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各国散播，各国抗疫成绩相去甚远。造成各国之间抗疫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但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无疑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处理得好，不仅疫情可以得到控制，而且社会经济也不至于损失惨重。

　　政治即利益表达，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无论是西方那样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还是像中国那样的自上而下的利益展现。科学则是如何最有效预防、阻断疫情的传播和拯救生命，不会把重点置于其他任何方面。

　　冠状病毒疫情中，政治和科学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生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在生命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再者，如何处理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需要科学。

　　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东亚社会的抗疫很显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政府在抗疫过程中，能够实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东亚社会的这个特征，和这些社会的技术官僚治国传统有很大的关联。技术官僚治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这个群体在诊断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不会去诉诸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而是诉诸科学的理性和逻辑。韩国和新加坡等社会被西方视为是抗疫的典范。

　　韩国和新加坡对一些社会群体(例如旅游者)使用了侵入式监控体系，来减缓病毒的流出速度，甚至阻隔病毒的传播，但对一般老百姓则没有采取过于极端的举措。这样做无非是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抗疫和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政治过度导致抗疫不力

　　中国的举措更为极端一些，但很多方面也和亚洲其他社会类似。这也是有理由的。疫情在武汉(湖北)暴发，中国中央政府断然作出封城(省)的决定。这种极端的举措拯救了无数生命，但也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中国第一季经济基本上就没有了。但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像后来韩国和新加坡政府那样，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从而减少经济损失呢?这些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解释。这些极端的举措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尽管牺牲了经济活动，但应对疫情扩散的方法，包括大规模的举国动员、跨省支援、两山医院建设、方舱医院的设置等，都表现出很大的科学性。换一句话说，尽管中国抗疫中也是有政治的，表现在早期地方政府对言论的过度管控上，但在全面抗疫开始之后，政府没有妨碍科学，而且政治助力科学方法的使用到了极致。

　　这种做法经常招致西方的批评，认为政府过于专制，违反自由人权，连方舱医院也被视为是新型“集中营”。但正是科学方法的使用，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用美国学者福山的话说，中国是非西方社会抗疫成功的例子。

　　西方是另一种情形。如果说中国是政治助力科学，西方可以说是政治凌驾于科学。政治过度而科学不足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被视为西方民主典范的英美两国。

　　英国卫生部5月5日公布，全英国已经有2.94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这意味着英国已经超越了意大利，成为新冠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仅排在美国之后。从疫情一开始，约翰逊政府一直被各界批评反应不足，包括过早放弃检测和追踪的围堵策略，封城举措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甚至首相及卫生部长也曾经确诊。英国分析家认为，这是英国约翰逊政府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造成的。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抱怨中国早期的行为，认为是中国的“隐瞒”和“迟疑”导致了疫情在全世界的流行。不过，这种推责行为解释不了这些国家本身为什么那么迟疑。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英国本身次日也确诊了首两例感染者，均为中国公民。

　　不过，约翰逊政府在2月初仍然沉浸在脱欧的喜庆之中，并发表庆祝脱欧的演说。媒体也发现，首相缺席了多场商讨抗疫对策的“内阁办公室简报室”会议，显示首相对疫情并不重视和关心。英国政府的抗疫决定，也一直被批缺乏透明度，“内阁办公室简报室”会议一直是秘密的。尽管政府也参考了“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的科学建议，但一直没有公开小组成员的名单。这个专家小组早就预警，如果不采取有效举措，英国到3月初八成人口会感染，但首相仍然只建议民众多洗手，也称自己探访医院时有跟每一个人握手。政治对科学的蔑视和分歧是显然的。连西方媒体都用激烈的语气，批评他们的总统或者首相，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不戴口罩的行为。

　　英国政府在3月12日透露，已经结束抗疫计划第一阶段，由通过检测和追踪以围堵病毒改为纾缓政策，要求所有出现症状者自我隔离一周，但社交距离举措及停课安排仍在考量之中。很多人认为，英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该放弃围堵策略。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在13日提出“群体免疫论”，即让全国六成人口感染以产生免疫力，长远保护整个社区。这在英国引起极大争议。当时英国已经有近800宗病例，但许多大型活动仍在进行。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已经相继封城，德国则采取严格的社交距离举措，并推行大规模的检测及追踪。之后，英国政府又倒转回头，多次强调群体免疫只是科学概念，并非实际的抗疫政策的一部分。

