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月15日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要修改现有宪法，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各修宪工作组也提交了宪法修正案，普京总统将此作为最后的“一揽子”修正案，提交杜马审议。杜马已对修正案进行了二读，就剩下最后一读——三读了。按照俄罗斯杜马的审议程序，三读过后，修正案就被通过，而后在经宪法法院的通过后，就付诸实施了。

　　普京这个最后的“一揽子”修正案是包罗万象的，涉及到俄罗斯现有宪法的方方面面：俄罗斯未来国家的性质、基础、道德准则、领土、信仰、民族、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国际舞台上位置和话语权等等。如果这个修正案通过，俄罗斯将拥有一个其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宪法。

　　2020年1月15日，俄总统普京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国情咨文。 新华社 图

　　普京在任期到后的去留问题眼下是个“显学”，所以，修正案中有关俄罗斯未来总统的职权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其中有两段修正案涉及到了这些问题。一是，总统的任期问题。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沿袭苏联总统的宪法规定，任期为两届。普京接手当总统后，任期也是两届。但在2008年普京总统连续两届期满，由梅德韦杰夫接任。梅德韦杰夫执政后采取的最早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修改宪法，而修正案只有一条，就是将总统的任期由4年改为6年，并且声明此项修正将从下一任总统开始执行，也就是说，梅德韦杰夫本人还是4年一任期。十分明显的是，这个宪法修正是专为普京4年后继续担任总统作准备的。2012年，普京再度担任总统，俄罗斯宪法随之作了一次修正：将宪法限制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取消，用了一个微妙的措辞——“подряд”，意即“接连的，不断的”。也就是说，根据这一修正，普京可以一直把总统当下去。这是俄罗斯联邦以总统届期为题，对国家根本大法作出的第二次修正。普京这次的修正案中，对总统届期又作出了修正，不再单独使用“подряд”，而是使用了一个完整的词组：“не более двух сроков подряд”，意即“不得超过连续两届的任期”。这是俄罗斯为总统届期作出的第三次修正。但是，杜马在二读中，没有接受这一修正，而是重新确认了“总统任期不受限制”的修正。尽管普京总统在提出“限制”修正案后也反复表示，总统的任期要限制为两届。但对杜马表决的结果，普京最后还是认可了：只要宪法法院批准，将此规定列入宪法，他不反对。也许，这一修宪案的提出和杜马二读的结果表明，俄罗斯是在为自己的总统修宪，或者说是为了总统的任期而修宪。无论是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还是将总统的任期限制为两届的规定，显然都不是为了限制普京的权力，而是要将大大扩大的权力“подряд”地赋予现在的普京总统，使他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不倒常青树”。

　　二是，卸任总统后的地位问题。修正案提出，要将“俄罗斯前总统的不可侵犯权”作为法律列入宪法。修正案的条文是这样写的：“停止执行自己职责的总统拥有不可侵犯权。”这是一条保护(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名誉上的)卸任后总统的特殊条例，首开此例的是普京总统。他在接任总统后，于2001年以俄罗斯联邦法律形式，而不是以宪法，正式颁布了对卸任总统叶利钦的保护令。这个法令保证不对叶利钦任职期间的权力行使以及当时喧闹一时的国家杜马对这位总统的弹劾进行追究，并且保证叶利钦退休后仍然享有丰厚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地位。当年，媒体有不少报道，说是叶利钦多次换总理，换接班人，而最后落定具有强力手腕的普京，所谋求的也正是这一纸保护令。这次，普京的修正案上用了“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这个词，不少文章都把它译成“豁免权”。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不可侵犯权”，外交辞令上也用作“豁免权”。根据俄罗斯的现实情况和修正提交文本的说明，将此词译成“豁免权”是不够精确的。修正案的说明是：国家新领导人总是对前任的活动评头论足，甚至常常修正前执政者的决策和措施。为了保证这种情况不出现，必须立法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以保护前任的权威性。这一修正案中的“前总统”用的是复数，指的是所有当过总统的人，但实际上是为普京总统一人而修正的。这就是说，普京的执政是正确的，符合俄罗斯的实情和需求的。因此，在未来的某一天现总统普京成为前任时，不仅是对其豁免，而是要保证他的决策、方针、措施得以继续执行下去。

　　这些修正案的行文，提交和审议的程序是俄罗斯20年来此类修正的再现，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这一修正也确实说明，当今的俄罗斯迫切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有一个没有普京的“普京国家”，有一个在国家根本大法上明文规定的“普京国家”。

