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么多人把瑞典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对瑞典的观念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理由说瑞典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在瑞典历史上，这是一种几乎摧毁这个国家的失常。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局外人第一次认真审视瑞典，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的经济虽然充斥着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但人们生活优渥。似乎，瑞典已经解决了难题，但其实这就像那个老笑话：你最终怎么能获得大笔财富?因为在一开始，你本就拥有比后来更多的财富。 早在1950年，瑞典就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富国，其发展过程并不神秘。根据南卫理公会大学考克斯商学院(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s Cox School of Business)尼尔全球市场与自由中心(O'Neil Center for Global Markets and Freedom)的Robert Lawson和Ryan Murphy分析：瑞典当时也是世界第五大自由经济体，1950年，瑞典的税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低于美国，比英国、法国和西德等国家的水平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

　　瑞典的自由主义革命 这个小政府时代是一个更早之前体制转型的结果。在19世纪中期，瑞典政府开始由财政部长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领导的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掌管，格里彭斯泰特表示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让他看到了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自由主义者废除了行会制度，取消了贸易壁垒，解除了对商业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并开始废除对妇女的法律歧视;他们还实行了开放的移民出入境政策，这立即导致瑞典人排队等待任何可以把他们带到美国的船只——在那里，他们学习了有关人类自由和商业组织的理念，这些理念将会更加激励他们的同胞回到祖国。 格里彭斯泰特曾承诺，他的改革将有助于把极度贫穷的瑞典变成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他在1866年离开政府时，受到了广泛的嘲讽。保守派批评人士称他为懦夫，指责他在国民即将见证其政策如何摧毁国家的时候离开了，批评人士坚持认为，取消政府管制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外国竞争对手将使瑞典工业陷入一片废墟。 但事实证明，格里彭斯泰特是对的。改革开启了瑞典的工业化进程：从1870年到1913年，瑞典的人均GDP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比西欧其他国家快50%。在此期间，公共支出还没有超过GDP的十分之一。然后，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袖手旁观，同时保持市场开放和低税收，并比其他国家更谨慎地扩大政府的规模。 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s)在1932年上台后，很快就成为一个务实的政党，事实上，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比许多右翼人士更坚定地支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他们知道，大型跨国公司带来了商品，因此它们提供了非常友好的条件，并给予慷慨的资本成本扣减。瑞典的社会党人让市场保持自由，让市场创造财富，并着手进行部分再分配——但还不至于威胁到财富的创造。 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坚持自由贸易，保持国际竞争来确保企业不断重组和创新。工会允许农业、航运和纺织业等老行业温柔地进入那个良夜，只要新的行业出现来取代它们。 在格里彭斯泰特辞职一个世纪后，他对瑞典曾经广受嘲讽的希望实现了：瑞典现在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恰好，瑞典也是社会主义试验的理想场所。

　　社会主义实验

　　20世纪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位主要思想家贡纳尔(Gunnar Myrdal)和阿尔瓦·米达尔(Alva Myrdal)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适合建立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它们拥有有竞争力的企业，国家富有，能够为所有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它们的人口也是同质的，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和高度的信任。如果在这里不能建成福利国家，那么很难相信它能在其他地方行得通。

　　社会民主党缓慢但稳步地干预教育和医疗，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养老金、失业、产假和病假福利。大多数福利都是按比例支付的，这样中产阶级就会有兴趣支持这个体系。 但很快，随着国际社会主义浪潮的涌入，社会民主党加快了对商业和公民社会的接管。从1960年到1980年，公共开支翻了一倍多，从占GDP的31%增加到60%，税收暴涨。政府开始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进行细致监管，社会民主党甚至开始尝试将大企业社会化的制度，即建立“工薪阶层基金”(the wage earners’ fund)。 这是瑞典模式引起世界关注的版本，也是伯尼·桑德斯记得的版本。在社会主义获得最高国际威望的确切时刻，这个民主小国似乎证明了社会主义和财富可以结合在一起。 但这就像在同一时间给猫王拍照，然后得出结论:要想成为摇滚乐之王，就得吃香蕉和培根三明治配处方药。瑞典在达到顶峰时的表现，与它之前的表现正好相反。

