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德国执掌欧盟帅印，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未来半年的时间将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复杂议题需要轮值国主席提出、讨论和处理。其中，首要问题是如何引领欧洲走出疫情、重振经济。在国际关系方面，如何处理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因为德国乃至欧盟的一举一动将会牵动疫情后的世界格局。

　　英国脱欧后，德国在欧盟中的作用更为举足轻重。除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德国在欧盟核心位置均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欧盟首席执行官)，欧盟贸易总司长萨比娜•韦恩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本•郎格，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大卫•麦卡利斯特等。德国人占据这些关键位置，将有力确保德国政府的意志在欧盟得到贯彻执行。

　　正因为德国在欧盟中的位置过于重要，让不少中国人有些担心，甚至对德国总理默克尔颇有微词。其一是担心她把欧盟引向歧路，这样的担心来自于当年大量引进叙利亚难民的决定，把一个好端端的德国搞得“乱七八糟”，由此得到了“欧洲白左”和更为难听的“圣母婊”称号。其二是在中美关系中不能坚持原则，首鼠两端，最终结果是两边不讨好。

　　人们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对德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不甚了解，从而过分夸大了默克尔的作用，相应也把太多的责任归咎于于她。事实上，尽管默克尔贵为总理，但在庞大而复杂的权力体系和特殊的制度安排面前，默克尔能做的其实不多。在很大程度上，默克尔的决定只不过是顺应民意或在党派博弈中进行无奈的妥协。

　　首先谈顺应民意的问题。以叙利亚难民为例，在媒体的报道下，德国民众对叙利亚战争中受伤害的民众抱有极大的同情。一张叙利亚小孩死在海滩上的照片，把德国人的同情心瞬间激发出来，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开放边界，让更多无辜的战争难民能够进入德国避难。再说，人道主义是欧洲的核心价值之一，也体现了基督徒博爱情怀。在媒体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下，默克尔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开放边境，把难民放进来。当欧洲其他国家对此问题还在观望的时候，默克尔一句：“wir koenen schaffen”(我们能搞定)，让她在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高点。

　　在民意不充分的时候，默克尔对难民还是抱着拒绝的态度。在叙利亚战争之前，我在德国看了一档电视节目：一位巴勒斯坦女孩因为签证到期，必须从德国遣返回去。小女孩当着默克尔的面哭诉：“我在巴勒斯坦家都没有了，回去也找不到亲人，叫我如何回去?”虽然默克尔对小女孩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她表示，根据德国法律，小女孩只能回去。默克尔无奈地摊开双手，表示没有办法。看了这档节目，我内心颇为难过，也对默克尔的不通融态度有些不满。

　　如此“绝情”的总理，为何在难民问题上突然180度大转弯了呢?居然在很短时间之内放进了一百多万叙利亚难民。原因很简单：她只能顺应民意。

　　欧美国家民选政府也需要尊重民意，但一般不会被民意绑架。民意多数时候是对的，但也有时候也表现为短视，这就要求政府与民众进行充分沟通，在基本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制定相应的政策。而德国政府能够周旋的空间之所以较小，这是因为特定的政治体制：议会民主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总理并非直选，而是由取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进行组阁。如果该党取得了超过51%以上的席位，则可以单独执政，党主席自然而然成为政府总理，否则必须和其他小党协商谈判，争取到相对多数(超过51%)才能成立政府(虽然法律上也允许成立少数派政府，但根本无法施政)。在此情况下，大党主席一般会担任总理一职。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一个政党单独执政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

　　换言之，德国总理的权力来源并非直接来自民众，而是依赖于本党或联合政党的议员。而议员是民意的代表，只有尊重民意才能获得议员的支持。如果有议员倒戈，轻则无法通过议案，政策无法实施，重则政府倒台。可见，德国总理的政策运作空间并不大。

