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 年 4 月 7 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暴发阶段，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老朋友赵穗生教授，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则让他很感伤的新闻：位于丹佛市中央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的歇业。

　　《丹佛邮报》的记者很感慨地写道，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 1892 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 恐怖袭击事件，以及 2008 年暴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关门歇业。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给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在短短 4 个月内就席卷了全球 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与债务危机将超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人口比例将直追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也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对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运行带来致命性打击。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香港等空运枢纽机场顷刻之间门可罗雀，并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显露断链危机，主要经济体连续数月处于休克状态，全世界四成以上的人不得不遵守不同程度的禁足或隔离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4 月 14 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把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

　　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球社会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提出各种预测。

　　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将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或启动新的趋势。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 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上发文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跨国公司将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增强供应链抵御突发事故风险的韧性。

　　二，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 3 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关于“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评论。他们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说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了超级大国的资格的话，这次抗疫或许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并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扮演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特朗普政府却暴露出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权力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之一彻底崩解，难以修复。 《大西洋月刊》的主笔写道：“病毒并没有打碎美国，而是揭露了一个早已破碎的国家。这些问题存在已久：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目前，全世界正在目睹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教授艾希 (Timothy Garton Ash)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感到极度悲伤”，这次新冠肺炎危机动摇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本假设。过去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世界榜样的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次是战后 70 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

　　三，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败，以及西方国家将失去良好治理的话语权。他们的担忧来自两方面。

　　首先，这场灾变必然大幅扩张国家的权力边界，让各种限制个人自由与侵犯隐私的措施趋于合理化，甚至常态化。紧急权力的扩张必然巩固在位的强人领袖，或让更多有强烈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土壤。其次，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

　　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西方民主国家奉为圭臬，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 西班牙前外长帕拉西奥(Ana Palacio)担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存活下来，因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困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 经 济 学 人》 政 治 版 主 编 伍 尔 德 里 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了发表一篇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忧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领袖，这场大流行病显示西方的核心机构无法履行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责。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四，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过去 40 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左翼批判学者纷纷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新自由主义的贻害暴露无遗。为了让资本拥有者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 40年以市场的优越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了产业空洞化，构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暴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卫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属性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都陷入贫困边缘，缺乏工作与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集团都听命于一批拥有 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专业经理人(而不是资深医学专业人士)。他们最重视的是财务报表，而不是维护病患健康或保护医护人员。在疫情暴发高峰期，许多美国医院的第一线医生护士，严重缺乏专业防护装备，由此导致出现极高的医护人员感染率。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美联储为了缓和股市的极度恐慌，推出无上限的债券回购计划，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扩张了四兆多美元。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中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判断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西方社会重新找寻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他说，我们将回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或称为镶嵌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国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应该如何来评断上述这些对“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种预测呢?客观上来说，这场大疫情给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各种短期冲击都已经陆续浮现了，但危机究竟是否会给世界秩序带来永久性的改变，或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呢?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的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对照的角度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导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比例)会远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当前的全球疫情所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 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流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 20 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流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活动。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武汉全面停工就会波及邻近国家大汽车企业的装配线;医院使用的橡胶手套 60% 在马来西亚生产，正当全球订单快速增加时，马拉西亚政府开始实施人员移动管制，立刻导致全球供应严重短缺;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风险性资产全面崩跌，游资快速流出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立即浮现。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状况下。这种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 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所笼罩，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或当下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或南苏丹的百姓，因为饱经战乱与天然灾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来不及火化的这种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甚至让医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机让哪些病患优先使用这样的生死判决。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非西方国家，远超发展中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遇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让西方社会原本就有浓厚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的政客与群众特别焦虑与挫折的是，在对抗新冠肺炎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百年不遇的大封锁

　　2020 年 4 月 7 日，美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处于大暴发阶段，一位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老朋友赵穗生教授，在微信群里发了一则让他很感伤的新闻：位于丹佛市中央火车站附近，见证了128年辉煌历史的“布朗广场酒店”(Brown Plaza Hotel)，突然无预警的歇业。