　　金棕榈奖的地狱

　　这是一个只有美国和欧洲报纸报道的瑞典荣耀时刻。事实上，这是瑞典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时刻：为逃避税收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人才和资本纷纷逃离瑞典。瑞典企业将总部和投资迁到了更友好的地方——宜家去了荷兰，利乐去了瑞士。比约恩·博格和其他体育明星逃往摩纳哥。定居瑞士的著名小说家维尔海姆·莫伯格(Vilhelm Moberg)抱怨说，瑞典政府是一个“没有道德和诗意的怪物”。传奇电影制作人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被诬告逃税后前往德国。 “这简直是地狱，”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关起门来说，他指的是他甚至无法让自己相信的工薪阶层基金。瑞典经济已经习惯了超过其他所有工业化经济体，但现在开始明显落后于它们：1970年，瑞典的人均财富比七国集团还高10%，到1995年，这一指标变成了落后10%以上，而在此期间，瑞典私营部门没有创造出一个净就业岗位。 尽管贡纳尔和阿尔瓦·米达尔抱有希望，但社会主义政策在瑞典甚至没有奏效。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不仅破坏了生产力和创新，也破坏了使瑞典成为最佳实验地的基础。对于那些在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值得称道的工作精神仍然完好无损，但它在新一代的人身上受到了侵蚀，这些人在工作时只经历了高税收，而在不工作时却享受了慷慨的福利。失望的贡纳尔感慨道，人们正在变成“一群骗子”。 认为为获取公共利益而说谎可以接受的瑞典人的比例，从1960年的5%上升到2000年的43%。在实施了慷慨的病假福利之后，那些客观上比地球上任何其他人口都健康的瑞典人突然比任何其他人口都要“请病假”——可疑的是，在狩猎季节和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期间，经常是男性员工。 有一段时间，由债务和通胀推动的繁荣让瑞典经济缓慢瑞典增长。但当这一切在1990年结束时，瑞典遭遇了一场惊人的崩盘：失业率飙升，预算赤字很快达到GDP的11%。1992年有几天，瑞典央行试图以500%的利率来捍卫瑞典货币。

　　反向改革

　　此时，一名旁观者已经得出结论，瑞典的半社会主义实验是“不可持续的”、“荒谬的”、“腐朽和堕落的”。这不是该项目的意识形态反对者的观点，而是一个有着痛苦经历的人的观点: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费尔特(Kjell‐OlofFeldt)。 他的结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绝无可能，它就是不起作用”。各个政治派别一致得出结论——除了市场改革，别无他法。1991年至1994年，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领导的中右政府实施了激进的改革计划，使瑞典回到古典自由模式，但社会民主党人也接受了许多改革。 他们将政府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在公共财政方面实施了盈余目标。他们减少了税收，并取消了对财富、不动产、赠与和遗产的税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金融、电力、媒体、电信等市场开始自由化。瑞典还加入了欧盟，获得了进入其最重要市场的免关税待遇。在布鲁塞尔，瑞典成为财政紧缩和放松管制的主要声音。 在公共部门，瑞典实施了选择和竞争，并建立了教育券制度。而且，令外国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偏右党派同意终止社会保障中的“现收现付”(pay - as - you - go)制度，代之以固定缴款和私人账户。现在养老金的发放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政客的承诺。 这是转型。在1980年至2000年间，瑞典在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的10分制范围内提高了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分别提高了0.5和1.8个百分点。当然，瑞典的起点较低，但仍然是一个相当陡峭的攀升。 从那以后，瑞典的经济再次超过了邻国。尽管改革对许多部门和团体来说是痛苦的，但对公众来说却是福音。从1970年到1995年，当全世界都认为瑞典是工人的天堂时，通货膨胀几乎吞噬了他们所有的工资增长。相反，自1995年以来，实际工资增长了65%。 社会民主党工业部部长罗森格伦(Bjorn Rosengren)总结道:“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模式是社会主义言论，但中间偏右的政策。” 公共开支和税收现在降到了西欧的正常水平。瑞典社会支出占GDP的26%，比利时为29%，法国为31%，但和美国比，瑞典的这一指标仍高得多。瑞典政府为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免费大学、父母和医疗假期补贴。