　　问题来了：同样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为何英国政府受民意绑架的程度要低于德国呢?首先，英国体制与德国稍有不同，德国是共和政体下的议会民主，总统是完全的虚职，既无积淀多年的权威，更无实际的权力。而英国是君主立宪下的议会民主，政府肯定要尊重民意，这毫无问题。但是，一旦发现民意有短视问题时，政府可以依赖女王的权威进行纠正，因为英国政府不仅是民选政府，也是英国女王陛下的政府，一方面要对民意负责，另一方面也要对女王负责。有了女王这颗定海神针，政府制定的政策就可以与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轻易被民意绑架。其次，英国有几百年的民主制运作经验，而德国从魏玛共和国才开始进行民主实验，到了联邦德国成立才算是较为成熟的民主制，中间还被纳粹打断12年。如果非要深究的话，不得不说英国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基石下的议会民主与国家主义土壤下的议会民主，其成熟和合理程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论述了，否则这篇文章就成了王大妈的裹脚。

　　接下来谈德国的党派博弈问题。联邦德国成立后，为了避免魏玛共和国的悲剧，为政治文明贡献了两大发明，其一是议会门槛制，其二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为了防止魏玛共和国党派林立的现象再次发生，德国选举法规定，只有在选举中获得了超过5%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议会，4.9%都不行。该规定为联邦德国长期的政治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确立了以右翼政党联盟党和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主导政治格局的局面。当然，其他小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例如自由民主党就长期起到了稳定剂的作用，她倾向哪个政党，哪个党就具有议会多数，从而取得执政资格。

　　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指的是某个政党准备在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必须事先确定取得了议会多数信任才可以提出动议。这个规定的好处在于，当政府倒台后，不会出现权力真空的问题。如果没有事先取得议会多数，那就意味着必须协商去协商来，没准还不能达成协议，无法成立新政府。最终结果是，只好宣布进行新的大选，议会任期没有结束就必须进行新的选举。联邦德国的政治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卓有成效。从联邦德国成立至今，联盟党和社民党执政的时间都很长，例如联盟党的首任总理阿登纳执政17年，科尔和默克尔也担任总理职务十余年之久，社民党人施密特也执政了8年。联盟党主席科尔就是首次运用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把施密特赶下台，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执政。从联邦德国成立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政府空转的问题。

　　随着情势的变化，议会5%的门槛制也显露出了它的弊端：5%的门槛太低了，以至于多个政党很容易就达到了这个门槛。目前，已经进入议会的政党分别是：右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左翼的社民党、绿党和极左的左翼党。小党不断对大党的支持者进行蚕食，导致了其中一个大党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与小党组成政府的局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左右翼两大政党无奈联合，组成大联合政府。这就是当今的默克尔政府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默克尔政府无法提出具有自己政党鲜明特色的政策，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出台，必须事先和左翼政党社民党商量并取得她的同意才有可能。由此，默克尔的施政空间大大缩小了。同样，社民党的政策也必须妥协，否则也无法通过。正因为两大政党相互融合、相互妥协，制定的政策也就无法吸引本党支持者，从而导致选票流向特色鲜明的小党，从而形成了当今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局面。如此恶性循环，最终结果是传统大党影响力急剧萎缩。

　　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未来默克尔的施政还会四平八稳，不会有太多的新举措。在此不讨论德国如何走出疫情、重振经济的问题，而是着重分析德国在中美问题上的态度。毫无疑问，德国与美国在价值观上基本上没有冲突，但是由于德国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其85%以上的市场在欧盟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是德国连续四年最大的贸易伙伴。要知道，工业界的声音更是民意，因此，德国在中美问题上无法做出明快的选择。引用范仲淹的话就是：左亦难，右亦难。何时才能不难呢?只有一种可能性：某一问题引发德国强大的民意，默克尔才会做出干净利落脆的决策。也只有强大的民意，才会消除党派之间的岐见，德国政府的态度才会变得明朗起来。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恕我不能直言，就此打住。你猜，你猜猜!

