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又一次观念的颠覆，使我经历了信念的洗礼，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心灵的关系全面转换。以至于后来听说有些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利用这30天无理由退货的政策恶意退货时，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愤怒。

　　在洛杉矶呆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赶到南伊利诺伊大学报到。这个英文缩写为SIU 的美国公立大学，坐落在伊利诺伊州最南端一个叫卡尔邦代尔的小镇。这是个典型的大学城，学生总数为24000 人，小镇的总人口也是两万多，所有工作的人也都是在为这所大学服务，无论是银行、餐馆、超市，还是车行、邮局和房产公司。

　　这所美国公立大学的美，超出了我当时对一所大学应具有的美的全部想象。在国内上学时，我已经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北大的历史在国内可列入悠久的行列，校园之美在全国的大学中更是数一数二。可相比之下，这所在美国根本排不上名的SIU ，历史比北大长了近40年不说，校园面积更几乎是北大的两倍(南利诺伊大学卡尔邦代尔分校面积约460 公顷，北大面积约为267 公顷)，学生人数也几乎是当时北大学生的两倍，并且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2400人之多。学校的南侧紧邻国家公园，山水相连，建筑景观错落有致。你更多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度假村，而不是学校。在1989年8 月14号走进这所学校的那一刻，我就被这里的美彻底折服了。

　　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偌大的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门，一条条蜿蜒的小路无障碍地从各个方向通进校园，学校象一位敞开胸怀的智者，欢迎着每一位学生学子的到来。校园被高高低低的各色植被铺满，走在林阴小道上，空气中多了一份清新，少了一些乌烟瘴气。以前我们习惯把落叶烧掉，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天然的，落叶归根，化作春泥更护花。图书馆、教学楼、电视塔和现代艺术雕塑等等建筑在植被的掩映下，文化和艺术，自然与雕琢浑然一体。

　　足球、网球、棒球、美式橄榄等所有球类都有自己的标准运动场，而体育馆里的设施与规模更是让人惊叹不已——北大的一体、二体两个体育馆加起来也不如她一半的面积，更不可思议的是馆中的游泳池竟是25米×50米的奥林匹克标准赛道。

　　正值八月，秋季的校园，各色茂密的树木绚烂缤纷、多彩多姿，远远看去层林尽染，走在校园内有一种置身森林公园的美妙感觉。草坪上、树林间永远可以看到机灵的小松鼠在悠闲地奔走，林间的小路上经常有梅花鹿驻足向人们眺望。曾经经历过人与动物之间紧张关系的我，从没想过在这个世界上，人和动物竟可以如此亲近，如此和谐。你能想象出因此当校园里草坪上的梅花鹿、丹顶鹤的雕塑现在突然变成活蹦乱跳的小动物，甚至主动跑到你面前来毫无顾忌的吃你喂给它的食物时，心里止不住有一分意外的感动?

　　来到美国以后，突然之间少了很多自我的少年时代起就已经习惯了的那种由物质短缺而带来的紧张和局促，多了一分从容。譬如说当我突感内急冲向厕所时，无需再紧急地检查自己身上是否带着纸，因为卫生间里不仅一定有纸，而且是足够地多。上课万一迟到，你也不必像在国内时那样感到无地自容，进教室时要承受着老师和所有同学带有道德遣责般的注目礼，你只需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室，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讲即可。再说饮料，这个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的消费品，在美国是如此的特殊，几乎任何快餐店都有免费续杯的服务，而且各种饮料随意挑选。多少年后我才发现，这种服务即便是在同为西方发达国的英国、澳大利亚也不流行。在美国的快餐店消费时，你实际上买的不是饮料，而是一个杯子，拿着这个杯子，你可以无限量地去盛6-10种不同的饮料。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无休止地喝下去。美国的自助餐店就更能说明问题。来美国之前，唯一的自助餐经历是在我拿到奖学金后，女友请我在citic 大楼顶层吃过的自助餐。记得每位的价格是人了币98元，比我当时1 个月的工资还高，但由于当时心思全都不在饭上，所以也没吃出什么概念。而在美国，这种“All you can eat ”(中文翻译就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自助餐广告随处可见。

　　除了不再每天经历物质短缺所带来的紧张外，还有更多让我意想不到的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譬如说当你到百货商店购物时，不用费尽心机地千挑万选，担心一旦没有足够仔细，选错了尺码或有质量问题无法退换。在美国，百货店大部分的商品都是30天之内可退可换。记得有一次我去沃尔玛买了一双鞋，(这是我到美国后咬牙买的第一双鞋)。店内试穿时觉得还不错，可回来穿上几天后，我发现右脚的小趾时特别不适，尤其是在需要脚用力支撑时，小脚趾磨得很疼。正当我不该如何是好时，一位美国同学轻松地说：“拿回去找他们店里退换啊。”