　　除了这种炫目的关注外，我觉得在这些修正案中，尚有一系列值得关注，但仍未受到相当关注的东西。这些未被充分关注的修正涉及到的正是更核心的东西：有关未来俄罗斯国家的性质、指导思想、信仰基础、利益底线、民族和社会等。在这里，我将它们归结为下述几点。

　　首先是，修正案再次强调俄罗斯联邦是逝去的苏联的继承国，但是，它作出了实质性的补充：“俄罗斯是在其领土基础上的法律继承人，也是苏联作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成员方面的法律继承国(法律继承人)。”这些修正文字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俄罗斯不是一切方面的苏联法律继承国、继承人。普京所强调的是苏联领土的继承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继承。这样的法律条文明确的是：俄罗斯联邦虽是苏联的继承国，但它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权力结构、财富分配，这些支撑苏联大厦的统统都不在继承之列。对于这样一个既源自苏联又不是苏联的俄罗斯联邦的国家，20年间，普京总统本人已经无数次地阐述过、身体力行过，他的自“列宁格勒的谋士”直至“莫斯科精英集团”智囊们的各种献策也早已昭告于天下。只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付诸法律形式，而这次修正就是要把这一切写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上，让观望者和等待者看个明白。

　　但是，由于现在俄罗斯的最高执政者都是在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无论他们自己如何不承认苏联的主义和制度，他们所接受的苏联思维和行为方式必然深刻影到他们现在的决策和治国。而这种深刻的影响恰恰就可以集中体现为苏联的“两大”：一大为领土大，正如苏联的国歌所唱的，“我们的祖国辽阔无边”;二大是在国家舞台上的霸权大，即地位大，强硬，曾以霸主之势傲然天下。而对于苏联解体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俄罗斯来讲，重新崛起就是要靠这“两大”。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状况，便对俄罗斯新领导人的决策和权力行使产生了严重误解：普京总统会向“社会主义苏联”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回归。

　　有件事也许可以充分对这一点作个注释。普京执政后不久(2000年12月)，他向杜马提交了恢复苏联国歌(旋律)的提案。这件事在俄罗斯联邦的新掌权者中间引起了激烈争吵，卸任的叶利钦也公开、明确反对普京这样做。但普京坚持这样做了，2002年6月24日，他向记者这样解释：“我不认为俄罗斯总统选择的方针在否定以前所做的一切。相反，我们在以俄罗斯第一届总统叶利钦为首的前政治领导人所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很清楚，生活在发展，不会停留在原地。很清楚，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不同的局势、今天的和明天的俄罗斯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很清楚，如果是叶利钦当总统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像国歌旋律这样的国家象征。我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反对的，并且讲了出来。他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意见。而我——有自己的。我今天在领导着国家，我对她的今天的状态和她的未来负有政治责任。”当年许多人把普京的这一举动看作是向苏联的回归，错判为是苏联重建的希望。但他恢复苏联国歌的旋律，却让作者重写了俄罗斯国歌的歌词，一首与苏联国歌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歌词。所以，普京当年的以及其后20来年的种种决策都是对新俄罗斯强国地位的诉求，这诉求既包括领土上的，也包括俄罗斯所急需的霸权：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行动权。普京这一番话的核心意思就是：“我当总统，我说了算!”不巧的是，这意思被误解了，被借用了。

　　其次一点是关于俄罗斯国家的利益底线问题。这一点与上面讲的对苏联的继承密切相关。领土的“寸地不让”和对侵犯领土者的“虽远必诛”，以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地位的不容更改，其话语权和行动权的绝不能被忽视，这就是当前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底线。关于领土的继承，在修正案中，有明确的文字：“与异化领土有关的一切行动，即使是呼吁或者其他行动都在禁止之列。”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这条禁令所强调的是：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利益的底线不容侵犯。这样的禁令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条。但这里使用了一个语义微妙的词——“отчуждение”，它的基本意思是“划出去”，“割让出去”，“疏远、隔开”。但在修正案中这个词的意义转化成了“异化”，所谓异化就是“把本属于我的东西说成是他人的，变成他人的，让给他人的”，就是将“俄罗斯的异化为非俄罗斯的”。因此，在领土的继承上，本属苏联的领土是俄罗斯的领土，这土地既不能割让、转变，即使是文字上的表述和舆论上的呼吁也都在禁止之列。更令人深思的是，这项禁令还有一条说明，即是禁止的对象不仅是俄罗斯的公民，也包括处于俄罗斯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