　　《丹佛邮报》的记者很感慨地写道，这座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从 1892 年开业至今，从来没有歇业过一天。它挺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冲击，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9.11 恐怖袭击事件，以及 2008 年暴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不曾让这个丹佛市民引以为傲的地标性酒店关门歇业。无论用哪一种历史尺度来衡量，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流行病给社会带来的价值选择难题、社会压力、心理震撼以及生计损害都是空前的。

　　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速度是空前的，在短短 4 个月内就席卷了全球 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它引发的全球金融震荡与债务危机将超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失业人口比例将直追 1929 年的经济大萧条，给许多国家带来的生活秩序与生产活动的冲击也绝不亚于两次世界大战，它对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运行带来致命性打击。它让原本人潮汹涌的芝加哥、阿姆斯特丹、迪拜、新加坡、香港等空运枢纽机场顷刻之间门可罗雀，并让原本衔接得天衣无缝的全球供应链处处显露断链危机，主要经济体连续数月处于休克状态，全世界四成以上的人不得不遵守不同程度的禁足或隔离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4 月 14 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把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命名为“大封锁”(The Great Lockdown)，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相提并论，凸显这场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是百年来所仅见。

　　疫情的未来发展态势还有诸多的不确定，没有专家可以断言全球社会何时可以摆脱病毒的肆虐，但很多世界政治经济问题专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后新冠病毒世界”提出各种预测。

　　不少国际知名的观察家把这场疫情定位为历史分水岭事件，意味着新冠病毒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将带来结构性的改变或启动新的趋势。值得重视的预测有四个方向。

　　一，对全球化前景的悲观预测。例如，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尼布利特(Robin Niblett) 在《外交政策》杂志的专辑上发文称，“我们所熟悉的全球化将一去不返”，新冠肺炎疫情将是压倒全球化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得过普利策奖的知名评论家加勒特(Laurie Garrett)预言，跨国公司将会重新评估跨国远距供应链在灾变下的脆弱性，它们会设法将全球供应链进行收敛，让生产资源调配在空间上更紧凑，增强供应链抵御突发事故风险的韧性。

　　二，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陨落的预测。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划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 3 月刊的《外交事务》发表关于“新冠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的评论。他们提醒美国决策者，如果说 1956 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暴露了大英帝国的无能为力，并使其丢失了超级大国的资格的话，这次抗疫或许会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如果美国不能在这场抗疫中展现政治体制的有效治理能力，并在全球抗疫行动中不再能扮演国际公共财主要提供者的角色，那么中国会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学派的领军人物、哈佛大学沃尔特(Stephen Walt)教授，在《外交政策》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能力声誉之死”的尖锐评论。他认为，美国过去享有的国际影响力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一是美国拥有的强大经济与军事复合体;二是盟国的坚定支持;三是其他国家对于美国能力的信任，相信美国在各专业领域具备世界上最称职的能力，可以制定出最值得信赖的标准与正确的决策。但是在这场关键的能力检验上，特朗普政府却暴露出疏忽、失职、无能与慌乱，让美国国家权力最重要的三大支柱之一彻底崩解，难以修复。 《大西洋月刊》的主笔写道：“病毒并没有打碎美国，而是揭露了一个早已破碎的国家。这些问题存在已久：腐败的精英阶层，僵化的官僚体制，冷酷无情的经济，四分五裂且心烦意乱的公众。”目前，全世界正在目睹美国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牛津大学著名欧洲历史学教授艾希 (Timothy Garton Ash)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我感到极度悲伤”，这次新冠肺炎危机动摇了“美国例外主义”的基本假设。过去凭借价值观与国力的巨大影响而成为全球领导者和世界榜样的美国，在二战后数十年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次是战后 70 年来第一次，在一场全球危机中没有人寻求美国扮演领导角色。

