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何日生(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善学研究发起人)

　　“中美关系是否一定必须对立?

　　中美是否难以避免地会产生一场冲突?

　　甚至是武力冲突?还是能成为竞争伙伴?”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莉森教授在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说时提出的问题。

中美关系

　　1、中美关系的和谐，首先是双方不要妖魔化对方

　　修昔底德是西方一位著名的历史学者，他分析希腊战争的缘由是因为斯巴达眼看着雅典的崛起，心生恐惧，伴随着双方敌意日增所产生的各种大小冲突，最后终于酿成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古老的战争警示中美关系必须找出共处与双赢之道。中美领导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跳脱“修昔底德陷阱”呢?

　　格雷厄姆是肯尼迪学院的资深教授，年轻时师从基辛格，对于肯尼迪的古巴危机与美苏冷战研究很深。

　　格雷厄姆说美国人为什么觉得中国是威胁?因为美国人习惯当第一。但是美国人为什么凡事一定都要第一呢?明明美国在20世纪以前也没有要当第一。

　　格雷厄姆说看看中国目前的表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国、最大的贸易国、中产阶层人数最多、最多的亿万富翁、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研发、拥有最多的超级计算机数、也是太阳能产出最大国等等，10多项都已经是“中国第一”。

　　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在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剑桥市，有一座小桥需要拓宽。结果剑桥市政府磨蹭了很久，将近5年时间才完工。相同的，北京市也有一座交通流量很大的桥需要拓宽。

　　格雷厄姆问大家：“你们猜中国花了多少时间?”在场的有回答3个月、两周等等。他说很接近了，是43小时。他随即播放了一个影片，是从高空全程拍摄北京市建桥的过程。影片快速播放了从施工开始到结束、到通车的所有过程。

　　格雷厄姆接着说，1979年中国人民生活在贫穷线——每日2美元以下收入的人口是90%，相较今日，中国每日2美元以下收入的人口有多少?大家回答，10%。他说，很接近了，是1%。

　　他说，他的一位肯尼迪学院学生目前是负责中国扶贫的官员，告诉他到2020年底要达到0%。这是中国惊人的成就。值得美国重视与正视。

　　格雷厄姆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化解冲突。他提到宋朝时期，北宋曾与辽国征战多年，后来媾和了，共容了。

　　这和平维持多久?120年。很不错了。

　　他告诉现场的学者，美国人不要忘记韩战(朝鲜战争)，这个悲剧值得警惕。

　　格雷厄姆教授是研究肯尼迪总统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家。在彼此的交流谈话中，我跟格雷厄姆教授说，我研究过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之所以能够顺利化解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肯尼迪没有妖魔化苏联和赫鲁晓夫。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都意识到彼此对于战争的恐惧，以及承认双方都有的弱处。是“畏惧与勇于示弱”避免了一场世界核弹大战。格雷厄姆很同意我的观察。

　　我接着问他：“中美关系的和谐首先是双方不要妖魔化对方，从您的角度来看，要如何避免当前中美双方妖魔化对方的现象?”

　　格雷厄姆说：“这很不容易。在美国，不只是特朗普，民主党也一样。所以我才提出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2、美国的理想主义，是个幌子吗?

　　与美苏冷战不同的是，美苏冲突是美国作为“世界主义者”要制衡苏联的扩张。今天中美冲突是美国作为“孤立主义者”与中国发生冲突。

　　过去100年，美国如何从当年的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又是如何从世界主义走向今日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的呢?

　　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在他的《Do Moral Matter?》一书中，从历史视角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约瑟夫教授认为，美国外交一直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互运用。美国的理想主义是追求全人类的平等、自由与和平;美国的现实主义是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

　　理想主义的先驱者是威尔逊总统，他胸怀世界和平的理想。而现实主义却是美国的一贯传统，这种传统主导着美国外交专注于美洲事务，而对欧洲及亚洲采取孤立的策略。

　　著名的门罗主义让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欧洲各国在大肆瓜分中国之际，采取“不介入”的中立原则。

　　进入20世纪初的美国还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曾为大学校长，具备哲学家素质的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国际联盟的构想，威尔逊希望以联盟与国际法维持各国的和平，约束强国以武力侵犯他国。