　　因此，这种“异化”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就在“位于俄罗斯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实质性就是，俄罗斯土地上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不得有“异化”俄罗斯领土的言行。普京提出这样的修正案的目的应该是指向以美国为首的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这种制裁就是源于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苏联继承国”的不可变更的立场，是对经济制裁的新的对抗，更进一步向西方世界表示，收回克里米亚、捍卫所继承的苏联领土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普京的修正案还是有个补充，即政府行为的定界、划界和重新划界不属“异化”之列。这条显然是针对国内对普京总统执政20年来在国界问题上的决策和行动的回答：我是总统，我说了算，我不在异化之列。

　　关于国家利益底线的另一个问题——霸权，即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地位的不容更改，其话语权和行动权的绝不能被忽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其症结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在二战中作用的评价和认可问题。而从2014年初春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处在西方的越来越强的经济制裁之中，其导火索就是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也很紧张，双方冲突不断，俄罗斯强调当年三国的自愿加入苏联和卫国战争中的“解放者”使命，而三国对抗的就是相反的立场，其导火索也是“苏联的领土继承权”问题。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关系也处于微妙的发展进程之中，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设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这五国的“非欧亚联盟”的较量中蹒跚，其核心问题也是苏联的领土继承权问题。自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已经大大越出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两国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争夺话语权的重要的外交决策，以致俄罗斯政府在外交行动中，将克里米亚以及其他曾是苏联领土的归属俄罗斯的问题上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和相应的外交行动而实现的。比如，俄罗斯的外交部和国防部近年来就陆续不断解密苏联时期的档案，来证实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功勋和“解放者”的英雄业绩。随着今年二战胜利75周内的到来，俄罗斯政府更多地、更频繁地解密这类档案。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现成法律。而现在的总统修宪案就是要把这些年的言论行动付诸法律，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否认克里米亚或其他领土归属俄罗斯，就是试图破坏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和俄罗斯人民的意志。

　　再次，修正案提出了“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这些精神标杆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修正案强调，要从孩子抓起，以这些精神培养他们：“孩子是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财富”，“国家要创造条件 促进孩子们精神、道德、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培养他们要有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为此，普京总统在修正案中，在“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中，对坚决捍卫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和永远讴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赋予了头等重要的意义——“永远缅怀祖国的保卫者并保证捍卫历史的真相”，“贬低人民在保卫祖国中的功绩的意义是绝不允许的”。在俄罗斯，在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将一场具体的战争列为国家首要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标杆，是少见的。

　　我从普京开始当上总统起，就不间断地关注他，跟踪他的言行。现在，回顾这一进程，我认为，普京总统的这一修正案是其20来年执政实践的总结。最早，他强调拯救俄罗斯的唯一办法是再度以军事力量的强大来使俄罗斯重新崛起，所以他重整军威，改善军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窘境，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并且在一场新的车臣战争中重塑俄罗斯军队。所以，我把普京所寻求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标杆，概言为是“强国爱国主义”，其实质就是“强国先强军，强军先强海军”。有论述以恢复国歌旋律和军队中恢复红旗为证，说这是普京向苏联、向斯大林的回归。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强国爱国主义”既有向“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回归，但更多的是向更遥远时期的回归，向彼得一世海洋政策的回归，向古罗斯时期的涅夫斯基(涅瓦王)和季米特里(顿河王)的“古罗斯爱乡情操”和“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的回归。在执政的20来年中，普京将“古罗斯爱乡情操”、“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揉为一体，将对千年历史中的“王”、“大公”、“统帅”、“最高执政”组合成一个新的象征——“先人”。在普京近年来谈及爱国主义时，“先人”这个词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强国爱国主义”也就升华为“俄罗斯利益至上爱国主义”，也就是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俄罗斯爱国主义”。鉴于俄罗斯目前在世界舞台上的多变处境，捍卫这种爱国主义的核心，就是捍卫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张扬伟大卫国战争的世界意义和不朽功勋。现在，将这种爱国主义列入宪法无疑是要将始自古罗斯、延伸在沙皇俄国、膨胀在苏联的爱国主义——那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体系、列为国家大法，这无意会对俄罗斯的发展和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修正案强调：“俄罗斯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作为国家的或是必须的特征。”为此，修正案并没有去强调“东正教”，而是笼统使用了“Бог”(上帝)这个概念，而“任何宗教”这一提法也显然包括东正教，即东正教也不是俄罗斯联邦的特征。这种提法是很新鲜的。俄国是个将东正教视为国教的国家。苏联时期，政教合一法令被取消，东正教不再是国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信奉东正教的人风起云涌，信徒之众，教堂之多;宗教习俗之繁，俄罗斯俨然成了一个东正教国家。普京执政后，曾无数次强调东正教的教义和教训为俄罗斯的道德传统，是俄罗斯国民精神的支柱。总统本人是经过正式洗礼的东正教徒，每年的复活节他都要去某个东正教教堂祈祷和祝福。2008年1月7日东正教复活节时，普京总统给东正教大牧首的信中这样写：“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他传统的基督教会不仅仅是公民社会极为重要的组成，而且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旨在强化俄罗斯公民意识中的崇高道德理想、家庭价值的权威、紧迫社会问题的解决。”东正教复活节“这个节日清晰地表明，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是何等的重要”。2014年3月18日，普京在收回克里米亚时，特别强调了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说”。他说：“在这里，在古代的赫尔松涅斯，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皈依东正教，他的这一精神伟绩预先决定了一种将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联合在一起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基础。”普京意思是很清楚的：从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起，罗斯就从一个半野蛮的、愚昧的、无坚定信仰的公国变成一个文明的、智慧的、有坚定信仰的国家了。正是在此普京强调了俄罗斯的国家和文明起源说，并且将这两者合二而一。

