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外交政策“美国优先论”、经济民族主义者和移民限制主义者来说，特朗普总统有相当充足的理由连任成功，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直有着不必要的掣肘。

　　对于支持上述措施却仍心存疑虑而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来说，下面有三个投票给特朗普的更为重要的理由。

　　首先，在特朗普正在进行的贸易和移民政策改革，以及在税收和监管削减措施之间，他似乎找到了一套政策组合，既能确保提高国家经济和技术竞争力，又能建立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两党政治支持。

　　在特朗普时代之前的几年里，更为现实的贸易政策是有可能为美国企业——尤其是制造商——带来利益的。通过限制从没有对环境、工作场所安全、劳工权利等进行严格保护的国家进口，关税可以让这些国内企业在它们通常抵制的那种严格监管体制下保持和提高竞争力。在监管方面获得丰厚收益的前景也会吸引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

　　不管采用这种方式的前景如何，特朗普政府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政策组合——提高关税、对企业的税收和监管减免，以及收紧劳动力市场的移民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低失业率和低收入工人和少数民族令人侧目的工资增长——证明了这种政策的成功。

　　特朗普的胜选可以确保这种政策的延续。另外，总统还重新获得了政治力量，这得益于更具有经济前瞻性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的支持，比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政府可以推行一个更完整的经济复苏策略，这将包括家庭税收和监管政策(比如托儿费用减免和更慷慨的强制性家庭休假)，和配合关税和制裁的更加雄心勃勃的工业政策以击退来自中国的技术和国家安全威胁。

　　此外，这种中间偏右(或中间)保守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大障碍将被消除——在过去的四年中，总统需要支持国会里许多传统保守派的立场，以确保他们支持反对弹劾的努力。

　　低估了特朗普所获支持的第二个理由与民主党人和特朗普的其他对手有关。自2015年特朗普首次宣布竞选总统以来，无论基于什么理由反对他，出于对于经济和社会的不满，美国人都需要他提出可行的回应，这给了他一个平台和巨大的政治基础。而他赢得总统大选后，对他的对手来说，如何更好吸取教训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然而，没有什么比他们拒绝达成一个全新的实质性计划更清楚的了。如上所述，(鉴于总统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压倒性支持率)传统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人士利用他们在弹劾政治中的角色来推动他们长期且日益过时的议程。至于民主党和自由派与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政府一道，包括许多在情报机构和其他官僚机构中仇视特朗普超过他们自身工作重要性的人，为坚持认为特朗普是非法当选而要弹劾他，浪费了这个国家宝贵的三年多时间。当他们提不出一系列被称之为“通俄门”和“通乌门”的正式指控时，他们就采取了更加极端的左翼立场，对工人们关切的问题不屑一顾，就像他们落败候选人将许多特朗普选民描述为“可悲者”一样。

　　如果特朗普这次被打败了，要考虑下这些反对他的派系会如何变化?这是需要支持特朗普的第三个原因，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自从乔治·弗洛伊德悲剧性地死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手中以来，那种傲慢、伪善和更严重的狭隘已经渗透到民主、自由和进步人士的队伍中，并广泛地蔓延到华尔街和大企业部门，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

　　对于所有致力于完善代议制和负责任政府的美国人，致力于在激烈竞争中守护个人自由和观念的(这是他们的根本基础)的美国人来说，结果是可怕的。随着高等教育、主流媒体、科技巨头、娱乐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机构都坚定地支持这样一种理念：应该推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压制其他理念，比如学校教育应该变成宣传，新闻报道甚至应该放弃客观性的目标，公司应该在工作场所执行党派路线，并在广告和赞助实践中为他们煽动，自由表达本身也需要进行严格审查。

　　还有，哦，对了，组建一个政府掌握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调查——也许还会起诉——总统和他的政府的(任何)官员的犯罪和其他“不当行为”。另外，按照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要求，还要加上一个罪名，每一个“政客、高管和媒体大亨，他们的贪婪和懦弱导致了特朗普的灾难。”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红字，给那些在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上发表反对意见的人?或者还要警惕朋友或家人间的谈话?