　　威尔逊的提议得到了战后各国的认可。但是美国国会不批准这项条约，使得美国没有参与自己号召的国际联盟。

　　到了二次大战之初，罗斯福总统刚刚从内政的经济危机中苏醒过来，他无意介入欧洲的战争。虽然罗斯福非常不喜欢希特勒，但他知道美国人只想保住美洲，不愿意介入欧洲的事务。

　　因此当丘吉尔苦口婆心地央求美国给予军备帮助时，罗斯福只能把武器运到加拿大边境让英国自取。最后是日本把美国拖下水，使得美国积极地介入这场历时4年多的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以理想主义的思维提出“多极”的大国共组联合国，他以五强理事会——英、美、法、中、苏彼此制衡，以确保国际社会的新和平。

　　罗斯福同时还关心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梦魇，因此他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间的协同合作以确保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繁荣。

　　罗斯福没有想到他“多极治理”的联合国，很快变成了“两极对峙”的局面——苏联与美国两大超级强国的对抗。

　　杜鲁门总统接任后，考虑对苏联及共产主义采取遏止或防堵的措施。到了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之际，由于苏联已发展出核弹武器，美国才放弃遏止措施，而是以防堵作为对抗苏联的策略。这就是冷战时代。

　　这一期间美国的外交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交织地实现着。

　　一方面，曾经推翻纳粹极权政体的美国，为了防堵共产主义的崛起，在中美洲各国培植纳粹的余党掌权，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

　　纳粹是以反对共产主义出名的。这些中南美洲的政府不是以民主为核心，而是以保护美国企业的投资利益为核心。

　　如乔姆斯基在《世界秩序的秘密》一书中披露的美国已公开的高层政府文献显示，美国在1950-1970年代如何利用纳粹为美国培植势力，以保护美国的政经利益。

　　讽刺的当然是美国一方面标榜自由民主以对抗当时极权的苏联，另一方面培植集权的政权，甚至运用纳粹余党从事各种政治活动。这就是美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矛盾的实践。但再怎么矛盾，都维护了美国整体的利益。

　　然而美国的理想主义并不一定是一个幌子。美国社会是有一大群坚定拥护自身理想与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在政府、在民间、在学术界、在媒体，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着政府的施政与对外关系。

　　只是理想主义一碰到现实的国际环境，利益与正义这两者常常不可兼得。当美国采取军备竞赛以拖垮苏联经济奏效之后，苏联解体了。

　　美国老布什总统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小心地维持着与俄罗斯新政权的关系，以及解体后中亚各国的关系，避免受到苏联解体后的不利影响，但也不去占人家解体后的便宜。

　　老布什稳稳当当地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认清国际的现实权力分布，以美国最大的利益为考量，但也不要因占便宜而损及美国的形象。毕竟美国的形象一大部分是由他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所建立的。

　　美国是以理想主义号召世界各国跟他团结在一起，共同建立美国标准的世界秩序与规则，并用现实主义巩固好自身的利益。

　　在美国的理想主义框架下，当时的妖魔是苏联，美国代表的是正义。

　　以理想主义为前导，逐步地结盟创造自身的利益。这是美国在上一世纪成功地成为超级强国的机制。

　　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终于可以向世界宣称自由、民主、资本精神的全面胜利。美国也认为中国走向经济改革，已经顺服在美国的价值体系框架下。世界从“两极”回到“一极”的局面。哈佛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在民主与资本的旗帜下。

　　然而获得完胜的美国其实是茫然的，历史也不会因此终结。美国的理想主义过去是靠对抗苏联支撑，如今没有了苏联，理想主义如何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与神圣性?

　　冷战之后，第一个真正挑战美国理想主义表里不一的其实是本·拉登。

　　本·拉登曾接受过美国中情局的训练，在阿富汗对抗苏联入侵。他认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石油利益，刻意压制中东的民主风潮，而持续拥护阿拉伯各国的君王体制。

　　从他的角度来看，美国才是中东迈向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他用极端的手段挑战美国，但这种恐怖攻击无辜平民的手段，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都是不义的、也不会被接受的。

　　虽然如此，但看看美国的解读，“9·11事件”发生之初，美国媒体用“新世界大战”来形容这一次的恐怖攻击。

　　为什么是世界大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美国人多少认为美国就代表了全世界，打美国就是打全世界。

　　过了几天后，美国媒体终于冷静下来，才定位这是“反恐战争”。美国用10多年的时间对付穆斯林极端分子，立意保障美国及世界的安全。

　　随着叙利亚难民潮的威胁逐渐在世界舆论消失之际，“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及世界舆论逐渐抬头，甚至声浪越来越大。

