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审议宪法修正案的最后时刻，国家杜马副主席、苏联时期首位女宇航员特列什科娃提出了两个关于修改总统任期的关键倡议，让俄罗斯政治的宪法时钟被重新校正。

　　一个半时后，普京亲自到场阐明立场，反对取消总统任期，但不反对原总统任期“清零”，这意味着普京获得了2024年再次参选、有可能留任至2036年的可能。

　　从万众预期的退而不休到近乎永不退休，这种大转折似乎并未让普京的支持者们感到有任何不妥。从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以及全俄85个联邦主体的地方议会出现的绝对多数支持结果来看，普京四年后继续连任的最大阻力只会是普京本人。

　　3月16日，俄罗斯宪法法院迅速做出了宪法修正案不违宪的裁决。据此，普京完全可以在“清零”已有总统任期情况下合法地角逐克里姆林宫大位。

　　俄罗斯国内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普京本人做出了180度的大转变。其核心依据是，普京长年专注于国际事务，基本上将国内政治板块交由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的亲信打理，根据技术官僚的专业建议治国。

　　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专家认为，从苏尔科夫到沃洛金再到现在的基里延科，三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都获得过绝对授权，这曾是最主流的决策模式。而普京此次深度介入的关键原因，在于他误判了国内民意。基里延科等人在表演政治的驱动下，根本不敢告诉普京真相。

　　在笔者看来，或许普京前后立场有所微调，但决定性因素仍在于对“2024问题”的判断。当普京在2018年5月携带着克里米亚“重归”俄罗斯版图的高光再一次入主克里姆林宫时，政权交接的“2024问题”就已经是他本人和执政团队无法回避的必答题。因此，一种合理的推定可能是，普京之所以在此时以这种方式大修宪法并预留了可能长期执政至2036年的空间，本意是防止过早进入西方选举政治中常见的“跛脚鸭”总统阶段。

　　“一切为了2024”的修宪逻辑

　　1月15日，普京打破惯例，提前发布国情咨文，并首次倡议对1993年宪法进行全面修订，以调整俄罗斯强总统、弱政府和弱议会之间的失衡关系。外界普遍认为，这位事实上已经执政20年的俄罗斯最高领导人正在为2024年卸任总统铺平道路，“后普京时代”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但此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形势却发生了根本逆转。现在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议题则变成：普京会不会真的按照新宪法赋予的任期“清零”规则，一直在俄罗斯总统位置上任职到2036年。

　　此前的20年内，除了一些因联邦主体名称变更而对俄罗斯宪法进行小的调整外，普京一直避免重大的宪法改革。为此，2008年他和梅德韦杰夫上演了“王车易位”的政治大剧，不惜转任总理，直至2012年重返克林姆林宫。就连总统任期从四年改为六年，也是由梅德韦杰夫提出建议并经议会批准。在此意义上，普京更像是一个俄罗斯法律精神的坚定捍卫者。

　　此番修宪，而且是大幅改革叶利钦时期确定的根本大法，显然有重大政治考量。当普京在距离本轮总统任期结束还有四年多的节点上提出时，尤其是当他特别强调限制总统任期、提升政府和议会权力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普京已经决定全身而退，在“没有普京的普京主义”的权力框架下继续对俄罗斯政治施加影响。

　　正常来说，距离2024年的下一轮总统竞选周期还有很长时间，加之拥有“普京就是俄罗斯”的特殊地位，普京完全可以像当初提拔他的叶利钦那样慢慢布局。至少从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历史看，权力交接的命题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见分晓，没有提前几年就格局明朗的先例。

　　普京的提议出乎俄罗斯内外几乎所有人的意料，短短数周时间内就引发了无数关于普京第二个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的新岗位的想象：如果宪法修正案通过，普京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可能再次竞选总统?在离而不休的情境成为大概率事件的情况下，普京有没有偏好的模式?俄罗斯在此情况下是陷入新的僵滞，还是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新总理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新总统?当总统权限缩小，政府和议会权力增大的时候，超级总统制还是那个超级总统制吗?俄罗斯政府、议会上下两院获得的新权限会实质性地改变俄罗斯政治生态吗……

　　一个合乎逻辑的认知是，普京修宪可能不会改变其2024年后继续作为俄罗斯“压舱石”的功能，但俄罗斯政治本身确有可能由此掀开新的篇章。在某种程度上，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一直处于过渡时期的特殊状态中，迄今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宪政秩序。

