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围绕首相安倍晋三的健康问题的传言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但8月28日安倍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在任期还有一年的情况下辞职，的确令人吃惊。对于后安倍时期的日本政治可能出现各种力量的角力、出现政治混乱的预测，长期政权结束后对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是否会引发日本经济变化的争论，不一而足。

　　在外交上，安倍任期内实现中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后安倍时期的中日关系，无疑也引发了各种看法。笔者认为，尽管安倍的突然辞职，的确带来了日本内政外交包括对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是从中长期战略角度来看，须要冷静思考并区分什么将会变化，什么不会变，什么是暂时性变化，什么是中长期的不变，才能不为一时一事所扰。

　　辞职后三大不确定性

　　安倍于8月24日的在位时间超过历届日本首相。应该说，他在任期内做了很多过去首相想做但却没有做成的事，而最根本的政绩，在于带来了国内政治的稳定，并由此带来的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可预测性。

　　首先，长期政权带来的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2006年，小泉纯一郎后的日本政坛，经历了几乎每年换首相的动荡期。2012年，安倍再次当选首相以来，自民党已经实现三次众议院、两次参议院选举的胜利。

　　2017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胜利后，安倍在记者会上说，自民党在同一个总裁的领导下，连续获得三次胜利，这在建党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同时，在野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当时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支持率仅为10%左右。民主党下野后，无论在理念还是在政策上，都没有提出能够同自民党竞争的有力“对案”，其他在野政党也普遍缺乏凝聚力。

　　可以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连续七年的长期政权，结束了长期折磨日本政坛的“内政漂流期”。从自民党内部高层政治的层面来看，安倍任期内基本不存在特别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对日本传统上的派阀政治影响决策进程和人事任免，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安倍突然辞职后，有可能会出现派阀政治重新抬头，也可能出现短期政权更迭的混乱情况。从历史来看，竹下登和小泉内阁等长期政权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短期政权。如果是这样，日本国内政治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滑向民粹主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就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地方。

　　第二，政治稳定带来了经济恢复，特别是国内外对于日本经济可预期性的信心。日经平均股票指数恢复到2万点，就业和消费税增加实现，而且是一位首相实现两次消费税增税。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情，过去被认为是首相的鬼门关，他都闯过去了，为日本长期财政健康作出了贡献，没有长期政权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多日本首相想要做但没办成的事情，在安倍的任内都做成了。

　　8月28日下午的日经平均股票指数比前一天下降614点，这说明了市场对于安倍长期政权所带来的日本政坛稳定的信任程度。换句话说，尽管“安倍经济学”的成效仍然众说纷纭，但市场的反映已经发出了肯定的信号。与此同时，市场也已经发出了对于后安倍时期，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定程度的担心。

　　第三，政治稳定也让日本能够从战略高度和长期视角，去看待国际关系和思考对外战略。在对外关系上，安倍稳定日美同盟，平稳处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美国政权更替过程中的冲击波，可说是西方国家中同特朗普政府建立最好关系的发达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安倍任内实现了中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双方达成了元首国事访问和建立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战略共识。

　　此外，日本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日俄关系上也提高了存在感。经济外交领域上，安倍政府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和多边机制作出了承诺。

　　从各国领导人在安倍辞职后所发表的谈话也可以看出，他的国际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评价其在推动CPTPP中的重要作用，普京评价和安倍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等。随着安倍的辞职，日本对外关系上会不会向内转，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承诺减少，这些是不确定因素。

　　最大的不变是社会稳定

　　上述三大可能出现的变化或不确定性客观存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最大的不变是社会的稳定性和自律性，会产生稳定器的作用。从过去10多年的经验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在政治不稳定或者没有发挥足够领导力的情况下，经历了三次大考验，展现了超长的韧性，使得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

　　首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遭到冲击，当时日本经历了从自民党大选下野，民主党执政的重要政治变动期。不过，日本并没有出现美国和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民粹主义化和反全球化的现象，社会经济秩序保持了整体稳定。各种民调显示，尽管经济困难，民众对于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主义的认可度极高。

　　第二次大考验是在2011年3月的大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三重灾难的冲击下，民主党政府领导力弱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日本社会在救灾和重建中所表现出的自律性和稳定性，可以说让世人难忘。很难想象其他国家如果经历政治权力如此不稳定的情况，又遇到大灾，是否同样可以做到日本那样。前两次是日本政局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冲击，日本没有民粹，没有保护主义，没有乱，显示了很强大的社会韧性。日本是“三流政治，一流社会”。

　　第三次大考验是冠病疫情。此次疫情中，尽管政府领导力比起之前有很大改善，但是在核酸检测和口罩等问题仍有不少抱怨。然而，日本能够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不封城的情况下控制疫情和死亡率，同时兼顾民众特别敏感的个人隐私和信息保护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没有强大的社会自律性和稳定性，这个奇迹不可能实现。