　　三，对西方自由民主体制前景的预测。很多观察家都预告这场疫情将导致西方民主体制的衰败，以及西方国家将失去良好治理的话语权。他们的担忧来自两方面。

　　首先，这场灾变必然大幅扩张国家的权力边界，让各种限制个人自由与侵犯隐私的措施趋于合理化，甚至常态化。紧急权力的扩张必然巩固在位的强人领袖，或让更多有强烈威权主义或民粹主义倾向的政治人物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政治土壤。其次，在这场对政治体制的决策质量、学习与纠偏、应变与灵活、协调与统筹、执行与贯彻、调度与配置、动员与号召，以及公民政治信任最严酷的考验中，西方民主体制明显败下阵来。因为最严重的疫情扩散，最惨烈的生命与财产损失，居然集中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从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加拿

　　大到美国，无一幸免，这完全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认知。过去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西方民主国家奉为圭臬，深信西方体制具备最佳的公共治理能力，能为公民提供最好的医疗与公共卫生保障。 西班牙前外长帕拉西奥(Ana Palacio)担心，自由民主能否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后存活下来，因为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长期经济困局已经让欧洲公民失去对本国体制的信心，而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经济危机必然进一步恶化，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的怀疑必然加深，它在世界思想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将更为脆弱。

　　《彭博新闻》总编辑米思伟(John Micklethwait)和《 经 济 学 人》 政 治 版 主 编 伍 尔 德 里 奇(Adrian Wooldridge)，联名了发表一篇题为“病毒应该唤醒西方”的长文，他们忧心忡忡地提醒西方政治领袖，这场大流行病显示西方的核心机构无法履行保护公民的基本职责。他们的结论是：“西方世界毫无疑问面临着二战以来最大的危机。世界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问题，即西方国家能否可以像以往那样面对挑战，并重新思考政府治理的理论和实践，还是自欺欺人，最终让出全球领导地位?”

　　四，对新自由主义步入历史终结的预测。很多社会评论家都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给过去 40 年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棺木钉上最后一枚钉子。左翼批判学者纷纷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将新自由主义的贻害暴露无遗。为了让资本拥有者享受短期利润极大化，过去 40年以市场的优越效率为名，将国家能力逐步掏空，在全球化旗帜下，许多国家经历了产业空洞化，构造了一个极为脆弱的金融结构，每一次危机暴发都依赖国家出面抢救。在新自由主义发源地的美国与英国，政府对防疫与公卫体系的投资严重不足，公共产品属性的新疫苗研发已沦为制药集团的牟利工具;行政官僚体系的专业能力全面下降;大多数基层劳动者都陷入贫困边缘，缺乏工作与收入保障，普遍欠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

　　在过度市场化的美国医疗体系中，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集团都听命于一批拥有 MBA(工商管理硕士)学历的专业经理人(而不是资深医学专业人士)。他们最重视的是财务报表，而不是维护病患健康或保护医护人员。在疫情暴发高峰期，许多美国医院的第一线医生护士，严重缺乏专业防护装备，由此导致出现极高的医护人员感染率。

　　这场危机也导致资本主义体系出现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萎缩，各种市场机制都失去功能。美联储为了缓和股市的极度恐慌，推出无上限的债券回购计划，把自己的资产负债表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扩张了四兆多美元。金融市场的正常资产定价机能全部失效，逼近零的长短期公债利率也完全失去指标意义。曾经是新保守主义阵营大将的福山，在接受法国《观点周刊》的采访中承认，新自由主义已死。他判断新冠病毒危机会促使西方社会重新找寻社会保障和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他说，我们将回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或称为镶嵌自由主义)，即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国家三者并存。全球大流行病再次表明，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必要的。

　　应该如何来评断上述这些对“后新冠病毒世界”的各种预测呢?客观上来说，这场大疫情给各国经济与社会带来的各种短期冲击都已经陆续浮现了，但危机究竟是否会给世界秩序带来永久性的改变，或扭转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呢?