　　3月16日，由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权威专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被外界视为逆转英国政府抗疫态度的关键。根据这份报告的推算，如果继续采取纾缓政策而非围堵策略，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NHS)将超负荷，或导致25万人死亡。之后的一周，政府内部就应否封城出现激烈辩论。

　　尽管卫生官员认为封城势在必行，但财政官员担心封城会影响经济活动。不管如何，这场争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政策争论期间，病毒在加速流行，但老百姓生活如常。直到20日政府才下令关闭学校、酒吧、饭店和其他社交场所，23日才实施封城。

　　在美国，政治凌驾科学的情况比英国更为糟糕。抗疫开始迄今，美国抗疫故事每天似乎是围绕着行政权力，即总统和科学家专家群体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总统和国会围绕着如何应付美国的经济问题而有过互动和交锋，但并不是主线。

　　美国政治如何凌驾科学

　　政治凌驾科学在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政治人物个人层面的政治。这里特朗普无疑是主角。特朗普为了其个人权力、选举等考量，不惜否定专家的科学建议。特朗普上任以来屡屡否定与其立场相违，甚至指正其错误的权威意见与实施，以扩张其个人权威。这次疫情中，特朗普把这种情况推到了极端。总统多次无视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官员及其他专家基于科学的建议，淡化疫情，提出未经证实的疗法。

　　他甚至建议用注射消毒液的方法，来杀死人体内的冠状病毒。尽管他稍后否定，但美国已经有些老百姓按照总统的方法做了。总统个人的傲慢也导致了白宫的失守，一些工作人员确诊感染冠状病毒。总统个人在要不要戴口罩问题上浪费了很多时间，最终决定戴了，但总统本人还是经常不戴，连白宫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行为规则。

　　个人利益也表现在一些国会议员在疫情期间，利用内部消息而出让股票的事例中。

　　其次是利益集团层面的政治。这主要表现对经济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的争论，及其相关的政策之中。美国的很多保守派政治人物，无论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和地方层面，一直把经济置于生命之前，甚至公开主张为了经济可以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尽管这种争论不可避免，但经济重于生命的理念，的确影响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抗疫政策的有效性。

　　近来，尽管新冠确诊病例仍在上升，白宫表示，由于国家在抗疫上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由其领导的白宫抗疫工作小组会很快解散，改由各联邦部门协调抗疫。但美国的多个专家模型预测均显示，如果美国恢复正常活动重开经济，确诊和死亡数字将激增。各种民调也显示，过半美国人对解封仍感不安。面临批评，特朗普又改口，称抗疫小组工作出色，会无限期延续，但同时会把重点放在“安全和重开国家、疫苗、治疗”等方面。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CDC在4月制定了供地方官员决定如何按部就班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系列具体建议，但遭白宫搁置，因为指引有违特朗普让各州自决解封的策略。白宫阻挠CDC的报告，变相将防疫举措实施转嫁给各州甚至企业本身。一些共和党掌控的州为保经济而急于重启经济，而民主党掌控的州继续抗疫。

　　其三，在国际层面，美国总统和高官都竭力想把新冠病毒扩散的责任推给中国。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科学界共同体，对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但美国的政界和保守派媒体不断制造着种种有关新冠病毒的“理论”，如“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等等，试图把自己抗疫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

　　共和党试图把“中国责任”作为特朗普保持总统职位的竞选议程。美国更想通过“五眼联盟”炮制推责中国的“病毒阴谋论”。美国过分的做法，甚至招致一些联盟成员也开始和美国保持距离。之前，在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美国的盟友曾经听信美国，犯了大错。

