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成功连任，很多事情都不会改变。他狭隘的世界观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古怪的领导方式，他对盟友的蔑视，他对独裁者的好感——所有这些都将贯穿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但在政策领域之外，特朗普的胜利将标志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将向其他国家发出这样的信号:华盛顿已经放弃对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渴望，并放弃了在国际舞台上追求任何道德目标。这将导致一段混乱和冲突不断的时期，因为各国会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争相保护自己。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使许多人担心的事情变成现实：山巅之城的光芒开始暗淡，一个强大的美国将成为过去。

2020年10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为连任竞选造势

　　记下他做了什么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的作为预示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放弃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承诺，包括巴黎气候协议，并冷却了与北约盟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奠定了与中国对抗的基调，并对俄罗斯采取了前后不一的政策——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崇拜与国会对莫斯科的敌意相悖。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异常密切的关系，加上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关系，加速了中东政治的变革。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已经逐渐消失，焦点转移到建立针对伊朗和土耳其的联盟上。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已纯粹是一种工具，是现实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便利杠杆。美国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并只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待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关系。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有一种粗糙但在很大程度上连贯的世界观，这体现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中。从20世纪40年代，他们就了解了这个口号的含义，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想让美国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但他们并不特别在意这种背景。他们无意参与扩大自由的项目，甚至仅仅是捍卫自由。他们厌恶国际组织，包括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的那些组织。与大多数前任不同，他们不认为这些机构的领导能力是彰显美国力量的工具，而是对美国的限制。(中国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特朗普政府将世界视为残酷的商业和军事竞争的舞台，美国没有朋友，只有利益。

　　这类普遍的看法确实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尤其是在俄罗斯问题上，以一种鲁莽的方式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这反映了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25年前在书中所说的“回到最初”的愿望，一种天真的、最终站不住脚的“孤立主义”。

　　施莱辛格低估了美国一直以来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美国的价值观偶尔会推动它参与国际事务——不管明智与否。但是孤立主义的冲动，特别是作为本土主义活跃的表现，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特朗普只是这种主义的一个新版本——其他人把美国人当傻瓜，国际机构是那些想剥夺美国主权的人的邪恶工具，其他地方的流血和恐怖不会真正影响一个两侧有两大洋和两个弱小国家的强大合众国。

　　当然，特朗普的表现的独特的。因此，即使政策方向或多或少是正常的，或可预期的——例如，亲以色列的倾向，或对联合国的质疑——其风格和执行方式却并不常规。

　　行事风格与实际作为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特点是周期性的大放厥词，羞辱盟友与其发生争执，以及对独裁者的大肆恭维和奉承。另一个特点是行政无能，再加上共和党的资深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不愿为他们厌恶和鄙视的领导人服务。因此，关于连任的问题需要从实质性层面(政府的政策)和风格层面(政府的基调和人员配备)进行考量。

　　从政策角度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特朗普想要通过连任确保自己的历史地位，这种动机在第二任期的总统中很常见。总统通常通过取得一些大的交易来实现这种愿望——巴以和平是长期以来的首选，但结束战争或与宿敌和解也是如此。

　　客观地说，对于特朗普而言，做笔大交易的想法是他自我展示的核心，他是一个商业大亨，把自己来之不易的市场智慧独特地带入了政府事务。即将完成的最大交易将会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这也将缓解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紧张关系。较次要的协议可能包括巴以和平协议，以及可能与俄罗斯达成的一些重大和解。为了达成这些交易，特朗普可能会愿意付出很高代价。作为一个多次破产的人，他在私人生活中对赌场、航空公司和高尔夫球场做出了一些极其糟糕的商业决策。毕竟，作为(对美朝核问题谈判的)回报，身为美国总统，他访问了朝鲜，并暂停了与韩国的军事演习。

　　然而，事实上，这些大交易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实质要求对方的。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源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逻辑，还源于两国之间深深的猜疑，以及中国领导人排除美国在其周边地区影响力的愿望。即使特朗普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北京方面也可能不会与他坐在谈判桌前，而且及时双方会面，任何协议都可能在下届国会的争议声中难以通过。同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不太可能提供给巴勒斯坦人一个比克林顿政府时期所能得到的更好的协议(很可能更糟)，而且毫无疑问也无法满足巴勒斯坦人不受约束的国家地位和在耶路撒冷建都的愿望。至于与俄罗斯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尽管特朗普与普京关系密切，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或官僚机构中很少有人会愿意这样做。