　　任何一场大流行病的暴发都不是这种病毒天然本质(如感染途径、传播速度、发病率或致死率)的单纯展现，而是这种流行病的天然属性与特定社会条件的互动结果。要回答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会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时期，我们必须把这场“庚子年大疫”放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结构、制度与文化脉络之中，以及放在疫情暴发前已经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之中来进行分析、推敲与判断。

　　梳理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历史脉络

　　从历史对照的角度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最后导致的感染与死亡人数规模(无论是绝对数值还是相对比例)会远小于“西班牙大流感”，但当前的全球疫情所造成的短期社会经济冲击，肯定会超过一百年前的大流感。原因很简单：

　　首先，21 世纪人类社会的人员流动，在规模、空间距离、移动频率与速度，以及伴随而来的频繁人际交往与大型群聚活动，都远远超过 20 世纪初期。这不仅导致病毒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快速传播与扩散，也让任何对人员流动的严格管制措施带来更大的社会与经济窒息性震撼。

　　其次，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发展的高度细密的国际分工、高度精致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极为频繁的跨境金融交易与高度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让世界各地群体的社会、经济、信息与金融联结与相互依赖程度远高于一百年前。世界任何角落的社会运作的短暂休克，都会打乱距离遥远的广大群体的正常活动。武汉是全球汽车零部件的重要生产基地，武汉全面停工就会波及邻近国家大汽车企业的装配线;医院使用的橡胶手套 60% 在马来西亚生产，正当全球订单快速增加时，马拉西亚政府开始实施人员移动管制，立刻导致全球供应严重短缺;华尔街股市暴跌之后，全球风险性资产全面崩跌，游资快速流出新兴市场，拉丁美洲国家的债务危机立即浮现。

　　第三，在新自由主义思维的驱动下，21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多数群体都是生存在安全系数最小化、资源分配短期边际效益极大化，甚至寅吃卯粮的状况下。这种在悬崖边缘的金融操作、生产方式、社会管理、劳动雇佣或个人财务模式，会让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震荡之冲击出现数倍或数十倍的放大效果。

　　第四，21 世纪很多社会长期信奉的价值观与世界观，让多数人很难承受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自己关联群体的生命与健康的急剧摧残，尤其在一个信息流通极为迅速的网络传播时代，他们被这些震撼的消息与画面所笼罩，无所遁逃。不同社会处境下的人群之心理承受能力原本就有天壤之别，曾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或当下生活在叙利亚、阿富汗或南苏丹的百姓，因为饱经战乱与天然灾害，都有更高的承受能力。相对而言，长期生活在安逸状态下的人们，深信科技的神奇力量，信赖政府的保护能力，他们难以接受医院尸体成堆来不及火化的这种悲情画面，他们更无法相信一个原来讲求宠物生命权的文明社会，居然有一天会面临必须在让大批年长者死亡与让经济大衰退之间进行抉择，甚至让医生不得不做出有限的呼吸机让哪些病患优先使用这样的生死判决。西方发达国家的公民更是期待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医疗体制应对传染病危机的能力要远超非西方国家，远超发展中国家。但事与愿违，西方发达国家居然成为全球疫情集中大暴发的新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应对疫情第一波暴发所展现的应变、控制、协调与调度能力，以及把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增长曲线迅速而有效控制下来的客观记录，给西方社会精英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他们对自身的体制与文化自信、自尊与优越感遭遇到一次颠覆性的打击。让西方社会原本就有浓厚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倾向的政客与群众特别焦虑与挫折的是，在对抗新冠肺炎过程中最关键的医疗资源，从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制药的原料，到测试新冠肺炎所需要的化学试剂，居然都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

　　大封锁后的全球化前景

　　很多分析家都指出，“后新冠病毒世界”带来的最大改变将是全球化的全面逆转，各种不利于全球化的因素都会因这场疫情而变本加厉。至少有四股力量在削弱全球化的前进动能，甚至加速全球化的裂解。