　　尽管因为政治所驱，各国都出现了推责的言论，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官和国会议员，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推责给中国上。人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官员和政治人物把精力投入到抗疫，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呢!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无疑是抗疫的一个典范。德国新冠死亡率仅2%，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3%和西班牙的10%。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但德国领导层能够在政治和科学之间达成平衡，无疑是关键因素。正如美国人把美国疫情的扩散归诸总统特朗普，德国人把德国抗疫的成功归于其总理默克尔的强有力领导。尽管在疫情早期，默克尔因在欧洲未能发挥足够有力的领导作用而受到批评，但德国采取的有效应对举措，受到广泛的赞誉。

　　作为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她遵循科学建议，并虚心地从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中学习。美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以及最聪明的科学人才，但特朗普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反而经常与科学家闹意见。默克尔则全然不同，她所依靠的德国国家科学院团队，不仅包括医学专家和经济学家，还包括行为心理学家、教育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宪法专家。

　　在任何国家，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也不可或缺。在民主国家，政治被视为是防止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其所代表的党派利益而去专权的有效途径。但如果政治凌驾了科学，就很难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去挽救老百姓的生命。恢复经济活动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如果社会停摆，经济垮了，就会产生其他更多的问题。

　　历史地看，随着企业的大量倒闭，失业人口大量上升，民众生计困难，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不可避免;同时也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因吸毒、心脏病、抑郁症等跟经济受挫有关的问题而死亡。因此，恢复经济运转有其必要性。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逐步开放，而非根据意识形态来进行。

　　如何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这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东亚社会在这方面的表现要远远优于西方社会。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原题《抗疫核心是政治与科学的关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各国散播，各国抗疫成绩相去甚远。造成各国之间抗疫差异的因素有很多，但如何处理政治与科学之间的矛盾，无疑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处理得好，不仅疫情可以得到控制，而且社会经济也不至于损失惨重。

　　政治即利益表达，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角力和平衡，无论是西方那样的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还是像中国那样的自上而下的利益展现。科学则是如何最有效预防、阻断疫情的传播和拯救生命，不会把重点置于其他任何方面。

　　冠状病毒疫情中，政治和科学之间的矛盾既表现为生命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表现在生命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再者，如何处理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关系，本身就需要科学。

　　相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东亚社会的抗疫很显然是比较成功的，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东亚政府在抗疫过程中，能够实现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东亚社会的这个特征，和这些社会的技术官僚治国传统有很大的关联。技术官僚治国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这个群体在诊断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时，不会去诉诸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而是诉诸科学的理性和逻辑。韩国和新加坡等社会被西方视为是抗疫的典范。

　　韩国和新加坡对一些社会群体(例如旅游者)使用了侵入式监控体系，来减缓病毒的流出速度，甚至阻隔病毒的传播，但对一般老百姓则没有采取过于极端的举措。这样做无非是要同时达到两个目标，抗疫和维持正常的经济社会生活。

　　政治过度导致抗疫不力

　　中国的举措更为极端一些，但很多方面也和亚洲其他社会类似。这也是有理由的。疫情在武汉(湖北)暴发，中国中央政府断然作出封城(省)的决定。这种极端的举措拯救了无数生命，但也带来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中国第一季经济基本上就没有了。但中国政府是否可以像后来韩国和新加坡政府那样，采取比较温和的政策从而减少经济损失呢?这些只是事后(诸葛亮)的解释。这些极端的举措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尽管牺牲了经济活动，但应对疫情扩散的方法，包括大规模的举国动员、跨省支援、两山医院建设、方舱医院的设置等，都表现出很大的科学性。换一句话说，尽管中国抗疫中也是有政治的，表现在早期地方政府对言论的过度管控上，但在全面抗疫开始之后，政府没有妨碍科学，而且政治助力科学方法的使用到了极致。

　　这种做法经常招致西方的批评，认为政府过于专制，违反自由人权，连方舱医院也被视为是新型“集中营”。但正是科学方法的使用，使得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用美国学者福山的话说，中国是非西方社会抗疫成功的例子。

　　西方是另一种情形。如果说中国是政治助力科学，西方可以说是政治凌驾于科学。政治过度而科学不足是很多西方国家政府抗疫不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是被视为西方民主典范的英美两国。

