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作者：拉斐尔·科恩(Raphael Cohen)，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政治学家，其研究方向为国防战略、军事战术、中东安全治理、欧洲安全治理、军民关系等。 欧金纽·汉(Eugeniu Han)，RAND助理研究员，其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安全政策、创新政策、数据政策、大国博弈等。 阿什利·罗德斯(Ashley Rhoades)，RAND政策分析师，其研究方向为恐怖主义、反恐作战、欧洲安全治理、大国博弈等。

　　▲本报告封面

　　尽管俄罗斯等大国对美国构成了更大的战略威胁，但至少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开始，伊斯兰世界给美国带来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恐怖主义、动荡和一触即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展望2030年，这三个挑战将继续塑造未来的战争并驱使美国进行军事干预。

　　背景：威权崩溃后的宗派和种族冲突

　　学界指出了理解伊斯兰世界动荡的两个维度。从这两个维度看，中东的动荡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第一个维度，尽管学者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驱动力为何有分歧，但这些根本原因中的任何一个——经济机会、社会流动性、政治包容性还是简单的宗教热情——至今都没有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维度，威权政府崩溃后向民主制度过渡通常会出差错，并可能导致长期的国内冲突。如果过渡是突然发生的，更可能会颠覆社会和政治秩序。

　　几十年来，大部分伊斯兰世界都是由强人统治着，也门、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突尼斯，都是如此。在某些国家(例如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权力在君主专制或世袭威权统治下制度化了。

　　唯一的例外是伊朗。在神职人员的严格控制下，伊朗拥有一个受限制的民主制度。

　　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或阿以战争)，但这些伊斯兰国家却仍保持着脆弱的内部稳定。但一系列事件让脆弱的稳定终遭瓦解。

　　2001年，基地组织进行了“9·11”恐怖袭击，促使美国入侵阿富汗，开始了全球反恐战争。两年后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了长期执政的政治强人萨达姆，从而瓦解了伊朗面临的区域性制衡力量。

　　2011年阿拉伯大动荡对地区的稳定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当时民众的抗议活动推翻了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埃及的其他强人政权，并在叙利亚、巴林和其他地方引发了暴力事件。即使在2018年，混乱仍然消耗着大部分地区的资源。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称，阿富汗战争“仍处于僵局”。在叙利亚和也门，内战仍在继续，恢复稳定、建立中央政府的可能性很小。在利比亚，敌对的民兵势力为争夺权力而战斗。

　　专家认为在激烈战区之外，不满情绪也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约旦等看似和平的国家亦是如此。 在过去的15年中，国家内部不稳定成了恐怖主义快速发展的促进剂。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引发的动乱中，伊拉克成了叛乱分子的温床，后来成为包括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主义分子的聚集地。

　　恐怖组织还在其他弱国家找到了根据地，如阿富汗、索马里、也门和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利比亚。

　　最近，“伊斯兰国”利用阿拉伯大动乱留下的混乱局势，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尽管他们占领的地盘已被收复，但“伊斯兰国”和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仍在继续存在。

　　区域混乱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教派竞争(主要是伊朗和沙特争夺中东领导权的竞争)。逊尼派政权的动荡为伊朗提供了机会，伊朗希望借此拓展势力，将那些伊朗视为应有的区域掌控在自己的影响力之下，包括它往日的对手伊拉克。

　　中东的零和政治中，伊朗对沙特来说是致命的威胁。正如格里高利·高斯教授指出的那样，因为逊尼派领导的沙特同盟政权相继垮台，所以“阿拉伯之大动乱只是增强了沙特的被包围感”。 伊朗和沙特间酝酿已久的冲突有多种形式。在黎巴嫩，沙特2017年11月因为时任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没有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就迫使其辞职。在叙利亚，伊朗革命卫队向阿萨德政权提供了军事援助和资金，沙特为反对派提供了资金。

　　双方还陷入了也门内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伊朗支持什叶派的胡塞武装陷入了日益血腥的代理人战争。

　　伊朗和沙特的冲突已经蔓延到波斯湾以外的地区，并有可能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的各国都需要选边站。 未来展望：恐怖主义、不稳定和地区冲突

　　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不会在未来10到15年内自行平息。相反，有证据表明这些挑战将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加剧。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军方应该做好应对类似的，或者可能还要增长的资源需求。 (1)持续的激进恐怖主义