　　我看了看鞋，已经有些明显的磨损，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着鞋找回了店里。

　　在我说明情况后，那个胖胖的女店员手拿那双鞋，反复地观察着，嘴里还嘟囔着：“这鞋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情景本身就让我有些感动——她明明知道那鞋是机器制造，成千上万双都按一个模子出品，但她不觉得是我的脚有问题，而是那只鞋有问题。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先生，您现在有三种选择。第一，把这双鞋留在我这儿，你自己再去换一双;第二，做退货处理，但不能给你现金，只能给你记账，以后你在本店消费时可以用这个钱;第三，如果你执意要退货拿钱的话，我做不了主，但我可以帮你问我的主管，他会给你答复。”我被这番话彻底震撼了——一双已经被我穿了一个星期并有明显磨损的鞋，店里居然能够做出如此保护我利益的决定，而且可以任我选择。

　　正是在美国这样一次次观念的颠覆，使我彻底转变了多年来形成的消费观念。以至于我后来听说有些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利用这30天退款的政策恶意退货时，我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愤怒。比如说：有人为了自己的一次旅行的拍摄用信用卡到店里购买一台摄像机，旅行结束后，再拿回店里硬挑毛病，执意退货。这时店里通常会把货款重新退回到他的信用卡上。这样使用摄像机的人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信用卡从刷卡到退款周期在30天之内时，也没有任何利息产生。

　　由此我想，任何一个好的社会制度的维系，更多的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自律。这样一种退货、退款制度，是完全建立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之上的，这套制度就难以实施下去。这种想法后来在纽约得到了印证，在美国，即便是同一家连锁机构，只要店开在纽约，退货退款制度政策就有很多不同。一旦某个地区的消费者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不足以支撑一个对好人更有利的销售模式时，商家就必须改。假如用对待好人的措施去对待坏人，那真不知道会有多少商家能够维系自己的生存。

　　比萨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食品，它源于中国的馅饼，盛行于意大利的食文化，最终流行于美国的快餐店。在我1989年离开中国时，国内没有必胜客，更没有棒约翰、达美乐，我也完全不知道比萨是何物。虽然想要真正领教比萨文化还是要去地道的意大利餐馆，无论是薄薄的焦脆香酥的比萨，还是厚厚的劲道实足的比萨，意大利的餐馆一应俱全，但这些大多限于特定品牌的某家餐馆，把比萨推广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要归功于美国的餐饮连锁方式。

　　美国知名的比萨连锁店有十多家，其中有一家叫God Father Pizza，(教父比萨)就把店面开到了我们学校旁边。每个学期这个店都要针对学校师生做几次促销活动，这种促销就是随你吃到饱的自助餐，而且每次促销该店都会在SIU 的校刊上登出彩色小广告。广告一出，就成为节衣缩食的中国同学奔走相告的一个话题。

　　促销期间，这个只有十几张桌子的小店立刻变成中国同学聚会的场所，来者常常拖家带口，集体出席。每人进门时都手持那份从校刊上撕下来的彩色小广告，这样每人只需付2.99美金，就会有六种比萨供你挑选，让你一直吃到走不动路。

     我们这些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中国留学生们经常是一边吃喝一边用极其经典的话语相互鼓励：“要带着无产阶级刻骨的仇恨来吃，要抱着吃垮资本主义的信念来吃。”当然，事实证明最终吃垮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食客自己。

　　假如这种促销不是设在学期末紧张复习考试时，中国同学还会在店内举办吃比萨大赛，我就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比赛，并且留下了辉煌的战绩。

　　参赛者先到中国学生联谊会去报名，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店里开吃，同时那些不参赛的食客作为裁判，记录比赛结果，最终核定胜出的选手。

　　吃饭比赛的经历我早已有之。那还是在初中三年级“三夏支农”时的一天，我们在烈日炎炎下拔麦子，累得一个个筋疲力尽。到了吃饭时间，贫下中农慷慨地实行“窝头管够，咸菜管够”的政策。这也应算是自助餐的性质了，于是同学们起着哄开始了吃饭比赛，我本来饭量并不太大，但由于不服输，终于吃进了决赛。当吃到一斤窝头时，其他人都已出局，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决胜。于是加油的加油，呐喊的呐喊，起哄的起哄，所有同学都开始对我们两个人进行计量监督。我咬紧牙关向最后的冠军冲刺，当我硬撑着把又一两窝头混着酱疙瘩塞进嘴里，并艰难的一点一点下咽时，看到那名身高比我矮了一大截的同学神态轻松地又吃完了一个二两的窝头，并再伸手去拿下一个。我彻底崩溃了，知道冠军一定无望，我便停止了下咽。但想想亚军的荣誉也足够辉煌了，因为全班50多人，有30多个男生呢。