　　经过12年的执政，普京将东正教与其他传统基督教归为了一个统一的“Бог”，将“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演变为“先人的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他们的尊重”。这或许还反应了普京总统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新认识：仅仅是东正教并不能拯救俄罗斯，而“Бог”是保罗万象的;仅仅诉求于“父辈”，并不能使俄国从新崛起于苍茫之中，必须动员所有“先人”的力量。也许，这是一种预示：俄罗斯会向更为遥远的故国追寻方向，会向所有曾经雄霸于天下的“大公”、“统帅”、沙皇求助一条俄罗斯复兴之路。

　　因此，在修正案中特别强调了俄罗斯民族的地位和作用。它将俄罗斯民族写成是“государствообразуюший народ”(组成国家的人民)，这就等于是说，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主体民族，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民族。在这种提法下，修正案建议“强化上帝、家庭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的概念。上帝、家庭和伟大卫国战争成了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基点和推动力量，因此俄罗斯也就有了一种新的神圣“三位一体”，如果将这“三位一体”简化一下，就是“神、人和战争”。而这种三位一体的发展策略也标志着，俄罗斯从公民社会、民主法治社会向欧亚社会的发展转变。这里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资本主义，有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只是不变的欧亚之地。

　　较之苏尔科夫的“久远的普京之国”来说，普京总统的这一“一揽子”宪法修正案正是他亲政20年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他比苏尔科夫讲得更直接、更实际、更具目标性，是他留给他继任者的宝贵训嘱，是他使“普京权力”永恒的法宝。俄罗斯的下一届总统是普京还是谁实际上已经不重要，或者，俄罗斯是不是会有一位普京一样的总统，这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魔术般变化的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更迭，这久远化的“普京权力”会怎样演化和变迁，怎样导致现实的俄罗斯成为一个“两大”的欧亚国家。

　　概言之，普京总统的“一揽子修宪”案就是一句话：追求“两大”：领土大，霸权大。事实上，普京总统本人在最近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曾这样说过：“我需要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

 　　原题《普京最后的“一揽子”修正案，与没普京的“普京国家”》

　　自1月15日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提出要修改现有宪法，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各修宪工作组也提交了宪法修正案，普京总统将此作为最后的“一揽子”修正案，提交杜马审议。杜马已对修正案进行了二读，就剩下最后一读——三读了。按照俄罗斯杜马的审议程序，三读过后，修正案就被通过，而后在经宪法法院的通过后，就付诸实施了。

　　普京这个最后的“一揽子”修正案是包罗万象的，涉及到俄罗斯现有宪法的方方面面：俄罗斯未来国家的性质、基础、道德准则、领土、信仰、民族、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及其行使、在国际舞台上位置和话语权等等。如果这个修正案通过，俄罗斯将拥有一个其国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宪法。

