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在哪里?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欧洲蔓延之初，各国各自抗疫，发生一些摩擦，欧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欧盟之所以反应迟缓，是因为各成员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灾难预警等级有严格的规定，不到一定程度，很难说服成员国及其民众接受强制措施”， 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张宁说，“随着疫情发展，欧盟在此次危机中的角色定位才逐渐清晰起来。”

　　作为瑞士日内瓦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日内瓦国际论坛委员会委员，张宁一直身处“欧洲中心”，仔细观察着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她回答了人们关心的诸多问题。

　　在张宁看来，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制度性危机，“人类对全球瘟疫的风险意识将会在下一轮的全球经济交往中打下烙印”，“建立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卫健风险防御系统、规范趋同的卫生标准，可能会成为疫后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欧盟一直是在危机中成长的”，张宁认为这次危机不会瓦解欧盟。她说，“欧盟没有被反复出现的危机和它本身固有的困难所削弱，它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和平的民族国家整合的成就之一。”

　　张宁认为，欧盟的形成和历史上的帝国不同，“这条路是靠不断协商、不断妥协、不断纠错来逐步实现的。欧盟的路很艰难，也很曲折，但值得追求。”

　　瑞士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

　　《财经》：截止4月10日，瑞士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超过2.4万。对于人口只有800多万的瑞士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瑞士的感染者为什么这么多?

　　张宁：瑞士国土面积小，瑞士人的周末多数在国外度过，经济文化跨国交往频繁，因此感染人口比例高。瑞士境内的首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是一位70岁老人，曾去过意大利米兰，两天后发现的6个病例也都去过意大利。可以说，瑞士境内的基本传播源来自意大利，而意大利是欧洲最早的疫情中心。因为瑞士联邦内的意大利语区与意大利接壤，那里与意大利的交往就如同上海与苏州一样频繁。

　　从2019年圣诞节到2020年2月17日，瑞士的学校都在放寒假，年轻人四处旅行，而冬季南欧温暖是全欧洲的旅游中心，尤其是意大利北部。这也部分解释了欧洲疫情的路线图以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为中心，而非以北欧、中欧与东欧为核心。另外，瑞士检测普及率高，也是感染人数多的原因之一。

　　《财经》：如此高的人口感染比例，是否引起了瑞士社会的恐慌?

　　张宁：瑞士是个中立国，在大国间求生存，民众危机意识高，老一代的瑞士人家中都有几个月的食品储备以防万一。3月13日联邦政府决定学校停课、禁止100人以上聚集等防控措施后，曾经出现过囤积酒精、肥皂、消毒水、罐头食品等物，超市存货暂时性供不应求的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基本没有恐慌的迹象。因为瑞士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政府决策和信息公布也高度透明。

　　比如，在公布新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治疗后出院人数 (而非治愈人数) 的数据之前告知民众，因为没有实施普遍检测，这个数据只是根据各个邦报的已检测数据。在提供卫生系统饱和度、医院重症监护能力、医护人员感染情况时，给出医护人员感染数据，但明确告知缺乏看护人员的感染数据。透明的信息是安抚人心的最佳方式。

　　《财经》：瑞士是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如此众多的病例是否导致医疗资源不足?

　　张宁：瑞士没有出现医疗挤兑，现在医院还有条件接待法国重患者。虽然瑞士感染人口多，但死亡率不高，而且97%的死者患有至少一种基础性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患者。瑞士医疗条件好，人口不密集，社会隔离并不困难。瑞士人普遍对自己国家的医疗体系、科研体系充满自信。这也是瑞士没有发生社会恐慌的重要原因。

　　欧盟是否发挥了应有作用?

　　《财经》：除了瑞士，欧盟的其他成员国也都没有幸免，几个核心成员国都处在疫情的中心。在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中，欧盟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张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由27个国家(英国退出)组成的经济政治联盟。政治上，所有成员国均为民主国家;经济上,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军事上,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成员国通过条约的方式，将部分国家职能委托或转交这个共同体来行使。

　　在公共卫生方面，欧洲立法很明确：原则上该领域属于会员国的政府权限。因此，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卫健、疾病保险、甚至疫苗接种方面建立自己的标准，欧盟只负责建立卫健“协调”机制。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FEU)第168条规定，欧盟在卫健方面“鼓励合作”和“补充国家政策”，但是不能替代它。因此，自从新冠病毒流行以来，成员国发挥国家主权，各自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遏制危机。各国的医疗投资、卫生保险系统、人口结构、文化习惯等差异，都在防疫采取的不同措施中显现出来。