　　尽管美国在最近反恐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但未来十年里美国仍可能面临来自伊斯兰世界激进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持续威胁。理由有三。

　　首先，正如恐怖主义专家塞思·琼斯所说，恐怖组织的力量“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随着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政府的垮台而起起落落”。

　　琼斯进一步指出，任何因素都可能导致运动的再生，例如美国撤军、另一个阿拉伯之春或一个具有魅力的新领导人等。

　　第二，尽管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取得了胜利，但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实力却越来越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有大约4万名士兵，其中许多人在叙利亚有过战斗经验。由于伊朗提供了大约1亿至2亿美元的资金，该组织已经储存了15万枚火箭、俄罗斯制造的SA-22导弹、无人机和其他先进军事装备。

　　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虽然作战能力不足，但人数更多，在11万到12万之间。这些团体，例如“正义联盟”运动或真主党旅，也据称受到了伊朗的支持，并袭击过美军。

　　最后，即使美国成功地消灭了中东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可能无法消除这种威胁。

　　激进的恐怖组织现在遍布全球，从利比亚到尼日利亚;从马里到索马里;遍布整个中亚;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还有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更不用说西方的分支组织了。

　　因此，美国及其盟友不太可能在2030年前彻底消灭激进的恐怖主义。

　　(2)持续的内部不稳定

　　在2030年之前，持续的内部不稳定问题几乎肯定会困扰各伊斯兰国家，而根除恐怖主义的行动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如前所述，伊斯兰世界目前的冲突似乎没有几个得到解决。即使在伊拉克等少数暴力冲突已经平息的国家，各派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这很容易陷入公开冲突。

　　此外，持续的不稳定还可能蔓延到其他邻国。从现在到2030年间，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都可能爆发暴力冲突。

　　例如，约旦是巴勒斯坦、伊拉克和的叙利亚难民的避难国——在一个仅有750万人口的国家里，仅叙利亚人口就有140万——这造成了22%的失业率，并对约旦的君主统治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与约旦类似，黎巴嫩收容了大约150万叙利亚难民，而黎巴嫩目前仍在处理本国内战以及与以色列的战争(最近的一次是在2006年)的影响。

　　最后，该地区的其他强人政府仍有可能倒台。沙特年轻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试图巩固权力。此举赢得了国外的喝彩，但也有可能招致王室保守分子的反弹。

　　同样，尽管塞西目前巩固了对埃及的控制，但埃及仍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和恐怖主义问题，民众不满情绪依然存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权在2016年7月应对过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政府试图巩固权力，逮捕了6万人，解雇了15万名政府雇员。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规模和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的不稳定都会造成区域性后果。

　　(3)地区冲突加剧

　　美国最大的担忧，以及最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驱使美国军队重返的可能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国内不稳定，而是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展望2030年，该地区多个国家都有理由升级本已酝酿已久的地区间冲突。

　　首先，由于伊拉克有一个亲伊朗的政权、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军事存在有所减少，以及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的控制更加牢固，伊朗将享有一个相对有利的战略环境，比过去更有条件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

　　它很可能会利用过去几十年在该地区建立起来的广泛的民兵组织网络。与俄罗斯合作给伊朗带来了便利。与此同时，伊朗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

　　尽管与各国达成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各国在核协议后解除了制裁，但伊朗的经济从未完全反弹，这引发了民众对伊朗政权的不满。伊朗也可能会利用国际冲突来转移公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其次，沙特可能会感到越来越不安全。考虑到其日益增长的内部问题——比如低油价、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沙特对伊朗的举动越来越敏感。此外，积极抵制伊朗不断扩大的利益也可以帮助本·萨勒曼巩固权力。

　　第三，其他逊尼派国家将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并可能越来越担心伊朗会在他们的什叶派少数群体中挑起动乱。他们将追随沙特的脚步。

　　最近，巴林、埃及和阿联酋在2017年6月加入了沙特领导的对卡塔尔的抵制行动，该行动表面上是因为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如哈马斯)，但也是为了报复卡塔尔与伊朗的密切关系。

　　以色列有它自己的理由去战斗。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一样，以色列对德黑兰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表示了警惕，并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视为一条红线。