　　2020年1月15日，俄总统普京向议会上下两院发表国情咨文。 新华社 图

　　普京在任期到后的去留问题眼下是个“显学”，所以，修正案中有关俄罗斯未来总统的职权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其中有两段修正案涉及到了这些问题。一是，总统的任期问题。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沿袭苏联总统的宪法规定，任期为两届。普京接手当总统后，任期也是两届。但在2008年普京总统连续两届期满，由梅德韦杰夫接任。梅德韦杰夫执政后采取的最早的最重要的措施就是修改宪法，而修正案只有一条，就是将总统的任期由4年改为6年，并且声明此项修正将从下一任总统开始执行，也就是说，梅德韦杰夫本人还是4年一任期。十分明显的是，这个宪法修正是专为普京4年后继续担任总统作准备的。2012年，普京再度担任总统，俄罗斯宪法随之作了一次修正：将宪法限制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取消，用了一个微妙的措辞——“подряд”，意即“接连的，不断的”。也就是说，根据这一修正，普京可以一直把总统当下去。这是俄罗斯联邦以总统届期为题，对国家根本大法作出的第二次修正。普京这次的修正案中，对总统届期又作出了修正，不再单独使用“подряд”，而是使用了一个完整的词组：“не более двух сроков подряд”，意即“不得超过连续两届的任期”。这是俄罗斯为总统届期作出的第三次修正。但是，杜马在二读中，没有接受这一修正，而是重新确认了“总统任期不受限制”的修正。尽管普京总统在提出“限制”修正案后也反复表示，总统的任期要限制为两届。但对杜马表决的结果，普京最后还是认可了：只要宪法法院批准，将此规定列入宪法，他不反对。也许，这一修宪案的提出和杜马二读的结果表明，俄罗斯是在为自己的总统修宪，或者说是为了总统的任期而修宪。无论是总统任期两届的规定，还是将总统的任期限制为两届的规定，显然都不是为了限制普京的权力，而是要将大大扩大的权力“подряд”地赋予现在的普京总统，使他成为俄罗斯政坛上的“不倒常青树”。

　　二是，卸任总统后的地位问题。修正案提出，要将“俄罗斯前总统的不可侵犯权”作为法律列入宪法。修正案的条文是这样写的：“停止执行自己职责的总统拥有不可侵犯权。”这是一条保护(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名誉上的)卸任后总统的特殊条例，首开此例的是普京总统。他在接任总统后，于2001年以俄罗斯联邦法律形式，而不是以宪法，正式颁布了对卸任总统叶利钦的保护令。这个法令保证不对叶利钦任职期间的权力行使以及当时喧闹一时的国家杜马对这位总统的弹劾进行追究，并且保证叶利钦退休后仍然享有丰厚的经济待遇与政治地位。当年，媒体有不少报道，说是叶利钦多次换总理，换接班人，而最后落定具有强力手腕的普京，所谋求的也正是这一纸保护令。这次，普京的修正案上用了“неприкосновенность”这个词，不少文章都把它译成“豁免权”。这个词的基本意思是“不可侵犯权”，外交辞令上也用作“豁免权”。根据俄罗斯的现实情况和修正提交文本的说明，将此词译成“豁免权”是不够精确的。修正案的说明是：国家新领导人总是对前任的活动评头论足，甚至常常修正前执政者的决策和措施。为了保证这种情况不出现，必须立法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以保护前任的权威性。这一修正案中的“前总统”用的是复数，指的是所有当过总统的人，但实际上是为普京总统一人而修正的。这就是说，普京的执政是正确的，符合俄罗斯的实情和需求的。因此，在未来的某一天现总统普京成为前任时，不仅是对其豁免，而是要保证他的决策、方针、措施得以继续执行下去。

　　这些修正案的行文，提交和审议的程序是俄罗斯20年来此类修正的再现，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不过，这一修正也确实说明，当今的俄罗斯迫切需要在未来的岁月里能有一个没有普京的“普京国家”，有一个在国家根本大法上明文规定的“普京国家”。

　　除了这种炫目的关注外，我觉得在这些修正案中，尚有一系列值得关注，但仍未受到相当关注的东西。这些未被充分关注的修正涉及到的正是更核心的东西：有关未来俄罗斯国家的性质、指导思想、信仰基础、利益底线、民族和社会等。在这里，我将它们归结为下述几点。