　　《财经》：欧盟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协调作用?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欧盟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让意大利亲欧派感到心寒，后者越来越觉得正在被抛弃。

　　张宁：直到疫情暴发前，欧盟深陷英国脱欧后的震荡之中，主要精力用在与英国谈判及重整欧盟建设事务上。因此疫情开始时，欧盟的注意力不在疫情上，加上对此疫情的认知不足，整个2月份欧联在处理这一危机中基本是缺席的。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申请欧盟应急紧急机制和基金资助长达数周之久，却没有获得及时回应的原因。直到意大利抱怨被抛弃，欧盟才加大了援助力度，包括财政援助和设备。

　　欧盟之所以反应迟缓，是因为各成员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灾难预警等级有严格的规定，不到一定程度，很难说服成员国及其民众接受强制措施。事实上，随着疫情发展，欧盟在此次危机中的角色定位才逐渐清晰起来。欧盟真正开始启动应急机制是在3月6号，比世卫组织宣布欧洲成为第二个疫情中心早1周。欧盟的应对措施包括政策协调、财政预算松动、资金援助、疫情信息整合、内部市场协调、经济应急机制启动等。

　　《财经》：在您看来，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欧盟的什么问题?

　　张宁：仍然是欧盟内部各国协调不易的老问题。因为成员国大小、贫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很难快速达成一致。在制度层面上，欧盟采取跨国和政府间的制度性结构，包括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法院。如此结构既是欧盟富有创造性的优点，也是其劣势。纷繁复杂的机构必然增加运行成本。

　　在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中，各国对卫健的投资占比不同、医疗资源与科研能力不同、卫健制度差距也很大，再加上各国危机程度不同，难以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例如，在3月26日的欧洲理事会上，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经济复苏的最佳解决方案上就产生了分歧。

　　全球民粹主义暂时挫败

　　《财经》：由于新冠病毒蔓延，目前全球化已经停摆。这是否会增强近年来的逆全球化，甚至终结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您怎么评论这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

　　张宁：继大规模的民粹主义、主权主义在世界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后，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又是一次全球性制度性危机，它以病毒传染的形式将这一波的经济全球化瘟疫化。很多人都看到了全球化的断裂与终结。但是，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不会就此终结，它会换一种方式再出发。

　　以利益诉求为特征的失调性全球化告一段落，人类对全球瘟疫的风险意识将会在下一轮不可逆的全球经济交往中打下烙印。而且此次瘟疫的惨痛教训，为全人类在面对地球变暖造成的生存环境的失衡可能引发的更不可控的灾难来临之前提了个醒。建立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卫健风险防御系统、规范趋同的卫生标准，可能会成为疫后一段时间的主旋律。欧盟会在环保、卫健议题上继续发挥作用。

　　《财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兴起。这次瘟疫之后，欧洲会不会被泛滥成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彻底挟持呢?

　　张宁：不会，因为疫情在欧洲的传染突出并强化了国家与政府的职能，意外回应了2008年以来欧洲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个共同诉求，即要求国家照顾本国弱小。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为了国民生命健康安全，都不惜采取二战以来最极端的措施，不惜让经济部分或全面停摆，全力以赴拯救生命，使民粹主义暂时挫败。

　　法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疫情蔓延初期，备受“黄马甲运动”与退休金改革方案困扰的马克龙政府，应对疫情时的各种善意与回应不断遭到民粹主义者的大肆攻击。但是法国政府之后迎头赶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活力。马克龙总统动员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资源，以防止普通民众和企业遭受重创。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超过70%的人对极端主义政治家、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持负面看法。法国政治学家劳伦斯·莫雷尔(Laurence Morel)最近撰文称，这次危机“使民粹主义一下子看起来就像一场黑色闹剧”。

　　欧盟在哪里?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在欧洲蔓延之初，各国各自抗疫，发生一些摩擦，欧盟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欧盟之所以反应迟缓，是因为各成员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灾难预警等级有严格的规定，不到一定程度，很难说服成员国及其民众接受强制措施”， 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张宁说，“随着疫情发展，欧盟在此次危机中的角色定位才逐渐清晰起来。”

　　作为瑞士日内瓦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日内瓦国际论坛委员会委员，张宁一直身处“欧洲中心”，仔细观察着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对欧洲的冲击。在接受《财经》专访时，她回答了人们关心的诸多问题。