　　这一天，到了约好的时间，我与SIU 六位中国同学一同来到教父比萨。其中，有两名裁判，四名比赛选手。大家坐定后，裁判宣布规则：“比赛时间不限，吃比萨的数量按牙统计，未吃完一牙的不算，饮料和沙拉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店里的比萨是一整张一整张拿出，直径约有两英尺，每一张比萨被切成六牙，旁边放着铁质的小铲，由客人自取。比赛开始后，我们都带着无比的仇恨和坚定的信念大吃起来，吃到七牙以后，只剩下三人。吃到九牙时，又有一人退出比赛，仍在坚持奋战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看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恨都不如我深，意志也都不如我坚定，我暗想。吃到第十牙时，那位竞争对手走到我面前说：“我不行了，你赢了，我这学期都不会再吃比萨了。看你这劲好像还能再吃，你有什么诀窍?别吃坏了身体，那就不值了。”

　　我心想此话有理，虽说我现在还能再吃，但也早已超过了吃饱的程度。要说能吃这么多的诀窍，那也非常简单。因为这比赛的过程对于我来说，一直就是个忆苦思甜的过程，想到当年比赛咽的是玉米面窝窝头时，嘴里的比萨就会感到格外的香甜。吃饭比赛和其他很多比赛一样，最终比的不是体力而是精神。土插队和洋插队的不同在此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吃饭比赛，一个是玉米面窝头就酱疙瘩，一个是比萨配可口可乐。这还不是天壤之别?有了当年那碗酒垫底，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

　　决胜结果出来了，我以11牙比萨荣膺冠军，裁判也乐了：“你这算一个纪录，以后咱们就不叫比赛了，叫挑战赛，你以11牙的记录做擂主，谁有本事就向你挑战。”停了一会儿，他看了看店里的售货员，小声对我说：“就咱这么吃，这家店老板不会有意见吧?以后他还敢做这种促销吗?”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没有被吃垮，教父比萨店每学期至少两次的比萨自助赛也照常进行。等我做生意多年以后才理解，人家老板根本不以你的逻辑算账。记得一次我的员工被一个合作的老板请客，餐馆坐下来后老板说：“别客气，吃，管够你。”那位员工就拼命地大吃起来，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那位请客的人笑着说：“别急，使劲吃!我出钱你出命，看最后谁赔。”

　　观念的颠覆还在继续，除了“人与动物的紧张”变成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物质的极度匮乏变成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外，人与人的关系也在悄悄地转换着。记得在北京谈恋爱时，到哪儿都嫌人多，那些琢磨着到哪儿才能尽情地拥抱接吻的少男少女，最终选择了颐和园后山和香山西坡。但往往刚是刚准备尽情亲热，往往就会发现树丛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对。

　　进了SIU ，想谈恋爱的中国留学生可是大开眼界!整个学校空旷得很，校园的湖面上你可以和恋人荡起双桨，但划到一定程度，你就得调转船头往回。因为再往深去就是国家公园，在那里人迹罕见，不必担心拥抱接吻被人看见但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野生动物眼中的风景。

　　自从我打最后一个电话告诉学校我已准备飞赴美国后，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没到学校报到，使学校和系里的老师一直担心我的去向。因此，1989年7 月，当我走进广播电视系，找到与我联系过的系主任迈克尔? 斯塔时，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终于来到SIU 了。”随即他高声地在办公室对着所有正在工作的师生员工宣布：“各位师生请注意，我们一直牵挂，同时期待已久的学生沈群来系里报道了。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是本系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在场的老师同学都在为我鼓掌，很多人走过来与我握手致意。我被这阵势惊住了，没想到第一天就会经历一场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仪式。我一边一一地与大家握手，一边用并不流利的英文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来美国读书的机会。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与大家共事。”

　　斯塔教授认真地对我说：“为了表示对你的欢迎，我今天免费为你当一天司机和向导，带你去学校办理各种入学手续。”