　　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采用了近似于军政的激进切割方式，但本该完成的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双重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在千禧年之交转移到临危受命的普京身上。

　　随后的20年里，普京用拨乱反正的方式赢得了国内民心，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一系列超稳定训政制度确保了俄罗斯的基本发展方向。普京及其核心团队都很清楚，普京之后再无普京是一个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回到宪法框架内，确保一个稳定可期、萧规曹随、可持续发展的俄罗斯，同样是大势所趋。

　　稳定再一次压倒一切

　　一般而言，在任期限制不变的情况下，越接近2024年，普京的政治统治力就有可能越虚弱。一方面，其侧近人士可能会因为即将进行的权力交接而不断分化重组，执政精英的过度竞争甚至是分裂可能难以避免;另一方面，普京身上所聚集的政治光环将逐步被转移到潜在的接班人身上，加速二元权力结构的生成。

　　在“2024问题”必然贯穿普京第四个总统周期的情况下，保持体制的稳定性和随后的自然延续也就格外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尽可能减少新旧转换带来的局部动荡，重新分配普京体制内部的资源和红利，最大限度地扩展“普京主义”的支持者群体，自然而然成为最大的政治。普京选择现阶段保留2024年再度竞选的足够空间，大概是避免执政集团内耗的最佳选择。

　　在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内外环境整体不佳的情况下，这也是维持和巩固普京长期执政正当性的理性决断。2014年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半岛所产生的光环效应正在渐渐消褪，2018年养老金改革不受欢迎后，俄罗斯民众反对率大幅上升。因此，在政治和经济形势尚有可为之处时采取行动很有必要。一旦民意出现大幅波折，再完美的权力更替计划可能也会遇到麻烦。对俄罗斯政治而言，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在变革和稳定之间选择了后者，延续和秩序再一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样来看，一切问题都变得更简单了。不管普京的最终计划是什么，包括潜在的继任者名单和平行的超级总统结构在内，所谓的“2024问题”已经不再那么紧迫。无论普京在2024年选择什么，他都可以至少在此之前保持主角光环。

　　普京此次的大修宪行动至此都是特别成功的，而且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还将继续着这种连战连捷的态势。3月14日，普京已经签署了宪法修正案并将其发送给宪法法院，由后者在一周内给予是否违宪的定论。1998年，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曾经要求宪法法院将他在苏联尚未解体前竞选俄罗斯总统的任期归零，使其可以在2000年连选连任，但遭到了拒绝。如果当时是相反的结果，可能后续的很多故事都要重写了。但历史没有假设，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至于4月22日的全民投票，按照一条普京独创的规则，即以简单多数通过即可而没有投票率要求，这反而成了修宪最容易的一环。更何况，这份包括近400项修正案、总篇幅达68页的宪法改革方案，本就是一份贴着“民意不可违”标签的政治杰作。对经济权利的强调和补充，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异性婚姻、对上帝的信仰等等，都给整体趋于保守的俄罗斯送上了定心丸。

　　这样一来，普京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主要目标，也让反对派失去了主动权。一方面，本就一团散沙的反普京力量很难动员人民投票反对一部充满社会关怀的宪法。据独立民调机构莱瓦达中心专家沃尔科夫的评估，只有约2%的人口准备上街。另一方面，从启动宪法改革讨论到议会上下两院和地方议会审议通过修正案，整个政治进程始终以超高速运行，反对派用来反对的时间极其有限。而新冠疫情的暴发也让普京政府可以合法合理地限制大规模政治动员，对于4月22日即将举行的关于批准宪法修改的全民投票，反对派无所作为是大概率事件。

　　新的宪法修正案中，超级总统制依然是俄罗斯的国本所在，并且宪法改革最终赋予了未来的俄罗斯新总统事实上更大的总统权力。

　　最为关键的是，国家杜马看似获得了总理任命权，但新宪法强调总理应直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负责，履行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任务。这样一来，总统看似让渡了部分权力给议会和政府，但一个以总统为核心的依附性权力结构同样获得了强化。  

　　“长久的普京之国”究竟是多久

　　一切似乎表明，和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相比，普京就是俄罗斯最大的确定性。而这位政治强人在2024年根据新宪法再出发已经板上钉钉。实际上，修宪只能说提供了普京长期执政至2036年的法理空间，合法性的获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政治议程。