　　在张宁看来，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制度性危机，“人类对全球瘟疫的风险意识将会在下一轮的全球经济交往中打下烙印”，“建立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卫健风险防御系统、规范趋同的卫生标准，可能会成为疫后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欧盟一直是在危机中成长的”，张宁认为这次危机不会瓦解欧盟。她说，“欧盟没有被反复出现的危机和它本身固有的困难所削弱，它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和平的民族国家整合的成就之一。”

　　张宁认为，欧盟的形成和历史上的帝国不同，“这条路是靠不断协商、不断妥协、不断纠错来逐步实现的。欧盟的路很艰难，也很曲折，但值得追求。”

　　瑞士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

　　《财经》：截止4月10日，瑞士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超过2.4万。对于人口只有800多万的瑞士来说，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瑞士的感染者为什么这么多?

　　张宁：瑞士国土面积小，瑞士人的周末多数在国外度过，经济文化跨国交往频繁，因此感染人口比例高。瑞士境内的首个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是一位70岁老人，曾去过意大利米兰，两天后发现的6个病例也都去过意大利。可以说，瑞士境内的基本传播源来自意大利，而意大利是欧洲最早的疫情中心。因为瑞士联邦内的意大利语区与意大利接壤，那里与意大利的交往就如同上海与苏州一样频繁。

　　从2019年圣诞节到2020年2月17日，瑞士的学校都在放寒假，年轻人四处旅行，而冬季南欧温暖是全欧洲的旅游中心，尤其是意大利北部。这也部分解释了欧洲疫情的路线图以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为中心，而非以北欧、中欧与东欧为核心。另外，瑞士检测普及率高，也是感染人数多的原因之一。

　　《财经》：如此高的人口感染比例，是否引起了瑞士社会的恐慌?

　　张宁：瑞士是个中立国，在大国间求生存，民众危机意识高，老一代的瑞士人家中都有几个月的食品储备以防万一。3月13日联邦政府决定学校停课、禁止100人以上聚集等防控措施后，曾经出现过囤积酒精、肥皂、消毒水、罐头食品等物，超市存货暂时性供不应求的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整个社会基本没有恐慌的迹象。因为瑞士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政府决策和信息公布也高度透明。

　　比如，在公布新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治疗后出院人数 (而非治愈人数) 的数据之前告知民众，因为没有实施普遍检测，这个数据只是根据各个邦报的已检测数据。在提供卫生系统饱和度、医院重症监护能力、医护人员感染情况时，给出医护人员感染数据，但明确告知缺乏看护人员的感染数据。透明的信息是安抚人心的最佳方式。

　　《财经》：瑞士是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如此众多的病例是否导致医疗资源不足?

　　张宁：瑞士没有出现医疗挤兑，现在医院还有条件接待法国重患者。虽然瑞士感染人口多，但死亡率不高，而且97%的死者患有至少一种基础性疾病，尤其是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患者。瑞士医疗条件好，人口不密集，社会隔离并不困难。瑞士人普遍对自己国家的医疗体系、科研体系充满自信。这也是瑞士没有发生社会恐慌的重要原因。

　　欧盟是否发挥了应有作用?

　　《财经》：除了瑞士，欧盟的其他成员国也都没有幸免，几个核心成员国都处在疫情的中心。在应对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中，欧盟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张宁：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由27个国家(英国退出)组成的经济政治联盟。政治上，所有成员国均为民主国家;经济上,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实体;军事上,绝大多数欧盟成员国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成员国通过条约的方式，将部分国家职能委托或转交这个共同体来行使。

　　在公共卫生方面，欧洲立法很明确：原则上该领域属于会员国的政府权限。因此，每个国家都可以在卫健、疾病保险、甚至疫苗接种方面建立自己的标准，欧盟只负责建立卫健“协调”机制。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FEU)第168条规定，欧盟在卫健方面“鼓励合作”和“补充国家政策”，但是不能替代它。因此，自从新冠病毒流行以来，成员国发挥国家主权，各自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遏制危机。各国的医疗投资、卫生保险系统、人口结构、文化习惯等差异，都在防疫采取的不同措施中显现出来。