　　以色列也视伊朗的核武器为威胁其生存的存在，并一直怀疑伊朗的无核化承诺;以色列已经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但伊朗似乎不太可能放弃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据点。

　　此外，随着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伊朗可以重启其核项目。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到2030年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大规模对抗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最后，正如前面提到的，随着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俄罗斯也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由于其他大国在能源方面依赖该地区，中东很可能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中心。

　　对美国空军和未来战争的影响

　　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伊斯兰世界是否会在2030年之前继续受到恐怖主义、不稳定和不断加剧的冲突的影响。更确切地说，问题可能是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打这些战争，特别是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程度持续降低。

　　美国民众可能不会支持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尤其是在中东)。但美国明白，从中东地区脱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至少，美国可能会被迫维持一支强大的反恐力量，以遏制全球圣战运动，防止未来对美国公民和美国本土袭击的发生。

　　不过美国的行动可能需要超越反恐的范畴。如前所述，内部不稳定、区域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是相互交织的。如果美国想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美国将需要扩大对中东地区的干涉。

　　此外，如果影响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动荡从一个“局部”问题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战争，美国可能会被迫采取行动稳定该地区、保护关键盟友。

　　最后，美国在中东持续存在的原因可能完全与地区局势无关，而是与俄罗斯等大国进行更广泛的大国竞争。

　　从美国空军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对部队规划和预算考虑具有重要意义。该部门目前仍处于反恐工作的前沿——提供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这些任务可能会继续下去。

　　反过来，这意味着美国决策者和美国空军很难在不招致额外风险的情况下，将资源从中东转移到欧洲或亚洲。

　　本报告作者：拉斐尔·科恩(Raphael Cohen)，美国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政治学家，其研究方向为国防战略、军事战术、中东安全治理、欧洲安全治理、军民关系等。 欧金纽·汉(Eugeniu Han)，RAND助理研究员，其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国家安全政策、创新政策、数据政策、大国博弈等。 阿什利·罗德斯(Ashley Rhoades)，RAND政策分析师，其研究方向为恐怖主义、反恐作战、欧洲安全治理、大国博弈等。

　　▲本报告封面

　　尽管俄罗斯等大国对美国构成了更大的战略威胁，但至少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开始，伊斯兰世界给美国带来了三个相互关联的挑战：恐怖主义、动荡和一触即发的地区紧张局势。展望2030年，这三个挑战将继续塑造未来的战争并驱使美国进行军事干预。

　　背景：威权崩溃后的宗派和种族冲突

　　学界指出了理解伊斯兰世界动荡的两个维度。从这两个维度看，中东的动荡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第一个维度，尽管学者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驱动力为何有分歧，但这些根本原因中的任何一个——经济机会、社会流动性、政治包容性还是简单的宗教热情——至今都没有得到了解决。

　　第二个维度，威权政府崩溃后向民主制度过渡通常会出差错，并可能导致长期的国内冲突。如果过渡是突然发生的，更可能会颠覆社会和政治秩序。

　　几十年来，大部分伊斯兰世界都是由强人统治着，也门、埃及、利比亚、伊拉克和突尼斯，都是如此。在某些国家(例如叙利亚、约旦和沙特阿拉伯)，权力在君主专制或世袭威权统治下制度化了。

　　唯一的例外是伊朗。在神职人员的严格控制下，伊朗拥有一个受限制的民主制度。

　　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或阿以战争)，但这些伊斯兰国家却仍保持着脆弱的内部稳定。但一系列事件让脆弱的稳定终遭瓦解。

　　2001年，基地组织进行了“9·11”恐怖袭击，促使美国入侵阿富汗，开始了全球反恐战争。两年后的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了长期执政的政治强人萨达姆，从而瓦解了伊朗面临的区域性制衡力量。

　　2011年阿拉伯大动荡对地区的稳定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当时民众的抗议活动推翻了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埃及的其他强人政权，并在叙利亚、巴林和其他地方引发了暴力事件。即使在2018年，混乱仍然消耗着大部分地区的资源。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称，阿富汗战争“仍处于僵局”。在叙利亚和也门，内战仍在继续，恢复稳定、建立中央政府的可能性很小。在利比亚，敌对的民兵势力为争夺权力而战斗。