　　3、中美冲突，本质上是文明的冲突

　　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访问期间与中国大陆的学者交流，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舆论及社会大众对中国的理解误差颇大，成见也颇深。

　　中国良好的部分很少被美国媒体提及。即使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客观地评论中国，都不容易被舆论听见或接受。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近年不断地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加深了社会底层对中国的成见。

　　美国部分朝野人士认为，中国今天的富庶是因为美国允许中国加入WTO，让中国的经济得以在世界经济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不但占了美国新科技慷慨分享的便宜，也享受了世界自由经济市场的果实，而中国自身却仍未向世界彻底地开放。

　　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中美冲突的源头。

　　经济冲突是现实主义的博弈。现实主义的博弈通常都会寻找理想主义作为开路先锋，因此美国逐步加大对于中国处理边疆问题、处理社会稳定议题、处理港台的作法提出种种质疑，甚至逐渐地促成在世界舆论舞台上妖魔化中国的倾向。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已提升到第二次冷战的思维?或至少美国在做这种政经战略的准备?可能美国内部的看法仍然不一。

　　中美是否会进入“新冷战”?中美能否避免“新冷战”?这必须从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差异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哈佛大学欧洲中心在今年3月初办了一场国际政治讲座，几位欧洲及美国的年轻学者谈到欧洲观点下新的“大国威胁论”。

　　他们的研究显示，“大国威胁论”指的是俄罗斯及中国。特别提到中国在欧洲的大量投资以及新科技5G在欧洲的市场拓展。欧洲多个国家的领袖们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担心中国将控制欧洲各国的主要经济与科技命脉。

　　在随后的讨论中，我提出意见说：“欧洲过去在冷战时期大量接受美国的投资、援助，甚至军事部署，为何当时欧洲没有把美国视为威胁?而中国开始在欧洲做经济投资，就是威胁?这当中是否存在着对‘文明’的不理解?”

　　那位年轻的欧洲女学者立即否认，她说这跟文明冲突没有关系。虽然她可能来不及说明理由。

　　然而我的确认为，中美的冲突本质上就是文明的冲突。

　　4、多极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

　　中国要突破现有的对抗格局，必须有能力提出不同的文明价值体系，让一极的世界走向多极的世界。唯有如此，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看待彼此。

　　中国必须突破美国过去一个世纪所塑造的“理想主义”的金箍咒，才能伸展他跟世界正面的、稳定的协同关系。

　　很多研究中国议题的学者会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与科技持续强大，世界各国都得跟中国做生意，中国就能走出去。

　　美国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特朗普就运用理想主义的帽子打击中国的形象，说跟中国做生意的种种弊端，要全世界远离中国。

　　中兴只是序曲，美国政府下令要各国不得提供芯片给华为，也只是个开端，不是终曲。

　　中国必须以自身的文化建设，让世界看到中国美好的一面，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才能建立。纯粹比政治、比经济、比军事实力是霸权，把这种实力转为文化的正当性，才是王道。

　　从现实意义言之，中国以现实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作为基础与后盾，但仍需要以文化的实力塑造世界认可的新理想主义。这个新理想主义并不是要取代美国诉求的理想主义，但是要能够与之并驾齐驱。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曾非常中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世界秩序基本是美国建立的。中国必须具备建立世界新标准与新秩序的能力，才能有机会与美国并列。

　　这种两极或多极大国的新时代，端看中国自身能否提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建构有力的经济体制与令人称羡的生活模式。

　　意大利在1970年代经历了一个媒体体制的大改革。从4个党各拥媒体，到出现民办媒体，原因是好莱坞的《达拉斯》连续剧影带，通过私下流通管道在意大利大受欢迎。商业导向、观众导向的民办媒体应运而生。

　　为何《达拉斯》电视剧盛行?因为美国的生活让他们羡慕与向往。这是美国诉诸全世界的理想主义的现实生活版。好莱坞是美国式理想生活形象的制造工厂。

　　中国要发展的不只是经济与科技，不只是政治与军事，而是根植于其自身传统历史文化，又能适应当代发展的文明体系。

　　这种价值体系与模式未必要取代美国模式，而必须是能被世界所普遍接受的体系，从而扭转当今世界从美国主导的一极世界，走向两极，或多极世界。

　　多极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美国深信多元主义的价值，这多元主义的价值不只运用在其国内，也应该在国际上接受多元主义的体制。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实力是“美元、军事与科技”。其实美国的真正实力是其文化的塑造力。