　　首先是，修正案再次强调俄罗斯联邦是逝去的苏联的继承国，但是，它作出了实质性的补充：“俄罗斯是在其领土基础上的法律继承人，也是苏联作为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成员方面的法律继承国(法律继承人)。”这些修正文字的意义是十分明确的：俄罗斯不是一切方面的苏联法律继承国、继承人。普京所强调的是苏联领土的继承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继承。这样的法律条文明确的是：俄罗斯联邦虽是苏联的继承国，但它不是苏联。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权力结构、财富分配，这些支撑苏联大厦的统统都不在继承之列。对于这样一个既源自苏联又不是苏联的俄罗斯联邦的国家，20年间，普京总统本人已经无数次地阐述过、身体力行过，他的自“列宁格勒的谋士”直至“莫斯科精英集团”智囊们的各种献策也早已昭告于天下。只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付诸法律形式，而这次修正就是要把这一切写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上，让观望者和等待者看个明白。

　　但是，由于现在俄罗斯的最高执政者都是在苏联时期成长起来的，无论他们自己如何不承认苏联的主义和制度，他们所接受的苏联思维和行为方式必然深刻影到他们现在的决策和治国。而这种深刻的影响恰恰就可以集中体现为苏联的“两大”：一大为领土大，正如苏联的国歌所唱的，“我们的祖国辽阔无边”;二大是在国家舞台上的霸权大，即地位大，强硬，曾以霸主之势傲然天下。而对于苏联解体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的俄罗斯来讲，重新崛起就是要靠这“两大”。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状况，便对俄罗斯新领导人的决策和权力行使产生了严重误解：普京总统会向“社会主义苏联”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回归。

　　有件事也许可以充分对这一点作个注释。普京执政后不久(2000年12月)，他向杜马提交了恢复苏联国歌(旋律)的提案。这件事在俄罗斯联邦的新掌权者中间引起了激烈争吵，卸任的叶利钦也公开、明确反对普京这样做。但普京坚持这样做了，2002年6月24日，他向记者这样解释：“我不认为俄罗斯总统选择的方针在否定以前所做的一切。相反，我们在以俄罗斯第一届总统叶利钦为首的前政治领导人所创立的基础上发展国家。很清楚，生活在发展，不会停留在原地。很清楚，我们是不同的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不同的局势、今天的和明天的俄罗斯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很清楚，如果是叶利钦当总统的话，我们不可能恢复像国歌旋律这样的国家象征。我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是反对的，并且讲了出来。他对这一问题有自己的意见。而我——有自己的。我今天在领导着国家，我对她的今天的状态和她的未来负有政治责任。”当年许多人把普京的这一举动看作是向苏联的回归，错判为是苏联重建的希望。但他恢复苏联国歌的旋律，却让作者重写了俄罗斯国歌的歌词，一首与苏联国歌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歌词。所以，普京当年的以及其后20来年的种种决策都是对新俄罗斯强国地位的诉求，这诉求既包括领土上的，也包括俄罗斯所急需的霸权：在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和行动权。普京这一番话的核心意思就是：“我当总统，我说了算!”不巧的是，这意思被误解了，被借用了。

　　其次一点是关于俄罗斯国家的利益底线问题。这一点与上面讲的对苏联的继承密切相关。领土的“寸地不让”和对侵犯领土者的“虽远必诛”，以及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地位的不容更改，其话语权和行动权的绝不能被忽视，这就是当前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底线。关于领土的继承，在修正案中，有明确的文字：“与异化领土有关的一切行动，即使是呼吁或者其他行动都在禁止之列。”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这条禁令所强调的是：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国家利益的底线不容侵犯。这样的禁令在世界各国的宪法和法律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条。但这里使用了一个语义微妙的词——“отчуждение”，它的基本意思是“划出去”，“割让出去”，“疏远、隔开”。但在修正案中这个词的意义转化成了“异化”，所谓异化就是“把本属于我的东西说成是他人的，变成他人的，让给他人的”，就是将“俄罗斯的异化为非俄罗斯的”。因此，在领土的继承上，本属苏联的领土是俄罗斯的领土，这土地既不能割让、转变，即使是文字上的表述和舆论上的呼吁也都在禁止之列。更令人深思的是，这项禁令还有一条说明，即是禁止的对象不仅是俄罗斯的公民，也包括处于俄罗斯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