　　《财经》：欧盟是否发挥了应有的协调作用?英国《金融时报》曾报道说，欧盟在疫情期间的表现让意大利亲欧派感到心寒，后者越来越觉得正在被抛弃。

　　张宁：直到疫情暴发前，欧盟深陷英国脱欧后的震荡之中，主要精力用在与英国谈判及重整欧盟建设事务上。因此疫情开始时，欧盟的注意力不在疫情上，加上对此疫情的认知不足，整个2月份欧联在处理这一危机中基本是缺席的。这也是为什么意大利申请欧盟应急紧急机制和基金资助长达数周之久，却没有获得及时回应的原因。直到意大利抱怨被抛弃，欧盟才加大了援助力度，包括财政援助和设备。

　　欧盟之所以反应迟缓，是因为各成员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灾难预警等级有严格的规定，不到一定程度，很难说服成员国及其民众接受强制措施。事实上，随着疫情发展，欧盟在此次危机中的角色定位才逐渐清晰起来。欧盟真正开始启动应急机制是在3月6号，比世卫组织宣布欧洲成为第二个疫情中心早1周。欧盟的应对措施包括政策协调、财政预算松动、资金援助、疫情信息整合、内部市场协调、经济应急机制启动等。

　　《财经》：在您看来，这次公共卫生危机暴露了欧盟的什么问题?

　　张宁：仍然是欧盟内部各国协调不易的老问题。因为成员国大小、贫富、政治文化传统不同，很难快速达成一致。在制度层面上，欧盟采取跨国和政府间的制度性结构，包括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欧洲理事会和欧洲法院。如此结构既是欧盟富有创造性的优点，也是其劣势。纷繁复杂的机构必然增加运行成本。

　　在这次公共卫生危机中，各国对卫健的投资占比不同、医疗资源与科研能力不同、卫健制度差距也很大，再加上各国危机程度不同，难以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例如，在3月26日的欧洲理事会上，欧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经济复苏的最佳解决方案上就产生了分歧。

　　全球民粹主义暂时挫败

　　《财经》：由于新冠病毒蔓延，目前全球化已经停摆。这是否会增强近年来的逆全球化，甚至终结1990年以来的这一轮全球化?您怎么评论这次疫情对世界的影响?

　　张宁：继大规模的民粹主义、主权主义在世界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后，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又是一次全球性制度性危机，它以病毒传染的形式将这一波的经济全球化瘟疫化。很多人都看到了全球化的断裂与终结。但是，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不会就此终结，它会换一种方式再出发。

　　以利益诉求为特征的失调性全球化告一段落，人类对全球瘟疫的风险意识将会在下一轮不可逆的全球经济交往中打下烙印。而且此次瘟疫的惨痛教训，为全人类在面对地球变暖造成的生存环境的失衡可能引发的更不可控的灾难来临之前提了个醒。建立国家、区域乃至全球卫健风险防御系统、规范趋同的卫生标准，可能会成为疫后一段时间的主旋律。欧盟会在环保、卫健议题上继续发挥作用。

　　《财经》：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在世界兴起。这次瘟疫之后，欧洲会不会被泛滥成灾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彻底挟持呢?

　　张宁：不会，因为疫情在欧洲的传染突出并强化了国家与政府的职能，意外回应了2008年以来欧洲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一个共同诉求，即要求国家照顾本国弱小。此次危机中，各国政府为了国民生命健康安全，都不惜采取二战以来最极端的措施，不惜让经济部分或全面停摆，全力以赴拯救生命，使民粹主义暂时挫败。

　　法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疫情蔓延初期，备受“黄马甲运动”与退休金改革方案困扰的马克龙政府，应对疫情时的各种善意与回应不断遭到民粹主义者的大肆攻击。但是法国政府之后迎头赶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创造力和活力。马克龙总统动员了前所未有的国家资源，以防止普通民众和企业遭受重创。最近的一项民意测验发现，超过70%的人对极端主义政治家、国民阵线领导人勒庞持负面看法。法国政治学家劳伦斯·莫雷尔(Laurence Morel)最近撰文称，这次危机“使民粹主义一下子看起来就像一场黑色闹剧”。

　　《财经》：如果危机持续下去，谁能够保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不会卷土重来?禁足时间越长，暴露出来的可被民粹主义利用的社会情绪就越多。

　　张宁：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是否重回欧洲大陆? 答案是肯定的。但以什么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危机持续的时间长度以及该流行病的破坏程度。好消息是，意大利与西班牙最近开始出现新增病例与死亡病例平稳下行拐点，部分地区开始考虑小心解禁。几乎所有欧洲重灾区在实施禁足令后，病例增加速度都在下降。未来可以审慎乐观。