　　在文化的高层领域，有具世界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引领着西方价值，建构卓越的论述能力。

　　在大众文化层面，有好莱坞呈现的美国式美好生活，也有居世界舆论主导地位的超大媒体集团，从《Time》、CNN、Facebook到YouTube。

　　在经济层面，有具备全球营销能力的大型企业，引领商业的创新。

　　这是美国真正的实力之所在。

　　5、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与以往有何不同?

　　虽然如此，美国正面临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困境与挑战。

　　美国的民主政治标榜塑造个人至上的理念，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甚至于有过激的局面。新冠疫情期间，过度强调个人选择与自由的结果，让美国社会深受疫情之苦。

　　个人主义正当化了私我欲望的极度扩张，深化了贫富差距。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作《人民、权力与利润》中说到，“美国顶层1%的富豪的财富，等同于美国40%人口的财富总和”。这是美国底层社会骚动的源头，是特朗普得以诉诸民粹崛起的根据地。

　　经济的寡头与政治的寡头同时挑战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出版的新书《They Don’t Represent Us》，直接挑战代议政治的弊病与当今美国民主面临的困境。

　　莱斯格教授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演变成以政党利益为主、以少数精英利益为先的寡头政治。

　　少数精英垄断了政经的利益，是美国社会逐渐出现民粹的原因。这种内忧使得美国必须转过身来面对自身内部的政经问题，也促使美国对于国际事务从世界主义逐渐走向新孤立主义。

　　特朗普代表的新孤立主义与上一世纪“冷漠的孤立主义”不同。特朗普的美国至上是“敌意的孤立主义”。从他退出许多世界组织的趋向来看，美国逐渐丧失他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与标准的建构者的地位。

　　而特朗普的个人行径，包括直白无忌惮的发言，批判媒体、批判外来族群、以及自我炫耀等作风，都违背了美国自身的理想主义所曾经坚持的“尊重差异与族群平等”的原则。

　　特朗普所堆积出来的对抗与对立的薪柴，终于在一个意外的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中，点燃起熊熊的烈火。

　　美国过去标榜的理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原则，曾经是吸引世界无数人羡慕美国、移居美国的主因。

　　但是敌意的孤立主义的作风，让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更为模糊与式微。

　　6、美国的困境，是否是中国崛起的契机?

　　这端看中国能否在这个时期，展现出制定另一种世界新秩序与新标准的能力。中国能否如美国一样，对自身的价值提出明确的论述与实践的典范，包括高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思想与内涵，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都能制定出让世界普遍理解与接受的新价值、新规则。

　　这是中国在逐渐形成的多极时代中能否成为世界领袖之一的重大关键。

　　随着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去40年，美国社会除了顶层人士之外，多数人的所得都陷入停滞状态。而反观中国人的所得增加了10倍，而且已经有7.4亿人脱离贫穷。”

　　中国近10年，以清廉政治为基础，降温部分民营企业的过度扩张，抑制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避免社会走上贫富两极的世界，同时启动精准扶贫，让底层人民的生活得到照顾，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以民为本”的施政体制。

　　正如同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宣誓的：“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以人民利益为利益。”这符合了中国传统以“民本思想”作为施政的基础与目标。

　　这样的体制如何让美国及欧洲诸国所理解与接受，有赖中国能否对于自身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内涵提出合理的论述。

　　这个论述必须经得起辩论与验证，才具备世界文明典范的实力。在这实力的基础上，提出支撑全球共荣、共善的新标准，是中美两国从一极的威胁论，走向两极或多极世界新秩序的契机。

 　　作者 | 何日生(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善学研究发起人)

　　“中美关系是否一定必须对立?

　　中美是否难以避免地会产生一场冲突?

　　甚至是武力冲突?还是能成为竞争伙伴?”

　　这是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格雷厄姆·艾莉森教授在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说时提出的问题。

中美关系

　　1、中美关系的和谐，首先是双方不要妖魔化对方

　　修昔底德是西方一位著名的历史学者，他分析希腊战争的缘由是因为斯巴达眼看着雅典的崛起，心生恐惧，伴随着双方敌意日增所产生的各种大小冲突，最后终于酿成长达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古老的战争警示中美关系必须找出共处与双赢之道。中美领导人有没有足够的智慧跳脱“修昔底德陷阱”呢?