　　因此，这种“异化”的复杂性和深远影响就在“位于俄罗斯领土上的其他国家的公民”这个概念。而这个概念的实质性就是，俄罗斯土地上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不得有“异化”俄罗斯领土的言行。普京提出这样的修正案的目的应该是指向以美国为首的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而这种制裁就是源于俄罗斯在领土问题上的“苏联继承国”的不可变更的立场，是对经济制裁的新的对抗，更进一步向西方世界表示，收回克里米亚、捍卫所继承的苏联领土的进程是不可逆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普京的修正案还是有个补充，即政府行为的定界、划界和重新划界不属“异化”之列。这条显然是针对国内对普京总统执政20年来在国界问题上的决策和行动的回答：我是总统，我说了算，我不在异化之列。

　　关于国家利益底线的另一个问题——霸权，即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历史地位的不容更改，其话语权和行动权的绝不能被忽视。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斗争愈来愈激烈，其症结就是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对苏联在二战中作用的评价和认可问题。而从2014年初春开始，俄罗斯就一直处在西方的越来越强的经济制裁之中，其导火索就是克里米亚被俄罗斯收回;俄罗斯与波罗的海三国的关系也很紧张，双方冲突不断，俄罗斯强调当年三国的自愿加入苏联和卫国战争中的“解放者”使命，而三国对抗的就是相反的立场，其导火索也是“苏联的领土继承权”问题。俄罗斯与中亚五国的关系也处于微妙的发展进程之中，俄罗斯的“欧亚联盟”设计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在这五国的“非欧亚联盟”的较量中蹒跚，其核心问题也是苏联的领土继承权问题。自2014年以来，克里米亚的归属问题已经大大越出了俄罗斯与乌克兰的两国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争夺话语权的重要的外交决策，以致俄罗斯政府在外交行动中，将克里米亚以及其他曾是苏联领土的归属俄罗斯的问题上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不过，这一切都是通过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声和相应的外交行动而实现的。比如，俄罗斯的外交部和国防部近年来就陆续不断解密苏联时期的档案，来证实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功勋和“解放者”的英雄业绩。随着今年二战胜利75周内的到来，俄罗斯政府更多地、更频繁地解密这类档案。但是，这一切并没有现成法律。而现在的总统修宪案就是要把这些年的言论行动付诸法律，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否认克里米亚或其他领土归属俄罗斯，就是试图破坏俄罗斯的国家主权和俄罗斯人民的意志。

　　再次，修正案提出了“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这些精神标杆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修正案强调，要从孩子抓起，以这些精神培养他们：“孩子是俄罗斯联邦最重要的财富”，“国家要创造条件 促进孩子们精神、道德、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培养他们要有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为此，普京总统在修正案中，在“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先人的尊重”中，对坚决捍卫苏联的“伟大卫国战争”和永远讴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赋予了头等重要的意义——“永远缅怀祖国的保卫者并保证捍卫历史的真相”，“贬低人民在保卫祖国中的功绩的意义是绝不允许的”。在俄罗斯，在一部国家根本大法中，将一场具体的战争列为国家首要的精神和道德准则标杆，是少见的。