　　初到学校的重重欣喜过去后，正式开课后各种压力便接踵而至。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听不懂课，二十多个人的研究生课堂，听着教授和同学流畅而轻松地交流，看着学生们在听到老师调侃后哈哈大笑，我时常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原来虽然我将托福、GRE 的词汇记了不少，但在广播电视系的课堂上有无数与美国历史文化相关的专有名词，这些词是我根本不能理解的。正如一个外国留学生坐到中国传媒大学的课堂上，当老师讲到类似——“赵忠祥的播音风格与倪萍配合就非常搭调，就像大家在春晚看到的那样。但他要与何炅共同主持一档节目，那大本营就很难快乐起来”这样的内容时，没有个十几年观赏中国电视的经验，就无法理解这句话内层的意思一样，我当时在美国的课堂上就是这样一种窘境。

　　于是每次下课，我都紧急寻找那些不着急回家的美国同学，凭着我在上课时的笔记，向他们求教这些词的表层和深层的涵义。有时一堂课就能出现多达几十个我不理解的专有名词，而同学给我解释也往往要花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几堂课下来之后，我的行为已经吓住了几乎全班同学，老师宣布下课后，他们就躲着我四散离开，谁也不愿搭上这放学后的一个小时给一个外国人讲“小儿科”的东西。于是我想，我一定要改变这种求救方式，没有人给我讲我就自己到图书馆查。

　　这样在整个硕士学位的攻读过程中，每次课后去图书馆查阅专有名词就成为我必须的补课内容。

　　周一至周五每天四小时助教、助研的工作，加上第一个学期学校要求我每天必须参加的两个小时英文补习和两个小时自习已经把我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此外我还要面对研究生课程和课后作业，使我难有任何闲暇时间。而不能给“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丢脸的自尊心又迫使我在各科考试的论文中力争上游，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投入所有可能的时间。每次上课前我都做预习，起码把书本上的专有名词搞懂，每次下课后再进行补习，应对老师讲课中源源不断的专有名词。

　　平均每天约五个小时的睡眠，使我经历了在备考托福之后的又一段没日没夜疯狂学习的状态。这使我在第一个学年就从来没有过星期六的上午，因为周一至周五欠的觉，都等着周六补回来。一周之内我只有星期五晚上睡觉时不上闹钟，而星期六睁眼醒来往往就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那是我一周一次固定去超市采购的时间。

　　那个年代，你几乎可以从中国留学生在校园行走的节奏中辨别出哪些是公派进修生，哪些是“自费”留学生。因为公派进修生是只听课，不参加考试，也不拿学位的。他们没有任何学习压力，往往是悠哉游哉，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欣赏校园内的一草一木。其中有些人关注的只是在哪个教堂举办的活动上能够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因为这样就可以节省出一些饭费来，从而在回国时购买目录规定免税的几大件商品。而“自费”留学生却完全不同，那时所谓的“自费”就是不用政府的钱，用美国的钱，因为几乎没有中国学生自己出得起美国学费。因此我们也都受制于那条学校的法规——任何一个学期，平均成绩达不到B 时(美国学校的ABCD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优良中差)，奖学金便自动终止。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竭尽所能，保持学习成绩始终在全班名列前茅，否则就会因为奖学金的停止而终止学业卷铺盖回家。

　　当然，理科同学的境遇就截然不同，他们的课堂上不仅没有那么多社会历史的专有名词，而且师生之间沟通往往不需要太多对话，通常是一个黑板上的公式推导就能解决问题。即便是不得不用一些英语单词，很多也都是学生们在中国的课堂上就一直使用的，如sin 、cos 等等。每次到了期末都会发生这样气人的事情——当我咬着干粮，冲进学校的电脑中心(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个人电脑)去写那个要求限时完成且常常要上百页纸的论文时，理科同学也会来到这里。而当你紧张工作之余侧身看到他们电脑上的工作时，才发现这些计算机系、数学系的学生已经在玩电脑游戏了。

　　当然，这一情景并不使我心生嫉妒，因为我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果不其然，两年后，在学校毕业典礼时我们从聊天中了解到，那些当年在学校中不够努力的人虽然可以混到学位，但在找工作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却使他们一筹莫展，难以胜出。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生活，已经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虽然她不够知名，但她给予我的却一点都不亚于北大。因为在这里，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文明洗礼，一个个生活观念的颠覆使我重新领悟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在美国又一次观念的颠覆，使我经历了信念的洗礼，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己心灵的关系全面转换。以至于后来听说有些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利用这30天无理由退货的政策恶意退货时，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愤怒。