　　格雷厄姆是肯尼迪学院的资深教授，年轻时师从基辛格，对于肯尼迪的古巴危机与美苏冷战研究很深。

　　格雷厄姆说美国人为什么觉得中国是威胁?因为美国人习惯当第一。但是美国人为什么凡事一定都要第一呢?明明美国在20世纪以前也没有要当第一。

　　格雷厄姆说看看中国目前的表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国、最大的贸易国、中产阶层人数最多、最多的亿万富翁、最大规模的人工智能研发、拥有最多的超级计算机数、也是太阳能产出最大国等等，10多项都已经是“中国第一”。

　　他开了一个玩笑说，在哈佛大学的所在地剑桥市，有一座小桥需要拓宽。结果剑桥市政府磨蹭了很久，将近5年时间才完工。相同的，北京市也有一座交通流量很大的桥需要拓宽。

　　格雷厄姆问大家：“你们猜中国花了多少时间?”在场的有回答3个月、两周等等。他说很接近了，是43小时。他随即播放了一个影片，是从高空全程拍摄北京市建桥的过程。影片快速播放了从施工开始到结束、到通车的所有过程。

　　格雷厄姆接着说，1979年中国人民生活在贫穷线——每日2美元以下收入的人口是90%，相较今日，中国每日2美元以下收入的人口有多少?大家回答，10%。他说，很接近了，是1%。

　　他说，他的一位肯尼迪学院学生目前是负责中国扶贫的官员，告诉他到2020年底要达到0%。这是中国惊人的成就。值得美国重视与正视。

　　格雷厄姆相信中国人有智慧化解冲突。他提到宋朝时期，北宋曾与辽国征战多年，后来媾和了，共容了。

　　这和平维持多久?120年。很不错了。

　　他告诉现场的学者，美国人不要忘记韩战(朝鲜战争)，这个悲剧值得警惕。

　　格雷厄姆教授是研究肯尼迪总统处理古巴导弹危机的专家。在彼此的交流谈话中，我跟格雷厄姆教授说，我研究过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之所以能够顺利化解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肯尼迪没有妖魔化苏联和赫鲁晓夫。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都意识到彼此对于战争的恐惧，以及承认双方都有的弱处。是“畏惧与勇于示弱”避免了一场世界核弹大战。格雷厄姆很同意我的观察。

　　我接着问他：“中美关系的和谐首先是双方不要妖魔化对方，从您的角度来看，要如何避免当前中美双方妖魔化对方的现象?”

　　格雷厄姆说：“这很不容易。在美国，不只是特朗普，民主党也一样。所以我才提出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2、美国的理想主义，是个幌子吗?

　　与美苏冷战不同的是，美苏冲突是美国作为“世界主义者”要制衡苏联的扩张。今天中美冲突是美国作为“孤立主义者”与中国发生冲突。

　　过去100年，美国如何从当年的孤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又是如何从世界主义走向今日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的呢?

　　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在他的《Do Moral Matter?》一书中，从历史视角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

　　约瑟夫教授认为，美国外交一直是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互运用。美国的理想主义是追求全人类的平等、自由与和平;美国的现实主义是保护美国自身的利益。

　　理想主义的先驱者是威尔逊总统，他胸怀世界和平的理想。而现实主义却是美国的一贯传统，这种传统主导着美国外交专注于美洲事务，而对欧洲及亚洲采取孤立的策略。

　　著名的门罗主义让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欧洲各国在大肆瓜分中国之际，采取“不介入”的中立原则。

　　进入20世纪初的美国还是一个孤立主义者。

　　曾为大学校长，具备哲学家素质的威尔逊总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了国际联盟的构想，威尔逊希望以联盟与国际法维持各国的和平，约束强国以武力侵犯他国。

