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新冠疫情在日本出现蔓延之势，日本社会再次大量出现幼儿园、学校、企业、社会机构等“自肃”的情况。在我的印象里，2011年3.11大地震发生时日本社会也曾大量使用“自肃”这一表述。

　　“自肃”在日语里是“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管理”的意思，主体在个人。笔者感觉汉语里似乎没有“自肃”这个词语。这两个汉字给人以强烈的压力感，甚至可以说是沉重感。“自肃”虽然是他人请求或者要求个人配合的，但暗含强制性和命令性意味。

　　“自肃”二字反映出日本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类似在面临自然灾害、灾难等重大突发事件时日本社会中形成的某种带有共识性和约束性的以心传心。它是日本社会特有，在长时间的历史中形成，一定程度体现了日本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以及民众配合之间的关系。

　　在自肃的要求下，日本各界都进行了调整。家长自觉检测孩子体温，如果有疑似症状就让孩子呆在家里隔离;学校尽可能停课，提前放春假，减少组织活动，简化毕业典礼等仪式;公司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避免出现公共交通拥堵;商场缩短营业时间，尽量降低出现集团感染的危险等。

　　当疫情来临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经验不同，必然应对机制与策略也不相同。日本政府应对疫情的某些做法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少质疑和担心，但生硬照搬中国模式，照“抄中国作业”，恐怕不现实而且防疫效果难以保证。

　　日本中央政府采取的任何防疫措施都需要有相应法律授权，日本政府早在1月27日就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认定为日本《感染症法》中的“指定感染症”，采取防疫措施也因此有法可依。但是《感染症法》给日本政府授权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将承担所有国籍的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治疗费用”方面。还记得日本政府派专机接回国的第一批日侨中有一人下机后拒不接受核酸检测就回家了，《感染症法》没有授权政府可以限制其人身自由和强迫其进行核酸检测，日本防疫必然会有自己的模式。日本中央和地方有明确的权力分割，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在执行层面各个地方政府的力度和速度也大不相同。这一点从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大义凛然”地要求停课也可以看出来。日本没有街道办和居委会，功能相似的“町内会”“自治会”等机构只是“编外”组织，没有听命和协助政府工作的义务，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拒绝政府提出的要求。26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控制国内大型运动、文化活动的举办而非强制取消，主办方可以自行判断情况，还是法律授权的问题。也因此，27日，安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日本需要制定必要的法案，以遏制疫情蔓延并将其对人们生活和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众进行的“自肃”行为，即使是在没有强制性禁止措施的情况下，对有效抗击疫情、保持社会稳定以及维护经济活动也能够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历史上应对灾难形成的自我约束的集体自觉——“自肃”，或许也是我们看到日本政府能够表现如此“佛系”的原因之一和底气所在。

 　　本次新冠疫情在日本出现蔓延之势，日本社会再次大量出现幼儿园、学校、企业、社会机构等“自肃”的情况。在我的印象里，2011年3.11大地震发生时日本社会也曾大量使用“自肃”这一表述。

　　“自肃”在日语里是“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管理”的意思，主体在个人。笔者感觉汉语里似乎没有“自肃”这个词语。这两个汉字给人以强烈的压力感，甚至可以说是沉重感。“自肃”虽然是他人请求或者要求个人配合的，但暗含强制性和命令性意味。

　　“自肃”二字反映出日本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类似在面临自然灾害、灾难等重大突发事件时日本社会中形成的某种带有共识性和约束性的以心传心。它是日本社会特有，在长时间的历史中形成，一定程度体现了日本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以及民众配合之间的关系。

　　在自肃的要求下，日本各界都进行了调整。家长自觉检测孩子体温，如果有疑似症状就让孩子呆在家里隔离;学校尽可能停课，提前放春假，减少组织活动，简化毕业典礼等仪式;公司实行弹性工作制，错峰上下班，避免出现公共交通拥堵;商场缩短营业时间，尽量降低出现集团感染的危险等。

　　当疫情来临时，每个国家国情不同，经验不同，必然应对机制与策略也不相同。日本政府应对疫情的某些做法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少质疑和担心，但生硬照搬中国模式，照“抄中国作业”，恐怕不现实而且防疫效果难以保证。

　　日本中央政府采取的任何防疫措施都需要有相应法律授权，日本政府早在1月27日就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认定为日本《感染症法》中的“指定感染症”，采取防疫措施也因此有法可依。但是《感染症法》给日本政府授权主要体现在“日本政府将承担所有国籍的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治疗费用”方面。还记得日本政府派专机接回国的第一批日侨中有一人下机后拒不接受核酸检测就回家了，《感染症法》没有授权政府可以限制其人身自由和强迫其进行核酸检测，日本防疫必然会有自己的模式。日本中央和地方有明确的权力分割，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不完全听命于中央政府，在执行层面各个地方政府的力度和速度也大不相同。这一点从北海道知事铃木直道“大义凛然”地要求停课也可以看出来。日本没有街道办和居委会，功能相似的“町内会”“自治会”等机构只是“编外”组织，没有听命和协助政府工作的义务，特殊情况下甚至可以拒绝政府提出的要求。26 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控制国内大型运动、文化活动的举办而非强制取消，主办方可以自行判断情况，还是法律授权的问题。也因此，27日，安倍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日本需要制定必要的法案，以遏制疫情蔓延并将其对人们生活和经济的影响降至最低”。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民众进行的“自肃”行为，即使是在没有强制性禁止措施的情况下，对有效抗击疫情、保持社会稳定以及维护经济活动也能够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历史上应对灾难形成的自我约束的集体自觉——“自肃”，或许也是我们看到日本政府能够表现如此“佛系”的原因之一和底气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