　　到目前为止，真相委员会的构想仍然很不成熟。就在不久以前，类似还有许多想法也是如此。而如果特朗普输了，就不会有任何主要的国家机构以一种倾向或权力来抵制这种威权主义潮流。

　　我们有理由认为，更多关于言论自由的传统信仰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根植于美国人的性格中，“最终”，言论自由将重新确立其重要的地位。即使纯粹的利己主义可能也会对此有所帮助。在这种要紧的时候，耐人寻味的是，大型的连锁超市沃尔玛，曾宣称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承诺斥资1亿美元建设一个“种族平等中心”。而就在费城，沃尔玛的一家商店刚刚遭遇了抢劫者的洗劫，起因是一场有争议的警察枪击案。

　　好的情况是，从现在开始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害“最终”会结束。坏的情况则是，美国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会积极支持或默许这一过程的发生，可能会对美国的生活造成持久的伤害。

　　毫无疑问，如果特朗普的大多数支持者在2015年被问到:“在3亿多美国人中，你希望谁当总统?”他们的第一个答案不会是“唐纳德·特朗普”。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表现出了一种直觉，即除了扭转错误的政策外，并不必去做别的，同时，他们还愿意进入政治舞台，并有能力激发群众的支持。

　　如今，或许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是唯一一个愿意并有能力提供一种抗衡力量的领导人，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击退“警觉主义”(wokeism)，还可以提供一些政治多元化的表象——实际上，多元化是代议制、负责任的政府所需要的。如果代价是更高昂的，甚至是需要忍受彻头彻尾的粗俗，而不那么考虑政策程序和许多真正愤愤不平的群体的合法敏感性，鉴于美国政治迄今未能提供一个更令人安心的颠覆者，当下这甚至比“特朗普”们希望看到的还要多，这是一个可悲的需要付出的代价。

　　作者系贸易问题专家、美国公共政策博客RealityChek的创办人，2016年，他为特朗普和桑德斯(Sanders)竞选活动就国际贸易问题提供咨询服务。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donald-trump-deserves-reelection-171664

　　对于外交政策“美国优先论”、经济民族主义者和移民限制主义者来说，特朗普总统有相当充足的理由连任成功，尽管这些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一直有着不必要的掣肘。

　　对于支持上述措施却仍心存疑虑而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来说，下面有三个投票给特朗普的更为重要的理由。

　　首先，在特朗普正在进行的贸易和移民政策改革，以及在税收和监管削减措施之间，他似乎找到了一套政策组合，既能确保提高国家经济和技术竞争力，又能建立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两党政治支持。

　　在特朗普时代之前的几年里，更为现实的贸易政策是有可能为美国企业——尤其是制造商——带来利益的。通过限制从没有对环境、工作场所安全、劳工权利等进行严格保护的国家进口，关税可以让这些国内企业在它们通常抵制的那种严格监管体制下保持和提高竞争力。在监管方面获得丰厚收益的前景也会吸引许多自由主义者和进步人士。

　　不管采用这种方式的前景如何，特朗普政府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政策组合——提高关税、对企业的税收和监管减免，以及收紧劳动力市场的移民限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包括低失业率和低收入工人和少数民族令人侧目的工资增长——证明了这种政策的成功。

　　特朗普的胜选可以确保这种政策的延续。另外，总统还重新获得了政治力量，这得益于更具有经济前瞻性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的支持，比如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密苏里州参议员乔希·霍利，政府可以推行一个更完整的经济复苏策略，这将包括家庭税收和监管政策(比如托儿费用减免和更慷慨的强制性家庭休假)，和配合关税和制裁的更加雄心勃勃的工业政策以击退来自中国的技术和国家安全威胁。

　　此外，这种中间偏右(或中间)保守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一大障碍将被消除——在过去的四年中，总统需要支持国会里许多传统保守派的立场，以确保他们支持反对弹劾的努力。