　　威尔逊的提议得到了战后各国的认可。但是美国国会不批准这项条约，使得美国没有参与自己号召的国际联盟。

　　到了二次大战之初，罗斯福总统刚刚从内政的经济危机中苏醒过来，他无意介入欧洲的战争。虽然罗斯福非常不喜欢希特勒，但他知道美国人只想保住美洲，不愿意介入欧洲的事务。

　　因此当丘吉尔苦口婆心地央求美国给予军备帮助时，罗斯福只能把武器运到加拿大边境让英国自取。最后是日本把美国拖下水，使得美国积极地介入这场历时4年多的世界大战。

　　二次大战以后，美国罗斯福总统以理想主义的思维提出“多极”的大国共组联合国，他以五强理事会——英、美、法、中、苏彼此制衡，以确保国际社会的新和平。

　　罗斯福同时还关心经济大萧条的历史梦魇，因此他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通过国际间的协同合作以确保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与繁荣。

　　罗斯福没有想到他“多极治理”的联合国，很快变成了“两极对峙”的局面——苏联与美国两大超级强国的对抗。

　　杜鲁门总统接任后，考虑对苏联及共产主义采取遏止或防堵的措施。到了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之际，由于苏联已发展出核弹武器，美国才放弃遏止措施，而是以防堵作为对抗苏联的策略。这就是冷战时代。

　　这一期间美国的外交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交织地实现着。

　　一方面，曾经推翻纳粹极权政体的美国，为了防堵共产主义的崛起，在中美洲各国培植纳粹的余党掌权，以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

　　纳粹是以反对共产主义出名的。这些中南美洲的政府不是以民主为核心，而是以保护美国企业的投资利益为核心。

　　如乔姆斯基在《世界秩序的秘密》一书中披露的美国已公开的高层政府文献显示，美国在1950-1970年代如何利用纳粹为美国培植势力，以保护美国的政经利益。

　　讽刺的当然是美国一方面标榜自由民主以对抗当时极权的苏联，另一方面培植集权的政权，甚至运用纳粹余党从事各种政治活动。这就是美国“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交织矛盾的实践。但再怎么矛盾，都维护了美国整体的利益。

　　然而美国的理想主义并不一定是一个幌子。美国社会是有一大群坚定拥护自身理想与精神的知识分子的，在政府、在民间、在学术界、在媒体，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影响着政府的施政与对外关系。

　　只是理想主义一碰到现实的国际环境，利益与正义这两者常常不可兼得。当美国采取军备竞赛以拖垮苏联经济奏效之后，苏联解体了。

　　美国老布什总统以现实主义的精神小心地维持着与俄罗斯新政权的关系，以及解体后中亚各国的关系，避免受到苏联解体后的不利影响，但也不去占人家解体后的便宜。

　　老布什稳稳当当地实行现实主义的外交，认清国际的现实权力分布，以美国最大的利益为考量，但也不要因占便宜而损及美国的形象。毕竟美国的形象一大部分是由他的生活方式与政治模式所建立的。

　　美国是以理想主义号召世界各国跟他团结在一起，共同建立美国标准的世界秩序与规则，并用现实主义巩固好自身的利益。

　　在美国的理想主义框架下，当时的妖魔是苏联，美国代表的是正义。

　　以理想主义为前导，逐步地结盟创造自身的利益。这是美国在上一世纪成功地成为超级强国的机制。

　　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终于可以向世界宣称自由、民主、资本精神的全面胜利。美国也认为中国走向经济改革，已经顺服在美国的价值体系框架下。世界从“两极”回到“一极”的局面。哈佛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在民主与资本的旗帜下。

　　然而获得完胜的美国其实是茫然的，历史也不会因此终结。美国的理想主义过去是靠对抗苏联支撑，如今没有了苏联，理想主义如何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与神圣性?

　　冷战之后，第一个真正挑战美国理想主义表里不一的其实是本·拉登。

　　本·拉登曾接受过美国中情局的训练，在阿富汗对抗苏联入侵。他认为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石油利益，刻意压制中东的民主风潮，而持续拥护阿拉伯各国的君王体制。

　　从他的角度来看，美国才是中东迈向现代化的障碍。因此他用极端的手段挑战美国，但这种恐怖攻击无辜平民的手段，在任何时代、任何文明都是不义的、也不会被接受的。

　　虽然如此，但看看美国的解读，“9·11事件”发生之初，美国媒体用“新世界大战”来形容这一次的恐怖攻击。

　　为什么是世界大战?不是规模问题，而是美国人多少认为美国就代表了全世界，打美国就是打全世界。

　　过了几天后，美国媒体终于冷静下来，才定位这是“反恐战争”。美国用10多年的时间对付穆斯林极端分子，立意保障美国及世界的安全。

　　随着叙利亚难民潮的威胁逐渐在世界舆论消失之际，“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及世界舆论逐渐抬头，甚至声浪越来越大。