　　这就是行事风格的问题。特朗普对传统盟友的言论几乎算得上一种持续的侮辱:他当然很少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担忧。他可能认为美国可以单独解决问题,但他终会明白，如果关键的亚洲盟友反对，就很难与中国达成协议;如果让当地阿拉伯政权暴露在危险之中，就很难实现巴以和平;如果欧洲坚决反对，就很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将不断受到行政无能的困扰。在清理了大量官僚机构之后，他将发现——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现——外交政策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在白宫就可以完成。人员配备不足的官僚机构总是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使工作陷入困境。

　　特朗普不会完全被束缚住手脚。如果他命令军队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甚至从欧洲回国，那将会发生。尽管他自己任命的官员在从叙利亚撤军方面也会给他施压的做法令人吃惊。然而，如果他坚持，他可以设法撤回美国军队，并放弃这些承诺。这样的军力削减将再次巩固他作为和平缔造者的自我形象。

　　那么，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就好比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脱在1952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但在此过程中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没有理由认为，特朗普的浮夸、自怜、前后不一、好斗的自恋和软弱会在第二次奇迹般地战胜一位更受欢迎的民主党对手后减弱。与施莱辛格所描述的更为传统的“回到最初”的孤立主义相比，他那急躁多变的“美国优先”版本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首先，这将永远玷污美国稳定和可预期方面声誉。如果特朗普以三个州极微弱的优势当选，可能会被视为侥幸，这会是美国一种新版本的政治病毒，近年来，这种病毒折磨着众多民主党控制的州。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第二次选举将会发出更糟糕的信号——要么是体制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要么是美国经历了某种道德崩溃。无论哪种情况，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日子都将结束。这个建立了国际机构、确立了自由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支持盟友的国家将不复存在。当然，美国仍将是一个大国，但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大国。

　　丛林法则

　　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一直令不少人不安，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但对那些严厉批评他的人来说，他再度连任的结果可能更糟。这将意味着世界回到一个没有法度的丛林世界，类似于混乱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而更糟的是，因为不会再有一个美国在外面，可以唤醒和拯救它。

　　相反，世界各国将以激进的方式寻求生存发展，任何有利于扩大权力的工具都将被最强大的理性合法化。各国将更容易获得核武器，并考虑使用暗杀、有针对性的生物武器和常规颠覆来确保自身安全。威权制度的吸引力将会增加。

　　此外，即使是一个大国，美国也会因内部不和而受到严重削弱。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和共和党政客的巧妙操纵而取得的，这将导致政治不稳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共和党在普选票方面注定失利，因为它的大部分支持者是些人数不断减少且日趋老龄化的选民，而共和党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的对手也是如此。美国街头已经发生了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很可能还会有更多。可能不会发生全面的内战，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两党对政治领袖的围攻和谋杀——所有这些都是在胜利的特朗普和他愤怒和激进的对手的怂恿下发生的。当然，美国的外国敌人也会想方设法地煽风点火。

　　特朗普再任四年总统的最大后果是最不可预测的。另一个任期可能会迫使人们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建国以来，这个国家一直是属于未来的沃土，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个无论有缺陷和磨难都充满希望的地方，一座在建而尚未完成的城市。随着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到来，美国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座对过去的纪念碑。不是作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是一种失败的愿景，一个衰落的大国，它的时代已经过去。

　　美国以前也曾面临过这样一场潜在的形象剧变。内战让人们对美国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存在产生了疑问，大萧条让人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在这两种情况下，杰出的总统们都受到美国开国元勋理想的鼓舞，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为美国人指引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一些关键立法重点是开放西部，也是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保证，除了恐惧本身，他们别无所惧。

　　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在2017年1月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特朗普用了一个更具震撼的说法“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来形容他所认为的美国凋敝现状。总统接受了一种美国衰落的观点，这种观点会破坏美国在世界上所能做的一切好事。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他所称的“美国伟大”缺乏具体指涉;他的政治吸引力来自于怨恨、受损、对流离失所的恐惧，甚至是彻底的绝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意味着美国将进入一场多方面的危机，可能会像19世纪50年代和30年代那样严重。但这一次，这个国家的领导机制将因为他自己的自恋、无能，以及对一位共和党前任经常说的“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的悲观理解，而陷于瘫痪。

　　作者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院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27/end-american-power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成功连任，很多事情都不会改变。他狭隘的世界观将继续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他古怪的领导方式，他对盟友的蔑视，他对独裁者的好感——所有这些都将贯穿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

　　但在政策领域之外，特朗普的胜利将标志着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将向其他国家发出这样的信号:华盛顿已经放弃对保持全球领导地位的渴望，并放弃了在国际舞台上追求任何道德目标。这将导致一段混乱和冲突不断的时期，因为各国会按照弱肉强食的法则，争相保护自己。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将使许多人担心的事情变成现实：山巅之城的光芒开始暗淡，一个强大的美国将成为过去。