　　第一，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严重流失，新自由主义意识思维指导下的超级全球化让国家失去经济主权，削弱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并导致经济整合的风险剧增与利益分配严重不均。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量中产阶级与劳工长期陷入经济困顿，社会安全网减缩，贫富日趋两极化，激进右翼与激进左翼反全球化政治势力纷纷崛起。

　　第二，中美关系滑向“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对华鹰派占据政策主导地位，加速构筑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围堵，加剧对中国的经济冷战，并试图让世界两大经济体全面剥离。

　　第三，美国在特朗普主政下全面转向激进单边主义，抛弃国际领导责任，摆脱所有国际规范与多边体制的约束，对无法支持自己政治需要的多边国际组织进行抵制、打击或干脆退出，导致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摇摇欲坠，开放贸易体系濒临崩解。

　　第四，全球经济结构性失衡日趋严重，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结构持续恶化，负债比例不断创历史新高。各国央行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实行无上限的量化宽松政策，只是勉强不让资产泡沫危机全面暴发。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有增无减，美元的币值信用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这些裂解全球化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相当作用。世界贸易增长减速，跨国直接投资规模缩水，跨国金融机构收缩全球业务，跨国企业面对中美科技战与贸易战的风险，被迫重新评估全球产业布局，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制造业基地部分移出中国大陆，转入东南亚、南亚与墨西哥，适合全面自动化生产的也有少量迁回美国。

　　很多研究机构对全球化前景提出悲观预测，因为他们认定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会助长裂解全球化的力量。有四个趋势可能加速进行：

　　一是经济民族主义抬头;

　　二是中美战略对抗加剧;

　　三是全球事务群龙无首，多边协调与合作机制加速崩解;

　　四是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熄火，债务危机加深，欧美经济滑向日本式“零利率陷阱”，新兴经济体出现债务危机。

　　这场全球大流行病也可能强化下列趋势：一是强化各国社会精英更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祸福高度相依的事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独善其身的孤岛;二是加速暴露民粹政治人物的短浅无能，美国政府在应对疫情上荒腔走板的表现，以及疫情失控导致的经济重创;三是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需要更有效的全球治理机制，应该提升多边体制功能，而非削弱国际机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力应对这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经济危机;四是加速5G+ 物联网、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的发展，激发全球范围 5G 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各种替代人员群聚与空间移动，依托云端与虚拟世界的经济、社会活动将大量涌现，有效追踪与控制病毒扩散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会加速推广。

　　《人类简史》的作者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金融时报》的评论中指出，新冠病毒后世界的面貌取决于人类社会在这场危机中如何面对两个关键抉择：一个是选择极权监控还是公民赋权，另一个是选择民族孤立还是全球团结。如果我们走上分裂道路，各国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不但会让疫情危机更看不到尽头，也很可能引发更大的全球灾难。

　　逆全球化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而言，目前出现的各种悲观预测有明显的盲点，我们也必须正视下列因素：第一，不宜高估国家退出全球化与区域整合这个选项的现实可行性;第二，在与中国彻底经济剥离这个议题上，美国社会精英并未形成统一牢固的共识;第三，全球多边体制的韧性能够经受美国缺席或抵制的考验，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支撑全球多边体制的强烈意愿，中国与新兴经济体也愿意承担更多责任;第四，全球化仍拥有广大社会支持基础，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早已面临困境，但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为全球化挖掘新的动力与开辟新的路径。

　　经济民族主义的情绪必须面对客观现实。绝大多数国家政府很快就会发现，本国的经济社会常态运作根本脱离不了全球相互依存结构，闭关自守与寻求经济上自给自足会削弱自己社会生存发展条件。欧洲国家不可能选择去全球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仍有很高的期待。