　　3、中美冲突，本质上是文明的冲突

　　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访问期间与中国大陆的学者交流，大家普遍认为美国舆论及社会大众对中国的理解误差颇大，成见也颇深。

　　中国良好的部分很少被美国媒体提及。即使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客观地评论中国，都不容易被舆论听见或接受。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近年不断地发表对中国不利的言论，加深了社会底层对中国的成见。

　　美国部分朝野人士认为，中国今天的富庶是因为美国允许中国加入WTO，让中国的经济得以在世界经济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不但占了美国新科技慷慨分享的便宜，也享受了世界自由经济市场的果实，而中国自身却仍未向世界彻底地开放。

　　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中美冲突的源头。

　　经济冲突是现实主义的博弈。现实主义的博弈通常都会寻找理想主义作为开路先锋，因此美国逐步加大对于中国处理边疆问题、处理社会稳定议题、处理港台的作法提出种种质疑，甚至逐渐地促成在世界舆论舞台上妖魔化中国的倾向。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否已提升到第二次冷战的思维?或至少美国在做这种政经战略的准备?可能美国内部的看法仍然不一。

　　中美是否会进入“新冷战”?中美能否避免“新冷战”?这必须从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差异角度进行分析与探讨。

　　哈佛大学欧洲中心在今年3月初办了一场国际政治讲座，几位欧洲及美国的年轻学者谈到欧洲观点下新的“大国威胁论”。

　　他们的研究显示，“大国威胁论”指的是俄罗斯及中国。特别提到中国在欧洲的大量投资以及新科技5G在欧洲的市场拓展。欧洲多个国家的领袖们感到十分不安，他们担心中国将控制欧洲各国的主要经济与科技命脉。

　　在随后的讨论中，我提出意见说：“欧洲过去在冷战时期大量接受美国的投资、援助，甚至军事部署，为何当时欧洲没有把美国视为威胁?而中国开始在欧洲做经济投资，就是威胁?这当中是否存在着对‘文明’的不理解?”

　　那位年轻的欧洲女学者立即否认，她说这跟文明冲突没有关系。虽然她可能来不及说明理由。

　　然而我的确认为，中美的冲突本质上就是文明的冲突。

　　4、多极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

　　中国要突破现有的对抗格局，必须有能力提出不同的文明价值体系，让一极的世界走向多极的世界。唯有如此，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欧洲，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看待彼此。

　　中国必须突破美国过去一个世纪所塑造的“理想主义”的金箍咒，才能伸展他跟世界正面的、稳定的协同关系。

　　很多研究中国议题的学者会认为，只要中国经济与科技持续强大，世界各国都得跟中国做生意，中国就能走出去。

　　美国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特朗普就运用理想主义的帽子打击中国的形象，说跟中国做生意的种种弊端，要全世界远离中国。

　　中兴只是序曲，美国政府下令要各国不得提供芯片给华为，也只是个开端，不是终曲。

　　中国必须以自身的文化建设，让世界看到中国美好的一面，中国在世界的地位才能建立。纯粹比政治、比经济、比军事实力是霸权，把这种实力转为文化的正当性，才是王道。

　　从现实意义言之，中国以现实的经济、政治与军事实力作为基础与后盾，但仍需要以文化的实力塑造世界认可的新理想主义。这个新理想主义并不是要取代美国诉求的理想主义，但是要能够与之并驾齐驱。

　　哈佛肯尼迪学院的一位资深教授曾非常中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世界秩序基本是美国建立的。中国必须具备建立世界新标准与新秩序的能力，才能有机会与美国并列。

　　这种两极或多极大国的新时代，端看中国自身能否提出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建构有力的经济体制与令人称羡的生活模式。

　　意大利在1970年代经历了一个媒体体制的大改革。从4个党各拥媒体，到出现民办媒体，原因是好莱坞的《达拉斯》连续剧影带，通过私下流通管道在意大利大受欢迎。商业导向、观众导向的民办媒体应运而生。