 　　今年七月，德国执掌欧盟帅印，担任为期半年的欧盟轮值主席。未来半年的时间将非常关键，因为很多复杂议题需要轮值国主席提出、讨论和处理。其中，首要问题是如何引领欧洲走出疫情、重振经济。在国际关系方面，如何处理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更是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因为德国乃至欧盟的一举一动将会牵动疫情后的世界格局。

　　英国脱欧后，德国在欧盟中的作用更为举足轻重。除了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德国在欧盟核心位置均占有一席之地。例如，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欧盟首席执行官)，欧盟贸易总司长萨比娜•韦恩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本•郎格，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大卫•麦卡利斯特等。德国人占据这些关键位置，将有力确保德国政府的意志在欧盟得到贯彻执行。

　　正因为德国在欧盟中的位置过于重要，让不少中国人有些担心，甚至对德国总理默克尔颇有微词。其一是担心她把欧盟引向歧路，这样的担心来自于当年大量引进叙利亚难民的决定，把一个好端端的德国搞得“乱七八糟”，由此得到了“欧洲白左”和更为难听的“圣母婊”称号。其二是在中美关系中不能坚持原则，首鼠两端，最终结果是两边不讨好。

　　人们的担心有一定的道理，但由于对德国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作机制不甚了解，从而过分夸大了默克尔的作用，相应也把太多的责任归咎于于她。事实上，尽管默克尔贵为总理，但在庞大而复杂的权力体系和特殊的制度安排面前，默克尔能做的其实不多。在很大程度上，默克尔的决定只不过是顺应民意或在党派博弈中进行无奈的妥协。

　　首先谈顺应民意的问题。以叙利亚难民为例，在媒体的报道下，德国民众对叙利亚战争中受伤害的民众抱有极大的同情。一张叙利亚小孩死在海滩上的照片，把德国人的同情心瞬间激发出来，他们强烈要求政府开放边界，让更多无辜的战争难民能够进入德国避难。再说，人道主义是欧洲的核心价值之一，也体现了基督徒博爱情怀。在媒体舆论和民意的压力下，默克尔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开放边境，把难民放进来。当欧洲其他国家对此问题还在观望的时候，默克尔一句：“wir koenen schaffen”(我们能搞定)，让她在民众中的威望达到了高点。

　　在民意不充分的时候，默克尔对难民还是抱着拒绝的态度。在叙利亚战争之前，我在德国看了一档电视节目：一位巴勒斯坦女孩因为签证到期，必须从德国遣返回去。小女孩当着默克尔的面哭诉：“我在巴勒斯坦家都没有了，回去也找不到亲人，叫我如何回去?”虽然默克尔对小女孩的处境深表同情，但她表示，根据德国法律，小女孩只能回去。默克尔无奈地摊开双手，表示没有办法。看了这档节目，我内心颇为难过，也对默克尔的不通融态度有些不满。

　　如此“绝情”的总理，为何在难民问题上突然180度大转弯了呢?居然在很短时间之内放进了一百多万叙利亚难民。原因很简单：她只能顺应民意。

　　欧美国家民选政府也需要尊重民意，但一般不会被民意绑架。民意多数时候是对的，但也有时候也表现为短视，这就要求政府与民众进行充分沟通，在基本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制定相应的政策。而德国政府能够周旋的空间之所以较小，这是因为特定的政治体制：议会民主制。这一体制的特点是，总理并非直选，而是由取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进行组阁。如果该党取得了超过51%以上的席位，则可以单独执政，党主席自然而然成为政府总理，否则必须和其他小党协商谈判，争取到相对多数(超过51%)才能成立政府(虽然法律上也允许成立少数派政府，但根本无法施政)。在此情况下，大党主席一般会担任总理一职。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一个政党单独执政的情况还没有发生过。

　　换言之，德国总理的权力来源并非直接来自民众，而是依赖于本党或联合政党的议员。而议员是民意的代表，只有尊重民意才能获得议员的支持。如果有议员倒戈，轻则无法通过议案，政策无法实施，重则政府倒台。可见，德国总理的政策运作空间并不大。

