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美国一直都是非常爱国主义的一件事。小时候玩游戏，也是玩“打倒美国鬼子”，乃至于长大后读了些书，不免生出困惑：明明是日本鬼子欺负我们，都打到我老家那么偏远的地方来了，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怎么我们嘴里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鬼子”倒是“美国鬼子”呢?

　　事实上，帮助我们赶跑日本鬼子的还是这“美国鬼子”。那时节，我父亲才四岁，清楚记得美国飞机给村民空投食品罐头，父亲还吃过那罐头，“真的很好吃”。

　　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我国“爱国人士”的“头号骂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也正因此，国际社会所有的坏事，都会让人本能地归结为“美国的阴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货币战争》，按照这本书的说法，美国政客和大资本家绝对是这个星球上最丧心病狂的恶魔。他们通过货币控制，将全世界人民都驯化为他们的牛马，以便于对其奴役、控制、宰割。

　　对美国进行负面解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仅催生了大量的民间骂客，甚至还诞生了有教授、博士、专家头衔的“专业骂美人士”。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基本上就算是这个世界的“邪恶中心”。

　　按照他们提供的“好消息”：“邪恶中心”现在已经彻底沦落，并且行将就木。清华的胡鞍钢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就雄辩地论证“中国已经全方位超越美国”(纳闷的是当我国抗议美国将中国纳入“发达国家”名单时，怎么没人指斥胡鞍钢为美国“递上了刺刀”?)，金灿荣教授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不用多久，全世界将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另外一个叫外国。

　　美国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当然是非常多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这个世界“坏”与“恶”的根源。可惜以上国宝级“骂客”们完全不得要领，骂着骂着都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起来，给世人留下大笑柄，譬如经典的“带鱼”说，譬如局座关于伊拉克的“人民战争”说、海带能缠航母说，譬如胡鞍钢被批示的“放屁”，譬如胡编和坏球报的一再穿帮……

　　看各位“骂客”骂美国总不得其法，那真叫一个捉鸡啊!在全国网民如此迫切“与美国决战”的当下，老魏也不能不挺身而出，递几把“刺刀”给革命小将。

　　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坏”有三样：

　　第一、“保护坏人”的司法体制。

　　美国司法逻辑起点叫“无罪推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嫌疑人都被假定是无罪的，要起诉和判决他，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以坐实其罪行。譬如一个人被指控杀人，警方和检方就需要提供充分的并且唯一指向的人证、物证，这中间任何一个证据不完整，或者不排他，那就很难或者无法判其有罪。

　　相对“有罪推定”来说，这一理念自然可以大幅度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请注意，问题来了：

　　随着法律条款日益专业化和琐碎化，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和有能力去准确把握，更谈不上最大限度保护自身权益。这样一来，有钱人就可以聘请大牌律师，甚至聘请庞大的律师团，来为自己服务。而普通人和贫困者，虽然也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但专业能力显然无法与前者匹敌。

　　以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为例，常识和情理告诉人们：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他最终全身而退固然有检方证据链方面的缺陷，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强大的律师团所起的作用。换做一个穷人，或者经济条件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进行那么巨大的调查工程，去论证警方取证的瑕疵，去搜集办案人员“种族歧视”的言行。

　　辛普森案引发对于美国司法体系的普遍质疑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完全不怀疑美国司法的公正性，但其实践中却完全可能出现，并已实际大量出现，资本对于贫困者的碾压。更糟糕的是，这种碾压不是通过行贿受贿、威吓串供等非法方式获得，而是从光明正大的法律途径来完成的。

　　你总不能禁止人家有钱人请更多更好更有影响力的律师吧?

　　事实上，这样的“负面影响”也形成了全球性的传递。譬如我所在的长沙，就曾经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无罪推定”判决：监控显示，一男子与女友进入同一房间，随后男子携一巨大行李箱外逃，而女子就此失踪。男子被抓获后供认将藏有尸体的行李箱扔进了珠江。但随着律师团的深入介入，男子完全翻供，提供了一套仅仅存在理论可能的解释。与此同时，因为警方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发现DNA等生物指征的证据，男子最后被无罪释放。

　　从社会层面来说，这样的一种司法制度，极大地助长了金钱的压倒性优势，更可怕的是，这种优势完全是合法的，而且暂时也看不到补救措施的出现。

　　骂美国一直都是非常爱国主义的一件事。小时候玩游戏，也是玩“打倒美国鬼子”，乃至于长大后读了些书，不免生出困惑：明明是日本鬼子欺负我们，都打到我老家那么偏远的地方来了，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怎么我们嘴里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鬼子”倒是“美国鬼子”呢?