　　笔者倾向于认为，对于普京会不会第五次入主克里姆林宫这样的大问题，现在根本没有明确的答案，可能连普京本人都不知道。今年2月，普京的支持率曾一度跌至29%的历史低点。相比之下，即使在2018年抗议提高养老金年龄的高峰期，普京的支持率也没有低于35%。

　　目前看，未来四年普京是否能重现类似于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那样的高光时刻，并从高涨的民意支持中获取充足的连任正当性，直接关乎到普京的最终决定。

　　有消息显示，普京在最后时刻对特列什科娃提出任期“清零”提案的默许，似乎和2011年决定重返克里姆林宫的逻辑类似。据俄罗斯重要的政治家尤马舍夫和另外一名媒体人齐加尔的不同叙述，当时普京的决定是基于利比亚冲突期间对梅德韦杰夫在动荡时期领导俄罗斯缺乏信心。

　　这一次，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则毫不讳言地指出，普京的决定反映了“世界上的极度动荡”，“在这些困难时期，权力的稳定、坚定和一致具有巨大的意义”。如今，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权力转移三种进程同步加速并相互叠加，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格局日益受到巨大冲击，并导致大国局部冲突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身上的光环或许可以继续让总体实力趋于下降的俄罗斯获得超出其国力的影响力。

　　2019年2月11日，时任总统助理、长期身为普京侧近人士且一向被视为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操盘手的苏尔科夫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引人瞩目的一篇文章，题目为《长久的普京之国》，就此拉开了关于普京去留的“2024问题”大讨论的序幕。自此之后，俄罗斯在普京第四个总统任期结束后将走什么样的道路，便成为了热门议题。

　　今年1月，苏尔科夫预想中的“没有普京的普京主义”时刻似乎已经初露端倪。然而，正如普京本人总是做出令外界难以预测的决定一样，这一次，几乎全世界都是看到了故事的开头，没有猜到故事的过程。而很多人自以为猜到的故事结局，可能还存在诸多变数。而长久的普京之国到底有多长久，还需要经受历史和时间的重重考验。

 　　3月10日，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审议宪法修正案的最后时刻，国家杜马副主席、苏联时期首位女宇航员特列什科娃提出了两个关于修改总统任期的关键倡议，让俄罗斯政治的宪法时钟被重新校正。

　　一个半时后，普京亲自到场阐明立场，反对取消总统任期，但不反对原总统任期“清零”，这意味着普京获得了2024年再次参选、有可能留任至2036年的可能。

　　从万众预期的退而不休到近乎永不退休，这种大转折似乎并未让普京的支持者们感到有任何不妥。从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以及全俄85个联邦主体的地方议会出现的绝对多数支持结果来看，普京四年后继续连任的最大阻力只会是普京本人。

　　3月16日，俄罗斯宪法法院迅速做出了宪法修正案不违宪的裁决。据此，普京完全可以在“清零”已有总统任期情况下合法地角逐克里姆林宫大位。

　　俄罗斯国内一种比较典型的看法是，普京本人做出了180度的大转变。其核心依据是，普京长年专注于国际事务，基本上将国内政治板块交由担任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的亲信打理，根据技术官僚的专业建议治国。

　　莫斯科卡耐基中心的专家认为，从苏尔科夫到沃洛金再到现在的基里延科，三位总统办公厅副主任都获得过绝对授权，这曾是最主流的决策模式。而普京此次深度介入的关键原因，在于他误判了国内民意。基里延科等人在表演政治的驱动下，根本不敢告诉普京真相。

　　在笔者看来，或许普京前后立场有所微调，但决定性因素仍在于对“2024问题”的判断。当普京在2018年5月携带着克里米亚“重归”俄罗斯版图的高光再一次入主克里姆林宫时，政权交接的“2024问题”就已经是他本人和执政团队无法回避的必答题。因此，一种合理的推定可能是，普京之所以在此时以这种方式大修宪法并预留了可能长期执政至2036年的空间，本意是防止过早进入西方选举政治中常见的“跛脚鸭”总统阶段。

　　“一切为了2024”的修宪逻辑

　　1月15日，普京打破惯例，提前发布国情咨文，并首次倡议对1993年宪法进行全面修订，以调整俄罗斯强总统、弱政府和弱议会之间的失衡关系。外界普遍认为，这位事实上已经执政20年的俄罗斯最高领导人正在为2024年卸任总统铺平道路，“后普京时代”即将正式拉开帷幕。