2020年10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为连任竞选造势

　　记下他做了什么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的作为预示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他的领导下，美国放弃了一些重要的国际承诺，包括巴黎气候协议，并冷却了与北约盟国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奠定了与中国对抗的基调，并对俄罗斯采取了前后不一的政策——特朗普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崇拜与国会对莫斯科的敌意相悖。特朗普政府与以色列异常密切的关系，加上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伙伴关系，加速了中东政治的变革。巴勒斯坦建国的问题已经逐渐消失，焦点转移到建立针对伊朗和土耳其的联盟上。现在，对人权的关注已纯粹是一种工具，是现实政治和国内政治中的便利杠杆。美国官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并只是从贸易的角度来看待与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关系。

　　特朗普和他的顾问们有一种粗糙但在很大程度上连贯的世界观，这体现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中。从20世纪40年代，他们就了解了这个口号的含义，当时提出这个口号的人是想让美国置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但他们并不特别在意这种背景。他们无意参与扩大自由的项目，甚至仅仅是捍卫自由。他们厌恶国际组织，包括二战后美国帮助建立的那些组织。与大多数前任不同，他们不认为这些机构的领导能力是彰显美国力量的工具，而是对美国的限制。(中国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因此他们越来越多地参与联合国事务。)特朗普政府将世界视为残酷的商业和军事竞争的舞台，美国没有朋友，只有利益。

　　这类普遍的看法确实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尤其是在俄罗斯问题上，以一种鲁莽的方式体现了美国外交政策中一种古老的思维方式。这反映了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25年前在书中所说的“回到最初”的愿望，一种天真的、最终站不住脚的“孤立主义”。

　　施莱辛格低估了美国一直以来参与全球事务的能力，美国的价值观偶尔会推动它参与国际事务——不管明智与否。但是孤立主义的冲动，特别是作为本土主义活跃的表现，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特朗普只是这种主义的一个新版本——其他人把美国人当傻瓜，国际机构是那些想剥夺美国主权的人的邪恶工具，其他地方的流血和恐怖不会真正影响一个两侧有两大洋和两个弱小国家的强大合众国。

　　当然，特朗普的表现的独特的。因此，即使政策方向或多或少是正常的，或可预期的——例如，亲以色列的倾向，或对联合国的质疑——其风格和执行方式却并不常规。

　　行事风格与实际作为

　　特朗普第一个任期的特点是周期性的大放厥词，羞辱盟友与其发生争执，以及对独裁者的大肆恭维和奉承。另一个特点是行政无能，再加上共和党的资深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专家不愿为他们厌恶和鄙视的领导人服务。因此，关于连任的问题需要从实质性层面(政府的政策)和风格层面(政府的基调和人员配备)进行考量。

　　从政策角度来看，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特朗普想要通过连任确保自己的历史地位，这种动机在第二任期的总统中很常见。总统通常通过取得一些大的交易来实现这种愿望——巴以和平是长期以来的首选，但结束战争或与宿敌和解也是如此。

　　客观地说，对于特朗普而言，做笔大交易的想法是他自我展示的核心，他是一个商业大亨，把自己来之不易的市场智慧独特地带入了政府事务。即将完成的最大交易将会是与中国的贸易谈判，这也将缓解两国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紧张关系。较次要的协议可能包括巴以和平协议，以及可能与俄罗斯达成的一些重大和解。为了达成这些交易，特朗普可能会愿意付出很高代价。作为一个多次破产的人，他在私人生活中对赌场、航空公司和高尔夫球场做出了一些极其糟糕的商业决策。毕竟，作为(对美朝核问题谈判的)回报，身为美国总统，他访问了朝鲜，并暂停了与韩国的军事演习。

　　然而，事实上，这些大交易中没有一项是可以实质要求对方的。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仅源于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逻辑，还源于两国之间深深的猜疑，以及中国领导人排除美国在其周边地区影响力的愿望。即使特朗普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北京方面也可能不会与他坐在谈判桌前，而且及时双方会面，任何协议都可能在下届国会的争议声中难以通过。同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不太可能提供给巴勒斯坦人一个比克林顿政府时期所能得到的更好的协议(很可能更糟)，而且毫无疑问也无法满足巴勒斯坦人不受约束的国家地位和在耶路撒冷建都的愿望。至于与俄罗斯关系一定程度的缓和，尽管特朗普与普京关系密切，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或官僚机构中很少有人会愿意这样做。