　　在疫情暴发高峰期，不少国家饱受无法自行生产防疫物资之痛，也饱尝争夺防疫医疗用品与设备之苦，所以在疫情消退后，条件允许的国家必然会将医疗资源视为与粮食和能源一样重要的战略资源，建立战略储备，以及确保一定比例的本国自制能力。但毕竟只有少数富裕国家有能力储备大批的医疗资源，也只有屈指可数具备高端医疗科技与完整产业体系的大国，才有能力全方位地生产从医用口罩、呼吸机、断层扫描仪、病毒检测设备、药品原料、抗生素与疫苗，到加护病房设备等医疗产品。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能力与应急储备有其极限，要有效应对像新冠肺炎这样的急速暴发的大流行病，一定要在全球范围建立一套应急资源互助机制，以及医疗物资紧急生产动员与跨国调配机制，一方有难八方驰援。中小型国家及落后国家更需要这个互助机制，大国必须通过这套机制集体履行对小国的救援职责，否则自身也难逃池鱼之殃。从长远来看，建立一套完整的健康与公共卫生全球互助机制势在必行。

　　跨国企业全面收缩全球供应链的选择也必须通过经济合理性的检验。这场疫情冲击，突显了跨国产业供应链缺乏因应突发大型灾变的韧性，它们必然会重新考虑如何降低远距供应链的断链风险。主要工业大国也会顺势引导本国企业重新布局，从跨地域的水平分工转向空间上更紧凑的区域垂直整合。因而有些研究机构预测，全球产业供应链可能重新组合为三大垂直整合体系：以美洲市场为腹地，围绕美国为核心的供应体系;以欧洲市场为腹地，围绕德国为核心的体系;以亚洲市场为腹地，并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体系。

　　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指出，在疫情消退后，全球供应链布局的大移转未必会发生，因为大规模移转需要新的投资，跨国企业在因应经济衰退时对大笔资本支出会更保守;更何况，中国政府展示出有能力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疫情，以及能在相当短时间内有序复工，如果新冠病毒将来反复暴发，就降低供应链风险而言，中国反而有比较优势。所以合理的推测是，未来跨国企业会试图分散供应链的风险，避免集中于单一国家。但是最具制造业竞争力以及产业供应体系最完整的中国，仍将在全球供应链占最大的分量，尤其是高附加值的产品。此外，中国自有品牌的高端制造业也将持续在世界市场上扩大份额。

　　美国反华派所鼓吹的全面发起对中国的经济冷战，让中美经济彻底剥离，本来就是损人不利己的选项，而且杀敌五千可能自损一万，所以很难贯彻到底。从奥巴马政府开始就鼓吹制造业回流美国，特朗普更高举这个目标作为自己的当选承诺，但要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已久，许多产业部门的供应链早已消失，各专业领域的技术工人都难找。许多美国跨国企业都明白，如果把生产线迁回美国，它们不但会失去中国市场，也会失去海外市场，而且还需要关税保护或美元大幅贬值才能竞争。如果美国政府强迫许多大公司把生产线迁回美国，那么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将立即下降，通货膨胀必然上升。对一个负债总额早已濒临爆表的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导致利率上升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马斯克非常清楚中国的比较优势，所以他把特斯拉的前途押在上海的超级工厂上，这个关键性决定经过了新冠肺炎危机的初期考验。作为在中国大陆最早复工的企业之一，特斯拉上海工厂 2 月 10 日起就开始全面复工。据中国工信部合格证产量数据显示，其复工后产能已超过疫情前。等到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3 月下旬特斯拉在加州费利蒙(Fremont)的整车工厂被迫停产，上海工厂成为唯一能制造整车的特斯拉工厂。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于 2019 年 1 月正式动工，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完工建成，高效的项目审核与建设速度引发全球业界瞩目，让特斯拉的股价从谷底反弹。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二期工程也已开工，规模比一期更大，预计 2020 年底完工。