　　但此后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形势却发生了根本逆转。现在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议题则变成：普京会不会真的按照新宪法赋予的任期“清零”规则，一直在俄罗斯总统位置上任职到2036年。

　　此前的20年内，除了一些因联邦主体名称变更而对俄罗斯宪法进行小的调整外，普京一直避免重大的宪法改革。为此，2008年他和梅德韦杰夫上演了“王车易位”的政治大剧，不惜转任总理，直至2012年重返克林姆林宫。就连总统任期从四年改为六年，也是由梅德韦杰夫提出建议并经议会批准。在此意义上，普京更像是一个俄罗斯法律精神的坚定捍卫者。

　　此番修宪，而且是大幅改革叶利钦时期确定的根本大法，显然有重大政治考量。当普京在距离本轮总统任期结束还有四年多的节点上提出时，尤其是当他特别强调限制总统任期、提升政府和议会权力时，几乎所有人都以为普京已经决定全身而退，在“没有普京的普京主义”的权力框架下继续对俄罗斯政治施加影响。

　　正常来说，距离2024年的下一轮总统竞选周期还有很长时间，加之拥有“普京就是俄罗斯”的特殊地位，普京完全可以像当初提拔他的叶利钦那样慢慢布局。至少从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历史看，权力交接的命题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见分晓，没有提前几年就格局明朗的先例。

　　普京的提议出乎俄罗斯内外几乎所有人的意料，短短数周时间内就引发了无数关于普京第二个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的新岗位的想象：如果宪法修正案通过，普京是否真的没有任何可能再次竞选总统?在离而不休的情境成为大概率事件的情况下，普京有没有偏好的模式?俄罗斯在此情况下是陷入新的僵滞，还是获得新的发展动力?新总理有没有可能成为未来的新总统?当总统权限缩小，政府和议会权力增大的时候，超级总统制还是那个超级总统制吗?俄罗斯政府、议会上下两院获得的新权限会实质性地改变俄罗斯政治生态吗……

　　一个合乎逻辑的认知是，普京修宪可能不会改变其2024年后继续作为俄罗斯“压舱石”的功能，但俄罗斯政治本身确有可能由此掀开新的篇章。在某种程度上，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一直处于过渡时期的特殊状态中，迄今尚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常宪政秩序。

　　叶利钦主导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在相当长时间内采用了近似于军政的激进切割方式，但本该完成的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的双重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这一重要使命在千禧年之交转移到临危受命的普京身上。

　　随后的20年里，普京用拨乱反正的方式赢得了国内民心，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一系列超稳定训政制度确保了俄罗斯的基本发展方向。普京及其核心团队都很清楚，普京之后再无普京是一个必然结果。与此同时，回到宪法框架内，确保一个稳定可期、萧规曹随、可持续发展的俄罗斯，同样是大势所趋。

　　稳定再一次压倒一切

　　一般而言，在任期限制不变的情况下，越接近2024年，普京的政治统治力就有可能越虚弱。一方面，其侧近人士可能会因为即将进行的权力交接而不断分化重组，执政精英的过度竞争甚至是分裂可能难以避免;另一方面，普京身上所聚集的政治光环将逐步被转移到潜在的接班人身上，加速二元权力结构的生成。

　　在“2024问题”必然贯穿普京第四个总统周期的情况下，保持体制的稳定性和随后的自然延续也就格外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尽可能减少新旧转换带来的局部动荡，重新分配普京体制内部的资源和红利，最大限度地扩展“普京主义”的支持者群体，自然而然成为最大的政治。普京选择现阶段保留2024年再度竞选的足够空间，大概是避免执政集团内耗的最佳选择。

　　在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内外环境整体不佳的情况下，这也是维持和巩固普京长期执政正当性的理性决断。2014年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半岛所产生的光环效应正在渐渐消褪，2018年养老金改革不受欢迎后，俄罗斯民众反对率大幅上升。因此，在政治和经济形势尚有可为之处时采取行动很有必要。一旦民意出现大幅波折，再完美的权力更替计划可能也会遇到麻烦。对俄罗斯政治而言，这意味着克里姆林宫在过去两个月的时间里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在变革和稳定之间选择了后者，延续和秩序再一次成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样来看，一切问题都变得更简单了。不管普京的最终计划是什么，包括潜在的继任者名单和平行的超级总统结构在内，所谓的“2024问题”已经不再那么紧迫。无论普京在2024年选择什么，他都可以至少在此之前保持主角光环。