　　在洛杉矶呆了不到一个月，我就赶到南伊利诺伊大学报到。这个英文缩写为SIU 的美国公立大学，坐落在伊利诺伊州最南端一个叫卡尔邦代尔的小镇。这是个典型的大学城，学生总数为24000 人，小镇的总人口也是两万多，所有工作的人也都是在为这所大学服务，无论是银行、餐馆、超市，还是车行、邮局和房产公司。

　　这所美国公立大学的美，超出了我当时对一所大学应具有的美的全部想象。在国内上学时，我已经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因为北大的历史在国内可列入悠久的行列，校园之美在全国的大学中更是数一数二。可相比之下，这所在美国根本排不上名的SIU ，历史比北大长了近40年不说，校园面积更几乎是北大的两倍(南利诺伊大学卡尔邦代尔分校面积约460 公顷，北大面积约为267 公顷)，学生人数也几乎是当时北大学生的两倍，并且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2400人之多。学校的南侧紧邻国家公园，山水相连，建筑景观错落有致。你更多的感觉是，这里是一个旅游胜地，度假村，而不是学校。在1989年8 月14号走进这所学校的那一刻，我就被这里的美彻底折服了。

　　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偌大的校园没有围墙，没有门，一条条蜿蜒的小路无障碍地从各个方向通进校园，学校象一位敞开胸怀的智者，欢迎着每一位学生学子的到来。校园被高高低低的各色植被铺满，走在林阴小道上，空气中多了一份清新，少了一些乌烟瘴气。以前我们习惯把落叶烧掉，而这里，所有的一切都是天然的，落叶归根，化作春泥更护花。图书馆、教学楼、电视塔和现代艺术雕塑等等建筑在植被的掩映下，文化和艺术，自然与雕琢浑然一体。

　　足球、网球、棒球、美式橄榄等所有球类都有自己的标准运动场，而体育馆里的设施与规模更是让人惊叹不已——北大的一体、二体两个体育馆加起来也不如她一半的面积，更不可思议的是馆中的游泳池竟是25米×50米的奥林匹克标准赛道。

　　正值八月，秋季的校园，各色茂密的树木绚烂缤纷、多彩多姿，远远看去层林尽染，走在校园内有一种置身森林公园的美妙感觉。草坪上、树林间永远可以看到机灵的小松鼠在悠闲地奔走，林间的小路上经常有梅花鹿驻足向人们眺望。曾经经历过人与动物之间紧张关系的我，从没想过在这个世界上，人和动物竟可以如此亲近，如此和谐。你能想象出因此当校园里草坪上的梅花鹿、丹顶鹤的雕塑现在突然变成活蹦乱跳的小动物，甚至主动跑到你面前来毫无顾忌的吃你喂给它的食物时，心里止不住有一分意外的感动?

　　来到美国以后，突然之间少了很多自我的少年时代起就已经习惯了的那种由物质短缺而带来的紧张和局促，多了一分从容。譬如说当我突感内急冲向厕所时，无需再紧急地检查自己身上是否带着纸，因为卫生间里不仅一定有纸，而且是足够地多。上课万一迟到，你也不必像在国内时那样感到无地自容，进教室时要承受着老师和所有同学带有道德遣责般的注目礼，你只需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室，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听讲即可。再说饮料，这个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离不开的消费品，在美国是如此的特殊，几乎任何快餐店都有免费续杯的服务，而且各种饮料随意挑选。多少年后我才发现，这种服务即便是在同为西方发达国的英国、澳大利亚也不流行。在美国的快餐店消费时，你实际上买的不是饮料，而是一个杯子，拿着这个杯子，你可以无限量地去盛6-10种不同的饮料。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无休止地喝下去。美国的自助餐店就更能说明问题。来美国之前，唯一的自助餐经历是在我拿到奖学金后，女友请我在citic 大楼顶层吃过的自助餐。记得每位的价格是人了币98元，比我当时1 个月的工资还高，但由于当时心思全都不在饭上，所以也没吃出什么概念。而在美国，这种“All you can eat ”(中文翻译就是“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自助餐广告随处可见。

　　除了不再每天经历物质短缺所带来的紧张外，还有更多让我意想不到的人与物关系的变化。譬如说当你到百货商店购物时，不用费尽心机地千挑万选，担心一旦没有足够仔细，选错了尺码或有质量问题无法退换。在美国，百货店大部分的商品都是30天之内可退可换。记得有一次我去沃尔玛买了一双鞋，(这是我到美国后咬牙买的第一双鞋)。店内试穿时觉得还不错，可回来穿上几天后，我发现右脚的小趾时特别不适，尤其是在需要脚用力支撑时，小脚趾磨得很疼。正当我不该如何是好时，一位美国同学轻松地说：“拿回去找他们店里退换啊。”