　　对工人工征税

　　但瑞典人并不愿承认上述福利未对经济造成更大拖累的原因——瑞典的税收体系不是为了压榨富人而建立的(富人太少了，而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过于依赖富人)，相反，瑞典压榨穷人：他们是忠诚的纳税人，他们负担不起税务律师，而且他们从不把资产转移到巴哈马。 瑞典税收收入中，97%来自于工资的比例税和统一的地区税，约占每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有3%的所得税收入专门来自于"向富人征税"，而美国的税制则要累进得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比较，美国收入前10%的人缴纳45%的所得税，而在瑞典，他们缴纳的所得税还不到27%。如果桑德斯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抱怨美国富人没有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他们会非常讨厌瑞典模式。 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来自消费税，也就是说，购买同样的商品，穷人与富人支付的税收一样，这包括对大多数商品征收25%的增值税。 瑞典社会主义者吸取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难以理解的教训：你可以有一个大政府，也可以让富人来买单，但你不能两者兼而有之。 这就是瑞典模式的真实故事。自由放任经济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后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了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这使这个国家出名，但它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从这场灾难中吸取教训后，左翼和右翼相对一致地认为，尽管离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还很远，但瑞典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超过了其他国家。 瑞典的历史值得铭记，最近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42%的美国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积极看法，事实上，15%自称是共和党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这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他们从未经历过。与此同时，另一项民调显示，少于9%的瑞典人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所以，令人惊讶的是，瑞典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比共和党少。

　　为什么这么多人把瑞典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对瑞典的观念停留在20世纪70年代，在那个时候，我们有理由说瑞典正在走向社会主义，然而，在瑞典历史上，这是一种几乎摧毁这个国家的失常。 上世纪70年代，许多局外人第一次认真审视瑞典，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个国家的经济虽然充斥着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但人们生活优渥。似乎，瑞典已经解决了难题，但其实这就像那个老笑话：你最终怎么能获得大笔财富?因为在一开始，你本就拥有比后来更多的财富。 早在1950年，瑞典就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富国，其发展过程并不神秘。根据南卫理公会大学考克斯商学院(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s Cox School of Business)尼尔全球市场与自由中心(O'Neil Center for Global Markets and Freedom)的Robert Lawson和Ryan Murphy分析：瑞典当时也是世界第五大自由经济体，1950年，瑞典的税收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1%，低于美国，比英国、法国和西德等国家的水平低了大约10个百分点。

　　瑞典的自由主义革命 这个小政府时代是一个更早之前体制转型的结果。在19世纪中期，瑞典政府开始由财政部长格里彭斯泰特(Johan August Gripenstedt)领导的一批古典自由主义者掌管，格里彭斯泰特表示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让他看到了自由市场的优越性，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自由主义者废除了行会制度，取消了贸易壁垒，解除了对商业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并开始废除对妇女的法律歧视;他们还实行了开放的移民出入境政策，这立即导致瑞典人排队等待任何可以把他们带到美国的船只——在那里，他们学习了有关人类自由和商业组织的理念，这些理念将会更加激励他们的同胞回到祖国。 格里彭斯泰特曾承诺，他的改革将有助于把极度贫穷的瑞典变成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他在1866年离开政府时，受到了广泛的嘲讽。保守派批评人士称他为懦夫，指责他在国民即将见证其政策如何摧毁国家的时候离开了，批评人士坚持认为，取消政府管制将对经济造成严重破坏，外国竞争对手将使瑞典工业陷入一片废墟。 但事实证明，格里彭斯泰特是对的。改革开启了瑞典的工业化进程：从1870年到1913年，瑞典的人均GDP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比西欧其他国家快50%。在此期间，公共支出还没有超过GDP的十分之一。然后，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袖手旁观，同时保持市场开放和低税收，并比其他国家更谨慎地扩大政府的规模。 社会民主党(The Social Democrats)在1932年上台后，很快就成为一个务实的政党，事实上，一些社会民主党人比许多右翼人士更坚定地支持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他们知道，大型跨国公司带来了商品，因此它们提供了非常友好的条件，并给予慷慨的资本成本扣减。瑞典的社会党人让市场保持自由，让市场创造财富，并着手进行部分再分配——但还不至于威胁到财富的创造。 与其他国家相比，瑞典坚持自由贸易，保持国际竞争来确保企业不断重组和创新。工会允许农业、航运和纺织业等老行业温柔地进入那个良夜，只要新的行业出现来取代它们。 在格里彭斯泰特辞职一个世纪后，他对瑞典曾经广受嘲讽的希望实现了：瑞典现在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恰好，瑞典也是社会主义试验的理想场所。