　　普京此次的大修宪行动至此都是特别成功的，而且不出意外的话，接下来还将继续着这种连战连捷的态势。3月14日，普京已经签署了宪法修正案并将其发送给宪法法院，由后者在一周内给予是否违宪的定论。1998年，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曾经要求宪法法院将他在苏联尚未解体前竞选俄罗斯总统的任期归零，使其可以在2000年连选连任，但遭到了拒绝。如果当时是相反的结果，可能后续的很多故事都要重写了。但历史没有假设，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至于4月22日的全民投票，按照一条普京独创的规则，即以简单多数通过即可而没有投票率要求，这反而成了修宪最容易的一环。更何况，这份包括近400项修正案、总篇幅达68页的宪法改革方案，本就是一份贴着“民意不可违”标签的政治杰作。对经济权利的强调和补充，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异性婚姻、对上帝的信仰等等，都给整体趋于保守的俄罗斯送上了定心丸。

　　这样一来，普京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主要目标，也让反对派失去了主动权。一方面，本就一团散沙的反普京力量很难动员人民投票反对一部充满社会关怀的宪法。据独立民调机构莱瓦达中心专家沃尔科夫的评估，只有约2%的人口准备上街。另一方面，从启动宪法改革讨论到议会上下两院和地方议会审议通过修正案，整个政治进程始终以超高速运行，反对派用来反对的时间极其有限。而新冠疫情的暴发也让普京政府可以合法合理地限制大规模政治动员，对于4月22日即将举行的关于批准宪法修改的全民投票，反对派无所作为是大概率事件。

　　新的宪法修正案中，超级总统制依然是俄罗斯的国本所在，并且宪法改革最终赋予了未来的俄罗斯新总统事实上更大的总统权力。

　　最为关键的是，国家杜马看似获得了总理任命权，但新宪法强调总理应直接向俄罗斯联邦总统负责，履行俄罗斯联邦政府的任务。这样一来，总统看似让渡了部分权力给议会和政府，但一个以总统为核心的依附性权力结构同样获得了强化。  

　　“长久的普京之国”究竟是多久

　　一切似乎表明，和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相比，普京就是俄罗斯最大的确定性。而这位政治强人在2024年根据新宪法再出发已经板上钉钉。实际上，修宪只能说提供了普京长期执政至2036年的法理空间，合法性的获得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政治议程。

　　笔者倾向于认为，对于普京会不会第五次入主克里姆林宫这样的大问题，现在根本没有明确的答案，可能连普京本人都不知道。今年2月，普京的支持率曾一度跌至29%的历史低点。相比之下，即使在2018年抗议提高养老金年龄的高峰期，普京的支持率也没有低于35%。

　　目前看，未来四年普京是否能重现类似于2014年克里米亚“回归”那样的高光时刻，并从高涨的民意支持中获取充足的连任正当性，直接关乎到普京的最终决定。

　　有消息显示，普京在最后时刻对特列什科娃提出任期“清零”提案的默许，似乎和2011年决定重返克里姆林宫的逻辑类似。据俄罗斯重要的政治家尤马舍夫和另外一名媒体人齐加尔的不同叙述，当时普京的决定是基于利比亚冲突期间对梅德韦杰夫在动荡时期领导俄罗斯缺乏信心。

　　这一次，普京的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则毫不讳言地指出，普京的决定反映了“世界上的极度动荡”，“在这些困难时期，权力的稳定、坚定和一致具有巨大的意义”。如今，国际秩序重构、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权力转移三种进程同步加速并相互叠加，后冷战时期国际安全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格局日益受到巨大冲击，并导致大国局部冲突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普京身上的光环或许可以继续让总体实力趋于下降的俄罗斯获得超出其国力的影响力。

　　2019年2月11日，时任总统助理、长期身为普京侧近人士且一向被视为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操盘手的苏尔科夫在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引人瞩目的一篇文章，题目为《长久的普京之国》，就此拉开了关于普京去留的“2024问题”大讨论的序幕。自此之后，俄罗斯在普京第四个总统任期结束后将走什么样的道路，便成为了热门议题。

　　今年1月，苏尔科夫预想中的“没有普京的普京主义”时刻似乎已经初露端倪。然而，正如普京本人总是做出令外界难以预测的决定一样，这一次，几乎全世界都是看到了故事的开头，没有猜到故事的过程。而很多人自以为猜到的故事结局，可能还存在诸多变数。而长久的普京之国到底有多长久，还需要经受历史和时间的重重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