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团队成员的组成来看，似乎存在笔者假设的“A-M-J” 组合。

　　A就是Academia。这部分成员受过严谨正规的学术训练，有本学科的博士学位，并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熟悉美国博士培养和论文专著发表、出版程序的人都知道，能在这个漫长而严苛的过程中凭借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的承认，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不可能是学识浅薄之辈。这部分人属于先有了特定领域里系统和精深研究，再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学者型政客。

　　M就是Military。这部分成员由于其军事背景和经验，对军事安全领域更为敏锐。

　　J就是 Journalism。新闻从业人员的特点是未必有深厚的学术基础，通常也不注重理论，但是和社会各个层面有广泛和深入的接触，在中国有丰富和鲜活的实际生活和旅行经验。旅行不仅对体验异域文化，就是对同一种文化的内部多样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这个团队的构成很好地体现了学术背景、军事背景、和新闻背景/社会经验的组合，也反应了美国人在理解和应对中国时认为合理和有效的方式。这一思维模式就是强调多种背景人员相互配合，从多个不同角度了解和应对中国。

　　在美国对外关系的认知中，一直是把深度研究对方的语言、文化、社会、宗教、价值观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不仅仅只看政府层面的冲突、交往以及经济领域的冲突和合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受其导师，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启迪对日本文化心理进行的深入的批判性研究《菊与刀》。尽管此书的视角和结论在日本学界引起不绝的争议，但的确极大地形塑了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对日本文化特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此书完成了著述时的直接使命，即从文化角度提出处置战后日本的最佳方案。本尼迪克特在制造关于“日本人”的形象时，也制造信仰和人格一元化的“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当然，以笔者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美国人”形象是过于理想化和自我美化的。

　　事实上，从哲学(笛卡尔的二元论，康德关于启蒙和人的价值等)，人性(持悲观还是乐观态度)，伦理(及其困境)等层面上看，华裔学者参与针对母国的外交决策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经典的伦理案例。价值观，行为模式(如何做出最佳选择)的角度切入国际关系，本身也是相关研究的一种重要的路径。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把握另一个国家的基本特质和制度形成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前提——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历史存在，要理解另一个国家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个社会人群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形成的内部社会组织、群体意识、及其价值观。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都提供了关键的视角。当然，人类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本身源于英国和德国在十九世纪想要深入，确切地了解海外殖民地，这已经是今天的学界常识。另一方面，目的和动机确实无碍于相关学者高度的专业水准和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

　　美国对相关人员的训练就体现了这一跨学科和专业化的思路。笔者于2004年在读博士期间曾去一所名校参加一个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的研究生会议，由会议主办方安排借住在一个美国学生单独租住的公寓里。这名志愿接待的美国学生是美国军方派到该校专门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政治的一名青年少校军官(major)，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他的学习态度认真严肃，个性也很直率，说自己正在写的一篇课程论文叫“清朝的三次改革”。虽然会议和中美关系无关，但对这位军官在傍晚闲聊时讲到的内容倒一直记忆犹新。记得他坦率地指出，他认为中国有两个缺陷：1，在军队指挥方面，“军官”和“士兵” 之间的“士官”层级的训练不足。由于他在台湾生活和学习过，当时还直接用了台湾习用描述“士兵”的中文词语---“阿兵哥”;2，中国人的思维重视也善于战术(tactical)应对，而缺少清晰的战略(strategic)目标。

　　人类学家露丝·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著作《菊与刀》

　　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回忆起这位有过外交工作经历的青年军官在这所大学所受的跨学科中国研究教育，仍然认为，不论怎么看待他的评判，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观察和研究的确是多层次、多面向、立体的，尤其注重更高层面的思辨和对对方的语言，文化，历史的学习和把握，思考也是比较深入的。在一个东亚研究专业里，学生会从政治，历史，语言，文学，电影等多个角度研习相关文化，进行的阅读和写作也是多元声音并存，具有一定批判深度。在今天的对华政策团队中，就有由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跨学科“区域研究—东亚研究”专业训练出来，兼具新闻和军事背景，熟悉中国历史，语言，社会的人物博明(Mathew Pottinger)。

　　针对中国所作的研究中，正如本尼迪克特创造性地使用了“菊”与“刀”这两个矛盾的意象来解读日本，黎安友使用过“长城”和“空城”来隐喻中国的战略文化，基辛格则曾用下围棋来做形象化的比喻。这些都是美国人从历史-文化角度观照东亚文化的例子。

　　当然，即便如此，美国人也可能仍然低估了中国民间对中国被“被欺负”的历史记忆(即使是被“建构”的)之深和当下对特朗普政府“欺人太甚”的强烈反弹。目前美国对中国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高科技公司采取的强硬政策，以及留学政策对留学生及其家庭的冲击，就效果来说也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勺烩了的。

　　中国是否至今仍然处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术应对层面;是否仍然缺乏对美国和整个西方文化的更为系统的认识;人才培养方面是否知识结构和经历都过于单一，因而很容易被一两个时髦的理论假说牵着鼻子走，甚至认为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些似乎都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系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从目前公布的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团队成员的组成来看，似乎存在笔者假设的“A-M-J” 组合。

