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正陷入一场新冷战。的确，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冷战”这一术语却是误导性的历史类比。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用数以万计的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较为有限，而中美年度贸易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每年有超过35万名中国学生和300万中国游客在美国。对当今美中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性对抗”。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管理它呢?我们能避免一场新冷战或是更糟的情况吗?著名学者王缉思为日益恶化的美中关系寻找“底部”或“安全网”的关切是对的。他对避免军事冲突和维持社会交往的关心很重要，但我想谈谈两国如何应对经济和生态全球化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

　　许多国家都对中国的经济行为提出了合理的抱怨，比如窃取知识产权，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些行为让贸易环境失去公平。中国通过重商主义而不是开放贸易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了一种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混合的体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安全理由避免依赖中国的公司，如在5G无线通信方面的华为或中兴。毕竟，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也拒绝了脸书或谷歌在其长城防火墙内运营。但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为制造伤害或政治影响力而大规模破坏商业供应链则是另外一回事。

　　供应链和经济体之间必然有一定程度的脱钩，特别是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自然，双方都希望堵住那些危及关键基础设施或对军事能力有重要影响的漏洞。一些措施会是单方面的，比如北京十多年来一直采取的那些做法，以及美国限制经由贸易、投资和科学交流转移敏感技术的新政策。

　　而同时，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并不容易恢复，其影响可能会让两国付出高昂代价。举行双边和多边谈判，也许有助于防止局部的技术脱钩演变成为以牙还牙式的报复行动，从而导致全方位的保护主义。美中两国的经济学家建议，双方就贸易政策框架进行谈判，把通常的双边互惠谈判领域，与国家需精心调整政策、最大限度减少国内经济或安全损失的领域区分开来。尽管某种程度的脱钩已是不可避免，但中国和美国应该协商一个框架来设定这样一个“下限”。

　　生态全球化

　　贸易战虽然阻碍了经济全球化，但以流行病和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全球化会继续加强，因为它们遵循的是生物和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定律。在当今世界上，从毒品、非法资金流动，到传染病和网络恐怖主义，对一切来说，边境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渗透，各国必须利用自己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建立应对新威胁的网络和机构。正如技术专家理查德·丹兹格所指出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他人也许无意间释放的辐射，有可能不分你我都变成我们的问题。各国共同议定的报告系统、共用控制、共同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必须用来作为缓解诸多共同风险的手段”。关税和边境墙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等跨国生态问题上，权力成为一种正和游戏。只想凭权力驾驭他人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与他人分享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人权力有助于一个国家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和美国都不能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如果对方提高能源效率或改善其公共卫生系统，那么双方都会受益。

　　领导人有责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重要的道德问题在于，他们是选择广义还是选择狭义地定义这些利益。中美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都倾向于采用短视、零和、竞争的手段，对国际合作不够重视。正如我在新书《道德重要吗?》当中所指出的，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优先”的解释过于狭隘，偏离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设计的、长期以来代表1945年后美国政策的开明的利己主义。

　　不过，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之间进行合作是有可能的。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支持了联合国在全世界消灭天花的计划。2002-2003年SARS疫情过后，美中两国建立了国家卫生部门的合作关系网，两国曾经共同抗击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尽管美国和中国在2009年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存在分歧，但它们能就分歧进行谈判，并在2015年就巴黎气候协议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后来使美国退出了该协议，但在未来，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允许战略对手合作应对生态全球化的框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权力资源总量上取代美国。虽然美国将继续在全球公共品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需要逐渐适应与中国越来越多地分享这一角色。自从尼克松政府以来，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和美国依然能够合作。随着各种形式的全球相互依赖不断增多，实现完全脱钩的努力成本极其高昂。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促使权力向这一地区转移，但亚洲内部有自己的权力平衡。中国的权力被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制衡。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被中国主导，然而也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见到一个冷战式的遏制战略，迫使它们在经济上脱离中国。未来几年中，美国仍将是亚洲力量平衡的关键。如果美国保持它的同盟关系，中国把美国从西太平洋驱逐出去的前景就是渺茫的，更不用说它称霸世界了。在处理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对抗时，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有一手好牌，没有必要在惊恐中彻底脱钩，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一个行之有效的战略而言，更困难的问题在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培养一种心态，以便在提供全球公共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处理好在其他领域竞争时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冷战最坏情况的分析和预测，使采取这种平衡性政策变得很难。美中关系是一种合作性的对抗，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同时兼顾合作与对抗这两个方面。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原题《全球化与管理合作性竞争》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美中关系正陷入一场新冷战。的确，美国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但“冷战”这一术语却是误导性的历史类比。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用数以万计的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较为有限，而中美年度贸易总额达到5000亿美元，每年有超过35万名中国学生和300万中国游客在美国。对当今美中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性对抗”。