　　我看了看鞋，已经有些明显的磨损，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着鞋找回了店里。

　　在我说明情况后，那个胖胖的女店员手拿那双鞋，反复地观察着，嘴里还嘟囔着：“这鞋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情景本身就让我有些感动——她明明知道那鞋是机器制造，成千上万双都按一个模子出品，但她不觉得是我的脚有问题，而是那只鞋有问题。她看了一会儿对我说：“先生，您现在有三种选择。第一，把这双鞋留在我这儿，你自己再去换一双;第二，做退货处理，但不能给你现金，只能给你记账，以后你在本店消费时可以用这个钱;第三，如果你执意要退货拿钱的话，我做不了主，但我可以帮你问我的主管，他会给你答复。”我被这番话彻底震撼了——一双已经被我穿了一个星期并有明显磨损的鞋，店里居然能够做出如此保护我利益的决定，而且可以任我选择。

　　正是在美国这样一次次观念的颠覆，使我彻底转变了多年来形成的消费观念。以至于我后来听说有些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利用这30天退款的政策恶意退货时，我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愤怒。比如说：有人为了自己的一次旅行的拍摄用信用卡到店里购买一台摄像机，旅行结束后，再拿回店里硬挑毛病，执意退货。这时店里通常会把货款重新退回到他的信用卡上。这样使用摄像机的人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因为信用卡从刷卡到退款周期在30天之内时，也没有任何利息产生。

　　由此我想，任何一个好的社会制度的维系，更多的不是靠法律，而是靠自律。这样一种退货、退款制度，是完全建立在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基础之上的，这套制度就难以实施下去。这种想法后来在纽约得到了印证，在美国，即便是同一家连锁机构，只要店开在纽约，退货退款制度政策就有很多不同。一旦某个地区的消费者整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不足以支撑一个对好人更有利的销售模式时，商家就必须改。假如用对待好人的措施去对待坏人，那真不知道会有多少商家能够维系自己的生存。

　　比萨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食品，它源于中国的馅饼，盛行于意大利的食文化，最终流行于美国的快餐店。在我1989年离开中国时，国内没有必胜客，更没有棒约翰、达美乐，我也完全不知道比萨是何物。虽然想要真正领教比萨文化还是要去地道的意大利餐馆，无论是薄薄的焦脆香酥的比萨，还是厚厚的劲道实足的比萨，意大利的餐馆一应俱全，但这些大多限于特定品牌的某家餐馆，把比萨推广到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要归功于美国的餐饮连锁方式。

　　美国知名的比萨连锁店有十多家，其中有一家叫God Father Pizza，(教父比萨)就把店面开到了我们学校旁边。每个学期这个店都要针对学校师生做几次促销活动，这种促销就是随你吃到饱的自助餐，而且每次促销该店都会在SIU 的校刊上登出彩色小广告。广告一出，就成为节衣缩食的中国同学奔走相告的一个话题。

　　促销期间，这个只有十几张桌子的小店立刻变成中国同学聚会的场所，来者常常拖家带口，集体出席。每人进门时都手持那份从校刊上撕下来的彩色小广告，这样每人只需付2.99美金，就会有六种比萨供你挑选，让你一直吃到走不动路。

     我们这些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中国留学生们经常是一边吃喝一边用极其经典的话语相互鼓励：“要带着无产阶级刻骨的仇恨来吃，要抱着吃垮资本主义的信念来吃。”当然，事实证明最终吃垮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食客自己。

　　假如这种促销不是设在学期末紧张复习考试时，中国同学还会在店内举办吃比萨大赛，我就参加过一次这样的比赛，并且留下了辉煌的战绩。

　　参赛者先到中国学生联谊会去报名，然后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店里开吃，同时那些不参赛的食客作为裁判，记录比赛结果，最终核定胜出的选手。

　　吃饭比赛的经历我早已有之。那还是在初中三年级“三夏支农”时的一天，我们在烈日炎炎下拔麦子，累得一个个筋疲力尽。到了吃饭时间，贫下中农慷慨地实行“窝头管够，咸菜管够”的政策。这也应算是自助餐的性质了，于是同学们起着哄开始了吃饭比赛，我本来饭量并不太大，但由于不服输，终于吃进了决赛。当吃到一斤窝头时，其他人都已出局，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学决胜。于是加油的加油，呐喊的呐喊，起哄的起哄，所有同学都开始对我们两个人进行计量监督。我咬紧牙关向最后的冠军冲刺，当我硬撑着把又一两窝头混着酱疙瘩塞进嘴里，并艰难的一点一点下咽时，看到那名身高比我矮了一大截的同学神态轻松地又吃完了一个二两的窝头，并再伸手去拿下一个。我彻底崩溃了，知道冠军一定无望，我便停止了下咽。但想想亚军的荣誉也足够辉煌了，因为全班50多人，有30多个男生呢。