　　从日本社会稳定的最大不变因素的角度来看，日本强社会的特点意味着日本国内政治在后安倍时代，回归过去的派阀政治或密室政治主导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不符合主流民意的需要。政治透明度是很重要的社会期待，如果违反这个时代潮流，新首相的社会基础就不会存在。

　　日本精英和民众已经看到，其他发达国家出现政治民粹化的危险。尽管民意对中国的好感度仍然偏低，但如果政治家试图以中日关系作为选举中心议题，将会引发民众对于日本脱离战后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很强的警戒心理。日本社会这种内在的对于政治大方向的塑造力量，是最大的自制力量。

　　从2012年底到2020年安倍任内的政治与社会互动情况来看，社会普遍欢迎一位能够提供强大政治领导力的首相，为日本政治带来稳定，这是民众基于过去由于政治混乱导致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层面的负面影响，经过深刻反思后的基本共识。各种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安倍内阁的原因中，除了回答“没有其他可支持的政党”外，回答最多的是“安倍晋三有领导力”。

　　民众希望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以及希望重新定义日本国家认同的大目标上，与政治精英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只不过在方式和速度上没有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首相的形象在日本根深蒂固，尽管民众对其“领导力”有期待，但对会否“滥用领导力”还是不放心。民众担心过于强大的安倍自民党，可能会将工作重心从经济转向修宪、历史认识等意识形态问题上，例如此次记者会上，安倍提及没有实现修宪问题就是例证。

　　日本民众并非完全反对修改宪法，但在直接涉及日本战后国家认同大改变的核心问题上持谨慎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安倍任内实现了执政党在众参两院都控制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席位，但仍然没有实现修宪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辞职对于后安倍时期的政治和外交，可能带来的变化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日本社会稳定这个最大的不变的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关系中长期稳定和发展，需要真正思考夯实双方的社会关系。从中国来说，如何发展自己对日本的软实力，同日本社会建立持续的中日社会友好则是关键。

　　目前，访日的中国游客已接近每年1000万人次，今后要让访华日本人增加，是一个须要考虑的问题。中日省市地方实质性合作关系也很重要，建立具有韧性的地方层面的中日友好关系网络，拓展中日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为双方建立长期友好、稳定协调的中日战略合作关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后安倍时期中日关系的变与常》

　　尽管围绕首相安倍晋三的健康问题的传言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但8月28日安倍举行记者会，正式宣布在任期还有一年的情况下辞职，的确令人吃惊。对于后安倍时期的日本政治可能出现各种力量的角力、出现政治混乱的预测，长期政权结束后对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的影响，是否会引发日本经济变化的争论，不一而足。

　　在外交上，安倍任期内实现中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后安倍时期的中日关系，无疑也引发了各种看法。笔者认为，尽管安倍的突然辞职，的确带来了日本内政外交包括对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是从中长期战略角度来看，须要冷静思考并区分什么将会变化，什么不会变，什么是暂时性变化，什么是中长期的不变，才能不为一时一事所扰。

　　辞职后三大不确定性

　　安倍于8月24日的在位时间超过历届日本首相。应该说，他在任期内做了很多过去首相想做但却没有做成的事，而最根本的政绩，在于带来了国内政治的稳定，并由此带来的外交、经济等各方面的可预测性。

　　首先，长期政权带来的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2006年，小泉纯一郎后的日本政坛，经历了几乎每年换首相的动荡期。2012年，安倍再次当选首相以来，自民党已经实现三次众议院、两次参议院选举的胜利。

　　2017年10月，日本众议院选举胜利后，安倍在记者会上说，自民党在同一个总裁的领导下，连续获得三次胜利，这在建党60多年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同时，在野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当时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支持率仅为10%左右。民主党下野后，无论在理念还是在政策上，都没有提出能够同自民党竞争的有力“对案”，其他在野政党也普遍缺乏凝聚力。

　　可以说，安倍第二次执政后，连续七年的长期政权，结束了长期折磨日本政坛的“内政漂流期”。从自民党内部高层政治的层面来看，安倍任期内基本不存在特别有力的竞争对手，这对日本传统上的派阀政治影响决策进程和人事任免，起到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安倍突然辞职后，有可能会出现派阀政治重新抬头，也可能出现短期政权更迭的混乱情况。从历史来看，竹下登和小泉内阁等长期政权后，会出现一段时间的短期政权。如果是这样，日本国内政治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滑向民粹主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这就是可能发生变化的地方。

　　第二，政治稳定带来了经济恢复，特别是国内外对于日本经济可预期性的信心。日经平均股票指数恢复到2万点，就业和消费税增加实现，而且是一位首相实现两次消费税增税。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情，过去被认为是首相的鬼门关，他都闯过去了，为日本长期财政健康作出了贡献，没有长期政权是不可能实现的。很多日本首相想要做但没办成的事情，在安倍的任内都做成了。

　　8月28日下午的日经平均股票指数比前一天下降614点，这说明了市场对于安倍长期政权所带来的日本政坛稳定的信任程度。换句话说，尽管“安倍经济学”的成效仍然众说纷纭，但市场的反映已经发出了肯定的信号。与此同时，市场也已经发出了对于后安倍时期，日本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定程度的担心。