　　英国卫生部5月5日公布，全英国已经有2.94万人死于新型冠状病毒，这意味着英国已经超越了意大利，成为新冠死亡人数第二高的国家，仅排在美国之后。从疫情一开始，约翰逊政府一直被各界批评反应不足，包括过早放弃检测和追踪的围堵策略，封城举措远远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甚至首相及卫生部长也曾经确诊。英国分析家认为，这是英国约翰逊政府政治凌驾于科学之上造成的。

　　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一直在抱怨中国早期的行为，认为是中国的“隐瞒”和“迟疑”导致了疫情在全世界的流行。不过，这种推责行为解释不了这些国家本身为什么那么迟疑。世界卫生组织1月30日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而英国本身次日也确诊了首两例感染者，均为中国公民。

　　不过，约翰逊政府在2月初仍然沉浸在脱欧的喜庆之中，并发表庆祝脱欧的演说。媒体也发现，首相缺席了多场商讨抗疫对策的“内阁办公室简报室”会议，显示首相对疫情并不重视和关心。英国政府的抗疫决定，也一直被批缺乏透明度，“内阁办公室简报室”会议一直是秘密的。尽管政府也参考了“紧急事件科学顾问小组”的科学建议，但一直没有公开小组成员的名单。这个专家小组早就预警，如果不采取有效举措，英国到3月初八成人口会感染，但首相仍然只建议民众多洗手，也称自己探访医院时有跟每一个人握手。政治对科学的蔑视和分歧是显然的。连西方媒体都用激烈的语气，批评他们的总统或者首相，出现在公众场合时不戴口罩的行为。

　　英国政府在3月12日透露，已经结束抗疫计划第一阶段，由通过检测和追踪以围堵病毒改为纾缓政策，要求所有出现症状者自我隔离一周，但社交距离举措及停课安排仍在考量之中。很多人认为，英国政府一开始就不应该放弃围堵策略。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Patrick Vallance)在13日提出“群体免疫论”，即让全国六成人口感染以产生免疫力，长远保护整个社区。这在英国引起极大争议。当时英国已经有近800宗病例，但许多大型活动仍在进行。与此同时，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已经相继封城，德国则采取严格的社交距离举措，并推行大规模的检测及追踪。之后，英国政府又倒转回头，多次强调群体免疫只是科学概念，并非实际的抗疫政策的一部分。

　　3月16日，由帝国理工学院流行病权威专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所带领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被外界视为逆转英国政府抗疫态度的关键。根据这份报告的推算，如果继续采取纾缓政策而非围堵策略，英国的国民保健服务(NHS)将超负荷，或导致25万人死亡。之后的一周，政府内部就应否封城出现激烈辩论。

　　尽管卫生官员认为封城势在必行，但财政官员担心封城会影响经济活动。不管如何，这场争论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政策争论期间，病毒在加速流行，但老百姓生活如常。直到20日政府才下令关闭学校、酒吧、饭店和其他社交场所，23日才实施封城。

　　在美国，政治凌驾科学的情况比英国更为糟糕。抗疫开始迄今，美国抗疫故事每天似乎是围绕着行政权力，即总统和科学家专家群体之间的矛盾而展开的。总统和国会围绕着如何应付美国的经济问题而有过互动和交锋，但并不是主线。

　　美国政治如何凌驾科学

　　政治凌驾科学在三个层面展开。首先是政治人物个人层面的政治。这里特朗普无疑是主角。特朗普为了其个人权力、选举等考量，不惜否定专家的科学建议。特朗普上任以来屡屡否定与其立场相违，甚至指正其错误的权威意见与实施，以扩张其个人权威。这次疫情中，特朗普把这种情况推到了极端。总统多次无视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DC)官员及其他专家基于科学的建议，淡化疫情，提出未经证实的疗法。

　　他甚至建议用注射消毒液的方法，来杀死人体内的冠状病毒。尽管他稍后否定，但美国已经有些老百姓按照总统的方法做了。总统个人的傲慢也导致了白宫的失守，一些工作人员确诊感染冠状病毒。总统个人在要不要戴口罩问题上浪费了很多时间，最终决定戴了，但总统本人还是经常不戴，连白宫工作人员也搞不清楚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的行为规则。