　　这一天，到了约好的时间，我与SIU 六位中国同学一同来到教父比萨。其中，有两名裁判，四名比赛选手。大家坐定后，裁判宣布规则：“比赛时间不限，吃比萨的数量按牙统计，未吃完一牙的不算，饮料和沙拉都不在统计范围之内。”

　　店里的比萨是一整张一整张拿出，直径约有两英尺，每一张比萨被切成六牙，旁边放着铁质的小铲，由客人自取。比赛开始后，我们都带着无比的仇恨和坚定的信念大吃起来，吃到七牙以后，只剩下三人。吃到九牙时，又有一人退出比赛，仍在坚持奋战的只剩下我和另外一位同学。看来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恨都不如我深，意志也都不如我坚定，我暗想。吃到第十牙时，那位竞争对手走到我面前说：“我不行了，你赢了，我这学期都不会再吃比萨了。看你这劲好像还能再吃，你有什么诀窍?别吃坏了身体，那就不值了。”

　　我心想此话有理，虽说我现在还能再吃，但也早已超过了吃饱的程度。要说能吃这么多的诀窍，那也非常简单。因为这比赛的过程对于我来说，一直就是个忆苦思甜的过程，想到当年比赛咽的是玉米面窝窝头时，嘴里的比萨就会感到格外的香甜。吃饭比赛和其他很多比赛一样，最终比的不是体力而是精神。土插队和洋插队的不同在此一眼就能看出来，都是吃饭比赛，一个是玉米面窝头就酱疙瘩，一个是比萨配可口可乐。这还不是天壤之别?有了当年那碗酒垫底，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

　　决胜结果出来了，我以11牙比萨荣膺冠军，裁判也乐了：“你这算一个纪录，以后咱们就不叫比赛了，叫挑战赛，你以11牙的记录做擂主，谁有本事就向你挑战。”停了一会儿，他看了看店里的售货员，小声对我说：“就咱这么吃，这家店老板不会有意见吧?以后他还敢做这种促销吗?”

　　事实证明，资本主义没有被吃垮，教父比萨店每学期至少两次的比萨自助赛也照常进行。等我做生意多年以后才理解，人家老板根本不以你的逻辑算账。记得一次我的员工被一个合作的老板请客，餐馆坐下来后老板说：“别客气，吃，管够你。”那位员工就拼命地大吃起来，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样子，那位请客的人笑着说：“别急，使劲吃!我出钱你出命，看最后谁赔。”

　　观念的颠覆还在继续，除了“人与动物的紧张”变成了人与动物的和谐，物质的极度匮乏变成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外，人与人的关系也在悄悄地转换着。记得在北京谈恋爱时，到哪儿都嫌人多，那些琢磨着到哪儿才能尽情地拥抱接吻的少男少女，最终选择了颐和园后山和香山西坡。但往往刚是刚准备尽情亲热，往往就会发现树丛后面还隐藏着另外一对。

　　进了SIU ，想谈恋爱的中国留学生可是大开眼界!整个学校空旷得很，校园的湖面上你可以和恋人荡起双桨，但划到一定程度，你就得调转船头往回。因为再往深去就是国家公园，在那里人迹罕见，不必担心拥抱接吻被人看见但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野生动物眼中的风景。

　　自从我打最后一个电话告诉学校我已准备飞赴美国后，有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没到学校报到，使学校和系里的老师一直担心我的去向。因此，1989年7 月，当我走进广播电视系，找到与我联系过的系主任迈克尔? 斯塔时，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终于来到SIU 了。”随即他高声地在办公室对着所有正在工作的师生员工宣布：“各位师生请注意，我们一直牵挂，同时期待已久的学生沈群来系里报道了。他是一个地道的北京人，是本系有史以来第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在场的老师同学都在为我鼓掌，很多人走过来与我握手致意。我被这阵势惊住了，没想到第一天就会经历一场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仪式。我一边一一地与大家握手，一边用并不流利的英文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了我来美国读书的机会。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与大家共事。”

　　斯塔教授认真地对我说：“为了表示对你的欢迎，我今天免费为你当一天司机和向导，带你去学校办理各种入学手续。”

　　初到学校的重重欣喜过去后，正式开课后各种压力便接踵而至。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听不懂课，二十多个人的研究生课堂，听着教授和同学流畅而轻松地交流，看着学生们在听到老师调侃后哈哈大笑，我时常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