　　在这一轮的全球化中，欧洲将产业外移，造成本国失业人口增加，是各富裕国家民粹主义的来源之一，它也同时使许多国家丧失了基本应急物资生产的能力，形成高度依赖进口的局面，因此，合理重建欧洲产业的问题，已经被疫情推到台面。而这个调整恰好能够回应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部分诉求。例如，马可龙总统承诺，危机后的法国将通过从中国和其他地方撤回医疗和其他制造业来“重建我们的国家主权”，因为他在此次危机中发现法国基本丧失了防御性物资生产的能力，所以才提到“重建国家主权”的议题。

　　欧盟不会因疫情而解体

　　《财经》：有人预言，这次公共卫生危机给欧洲各国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而欧盟应对不力，将导致欧盟的分裂。

　　张宁：我不同意，欧盟一直是在危机中成长的。追溯源头，上世纪中叶之所以产生欧洲统一思想，就是为了将欧洲从两次世界大战的集体自杀中解救出来，避免欧洲境内民族国家的恶性竞争，唾弃强权逻辑，确保欧洲大陆的稳定与和平。在冷战的背景下，欧洲建设主要是在西欧国家之间，以经济合作为动力，为了形成共同利益以削弱各自为己的民族主义，同时制衡苏联。面对各国利益的不平衡，西欧各国在互相妥协和让步中完成了共同体建设。

　　随着1990年苏联阵营的崩塌，尤其是两德的统一更加强了建立以民主宪政为政治基础的大欧洲的可行性。欧洲联盟建设由此进入黄金时期。法国总统密特朗与德国总理科尔共同推动的欧洲建设，旨在实现欧洲的和平统一后,建立以追求共同繁荣与团结为目标的大欧洲。这个方案在当时内容包括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和解,建立以欧元为结构要素的欧洲统一市场。

　　《财经》：在欧洲联盟建设进入黄金时期的同时，全球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轮全球化是以“历史终结论”为主导的乐观情绪引领的。

　　张宁：其实，欧洲建设就是新阶段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93年11月1日，欧盟正式成立，欧洲统一建设的步伐加快。通过十余年的努力，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富裕和自由的欧洲出现了。在欧洲大陆内不再服从力量对比的竞争逻辑，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超越传统民族国家的理念，开始进入欧洲人的哲学、历史、政治与日常生活领域。因此，2002年欧盟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全球化与外部世界的变化，欧盟建设又进入危机期。欧盟先后经历了三次危机：2009的欧债危机，就是在欧洲部分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2015的欧洲难民危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欧共体决定的各成员国分担安置难民的政策，受到各国舆论与政府的反对;2016的英国脱欧，利益冲突和疑欧派带来的认同削弱，导致脱欧在英国公投中成为现实。

　　《财经》：现在这场公共卫生危机，其实是欧盟面临的第四次危机。

　　张宁：即使在这次危机的冲击下，欧盟也不会轻易瓦解。首先，欧盟有一个共同的基石，即共同货币与共同市场。而瓦解欧元与解散欧元区成本更高、代价更大，也并不现实，欧洲共同市场能确保欧洲的相对稳定与安全。各国都是从中受益的，分歧多在受益多寡的问题上。

　　其次，由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版图重组，使得不同区域的政治、文化、宗教与生活方式的认同差异越来越凸显。源自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法则为欧洲提供了民主价值观的基础，犹太基督教文化成为欧洲认同的道德和伦理基础，还有启蒙时代发展出的现代科学文明，这些要素共同构成“欧洲生活方式”。在全球抗疫中，“欧洲生活方式”的价值也凸显出来。

　　《财经》：尽管欧盟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有差异，但是和中国、美国、伊朗比起来，欧盟各国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呈现出共同性。

　　张宁：欧洲建设是随着这一轮全球化一起展开的，期间也因它屡遭挫折，但也得到了一步步的加强。“美国第一”、“中国模式”都不是欧洲人的选项，这是由地缘、资源、生活模式、人口规模与结构决定的。我看中欧洲在“二战”后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创造力，也相信欧洲人能找到自己应对的方式。疫后的欧洲会加强卫生防御的共同建设，重新安排基础产业配置，更合理的调节欧洲内部市场，并在合作中推动更为趋同的国际卫健标准。这些都将加强欧盟各国的向心力，而不是让欧盟走向瓦解。