　　第三，政治稳定也让日本能够从战略高度和长期视角，去看待国际关系和思考对外战略。在对外关系上，安倍稳定日美同盟，平稳处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的美国政权更替过程中的冲击波，可说是西方国家中同特朗普政府建立最好关系的发达国家领导人。与此同时，安倍任内实现了中日关系回归正常轨道，双方达成了元首国事访问和建立新时代中日关系的战略共识。

　　此外，日本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日俄关系上也提高了存在感。经济外交领域上，安倍政府在美国不参与的情况下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为维护全球自由贸易机制和多边机制作出了承诺。

　　从各国领导人在安倍辞职后所发表的谈话也可以看出，他的国际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例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评价其在推动CPTPP中的重要作用，普京评价和安倍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等。随着安倍的辞职，日本对外关系上会不会向内转，对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承诺减少，这些是不确定因素。

　　最大的不变是社会稳定

　　上述三大可能出现的变化或不确定性客观存在，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日本最大的不变是社会的稳定性和自律性，会产生稳定器的作用。从过去10多年的经验可以看出，日本社会在政治不稳定或者没有发挥足够领导力的情况下，经历了三次大考验，展现了超长的韧性，使得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中最为稳定的国家之一。

　　首先，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日本经济遭到冲击，当时日本经历了从自民党大选下野，民主党执政的重要政治变动期。不过，日本并没有出现美国和欧元区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民粹主义化和反全球化的现象，社会经济秩序保持了整体稳定。各种民调显示，尽管经济困难，民众对于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主义的认可度极高。

　　第二次大考验是在2011年3月的大地震、海啸和核电站三重灾难的冲击下，民主党政府领导力弱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日本社会在救灾和重建中所表现出的自律性和稳定性，可以说让世人难忘。很难想象其他国家如果经历政治权力如此不稳定的情况，又遇到大灾，是否同样可以做到日本那样。前两次是日本政局极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冲击，日本没有民粹，没有保护主义，没有乱，显示了很强大的社会韧性。日本是“三流政治，一流社会”。

　　第三次大考验是冠病疫情。此次疫情中，尽管政府领导力比起之前有很大改善，但是在核酸检测和口罩等问题仍有不少抱怨。然而，日本能够在发达国家中实现不封城的情况下控制疫情和死亡率，同时兼顾民众特别敏感的个人隐私和信息保护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没有强大的社会自律性和稳定性，这个奇迹不可能实现。

　　从日本社会稳定的最大不变因素的角度来看，日本强社会的特点意味着日本国内政治在后安倍时代，回归过去的派阀政治或密室政治主导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不符合主流民意的需要。政治透明度是很重要的社会期待，如果违反这个时代潮流，新首相的社会基础就不会存在。

　　日本精英和民众已经看到，其他发达国家出现政治民粹化的危险。尽管民意对中国的好感度仍然偏低，但如果政治家试图以中日关系作为选举中心议题，将会引发民众对于日本脱离战后民主主义及和平主义很强的警戒心理。日本社会这种内在的对于政治大方向的塑造力量，是最大的自制力量。

　　从2012年底到2020年安倍任内的政治与社会互动情况来看，社会普遍欢迎一位能够提供强大政治领导力的首相，为日本政治带来稳定，这是民众基于过去由于政治混乱导致经济、外交、社会等各个层面的负面影响，经过深刻反思后的基本共识。各种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安倍内阁的原因中，除了回答“没有其他可支持的政党”外，回答最多的是“安倍晋三有领导力”。

　　民众希望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以及希望重新定义日本国家认同的大目标上，与政治精英没有本质上的分歧，只不过在方式和速度上没有形成共识。

　　另一方面，首相的形象在日本根深蒂固，尽管民众对其“领导力”有期待，但对会否“滥用领导力”还是不放心。民众担心过于强大的安倍自民党，可能会将工作重心从经济转向修宪、历史认识等意识形态问题上，例如此次记者会上，安倍提及没有实现修宪问题就是例证。

　　日本民众并非完全反对修改宪法，但在直接涉及日本战后国家认同大改变的核心问题上持谨慎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安倍任内实现了执政党在众参两院都控制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席位，但仍然没有实现修宪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辞职对于后安倍时期的政治和外交，可能带来的变化客观存在。与此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日本社会稳定这个最大的不变的稳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日关系中长期稳定和发展，需要真正思考夯实双方的社会关系。从中国来说，如何发展自己对日本的软实力，同日本社会建立持续的中日社会友好则是关键。

　　目前，访日的中国游客已接近每年1000万人次，今后要让访华日本人增加，是一个须要考虑的问题。中日省市地方实质性合作关系也很重要，建立具有韧性的地方层面的中日友好关系网络，拓展中日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可以为双方建立长期友好、稳定协调的中日战略合作关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者是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后安倍时期中日关系的变与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