　　低估了特朗普所获支持的第二个理由与民主党人和特朗普的其他对手有关。自2015年特朗普首次宣布竞选总统以来，无论基于什么理由反对他，出于对于经济和社会的不满，美国人都需要他提出可行的回应，这给了他一个平台和巨大的政治基础。而他赢得总统大选后，对他的对手来说，如何更好吸取教训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然而，没有什么比他们拒绝达成一个全新的实质性计划更清楚的了。如上所述，(鉴于总统在共和党选民中的压倒性支持率)传统的共和党人和保守人士利用他们在弹劾政治中的角色来推动他们长期且日益过时的议程。至于民主党和自由派与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政府一道，包括许多在情报机构和其他官僚机构中仇视特朗普超过他们自身工作重要性的人，为坚持认为特朗普是非法当选而要弹劾他，浪费了这个国家宝贵的三年多时间。当他们提不出一系列被称之为“通俄门”和“通乌门”的正式指控时，他们就采取了更加极端的左翼立场，对工人们关切的问题不屑一顾，就像他们落败候选人将许多特朗普选民描述为“可悲者”一样。

　　如果特朗普这次被打败了，要考虑下这些反对他的派系会如何变化?这是需要支持特朗普的第三个原因，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自从乔治·弗洛伊德悲剧性地死在明尼阿波利斯警察手中以来，那种傲慢、伪善和更严重的狭隘已经渗透到民主、自由和进步人士的队伍中，并广泛地蔓延到华尔街和大企业部门，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

　　对于所有致力于完善代议制和负责任政府的美国人，致力于在激烈竞争中守护个人自由和观念的(这是他们的根本基础)的美国人来说，结果是可怕的。随着高等教育、主流媒体、科技巨头、娱乐和体育产业的发展，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机构都坚定地支持这样一种理念：应该推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压制其他理念，比如学校教育应该变成宣传，新闻报道甚至应该放弃客观性的目标，公司应该在工作场所执行党派路线，并在广告和赞助实践中为他们煽动，自由表达本身也需要进行严格审查。

　　还有，哦，对了，组建一个政府掌握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调查——也许还会起诉——总统和他的政府的(任何)官员的犯罪和其他“不当行为”。另外，按照前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的要求，还要加上一个罪名，每一个“政客、高管和媒体大亨，他们的贪婪和懦弱导致了特朗普的灾难。”是不是还要加上一个红字，给那些在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上发表反对意见的人?或者还要警惕朋友或家人间的谈话?

　　到目前为止，真相委员会的构想仍然很不成熟。就在不久以前，类似还有许多想法也是如此。而如果特朗普输了，就不会有任何主要的国家机构以一种倾向或权力来抵制这种威权主义潮流。

　　我们有理由认为，更多关于言论自由的传统信仰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根植于美国人的性格中，“最终”，言论自由将重新确立其重要的地位。即使纯粹的利己主义可能也会对此有所帮助。在这种要紧的时候，耐人寻味的是，大型的连锁超市沃尔玛，曾宣称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并承诺斥资1亿美元建设一个“种族平等中心”。而就在费城，沃尔玛的一家商店刚刚遭遇了抢劫者的洗劫，起因是一场有争议的警察枪击案。

　　好的情况是，从现在开始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害“最终”会结束。坏的情况则是，美国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阶层会积极支持或默许这一过程的发生，可能会对美国的生活造成持久的伤害。

　　毫无疑问，如果特朗普的大多数支持者在2015年被问到:“在3亿多美国人中，你希望谁当总统?”他们的第一个答案不会是“唐纳德·特朗普”。但在那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家表现出了一种直觉，即除了扭转错误的政策外，并不必去做别的，同时，他们还愿意进入政治舞台，并有能力激发群众的支持。

　　如今，或许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是唯一一个愿意并有能力提供一种抗衡力量的领导人，这种力量不仅可以击退“警觉主义”(wokeism)，还可以提供一些政治多元化的表象——实际上，多元化是代议制、负责任的政府所需要的。如果代价是更高昂的，甚至是需要忍受彻头彻尾的粗俗，而不那么考虑政策程序和许多真正愤愤不平的群体的合法敏感性，鉴于美国政治迄今未能提供一个更令人安心的颠覆者，当下这甚至比“特朗普”们希望看到的还要多，这是一个可悲的需要付出的代价。

　　作者系贸易问题专家、美国公共政策博客RealityChek的创办人，2016年，他为特朗普和桑德斯(Sanders)竞选活动就国际贸易问题提供咨询服务。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why-donald-trump-deserves-reelection-1716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