　　欧洲议会议员拉什洛·特洛桑尼(László Trócsányi)教授最近发表文章说，现在欧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推广“欧洲生活方式”。他指出，欧洲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非常重要，“不仅可以促进欧洲的共同认同，而且可以促进更有效的、协商合作的、统一的欧洲的出现”。

　　欧洲的危机也是全球的危机

　　《财经》：在全球化快速推进、欧盟成效显著的背景下，一度出现了“后国家理论”。但是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重新凸显了国家的重要性，国际政治中可能再次强调国家主权、边界。

　　张宁：“后国家理论”并没有统一的共识，至少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派认为，市场力量将会最终使得民族国家终结;第二派认为，全球化对于民族国家不会造成重大改变，民族国家仍然能够存续;第三派则采取折衷的意见，主张虽然全球化及跨国资本主义对于国家主权进行挑战，但是民族国家仍然能够主动地进行回应，并找到生存之道。这次公共卫生危机可能会刺激后民族国家理论的争论。

　　这次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一方面凸显了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凸显了国家之间合作的重要性。即时一个国家完全没有了感染者，病毒也可能由其他国家输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这就更需要跨区域、跨国家、合作。因此，尽管国际政治中可能再次强调国家主权、边界，但是后民族国家的实践不会中断。

　　《财经》：作为后国家的实践，欧盟曾经是冷战结束后最具有理想、最让人憧憬的社会共同体愿景，随之这次危机导致的“失调性全球化”的告终，这种远景会不会也暗淡下去?

　　张宁：欧洲的共同体建设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密不可分。全球化过程中，民族国家因失去对资本的监督能力、对财富的再分配角色及对信息的控制而被削弱。同时由于非政府国际组织的日益繁殖，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也受到打击。当民族国家的规模不足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世界各国开始寻求区域整合以应对挑战。于是欧盟应运而生。

　　欧盟是后民族国家的新模式，它超越了国家间传统的合作方式，成员国将其部分职能授予了共同体，联盟与成员国还分享着其他权力。即使欧盟具有很多的政府职能，原有的民族国家认同也还是受到尊重的。欧盟的成功具有竞争力,因为它既保留了民族国家，又重组了其力量。通过民主的整合过程，使民族国家通过民主协商形成与传统联邦不同的联盟，培养了其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新兴软实力。

　　《财经》：这是欧盟的优势所在。英国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说，欧盟成员国集体行动的力量，远远超过它们作为单个国家的力量。他把这称为“主权+”(sovereignty plus)。

　　张宁：欧盟作为冷战后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区域整合形式，为全球区域整合提供了一种范式。这是世界发展的一个趋势。这一次公共卫生危机给这个实践中的理想带来冲击与挑战。毋宁说，欧洲的危机也是我们共同的危机。但是，欧盟不会被反复出现的危机和它本身固有的困难所削弱，它依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和平的民族国家整合的成就之一。

　　欧洲认同的建设是靠民主协商，建立共同法制基础来逐渐实现的，跟武力统一各国的秦制完全不同，也跟殖民帝国不同，这条路是靠不断协商、不断妥协、不断纠错来逐步实现的。欧盟的路很艰难，也很曲折，但值得追求。

　　《财经》：经此大疫，对于人类的未来有许多悲观预言。您是一个乐观者，还是一个悲观者?您对于未来欧洲有什么期待?

　　张宁：我对人类的愚昧无知、偏狭、非理性、相互仇恨十分悲观，病毒与瘟疫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贫富，不分知识高低，也不管你说英语、汉语还是法语。如果在疫情之后，我们还希望在地球上共处，我们共同的疫情将是人类自身的这些缺陷。我们永远生活在悲观与乐观之中，我为李文亮流过眼泪，也为意大利的棺材、神职人员为死者做临终祈祷所体现的对人的关怀热泪不止，我们每个人都在抗疫的这三个月里目睹了很多令人悲观的东西，也看到很多平时见不到的令人心动的场面。

　　在世界区域整合的现有模式中，不断发现与探索，为人类寻找更好的出路，是我们共同的希冀。前面提到的法国政治学家劳伦斯·莫雷尔说：“团结、友爱、理性主义、能力、信念、公民价值观和伸出援手——这些价值观在意大利冠状病毒危机爆发之初就出现了”。我期望，这样的价值观能够在欧洲保持下去，弘扬光大，欧盟继续为人类探索永久和平与持久繁荣的光荣道路。

 　　原题《专访日内瓦大学教授张宁：这场疫情会动摇欧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