　　问题来了：同样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国家，为何英国政府受民意绑架的程度要低于德国呢?首先，英国体制与德国稍有不同，德国是共和政体下的议会民主，总统是完全的虚职，既无积淀多年的权威，更无实际的权力。而英国是君主立宪下的议会民主，政府肯定要尊重民意，这毫无问题。但是，一旦发现民意有短视问题时，政府可以依赖女王的权威进行纠正，因为英国政府不仅是民选政府，也是英国女王陛下的政府，一方面要对民意负责，另一方面也要对女王负责。有了女王这颗定海神针，政府制定的政策就可以与民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轻易被民意绑架。其次，英国有几百年的民主制运作经验，而德国从魏玛共和国才开始进行民主实验，到了联邦德国成立才算是较为成熟的民主制，中间还被纳粹打断12年。如果非要深究的话，不得不说英国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自由主义基石下的议会民主与国家主义土壤下的议会民主，其成熟和合理程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个问题就不展开论述了，否则这篇文章就成了王大妈的裹脚。

　　接下来谈德国的党派博弈问题。联邦德国成立后，为了避免魏玛共和国的悲剧，为政治文明贡献了两大发明，其一是议会门槛制，其二是建设性不信任投票。为了防止魏玛共和国党派林立的现象再次发生，德国选举法规定，只有在选举中获得了超过5%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议会，4.9%都不行。该规定为联邦德国长期的政治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确立了以右翼政党联盟党和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两大政党主导政治格局的局面。当然，其他小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例如自由民主党就长期起到了稳定剂的作用，她倾向哪个政党，哪个党就具有议会多数，从而取得执政资格。

　　所谓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指的是某个政党准备在议会对政府提出不信任议案，必须事先确定取得了议会多数信任才可以提出动议。这个规定的好处在于，当政府倒台后，不会出现权力真空的问题。如果没有事先取得议会多数，那就意味着必须协商去协商来，没准还不能达成协议，无法成立新政府。最终结果是，只好宣布进行新的大选，议会任期没有结束就必须进行新的选举。联邦德国的政治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卓有成效。从联邦德国成立至今，联盟党和社民党执政的时间都很长，例如联盟党的首任总理阿登纳执政17年，科尔和默克尔也担任总理职务十余年之久，社民党人施密特也执政了8年。联盟党主席科尔就是首次运用建设性不信任投票把施密特赶下台，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执政。从联邦德国成立至今，还没有出现过政府空转的问题。

　　随着情势的变化，议会5%的门槛制也显露出了它的弊端：5%的门槛太低了，以至于多个政党很容易就达到了这个门槛。目前，已经进入议会的政党分别是：右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和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左翼的社民党、绿党和极左的左翼党。小党不断对大党的支持者进行蚕食，导致了其中一个大党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与小党组成政府的局面。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左右翼两大政党无奈联合，组成大联合政府。这就是当今的默克尔政府面临的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默克尔政府无法提出具有自己政党鲜明特色的政策，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出台，必须事先和左翼政党社民党商量并取得她的同意才有可能。由此，默克尔的施政空间大大缩小了。同样，社民党的政策也必须妥协，否则也无法通过。正因为两大政党相互融合、相互妥协，制定的政策也就无法吸引本党支持者，从而导致选票流向特色鲜明的小党，从而形成了当今大党不大，小党不小的局面。如此恶性循环，最终结果是传统大党影响力急剧萎缩。

　　从上述分析可以判断，未来默克尔的施政还会四平八稳，不会有太多的新举措。在此不讨论德国如何走出疫情、重振经济的问题，而是着重分析德国在中美问题上的态度。毫无疑问，德国与美国在价值观上基本上没有冲突，但是由于德国过于依赖国际贸易，其85%以上的市场在欧盟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还是德国连续四年最大的贸易伙伴。要知道，工业界的声音更是民意，因此，德国在中美问题上无法做出明快的选择。引用范仲淹的话就是：左亦难，右亦难。何时才能不难呢?只有一种可能性：某一问题引发德国强大的民意，默克尔才会做出干净利落脆的决策。也只有强大的民意，才会消除党派之间的岐见，德国政府的态度才会变得明朗起来。

　　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呢?恕我不能直言，就此打住。你猜，你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