　　事实上，帮助我们赶跑日本鬼子的还是这“美国鬼子”。那时节，我父亲才四岁，清楚记得美国飞机给村民空投食品罐头，父亲还吃过那罐头，“真的很好吃”。

　　美国之所以长期成为我国“爱国人士”的“头号骂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也正因此，国际社会所有的坏事，都会让人本能地归结为“美国的阴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算是《货币战争》，按照这本书的说法，美国政客和大资本家绝对是这个星球上最丧心病狂的恶魔。他们通过货币控制，将全世界人民都驯化为他们的牛马，以便于对其奴役、控制、宰割。

　　对美国进行负面解读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不仅催生了大量的民间骂客，甚至还诞生了有教授、博士、专家头衔的“专业骂美人士”。按照他们的说法，美国基本上就算是这个世界的“邪恶中心”。

　　按照他们提供的“好消息”：“邪恶中心”现在已经彻底沦落，并且行将就木。清华的胡鞍钢教授早在十多年前就雄辩地论证“中国已经全方位超越美国”(纳闷的是当我国抗议美国将中国纳入“发达国家”名单时，怎么没人指斥胡鞍钢为美国“递上了刺刀”?)，金灿荣教授更是高屋建瓴地指出：不用多久，全世界将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另外一个叫外国。

　　美国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当然是非常多的，有些问题也确实是这个世界“坏”与“恶”的根源。可惜以上国宝级“骂客”们完全不得要领，骂着骂着都无法自圆其说甚至自相矛盾起来，给世人留下大笑柄，譬如经典的“带鱼”说，譬如局座关于伊拉克的“人民战争”说、海带能缠航母说，譬如胡鞍钢被批示的“放屁”，譬如胡编和坏球报的一再穿帮……

　　看各位“骂客”骂美国总不得其法，那真叫一个捉鸡啊!在全国网民如此迫切“与美国决战”的当下，老魏也不能不挺身而出，递几把“刺刀”给革命小将。

　　在我看来，美国真正的“坏”有三样：

　　第一、“保护坏人”的司法体制。

　　美国司法逻辑起点叫“无罪推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嫌疑人都被假定是无罪的，要起诉和判决他，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以坐实其罪行。譬如一个人被指控杀人，警方和检方就需要提供充分的并且唯一指向的人证、物证，这中间任何一个证据不完整，或者不排他，那就很难或者无法判其有罪。

　　相对“有罪推定”来说，这一理念自然可以大幅度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但是，请注意，问题来了：

　　随着法律条款日益专业化和琐碎化，绝大多数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有时间有精力和有能力去准确把握，更谈不上最大限度保护自身权益。这样一来，有钱人就可以聘请大牌律师，甚至聘请庞大的律师团，来为自己服务。而普通人和贫困者，虽然也可以获得免费的法律援助，但专业能力显然无法与前者匹敌。

　　以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为例，常识和情理告诉人们：辛普森就是杀人凶手。他最终全身而退固然有检方证据链方面的缺陷，但是也必须看到，其强大的律师团所起的作用。换做一个穷人，或者经济条件一般的人，根本不可能进行那么巨大的调查工程，去论证警方取证的瑕疵，去搜集办案人员“种族歧视”的言行。

　　辛普森案引发对于美国司法体系的普遍质疑

　　也就是说，即便我们完全不怀疑美国司法的公正性，但其实践中却完全可能出现，并已实际大量出现，资本对于贫困者的碾压。更糟糕的是，这种碾压不是通过行贿受贿、威吓串供等非法方式获得，而是从光明正大的法律途径来完成的。

　　你总不能禁止人家有钱人请更多更好更有影响力的律师吧?

　　事实上，这样的“负面影响”也形成了全球性的传递。譬如我所在的长沙，就曾经发生一起轰动一时的“无罪推定”判决：监控显示，一男子与女友进入同一房间，随后男子携一巨大行李箱外逃，而女子就此失踪。男子被抓获后供认将藏有尸体的行李箱扔进了珠江。但随着律师团的深入介入，男子完全翻供，提供了一套仅仅存在理论可能的解释。与此同时，因为警方没有找到尸体，也没有发现DNA等生物指征的证据，男子最后被无罪释放。

　　从社会层面来说，这样的一种司法制度，极大地助长了金钱的压倒性优势，更可怕的是，这种优势完全是合法的，而且暂时也看不到补救措施的出现。

　　第二、“民主”的迷思

　　民主到底好不好?当然好，但这种“好”是相对于“君主”专制而言的。君主专制是自上而下的一种政治统领模式，而民主是自下而上的。后者可以保证更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至于被寡头们所任意决断。

　　但是，“选票政治”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常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从来都是极少数乃至于极个别的，“民主政治”事实上将这部分人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

　　尤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泛民主化的倾向常常导致民粹主义的甚嚣尘上。处于权力位置上的人们，不得不一再迁就各种群体的特别要求，乃至于牺牲掉决策的科学性，甚至社会整体的公平性。而这种迁就反过来会进一步促成各种群体的抱团，刺激他们的非分要求。这些年来，德国、法国已经尝到了难民们不断高涨的政治诉求所带来的苦头。而旧金山的市长，不管本人性取向和对待同性恋的真实态度如何，都不得不带头参与同性恋者的游行示威。

　　选举制度带来恶果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刺激群体化的“变坏”;二是逼迫或者鼓励政治人物的“变蠢”。

　　关于“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总统有没有掌握日军偷袭的情报，历来有种种猜测。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有意“放纵”的结果，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国会的战争授权。我们只要逆推一下，就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答案：假如你是罗斯福，并且你事先知道了日军要来偷袭，你该怎么办?