　　原来虽然我将托福、GRE 的词汇记了不少，但在广播电视系的课堂上有无数与美国历史文化相关的专有名词，这些词是我根本不能理解的。正如一个外国留学生坐到中国传媒大学的课堂上，当老师讲到类似——“赵忠祥的播音风格与倪萍配合就非常搭调，就像大家在春晚看到的那样。但他要与何炅共同主持一档节目，那大本营就很难快乐起来”这样的内容时，没有个十几年观赏中国电视的经验，就无法理解这句话内层的意思一样，我当时在美国的课堂上就是这样一种窘境。

　　于是每次下课，我都紧急寻找那些不着急回家的美国同学，凭着我在上课时的笔记，向他们求教这些词的表层和深层的涵义。有时一堂课就能出现多达几十个我不理解的专有名词，而同学给我解释也往往要花上40分钟到一个小时。几堂课下来之后，我的行为已经吓住了几乎全班同学，老师宣布下课后，他们就躲着我四散离开，谁也不愿搭上这放学后的一个小时给一个外国人讲“小儿科”的东西。于是我想，我一定要改变这种求救方式，没有人给我讲我就自己到图书馆查。

　　这样在整个硕士学位的攻读过程中，每次课后去图书馆查阅专有名词就成为我必须的补课内容。

　　周一至周五每天四小时助教、助研的工作，加上第一个学期学校要求我每天必须参加的两个小时英文补习和两个小时自习已经把我的时间表排得满满的。此外我还要面对研究生课程和课后作业，使我难有任何闲暇时间。而不能给“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丢脸的自尊心又迫使我在各科考试的论文中力争上游，所以我唯一的方法就是投入所有可能的时间。每次上课前我都做预习，起码把书本上的专有名词搞懂，每次下课后再进行补习，应对老师讲课中源源不断的专有名词。

　　平均每天约五个小时的睡眠，使我经历了在备考托福之后的又一段没日没夜疯狂学习的状态。这使我在第一个学年就从来没有过星期六的上午，因为周一至周五欠的觉，都等着周六补回来。一周之内我只有星期五晚上睡觉时不上闹钟，而星期六睁眼醒来往往就已经是下午两三点钟，那是我一周一次固定去超市采购的时间。

　　那个年代，你几乎可以从中国留学生在校园行走的节奏中辨别出哪些是公派进修生，哪些是“自费”留学生。因为公派进修生是只听课，不参加考试，也不拿学位的。他们没有任何学习压力，往往是悠哉游哉，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情欣赏校园内的一草一木。其中有些人关注的只是在哪个教堂举办的活动上能够吃一顿免费的午餐。因为这样就可以节省出一些饭费来，从而在回国时购买目录规定免税的几大件商品。而“自费”留学生却完全不同，那时所谓的“自费”就是不用政府的钱，用美国的钱，因为几乎没有中国学生自己出得起美国学费。因此我们也都受制于那条学校的法规——任何一个学期，平均成绩达不到B 时(美国学校的ABCD相当于我国大学中的优良中差)，奖学金便自动终止。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必须竭尽所能，保持学习成绩始终在全班名列前茅，否则就会因为奖学金的停止而终止学业卷铺盖回家。

　　当然，理科同学的境遇就截然不同，他们的课堂上不仅没有那么多社会历史的专有名词，而且师生之间沟通往往不需要太多对话，通常是一个黑板上的公式推导就能解决问题。即便是不得不用一些英语单词，很多也都是学生们在中国的课堂上就一直使用的，如sin 、cos 等等。每次到了期末都会发生这样气人的事情——当我咬着干粮，冲进学校的电脑中心(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个人电脑)去写那个要求限时完成且常常要上百页纸的论文时，理科同学也会来到这里。而当你紧张工作之余侧身看到他们电脑上的工作时，才发现这些计算机系、数学系的学生已经在玩电脑游戏了。

　　当然，这一情景并不使我心生嫉妒，因为我相信一分汗水一分收获，不经历风雨，哪能见彩虹?果不其然，两年后，在学校毕业典礼时我们从聊天中了解到，那些当年在学校中不够努力的人虽然可以混到学位，但在找工作时，激烈的社会竞争却使他们一筹莫展，难以胜出。

　　南伊利诺伊大学的校园生活，已经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虽然她不够知名，但她给予我的却一点都不亚于北大。因为在这里，我经历了刻骨铭心的文明洗礼，一个个生活观念的颠覆使我重新领悟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