　　A就是Academia。这部分成员受过严谨正规的学术训练，有本学科的博士学位，并取得了相当的学术成果。熟悉美国博士培养和论文专著发表、出版程序的人都知道，能在这个漫长而严苛的过程中凭借研究成果得到学界的承认，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不可能是学识浅薄之辈。这部分人属于先有了特定领域里系统和精深研究，再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学者型政客。

　　M就是Military。这部分成员由于其军事背景和经验，对军事安全领域更为敏锐。

　　J就是 Journalism。新闻从业人员的特点是未必有深厚的学术基础，通常也不注重理论，但是和社会各个层面有广泛和深入的接触，在中国有丰富和鲜活的实际生活和旅行经验。旅行不仅对体验异域文化，就是对同一种文化的内部多样性也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这个团队的构成很好地体现了学术背景、军事背景、和新闻背景/社会经验的组合，也反应了美国人在理解和应对中国时认为合理和有效的方式。这一思维模式就是强调多种背景人员相互配合，从多个不同角度了解和应对中国。

　　在美国对外关系的认知中，一直是把深度研究对方的语言、文化、社会、宗教、价值观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而不仅仅只看政府层面的冲突、交往以及经济领域的冲突和合作。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受其导师，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Franz Boas)启迪对日本文化心理进行的深入的批判性研究《菊与刀》。尽管此书的视角和结论在日本学界引起不绝的争议，但的确极大地形塑了美国乃至其他国家对日本文化特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此书完成了著述时的直接使命，即从文化角度提出处置战后日本的最佳方案。本尼迪克特在制造关于“日本人”的形象时，也制造信仰和人格一元化的“美国人”的自我形象。当然，以笔者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美国人”形象是过于理想化和自我美化的。

　　事实上，从哲学(笛卡尔的二元论，康德关于启蒙和人的价值等)，人性(持悲观还是乐观态度)，伦理(及其困境)等层面上看，华裔学者参与针对母国的外交决策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经典的伦理案例。价值观，行为模式(如何做出最佳选择)的角度切入国际关系，本身也是相关研究的一种重要的路径。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把握另一个国家的基本特质和制度形成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前提——每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历史存在，要理解另一个国家就必须深入了解这个社会人群在特定时间和环境中形成的内部社会组织、群体意识、及其价值观。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哲学，历史，人类学等学科都提供了关键的视角。当然，人类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本身源于英国和德国在十九世纪想要深入，确切地了解海外殖民地，这已经是今天的学界常识。另一方面，目的和动机确实无碍于相关学者高度的专业水准和理论，方法的不断创新。

　　美国对相关人员的训练就体现了这一跨学科和专业化的思路。笔者于2004年在读博士期间曾去一所名校参加一个东亚研究(East Asian Studies) 的研究生会议，由会议主办方安排借住在一个美国学生单独租住的公寓里。这名志愿接待的美国学生是美国军方派到该校专门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政治的一名青年少校军官(major)，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过。他的学习态度认真严肃，个性也很直率，说自己正在写的一篇课程论文叫“清朝的三次改革”。虽然会议和中美关系无关，但对这位军官在傍晚闲聊时讲到的内容倒一直记忆犹新。记得他坦率地指出，他认为中国有两个缺陷：1，在军队指挥方面，“军官”和“士兵” 之间的“士官”层级的训练不足。由于他在台湾生活和学习过，当时还直接用了台湾习用描述“士兵”的中文词语---“阿兵哥”;2，中国人的思维重视也善于战术(tactical)应对，而缺少清晰的战略(strategic)目标。

　　人类学家露丝·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著作《菊与刀》

　　十多年过去了，笔者回忆起这位有过外交工作经历的青年军官在这所大学所受的跨学科中国研究教育，仍然认为，不论怎么看待他的评判，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观察和研究的确是多层次、多面向、立体的，尤其注重更高层面的思辨和对对方的语言，文化，历史的学习和把握，思考也是比较深入的。在一个东亚研究专业里，学生会从政治，历史，语言，文学，电影等多个角度研习相关文化，进行的阅读和写作也是多元声音并存，具有一定批判深度。在今天的对华政策团队中，就有由美国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跨学科“区域研究—东亚研究”专业训练出来，兼具新闻和军事背景，熟悉中国历史，语言，社会的人物博明(Mathew Pottinger)。

　　针对中国所作的研究中，正如本尼迪克特创造性地使用了“菊”与“刀”这两个矛盾的意象来解读日本，黎安友使用过“长城”和“空城”来隐喻中国的战略文化，基辛格则曾用下围棋来做形象化的比喻。这些都是美国人从历史-文化角度观照东亚文化的例子。

　　当然，即便如此，美国人也可能仍然低估了中国民间对中国被“被欺负”的历史记忆(即使是被“建构”的)之深和当下对特朗普政府“欺人太甚”的强烈反弹。目前美国对中国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高科技公司采取的强硬政策，以及留学政策对留学生及其家庭的冲击，就效果来说也是把“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勺烩了的。

　　中国是否至今仍然处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术应对层面;是否仍然缺乏对美国和整个西方文化的更为系统的认识;人才培养方面是否知识结构和经历都过于单一，因而很容易被一两个时髦的理论假说牵着鼻子走，甚至认为美国人根本不了解中国，这些似乎都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系美国阿勒格尼学院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