　　少数更激进的反华派甚至主张全面发起金融战，把中国逐出全球美元支付系统。与上述极端主张一样疯狂的是，最近少数美国政客鼓吹向中国声讨天价赔偿，以弥补本国在新冠肺炎大流行造成的生命与财产损失。无论美国政府以何种理由冻结中国政府与企业在美国的资产，或是切断与中国的金融往来，就是准战争行为，形同发动一场相互毁灭的金融核大战，这样也会自毁美元霸权的长城。此举只会逼使中国壮士断腕，宁可牺牲巨大经济利益与承受金融震荡，也要用尽全力建立人民币货币圈与贸易圈。一旦美国出此下策，只会迫使中国全力推动本币贸易结算，加速推广人民币数字货币，扩大与各国双边换汇规模，中国人民银行也将不再以美元外汇储备作为货币发行准备。当美国也必须用人民币才能购买中国制造产品时，美国就很难继续靠长期维持巨额贸易逆差来弥补国内消费透支与储蓄不足的问题。中国不再扮演支撑美元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柱角色时，必然全面动摇全球财富拥有者继续以美元资产作为价值储存工具之信心，美元霸权的终结将加速到来。也正因为如此，华尔街金融资本一定会全力阻挡这样的灾难发生。

　　特朗普政府的激进单边主义的确削弱了许多现存的多边体制。但另一方面，全球气候变暖、大流行病、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大萧条风暴等这些迫在眉睫的全球性危机，反而更突显全球政策协调与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在 G20 成员中，没有国家跟随特朗普的反时代潮流作法，美国的长期盟友也反对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从未松动他们对现有多边体制的支持。在 2020 年 4 月15 日特朗普公开批评世界卫生组织(WHO)并宣布暂停拨付资助经费后，刚从医院返家的英国首相约翰逊通过发言人表示，英国不会跟随美国暂停拨款的决定，并强调世卫组织在全球对抗新冠病毒大流行病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随后举行的 G7 视讯峰会上，特朗普完全孤立无援，六国领袖都表达对世卫组织的坚定支持。① 特朗普对 WHO 的敌视立场也不代表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或众多专业群体：美国医学会(AMA)公开呼吁请特朗普收回成命;比尔 • 盖茨夫妇马上宣布在原先对 WHO1 亿美元的捐赠基础上再追加 1.5 亿美元;由美国流行乐坛天后“女神卡卡”(Lady Gaga)发起的全球慈善演唱会“一个世界，一起在家”，在几个小时内为WHO 设置的团结基金募集了将近 1.3 亿美元。其实，在过去 3 年里，所有国家都对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不抱任何期待，各国都在设法如何在美国退出甚至阻挠的情况下继续让《巴黎协定》、伊朗核协议、世贸组织、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持续运作。绝大多数国家的决策者都清楚地认识到，在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威胁时是别无选择的，必须同舟共济。中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医药科技强国都明确支持以紧密国际合作的方式，推进新冠肺炎特效药与疫苗的研发，而且承诺成果由全球分享。

　　2020 年的关键大选

　　当今美国社会高度分裂，从奥巴马上台到特朗普执政，美国政治精英间的裂痕不断深化。2016 年大选，希拉里与特朗普给美国选民提供的路线选择截然不同，2020 年的 11 月大选又将是一场对美国外交政策走向以及世界政治格局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关键抉择。这场大选的结果对世局的长远影响绝不次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由于特朗普在应对新冠病毒危机上的表现荒腔走板，他能否顺利连任还是问号。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陷入困境，全球化的红利与风险的分配严重不均，全球性金融危机频发。在发达国家，经济开放的社会支持基础流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引发社会强力反弹。过去几年，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必须修正的呼声此起彼伏。要重建全球化的社会支持基础，就必须让经济全球化服膺于包容性增长的目标，必须配合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能让全球化的游戏规则独惠跨国企业、跨国金融资本或垄断数字平台的科技巨兽。这次新冠病毒在西方带来如此严重的健康与经济灾难，除了源于西方人对亚洲人种族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而导致轻忽疫情风险外，过去 30 多年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贻害也暴露无遗，尤其是在疫情最严重的美国。