　　专家认为在激烈战区之外，不满情绪也在酝酿，随时可能爆发。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及和约旦等看似和平的国家亦是如此。 在过去的15年中，国家内部不稳定成了恐怖主义快速发展的促进剂。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引发的动乱中，伊拉克成了叛乱分子的温床，后来成为包括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主义分子的聚集地。

　　恐怖组织还在其他弱国家找到了根据地，如阿富汗、索马里、也门和卡扎菲政权倒台后的利比亚。

　　最近，“伊斯兰国”利用阿拉伯大动乱留下的混乱局势，夺取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尽管他们占领的地盘已被收复，但“伊斯兰国”和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仍在继续存在。

　　区域混乱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的教派竞争(主要是伊朗和沙特争夺中东领导权的竞争)。逊尼派政权的动荡为伊朗提供了机会，伊朗希望借此拓展势力，将那些伊朗视为应有的区域掌控在自己的影响力之下，包括它往日的对手伊拉克。

　　中东的零和政治中，伊朗对沙特来说是致命的威胁。正如格里高利·高斯教授指出的那样，因为逊尼派领导的沙特同盟政权相继垮台，所以“阿拉伯之大动乱只是增强了沙特的被包围感”。 伊朗和沙特间酝酿已久的冲突有多种形式。在黎巴嫩，沙特2017年11月因为时任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没有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就迫使其辞职。在叙利亚，伊朗革命卫队向阿萨德政权提供了军事援助和资金，沙特为反对派提供了资金。

　　双方还陷入了也门内战。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与伊朗支持什叶派的胡塞武装陷入了日益血腥的代理人战争。

　　伊朗和沙特的冲突已经蔓延到波斯湾以外的地区，并有可能席卷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的各国都需要选边站。 未来展望：恐怖主义、不稳定和地区冲突

　　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伊斯兰世界的动荡不会在未来10到15年内自行平息。相反，有证据表明这些挑战将会持续下去，甚至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加剧。因此，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军方应该做好应对类似的，或者可能还要增长的资源需求。 (1)持续的激进恐怖主义

　　尽管美国在最近反恐战争中取得了成功，但未来十年里美国仍可能面临来自伊斯兰世界激进伊斯兰恐怖组织的持续威胁。理由有三。

　　首先，正如恐怖主义专家塞思·琼斯所说，恐怖组织的力量“从来都不是线性的，而是随着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政府的垮台而起起落落”。

　　琼斯进一步指出，任何因素都可能导致运动的再生，例如美国撤军、另一个阿拉伯之春或一个具有魅力的新领导人等。

　　第二，尽管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取得了胜利，但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实力却越来越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有大约4万名士兵，其中许多人在叙利亚有过战斗经验。由于伊朗提供了大约1亿至2亿美元的资金，该组织已经储存了15万枚火箭、俄罗斯制造的SA-22导弹、无人机和其他先进军事装备。

　　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虽然作战能力不足，但人数更多，在11万到12万之间。这些团体，例如“正义联盟”运动或真主党旅，也据称受到了伊朗的支持，并袭击过美军。

　　最后，即使美国成功地消灭了中东地区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恐怖主义，也可能无法消除这种威胁。

　　激进的恐怖组织现在遍布全球，从利比亚到尼日利亚;从马里到索马里;遍布整个中亚;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还有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更不用说西方的分支组织了。

　　因此，美国及其盟友不太可能在2030年前彻底消灭激进的恐怖主义。

　　(2)持续的内部不稳定

　　在2030年之前，持续的内部不稳定问题几乎肯定会困扰各伊斯兰国家，而根除恐怖主义的行动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如前所述，伊斯兰世界目前的冲突似乎没有几个得到解决。即使在伊拉克等少数暴力冲突已经平息的国家，各派之间的仇恨和不信任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这很容易陷入公开冲突。

　　此外，持续的不稳定还可能蔓延到其他邻国。从现在到2030年间，任何一个伊斯兰国家都可能爆发暴力冲突。

　　例如，约旦是巴勒斯坦、伊拉克和的叙利亚难民的避难国——在一个仅有750万人口的国家里，仅叙利亚人口就有140万——这造成了22%的失业率，并对约旦的君主统治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与约旦类似，黎巴嫩收容了大约150万叙利亚难民，而黎巴嫩目前仍在处理本国内战以及与以色列的战争(最近的一次是在2006年)的影响。