　　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管理它呢?我们能避免一场新冷战或是更糟的情况吗?著名学者王缉思为日益恶化的美中关系寻找“底部”或“安全网”的关切是对的。他对避免军事冲突和维持社会交往的关心很重要，但我想谈谈两国如何应对经济和生态全球化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

　　许多国家都对中国的经济行为提出了合理的抱怨，比如窃取知识产权，向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些行为让贸易环境失去公平。中国通过重商主义而不是开放贸易投资的方式，建立起了一种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相混合的体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意味着美国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安全理由避免依赖中国的公司，如在5G无线通信方面的华为或中兴。毕竟，出于安全考虑，中国也拒绝了脸书或谷歌在其长城防火墙内运营。但出于安全原因限制某些技术和公司是一回事，为制造伤害或政治影响力而大规模破坏商业供应链则是另外一回事。

　　供应链和经济体之间必然有一定程度的脱钩，特别是在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安全的技术领域。自然，双方都希望堵住那些危及关键基础设施或对军事能力有重要影响的漏洞。一些措施会是单方面的，比如北京十多年来一直采取的那些做法，以及美国限制经由贸易、投资和科学交流转移敏感技术的新政策。

　　而同时，错综复杂的供应链并不容易恢复，其影响可能会让两国付出高昂代价。举行双边和多边谈判，也许有助于防止局部的技术脱钩演变成为以牙还牙式的报复行动，从而导致全方位的保护主义。美中两国的经济学家建议，双方就贸易政策框架进行谈判，把通常的双边互惠谈判领域，与国家需精心调整政策、最大限度减少国内经济或安全损失的领域区分开来。尽管某种程度的脱钩已是不可避免，但中国和美国应该协商一个框架来设定这样一个“下限”。

　　生态全球化

　　贸易战虽然阻碍了经济全球化，但以流行病和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全球化会继续加强，因为它们遵循的是生物和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定律。在当今世界上，从毒品、非法资金流动，到传染病和网络恐怖主义，对一切来说，边境都变得越来越容易渗透，各国必须利用自己有吸引力的软实力，建立应对新威胁的网络和机构。正如技术专家理查德·丹兹格所指出的，“病原体、人工智能系统、计算机病毒以及他人也许无意间释放的辐射，有可能不分你我都变成我们的问题。各国共同议定的报告系统、共用控制、共同应急计划、规范和条约必须用来作为缓解诸多共同风险的手段”。关税和边境墙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

　　在新冠肺炎和气候变化等跨国生态问题上，权力成为一种正和游戏。只想凭权力驾驭他人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与他人分享权力。在许多跨国问题上，赋予他人权力有助于一个国家实现自己的目标。中国和美国都不能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如果对方提高能源效率或改善其公共卫生系统，那么双方都会受益。

　　领导人有责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但重要的道德问题在于，他们是选择广义还是选择狭义地定义这些利益。中美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都倾向于采用短视、零和、竞争的手段，对国际合作不够重视。正如我在新书《道德重要吗?》当中所指出的，特朗普总统对“美国优先”的解释过于狭隘，偏离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设计的、长期以来代表1945年后美国政策的开明的利己主义。

　　不过，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对手之间进行合作是有可能的。例如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支持了联合国在全世界消灭天花的计划。2002-2003年SARS疫情过后，美中两国建立了国家卫生部门的合作关系网，两国曾经共同抗击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尽管美国和中国在2009年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存在分歧，但它们能就分歧进行谈判，并在2015年就巴黎气候协议达成一致。特朗普总统后来使美国退出了该协议，但在未来，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允许战略对手合作应对生态全球化的框架，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在权力资源总量上取代美国。虽然美国将继续在全球公共品生产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它需要逐渐适应与中国越来越多地分享这一角色。自从尼克松政府以来，尽管存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国和美国依然能够合作。随着各种形式的全球相互依赖不断增多，实现完全脱钩的努力成本极其高昂。

　　亚洲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促使权力向这一地区转移，但亚洲内部有自己的权力平衡。中国的权力被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制衡。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被中国主导，然而也没有哪个国家希望见到一个冷战式的遏制战略，迫使它们在经济上脱离中国。未来几年中，美国仍将是亚洲力量平衡的关键。如果美国保持它的同盟关系，中国把美国从西太平洋驱逐出去的前景就是渺茫的，更不用说它称霸世界了。在处理我们与中国的合作对抗时，美国在传统竞争领域有一手好牌，没有必要在惊恐中彻底脱钩，切断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一个行之有效的战略而言，更困难的问题在于美国和中国能否培养一种心态，以便在提供全球公共品方面进行合作，同时处理好在其他领域竞争时的相互依存关系。对冷战最坏情况的分析和预测，使采取这种平衡性政策变得很难。美中关系是一种合作性的对抗，一个成功的战略必须同时兼顾合作与对抗这两个方面。

　　作者系哈佛大学教授;原题《全球化与管理合作性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