　　这就是行事风格的问题。特朗普对传统盟友的言论几乎算得上一种持续的侮辱:他当然很少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担忧。他可能认为美国可以单独解决问题,但他终会明白，如果关键的亚洲盟友反对，就很难与中国达成协议;如果让当地阿拉伯政权暴露在危险之中，就很难实现巴以和平;如果欧洲坚决反对，就很难与俄罗斯达成协议。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将不断受到行政无能的困扰。在清理了大量官僚机构之后，他将发现——在某些方面已经发现——外交政策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在白宫就可以完成。人员配备不足的官僚机构总是以有意或无意的方式使工作陷入困境。

　　特朗普不会完全被束缚住手脚。如果他命令军队从阿富汗和伊拉克，甚至从欧洲回国，那将会发生。尽管他自己任命的官员在从叙利亚撤军方面也会给他施压的做法令人吃惊。然而，如果他坚持，他可以设法撤回美国军队，并放弃这些承诺。这样的军力削减将再次巩固他作为和平缔造者的自我形象。

　　那么，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就好比孤立主义者罗伯特·塔夫脱在1952年的共和党初选中击败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但在此过程中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没有理由认为，特朗普的浮夸、自怜、前后不一、好斗的自恋和软弱会在第二次奇迹般地战胜一位更受欢迎的民主党对手后减弱。与施莱辛格所描述的更为传统的“回到最初”的孤立主义相比，他那急躁多变的“美国优先”版本造成的伤害要大得多。

　　首先，这将永远玷污美国稳定和可预期方面声誉。如果特朗普以三个州极微弱的优势当选，可能会被视为侥幸，这会是美国一种新版本的政治病毒，近年来，这种病毒折磨着众多民主党控制的州。对于外界观察者来说，第二次选举将会发出更糟糕的信号——要么是体制存在根本性的缺陷，要么是美国经历了某种道德崩溃。无论哪种情况，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日子都将结束。这个建立了国际机构、确立了自由和法治的基本价值观、支持盟友的国家将不复存在。当然，美国仍将是一个大国，但将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大国。

　　丛林法则

　　特朗普担任总统以来一直令不少人不安，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但对那些严厉批评他的人来说，他再度连任的结果可能更糟。这将意味着世界回到一个没有法度的丛林世界，类似于混乱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而更糟的是，因为不会再有一个美国在外面，可以唤醒和拯救它。

　　相反，世界各国将以激进的方式寻求生存发展，任何有利于扩大权力的工具都将被最强大的理性合法化。各国将更容易获得核武器，并考虑使用暗杀、有针对性的生物武器和常规颠覆来确保自身安全。威权制度的吸引力将会增加。

　　此外，即使是一个大国，美国也会因内部不和而受到严重削弱。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举团制度和共和党政客的巧妙操纵而取得的，这将导致政治不稳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共和党在普选票方面注定失利，因为它的大部分支持者是些人数不断减少且日趋老龄化的选民，而共和党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他们的对手也是如此。美国街头已经发生了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事件，很可能还会有更多。可能不会发生全面的内战，但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两党对政治领袖的围攻和谋杀——所有这些都是在胜利的特朗普和他愤怒和激进的对手的怂恿下发生的。当然，美国的外国敌人也会想方设法地煽风点火。

　　特朗普再任四年总统的最大后果是最不可预测的。另一个任期可能会迫使人们改变对美国的看法。建国以来，这个国家一直是属于未来的沃土，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一个无论有缺陷和磨难都充满希望的地方，一座在建而尚未完成的城市。随着特朗普第二个任期的到来，美国或许也可以被视为一座对过去的纪念碑。不是作为一个失败的国家，而是一种失败的愿景，一个衰落的大国，它的时代已经过去。

　　美国以前也曾面临过这样一场潜在的形象剧变。内战让人们对美国作为一个单一国家的存在产生了疑问，大萧条让人们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产生了怀疑。在这两种情况下，杰出的总统们都受到美国开国元勋理想的鼓舞，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为美国人指引一个更光明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一些关键立法重点是开放西部，也是为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保证，除了恐惧本身，他们别无所惧。

　　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在2017年1月的总统就职典礼上，特朗普用了一个更具震撼的说法“美国大屠杀”(American Carnage)，来形容他所认为的美国凋敝现状。总统接受了一种美国衰落的观点，这种观点会破坏美国在世界上所能做的一切好事。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他所称的“美国伟大”缺乏具体指涉;他的政治吸引力来自于怨恨、受损、对流离失所的恐惧，甚至是彻底的绝望。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意味着美国将进入一场多方面的危机，可能会像19世纪50年代和30年代那样严重。但这一次，这个国家的领导机制将因为他自己的自恋、无能，以及对一位共和党前任经常说的“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的悲观理解，而陷于瘫痪。

　　作者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院长;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原文链接：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0-10-27/end-american-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