　　社会主义实验

　　20世纪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两位主要思想家贡纳尔(Gunnar Myrdal)和阿尔瓦·米达尔(Alva Myrdal)认为，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适合建立一个慷慨的福利国家——它们拥有有竞争力的企业，国家富有，能够为所有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它们的人口也是同质的，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廉洁的公务员制度和高度的信任。如果在这里不能建成福利国家，那么很难相信它能在其他地方行得通。

　　社会民主党缓慢但稳步地干预教育和医疗，并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养老金、失业、产假和病假福利。大多数福利都是按比例支付的，这样中产阶级就会有兴趣支持这个体系。 但很快，随着国际社会主义浪潮的涌入，社会民主党加快了对商业和公民社会的接管。从1960年到1980年，公共开支翻了一倍多，从占GDP的31%增加到60%，税收暴涨。政府开始对企业和劳动力市场进行细致监管，社会民主党甚至开始尝试将大企业社会化的制度，即建立“工薪阶层基金”(the wage earners’ fund)。 这是瑞典模式引起世界关注的版本，也是伯尼·桑德斯记得的版本。在社会主义获得最高国际威望的确切时刻，这个民主小国似乎证明了社会主义和财富可以结合在一起。 但这就像在同一时间给猫王拍照，然后得出结论:要想成为摇滚乐之王，就得吃香蕉和培根三明治配处方药。瑞典在达到顶峰时的表现，与它之前的表现正好相反。

　　金棕榈奖的地狱

　　这是一个只有美国和欧洲报纸报道的瑞典荣耀时刻。事实上，这是瑞典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时刻：为逃避税收和官僚主义的繁文缛节，人才和资本纷纷逃离瑞典。瑞典企业将总部和投资迁到了更友好的地方——宜家去了荷兰，利乐去了瑞士。比约恩·博格和其他体育明星逃往摩纳哥。定居瑞士的著名小说家维尔海姆·莫伯格(Vilhelm Moberg)抱怨说，瑞典政府是一个“没有道德和诗意的怪物”。传奇电影制作人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在被诬告逃税后前往德国。 “这简直是地狱，”总理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关起门来说，他指的是他甚至无法让自己相信的工薪阶层基金。瑞典经济已经习惯了超过其他所有工业化经济体，但现在开始明显落后于它们：1970年，瑞典的人均财富比七国集团还高10%，到1995年，这一指标变成了落后10%以上，而在此期间，瑞典私营部门没有创造出一个净就业岗位。 尽管贡纳尔和阿尔瓦·米达尔抱有希望，但社会主义政策在瑞典甚至没有奏效。大规模的政府干预不仅破坏了生产力和创新，也破坏了使瑞典成为最佳实验地的基础。对于那些在自由市场和个人责任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值得称道的工作精神仍然完好无损，但它在新一代的人身上受到了侵蚀，这些人在工作时只经历了高税收，而在不工作时却享受了慷慨的福利。失望的贡纳尔感慨道，人们正在变成“一群骗子”。 认为为获取公共利益而说谎可以接受的瑞典人的比例，从1960年的5%上升到2000年的43%。在实施了慷慨的病假福利之后，那些客观上比地球上任何其他人口都健康的瑞典人突然比任何其他人口都要“请病假”——可疑的是，在狩猎季节和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期间，经常是男性员工。 有一段时间，由债务和通胀推动的繁荣让瑞典经济缓慢瑞典增长。但当这一切在1990年结束时，瑞典遭遇了一场惊人的崩盘：失业率飙升，预算赤字很快达到GDP的11%。1992年有几天，瑞典央行试图以500%的利率来捍卫瑞典货币。