　　个人利益也表现在一些国会议员在疫情期间，利用内部消息而出让股票的事例中。

　　其次是利益集团层面的政治。这主要表现对经济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的争论，及其相关的政策之中。美国的很多保守派政治人物，无论在联邦层面还是州和地方层面，一直把经济置于生命之前，甚至公开主张为了经济可以不惜牺牲人民的生命。尽管这种争论不可避免，但经济重于生命的理念，的确影响着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地方政府的抗疫政策的有效性。

　　近来，尽管新冠确诊病例仍在上升，白宫表示，由于国家在抗疫上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由其领导的白宫抗疫工作小组会很快解散，改由各联邦部门协调抗疫。但美国的多个专家模型预测均显示，如果美国恢复正常活动重开经济，确诊和死亡数字将激增。各种民调也显示，过半美国人对解封仍感不安。面临批评，特朗普又改口，称抗疫小组工作出色，会无限期延续，但同时会把重点放在“安全和重开国家、疫苗、治疗”等方面。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CDC在4月制定了供地方官员决定如何按部就班恢复正常社会生活的系列具体建议，但遭白宫搁置，因为指引有违特朗普让各州自决解封的策略。白宫阻挠CDC的报告，变相将防疫举措实施转嫁给各州甚至企业本身。一些共和党掌控的州为保经济而急于重启经济，而民主党掌控的州继续抗疫。

　　其三，在国际层面，美国总统和高官都竭力想把新冠病毒扩散的责任推给中国。尽管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科学界共同体，对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处于研究阶段，但美国的政界和保守派媒体不断制造着种种有关新冠病毒的“理论”，如“中国起源论”“中国责任论”和“中国赔偿论”等等，试图把自己抗疫不力的责任推给中国。

　　共和党试图把“中国责任”作为特朗普保持总统职位的竞选议程。美国更想通过“五眼联盟”炮制推责中国的“病毒阴谋论”。美国过分的做法，甚至招致一些联盟成员也开始和美国保持距离。之前，在所谓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美国的盟友曾经听信美国，犯了大错。

　　尽管因为政治所驱，各国都出现了推责的言论，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有那么多的高官和国会议员，把那么多的精力放在推责给中国上。人们可以设想，如果这些官员和政治人物把精力投入到抗疫，可以拯救多少生命呢!

　　在西方国家中，德国无疑是抗疫的一个典范。德国新冠死亡率仅2%，远远低于意大利的13%和西班牙的10%。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但德国领导层能够在政治和科学之间达成平衡，无疑是关键因素。正如美国人把美国疫情的扩散归诸总统特朗普，德国人把德国抗疫的成功归于其总理默克尔的强有力领导。尽管在疫情早期，默克尔因在欧洲未能发挥足够有力的领导作用而受到批评，但德国采取的有效应对举措，受到广泛的赞誉。

　　作为科班出身的物理学家，她遵循科学建议，并虚心地从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中学习。美国拥有一些世界上最杰出以及最聪明的科学人才，但特朗普不仅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反而经常与科学家闹意见。默克尔则全然不同，她所依靠的德国国家科学院团队，不仅包括医学专家和经济学家，还包括行为心理学家、教育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宪法专家。

　　在任何国家，政治是客观存在的，也不可或缺。在民主国家，政治被视为是防止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或者其所代表的党派利益而去专权的有效途径。但如果政治凌驾了科学，就很难找到最有效的方法去挽救老百姓的生命。恢复经济活动也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如果社会停摆，经济垮了，就会产生其他更多的问题。

　　历史地看，随着企业的大量倒闭，失业人口大量上升，民众生计困难，大规模的社会恐慌不可避免;同时也会造成成千上万的人因吸毒、心脏病、抑郁症等跟经济受挫有关的问题而死亡。因此，恢复经济运转有其必要性。问题在于如何科学地逐步开放，而非根据意识形态来进行。

　　如何达成政治和科学之间的平衡?这是各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东亚社会在这方面的表现要远远优于西方社会。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原题《抗疫核心是政治与科学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