　　最后，该地区的其他强人政府仍有可能倒台。沙特年轻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正试图巩固权力。此举赢得了国外的喝彩，但也有可能招致王室保守分子的反弹。

　　同样，尽管塞西目前巩固了对埃及的控制，但埃及仍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和恐怖主义问题，民众不满情绪依然存在。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权在2016年7月应对过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政府试图巩固权力，逮捕了6万人，解雇了15万名政府雇员。

　　考虑到这些国家的规模和重要性，任何一个国家的不稳定都会造成区域性后果。

　　(3)地区冲突加剧

　　美国最大的担忧，以及最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驱使美国军队重返的可能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国内不稳定，而是大规模的地区冲突。展望2030年，该地区多个国家都有理由升级本已酝酿已久的地区间冲突。

　　首先，由于伊拉克有一个亲伊朗的政权、美国在该地区的传统军事存在有所减少，以及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的控制更加牢固，伊朗将享有一个相对有利的战略环境，比过去更有条件实现其地区霸权的野心。

　　它很可能会利用过去几十年在该地区建立起来的广泛的民兵组织网络。与俄罗斯合作给伊朗带来了便利。与此同时，伊朗将面临越来越多的经济问题。

　　尽管与各国达成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各国在核协议后解除了制裁，但伊朗的经济从未完全反弹，这引发了民众对伊朗政权的不满。伊朗也可能会利用国际冲突来转移公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

　　其次，沙特可能会感到越来越不安全。考虑到其日益增长的内部问题——比如低油价、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沙特对伊朗的举动越来越敏感。此外，积极抵制伊朗不断扩大的利益也可以帮助本·萨勒曼巩固权力。

　　第三，其他逊尼派国家将对伊朗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并可能越来越担心伊朗会在他们的什叶派少数群体中挑起动乱。他们将追随沙特的脚步。

　　最近，巴林、埃及和阿联酋在2017年6月加入了沙特领导的对卡塔尔的抵制行动，该行动表面上是因为卡塔尔支持恐怖组织(如哈马斯)，但也是为了报复卡塔尔与伊朗的密切关系。

　　以色列有它自己的理由去战斗。与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一样，以色列对德黑兰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表示了警惕，并将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视为一条红线。

　　以色列也视伊朗的核武器为威胁其生存的存在，并一直怀疑伊朗的无核化承诺;以色列已经袭击了伊朗在叙利亚境内的目标，但伊朗似乎不太可能放弃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据点。

　　此外，随着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伊朗可以重启其核项目。如果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到2030年以色列和伊朗发生大规模对抗的可能性将大幅增加。

　　最后，正如前面提到的，随着俄罗斯对叙利亚的干预，俄罗斯也增加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由于其他大国在能源方面依赖该地区，中东很可能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中心。

　　对美国空军和未来战争的影响

　　真正的问题可能不是伊斯兰世界是否会在2030年之前继续受到恐怖主义、不稳定和不断加剧的冲突的影响。更确切地说，问题可能是美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打这些战争，特别是美国对中东的能源依赖程度持续降低。

　　美国民众可能不会支持大规模的军事干预(尤其是在中东)。但美国明白，从中东地区脱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至少，美国可能会被迫维持一支强大的反恐力量，以遏制全球圣战运动，防止未来对美国公民和美国本土袭击的发生。

　　不过美国的行动可能需要超越反恐的范畴。如前所述，内部不稳定、区域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是相互交织的。如果美国想要解决这些根本问题，美国将需要扩大对中东地区的干涉。

　　此外，如果影响伊斯兰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动荡从一个“局部”问题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战争，美国可能会被迫采取行动稳定该地区、保护关键盟友。

　　最后，美国在中东持续存在的原因可能完全与地区局势无关，而是与俄罗斯等大国进行更广泛的大国竞争。

　　从美国空军的角度来看，这一分析对部队规划和预算考虑具有重要意义。该部门目前仍处于反恐工作的前沿——提供情报、监视、侦察和打击——这些任务可能会继续下去。

　　反过来，这意味着美国决策者和美国空军很难在不招致额外风险的情况下，将资源从中东转移到欧洲或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