　　反向改革

　　此时，一名旁观者已经得出结论，瑞典的半社会主义实验是“不可持续的”、“荒谬的”、“腐朽和堕落的”。这不是该项目的意识形态反对者的观点，而是一个有着痛苦经历的人的观点:社会民主党财政部长费尔特(Kjell‐OlofFeldt)。 他的结论是:“民主社会主义绝无可能，它就是不起作用”。各个政治派别一致得出结论——除了市场改革，别无他法。1991年至1994年，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领导的中右政府实施了激进的改革计划，使瑞典回到古典自由模式，但社会民主党人也接受了许多改革。 他们将政府的规模缩减了三分之一，并在公共财政方面实施了盈余目标。他们减少了税收，并取消了对财富、不动产、赠与和遗产的税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金融、电力、媒体、电信等市场开始自由化。瑞典还加入了欧盟，获得了进入其最重要市场的免关税待遇。在布鲁塞尔，瑞典成为财政紧缩和放松管制的主要声音。 在公共部门，瑞典实施了选择和竞争，并建立了教育券制度。而且，令外国人难以置信的是，社会民主党和中间偏右党派同意终止社会保障中的“现收现付”(pay - as - you - go)制度，代之以固定缴款和私人账户。现在养老金的发放取决于经济的发展，而不是政客的承诺。 这是转型。在1980年至2000年间，瑞典在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的10分制范围内提高了2个百分点，相比之下，里根时代的美国和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分别提高了0.5和1.8个百分点。当然，瑞典的起点较低，但仍然是一个相当陡峭的攀升。 从那以后，瑞典的经济再次超过了邻国。尽管改革对许多部门和团体来说是痛苦的，但对公众来说却是福音。从1970年到1995年，当全世界都认为瑞典是工人的天堂时，通货膨胀几乎吞噬了他们所有的工资增长。相反，自1995年以来，实际工资增长了65%。 社会民主党工业部部长罗森格伦(Bjorn Rosengren)总结道:“社会民主党的成功模式是社会主义言论，但中间偏右的政策。” 公共开支和税收现在降到了西欧的正常水平。瑞典社会支出占GDP的26%，比利时为29%，法国为31%，但和美国比，瑞典的这一指标仍高得多。瑞典政府为公民提供医疗保健、儿童保育、免费大学、父母和医疗假期补贴。

　　对工人工征税

　　但瑞典人并不愿承认上述福利未对经济造成更大拖累的原因——瑞典的税收体系不是为了压榨富人而建立的(富人太少了，而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过于依赖富人)，相反，瑞典压榨穷人：他们是忠诚的纳税人，他们负担不起税务律师，而且他们从不把资产转移到巴哈马。 瑞典税收收入中，97%来自于工资的比例税和统一的地区税，约占每个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只有3%的所得税收入专门来自于"向富人征税"，而美国的税制则要累进得多。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最新比较，美国收入前10%的人缴纳45%的所得税，而在瑞典，他们缴纳的所得税还不到27%。如果桑德斯和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抱怨美国富人没有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他们会非常讨厌瑞典模式。 此外，超过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来自消费税，也就是说，购买同样的商品，穷人与富人支付的税收一样，这包括对大多数商品征收25%的增值税。 瑞典社会主义者吸取了其他国家社会主义者难以理解的教训：你可以有一个大政府，也可以让富人来买单，但你不能两者兼而有之。 这就是瑞典模式的真实故事。自由放任经济将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了这个星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后在20世纪70-80年代进行了短暂的社会主义实验，这使这个国家出名，但它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从这场灾难中吸取教训后，左翼和右翼相对一致地认为，尽管离过去的古典自由主义还很远，但瑞典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超过了其他国家。 瑞典的历史值得铭记，最近的皮尤民意调查显示，42%的美国人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积极看法，事实上，15%自称是共和党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看法。这对他们来说很容易，他们从未经历过。与此同时，另一项民调显示，少于9%的瑞典人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所以，令人惊讶的是，瑞典的社会主义者似乎比共和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