　　我从普京开始当上总统起，就不间断地关注他，跟踪他的言行。现在，回顾这一进程，我认为，普京总统的这一修正案是其20来年执政实践的总结。最早，他强调拯救俄罗斯的唯一办法是再度以军事力量的强大来使俄罗斯重新崛起，所以他重整军威，改善军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上的窘境，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并且在一场新的车臣战争中重塑俄罗斯军队。所以，我把普京所寻求的精神支柱和道德标杆，概言为是“强国爱国主义”，其实质就是“强国先强军，强军先强海军”。有论述以恢复国歌旋律和军队中恢复红旗为证，说这是普京向苏联、向斯大林的回归。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强国爱国主义”既有向“苏维埃爱国主义”的回归，但更多的是向更遥远时期的回归，向彼得一世海洋政策的回归，向古罗斯时期的涅夫斯基(涅瓦王)和季米特里(顿河王)的“古罗斯爱乡情操”和“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的回归。在执政的20来年中，普京将“古罗斯爱乡情操”、“俄罗斯传统爱国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揉为一体，将对千年历史中的“王”、“大公”、“统帅”、“最高执政”组合成一个新的象征——“先人”。在普京近年来谈及爱国主义时，“先人”这个词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于是，“强国爱国主义”也就升华为“俄罗斯利益至上爱国主义”，也就是以俄罗斯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新俄罗斯爱国主义”。鉴于俄罗斯目前在世界舞台上的多变处境，捍卫这种爱国主义的核心，就是捍卫自己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张扬伟大卫国战争的世界意义和不朽功勋。现在，将这种爱国主义列入宪法无疑是要将始自古罗斯、延伸在沙皇俄国、膨胀在苏联的爱国主义——那些传统的道德观、价值体系、列为国家大法，这无意会对俄罗斯的发展和前途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四，修正案强调：“俄罗斯是世俗国家，任何宗教都不能作为国家的或是必须的特征。”为此，修正案并没有去强调“东正教”，而是笼统使用了“Бог”(上帝)这个概念，而“任何宗教”这一提法也显然包括东正教，即东正教也不是俄罗斯联邦的特征。这种提法是很新鲜的。俄国是个将东正教视为国教的国家。苏联时期，政教合一法令被取消，东正教不再是国教。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信奉东正教的人风起云涌，信徒之众，教堂之多;宗教习俗之繁，俄罗斯俨然成了一个东正教国家。普京执政后，曾无数次强调东正教的教义和教训为俄罗斯的道德传统，是俄罗斯国民精神的支柱。总统本人是经过正式洗礼的东正教徒，每年的复活节他都要去某个东正教教堂祈祷和祝福。2008年1月7日东正教复活节时，普京总统给东正教大牧首的信中这样写：“我国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其他传统的基督教会不仅仅是公民社会极为重要的组成，而且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旨在强化俄罗斯公民意识中的崇高道德理想、家庭价值的权威、紧迫社会问题的解决。”东正教复活节“这个节日清晰地表明，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是何等的重要”。2014年3月18日，普京在收回克里米亚时，特别强调了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说”。他说：“在这里，在古代的赫尔松涅斯，圣弗拉基米尔大公就是在这里接受洗礼的。皈依东正教，他的这一精神伟绩预先决定了一种将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联合在一起的文化价值和文明基础。”普京意思是很清楚的：从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起，罗斯就从一个半野蛮的、愚昧的、无坚定信仰的公国变成一个文明的、智慧的、有坚定信仰的国家了。正是在此普京强调了俄罗斯的国家和文明起源说，并且将这两者合二而一。

　　经过12年的执政，普京将东正教与其他传统基督教归为了一个统一的“Бог”，将“父辈的传统、精神财富和理想”演变为“先人的爱国主义、公民觉悟和对他们的尊重”。这或许还反应了普京总统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新认识：仅仅是东正教并不能拯救俄罗斯，而“Бог”是保罗万象的;仅仅诉求于“父辈”，并不能使俄国从新崛起于苍茫之中，必须动员所有“先人”的力量。也许，这是一种预示：俄罗斯会向更为遥远的故国追寻方向，会向所有曾经雄霸于天下的“大公”、“统帅”、沙皇求助一条俄罗斯复兴之路。

　　因此，在修正案中特别强调了俄罗斯民族的地位和作用。它将俄罗斯民族写成是“государствообразуюший народ”(组成国家的人民)，这就等于是说，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主体民族，是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民族。在这种提法下，修正案建议“强化上帝、家庭和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的概念。上帝、家庭和伟大卫国战争成了俄罗斯国家发展的基点和推动力量，因此俄罗斯也就有了一种新的神圣“三位一体”，如果将这“三位一体”简化一下，就是“神、人和战争”。而这种三位一体的发展策略也标志着，俄罗斯从公民社会、民主法治社会向欧亚社会的发展转变。这里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资本主义，有的是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只是不变的欧亚之地。

　　较之苏尔科夫的“久远的普京之国”来说，普京总统的这一“一揽子”宪法修正案正是他亲政20年的经验积累和总结，他比苏尔科夫讲得更直接、更实际、更具目标性，是他留给他继任者的宝贵训嘱，是他使“普京权力”永恒的法宝。俄罗斯的下一届总统是普京还是谁实际上已经不重要，或者，俄罗斯是不是会有一位普京一样的总统，这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魔术般变化的俄罗斯最高权力的更迭，这久远化的“普京权力”会怎样演化和变迁，怎样导致现实的俄罗斯成为一个“两大”的欧亚国家。

　　概言之，普京总统的“一揽子修宪”案就是一句话：追求“两大”：领土大，霸权大。事实上，普京总统本人在最近回答记者的问题时，曾这样说过：“我需要什么?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需要一个伟大的俄罗斯!”

 　　原题《普京最后的“一揽子”修正案，与没普京的“普京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