　　所以，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协同发展伙伴推进的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区域融合新路径，会在疫情消退后在广大发展中世界得到更高的认可，将为全球化注入新的融合动力，也有助于世界经济走出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严重衰退。“一带一路”倡议本来就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与世界经济增长趋缓的有效策略，这个策略有四个重要的抓手：第一，中国在能力允许范围内提供更多补充性与替代性国际公共服务产品，包括提供跨国信息、商务与金融基础设施，创建多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在绿色农业、新能源、医疗卫生、智能化治理等领域的知识分享、技术支持与人才培育;第二，是通过政府主导的“区域 +1”政策协商平台、官方投资基金的杠杆、指针性开发项目、教育与文化交流计划等机制深化南南合作;第三，协助发展中国家加速打造数字经济与网络社会，让个体、微型企业、中小企业、社会企业等都有机会(绕过跨国企业)直接参与全球范围的经济分工、产销合作或金融互助;第四，建设跨区域甚至跨洲际的运输、通信、能源、信息、金流与支付系统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这四个抓手可以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激发潜在的经济增长动力，让经济融合覆盖更多的潜在受益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消退后，中国协同全球经济伙伴开辟全球化与区域融合新路径的积极作为，必然会遭遇来自西方国家更险恶的阻力与更恶毒的攻击。在新冠肺炎危机暴发前，西方政客与媒体已经对“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并不断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数字极权主义”等诬蔑性的概念。中国治理模式展现出来的相对优势，削弱了西方国家政治精英的优越感，尤其是中国作为广受发展中国家欢迎的新型国际公共服务产品提供者，现在又成为全球防疫援助大国，更让西方国家咽不下这口气。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客与媒体必然掀起新一轮对中国的诋毁与攻讦，西方媒体与智库也会炒作全球化“去中国化”的议题，对中国的海外合作项目以及中国企业“走出去项目”，各种妖魔化的指控必然变本加厉。

　　但是他们无法阻挡中国引领的全球化新路径，因为这些新路径并不依靠美国或西方主导的多边机构或区域贸易协议;也不必担心美国利用科技与网络封锁来阻挠，这是因为在所有关键领域，中国都可以提供功能相当的平行系统。但要提防美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非洲大陆制造动乱与内战，或设法扶植亲美政治势力。其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可给陷入经济停滞的欧洲带来各种商机，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机会之门将为欧美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专业人士而开。

　　深化南南合作的势头并未被疫情打乱。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 年第一季虽然中国进出口总额下降，对欧盟与美国的进出口下降幅度最为明显，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仍增长 3.2%，对东盟的进出口增长 6.1%。而且东盟第一次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已经退居第三。此外，2020 年第一季中欧班列共开行了 1941 列，同比增长 15%，有力保障了疫情时期对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

　　从比较长程的角度来看，进入新世纪以来，人类历史前进的脚步加速。过去认为牢不可破的结构开始全面松动，过去认为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出现明显退潮与反转，所谓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之轮廓日益清晰，全球秩序进入剧烈重组阶段。有四重历史趋势同步出现转折：第一，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的单极霸权体系开始式微，美国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在各领域的支配能力下降，国际领导威信大幅衰落;第二，曾经被誉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终点的自由民主体制走下神坛，西方代议体制治理失灵问题日益严峻，合法性基础动摇，人类历史回归政治文明多元并举的常态;第三，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过去 30 多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超级全球化”明显失去动力，全球社会裂解与再融合力量交替涌现，更能响应包容性增长需求的，以南南合作为增长动力的新型全球化模式蓄势待发;第四，西方中心世界秩序开始式微，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人类历史进入后西方中心时代，世界经济重心快速向亚洲转移，新兴经济体开始全面参与国际社会规则与标准制定。

　　上述四重历史趋势的前进方向，不仅没有因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暴发而改变，反而会因这场大流行病而加快步伐。这场百年不遇的大流行病更彰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是符合时代潮流的。

　　作者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董事兼执行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