　　为何《达拉斯》电视剧盛行?因为美国的生活让他们羡慕与向往。这是美国诉诸全世界的理想主义的现实生活版。好莱坞是美国式理想生活形象的制造工厂。

　　中国要发展的不只是经济与科技，不只是政治与军事，而是根植于其自身传统历史文化，又能适应当代发展的文明体系。

　　这种价值体系与模式未必要取代美国模式，而必须是能被世界所普遍接受的体系，从而扭转当今世界从美国主导的一极世界，走向两极，或多极世界。

　　多极世界的发展对中国有利，对美国也有利。美国深信多元主义的价值，这多元主义的价值不只运用在其国内，也应该在国际上接受多元主义的体制。

　　许多中国学者认为，美国的实力是“美元、军事与科技”。其实美国的真正实力是其文化的塑造力。

　　在文化的高层领域，有具世界影响力的高等学府引领着西方价值，建构卓越的论述能力。

　　在大众文化层面，有好莱坞呈现的美国式美好生活，也有居世界舆论主导地位的超大媒体集团，从《Time》、CNN、Facebook到YouTube。

　　在经济层面，有具备全球营销能力的大型企业，引领商业的创新。

　　这是美国真正的实力之所在。

　　5、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与以往有何不同?

　　虽然如此，美国正面临国内与国际的双重困境与挑战。

　　美国的民主政治标榜塑造个人至上的理念，把个人主义发挥到极致，甚至于有过激的局面。新冠疫情期间，过度强调个人选择与自由的结果，让美国社会深受疫情之苦。

　　个人主义正当化了私我欲望的极度扩张，深化了贫富差距。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他的新作《人民、权力与利润》中说到，“美国顶层1%的富豪的财富，等同于美国40%人口的财富总和”。这是美国底层社会骚动的源头，是特朗普得以诉诸民粹崛起的根据地。

　　经济的寡头与政治的寡头同时挑战着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伦斯·莱斯格出版的新书《They Don’t Represent Us》，直接挑战代议政治的弊病与当今美国民主面临的困境。

　　莱斯格教授指出，美国的民主政治已经演变成以政党利益为主、以少数精英利益为先的寡头政治。

　　少数精英垄断了政经的利益，是美国社会逐渐出现民粹的原因。这种内忧使得美国必须转过身来面对自身内部的政经问题，也促使美国对于国际事务从世界主义逐渐走向新孤立主义。

　　特朗普代表的新孤立主义与上一世纪“冷漠的孤立主义”不同。特朗普的美国至上是“敌意的孤立主义”。从他退出许多世界组织的趋向来看，美国逐渐丧失他作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与标准的建构者的地位。

　　而特朗普的个人行径，包括直白无忌惮的发言，批判媒体、批判外来族群、以及自我炫耀等作风，都违背了美国自身的理想主义所曾经坚持的“尊重差异与族群平等”的原则。

　　特朗普所堆积出来的对抗与对立的薪柴，终于在一个意外的黑人弗洛伊德死亡事件中，点燃起熊熊的烈火。

　　美国过去标榜的理想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原则，曾经是吸引世界无数人羡慕美国、移居美国的主因。

　　但是敌意的孤立主义的作风，让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更为模糊与式微。

　　6、美国的困境，是否是中国崛起的契机?

　　这端看中国能否在这个时期，展现出制定另一种世界新秩序与新标准的能力。中国能否如美国一样，对自身的价值提出明确的论述与实践的典范，包括高层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思想与内涵，从政治体制到经济模式，都能制定出让世界普遍理解与接受的新价值、新规则。

　　这是中国在逐渐形成的多极时代中能否成为世界领袖之一的重大关键。

　　随着美国贫富差距扩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说：“过去40年，美国社会除了顶层人士之外，多数人的所得都陷入停滞状态。而反观中国人的所得增加了10倍，而且已经有7.4亿人脱离贫穷。”

　　中国近10年，以清廉政治为基础，降温部分民营企业的过度扩张，抑制财富过度集中的问题，避免社会走上贫富两极的世界，同时启动精准扶贫，让底层人民的生活得到照顾，这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以民为本”的施政体制。

　　正如同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宣誓的：“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是以人民利益为利益。”这符合了中国传统以“民本思想”作为施政的基础与目标。

　　这样的体制如何让美国及欧洲诸国所理解与接受，有赖中国能否对于自身的政治体制与文化内涵提出合理的论述。

　　这个论述必须经得起辩论与验证，才具备世界文明典范的实力。在这实力的基础上，提出支撑全球共荣、共善的新标准，是中美两国从一极的威胁论，走向两极或多极世界新秩序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