时的水平,而且还在急剧地进行中。当然,世界经济的中心,也迅速从大西洋世界向欧亚大陆转移。跨欧亚大陆的贸易额,已经是跨大西洋贸易额的3倍。

  如果我们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是第一次全球化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则是第二次全球化。第一次全球化是西方国家“胜者通吃”。第二次全球化则是崛起国家显示后发优势。这里的一个关键,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使世界工业体系的“神经系统”不仅格外发达,而且费用降低到近乎零的程度,易如反掌地协调着全球化的供应链。这样,集中在传统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就顺着全球化的“价值链”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这种构架中,发达国家居于价值链的顶端,生产利润最为丰厚的高科技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生产廉价产品。而所谓产品,更多的是供应链中的部件。这使得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缺乏完成一个完整产品的技术条件下,从低端部件开始,迅速进入这个全球供应链体系。一个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再也容不得价值链低端的部门。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基本生存受到威胁。

  更令人瞩目的是,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从低端开始,迅速地顺着价值链的阶梯向上攀升,产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发达国家的高端部门也发起全面挑战。

  当今美国的问题,需要从这种全球化的视野来理解。处于价值链顶部的精英,依然占尽全球化的优势,越来越富。但价值链底端或中段的劳动阶层,则面临存亡之危。美国底层的愤怒,已经难以遏制

  其实,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面对这种社会两极分化的挑战,并有一套解决之道。但如今,这种驾轻就熟的解决之道,也彻底失灵。底层的愤怒,就以一种强烈排外的种族情绪爆发出来。

  04

  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1676年的培根之乱(Bacon’s Rebellion)。

  这场叛乱,发生在最早的弗吉尼亚殖民地的詹姆斯镇。当时沿海地区以詹姆斯镇为核心,都被富人占据。穷白人无立锥之地,只能向内地迁徙。但内地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詹姆斯镇的精英,早和印第安人签约,信守和平,双方从事贸易,把印第安人送来的皮毛等货物转卖欧洲,利润不薄。

  为此,总督颁布法令,不许白人越界进入印第安人的领地。但穷白人人多势众,拒不听令,不仅劫掠印第安人,最终调转枪口,洗劫詹姆斯镇,把总督赶走。幸好培根此时病亡,叛乱被弹压。但统治集团也知道无法约束这些穷人,只好任其向内陆进发,对印第安人发动了种族灭绝般的战争,攫获他们的土地。两极分化的社会危机暂时化解。

  培根之乱,奠定了美国史的一个模式。19世纪末,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提出了“边疆史学”的观念,经典地归纳:美国的特质,是被边疆所塑造,即不断地西扩。这种边疆性格,自然也塑造了美国的国民性。一旦穷人在经济竞争中无法出头,在繁荣地区无立锥之地,就西进,靠斩杀印第安人、掠夺其土地来化解两极分化的社会矛盾。

  到了20世纪初,这种性格,和由社会达尔文主义衍生而来的“科学种族主义”相结合,确立了白人作为统治种族的地位。

  但是,从19世纪末开始,美国的边疆就开始走到极限。社会矛盾,已经无法靠西进化解。穷人的愤怒,是导致《排华法案》的主要原因之一。华工竞争的,就是价值链底端的工作。到了20世纪初,则彻底修改移民法,导致这个“移民国家”的移民几乎断流。但这也解决不了大萧条等危机对社会根基的威胁。暂时的缓解,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新政开启的一系列社会政策。这些使美国享有战后几十年的繁荣。

  冷战结束后,美国领导全球化进程,貌似保持着边疆国家的拓展势头。但是,第二次全球化,已非西方一枝独秀的时代。全球化的供应链、价值链的形成,使劳动阶层再次陷入无立锥之地的境地。而这种困境的解脱,也不能再靠对他人的掠夺来化解。

  过去40多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翻了几十倍,虽然贫富差距拉大,但很少有不受益的阶层。在同一时期,美国劳动阶层的实际收入,则基本没有增长,中低阶层甚至收入下降。

  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学者,诺奖得主安格斯·迪顿及其妻子安妮·凯斯于2015年出版的《绝望之死》(中文版书名《美国怎么了:绝望的死亡与资本主义的未来》),让全美震惊:白人,特别是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死亡率急剧上升,而黑人、拉美裔、以及其他国家的白人劳动阶层,死亡率则都在下降。

  5年后,他们增补了新的发现:死于自杀、嗑药、酗酒的中年白人,从1990年的每10万中30个,上升到2017年的92个。这一现象,是导致美国人均寿命2015-2017年间连续3年下降的重要原因。

  可以说,无论和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美国在这方面可谓独步于世。

  05

  特朗普主义,就是在这个历史框架中崛起的。

  上世纪90年代我们来美国时,美国,特别是保守主义一方,盛行的还在“赢家文化”。大家推崇“自我造就的人”(Self-Made Man),觉得靠自己的品性和才能,就能分享美国梦。

  如今,到处听到的叫喊,是“被丢在后面了”(left behind),是被建制精英和政府遗忘了、抛弃了。美国所有族裔,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包括白人,甚至包括总统。特朗普几乎从来不会停止吐槽自己是受了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从政敌、媒体、到国税局都在欺负他。

  整个美国,被一个受害者心态所笼罩。特朗普,恰恰调动了美国历史上这种最糟糕的基因,即通过对少数族裔和“外人”的施害,来解决白人中下层的问题,让他们由此获得一些当家作主的感觉。“让美国再伟大起来”所代表的,就是对白人可以到处欺负人的时代的怀旧。

  这些中下层白人,已经输得一无所有,剩下的,只有一只中指。他们选特朗普,就是向美国的建制集团竖中指。他们仇恨这些建制派保护外国利益、保护少数族裔,就像当年培根仇视詹姆斯镇的精英保护印第安人、保护对外贸易一样。

  而这种建制,包括美国的宪政体系、新闻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一整套制度架构。在某种意义上,特朗普就是合法当选的培根。他领导的,是一场白人社会中全面的反叛,砸烂一切的反叛。

  可惜的是,如今已经不是培根之乱的时代。美国的边疆已经穷尽。中国崛起,则进一步限制了美国的国际扩张空间。在这样的现实中,特朗普的一系列贸易政策,比如和中国脱钩(decoupling),就是试图通过斩断全球供应链,回到孤立主义时代,来保障白人劳动阶层的利益。

  但是,如今美国并没有独步于世的竞争力,经受不起脱离全球供应链的经济打击。况且自动化也照样会替代大量劳动力。这些中下白人阶层的问题,只能愈演愈烈。他们的问题不解决,特朗普主义就不会根绝。

  如果说特朗普当总统的四年是培根之乱的现代版shi'j、合法版的话,这场选举,好像一场叛乱被勉强弹压。但是,叛乱的社会动因,远不如培根之乱后那么容易消除。

  也许,唯一的出路,就是社会经济和人口的长期变化,使这个阶层不断缩小,最终丧失了政治力量。

  (薛涌,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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