　　美国加入反法西斯联盟，无论是从全球利益还是美国自身利益来说，显然都是及时的和非常正确的。但是，受制于民主程序的种种制约，哪怕总统及其决策班子再英明，都很难通过民意和国会这两关。此时日本的偷袭，恰好成为最好的引爆点，作为美国总统，难道你不想就汤下面?假如你事先布局，导致日军放弃偷袭，或者偷袭并无成效，那么全面参战计划肯定还要推迟不晓得多久。

　　眼睁睁看着日本来偷袭自己，还只能结结实实挨着，这就是美国式民主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是说，任何一项“大多数人同意”的决策，都不能不对短视和愚蠢进行妥协。

　　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会鼓励那些富有经济头脑和科研创新能力的人脱颖而出，但却只能接受政治生活中平庸和虚伪的人。大约也正因为“受够了标准化的政客”，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反而迎合了底层民意，出人意料地当选。但其所带来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粗鄙化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以民主自诩的国家，居然选出一个在任何事情上都宣称“没有人比我更懂”的总统，与某些“宇宙总司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美国人批评美国式民主

　　当前人类社会所形成的一个基本的共识是：“民主不是最好的，但却是最不坏的”。“最不坏的”显然是从消极层面来考察的，但放弃积极层面的探索，本身就陷入了“民主”的迷思。

　　即便放弃了世袭制度和成王败寇弱肉强食的丛林思维，人类仍不得不接受由平庸者乃至愚蠢者来领导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不能不说是当初的民主制度设想者所意想不到的。

　　第三、“政治正确”带来的失语状态

　　很多人都说美国是自由王国，但如果真正与美国人打交道，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忌讳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少，只是他们忌讳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已。

　　种族、肤色、信仰、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甚至身体状况比如肥胖或者特殊病症，都是需要慎之又慎的话题。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在美国也是无法实际做到的，常常要照顾到“政治正确”。

　　比如你说“男人比女人更懒”，这个没有问题，但如果你说“女人比男人更懒”，那你就有大麻烦了。女权主义组织绝对不会放过你。哪怕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撑你的观点，下场也会很惨。

　　有荷兰科学家研究说男人的平均智商比女人高4分。这样的研究成果是绝对不能在美国发布的，除非你准备承受无穷无尽的口诛笔伐，乃至于不怕官司缠身。

　　看看“DNA之父”、诺奖得主沃森的下场你就知道了。他仅仅说出了个人的研究与观察结论“黑人的智商与其他人种存在差异”，就沦为千夫所指，被开除出多个科学家协会，免除名誉校长、名誉教授头衔，甚至还被人威胁说要他交出诺奖奖牌。

　　这还是科学研究领域，按起码的常理，“科学无国界”，“科学无禁区”，但真正没有禁区的恰恰是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要求。一个人发表公共言论，不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旨归，而是首先照顾约定俗成的某种“天条”，这样的社会事实上也是一种病态。

　　由于“政治正确”的基本规则是对所谓“弱势群体”的忌讳，导致很多人，尤其是具有较大公共影响力的人，不敢公开发表真实的观点，转而在私下场合加倍地宣泄。结果不仅没有促进强弱双方的理解与和谐，反而加大了撕裂与对峙。

　　打个比方来说，譬如一个班级，各种各样的学生都有，但越是成绩好、有礼貌、守纪律的学生，大家越是可以随意批评，因为“能力意味着责任”。而吊儿郎当、懒懒散散、随地吐痰、打骂他人的学生，越不能批评，因为那样“涉嫌歧视”。

　　“政治正确”本意是为了照顾整体、顾全大局，但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成为封堵公众嘴巴的胶带。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反向的歧视，越是精英群体，越容易成为被攻击甚至被迫害的对象。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人物，受到侮辱性攻击基本上算是家常便饭，这种“大众的狂欢”其实也带有鲜明的群众运动性质。

　　最具影响力的《时代周刊》就是这样“妖魔化”总统的。这还不算最恶心的，最恶心的甚至直接就将川普化成一坨便便

　　美国确实有病，有的社会病甚至已经非常严重。其最坏的结果就是：远见卓识的人接受平庸昏聩的人指挥，诚实劳动的人为偷奸耍滑的人承担公共开支，蠢与坏受到公共舆论的包容，诚实而善意的人不得不更多地承受与退让……

　　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任何一种人类社会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就像人的身体不可能完美无缺。机体也需要与病毒、细菌共处，并且在博弈中升级免疫系统。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剖析别国“病”与“痛”的同时，也得允许别人剖析我们。庶几，则有病亦不足以太畏惧。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征求和听取了多位师长、文友、同学的意见和建议，其中包括多名访美学者，特此鸣谢。)

　　原题《美国真正的“坏”有三样，可惜你们一样都没骂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