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日关系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改变中国人对于日本、尤其是当代日本的普遍认知，让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当代日本。

　　我把当代日本这四个字进行加重，想说明的是当代日本早已经不是那个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了，当代日本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在反日情绪最高涨的2012年，我曾经写过长文《不要对当代日本妖魔化》，讲述过我自己对日本的认知变化过程。以下是我今天略作修改的原文的第一部分：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时代，最早对日本的了解来自电影和小人书(即连环画)，我印象很深的电影是《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等。因为那时电影是露天放映的，我看了绝对不止一遍。电影的套路都差不多：日本人被游击队收拾得够呛，最后八路军来一个连把鬼子消灭了。

　　后来上了高中，进入文科班学历史，算是把历史学得稍微全面了点，但依然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媒体上没有)。再后来进入了军校，才听说了南京大屠杀。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接受的教育让我和很多国人一样，对日本人的印象基本是坏，很坏。这种认知是被自己后来的亲历一点点颠覆的。

　　颠覆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宁波开始建设后来著名的北仑港，当时建港口的原因是要为上海宝钢提供原料。我那时就知道宝钢是日本援建的，后来知道使用的是日本钢铁厂的二手设备，而宁波港一开始也是日本人援建的。

　　父亲是宁波港第一代建港人。暑假的时候我会跟父亲坐着班车去港区生活。这个班车与我以前坐过的中国破旧的公交车完全不同，它看上去非常结实，车的玻璃上还印着日本字。这些车都是日本赠送的，都是日本淘汰的车，但当时已经看着很高大上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这个中国刚刚走向开放的时期，我们仿佛对日本没有什么反感。日本家用电器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产品，其冰箱、电视的质量之好仍然让现在的许多中国老人怀念，那时中国家庭是以拥有日本电器而自豪的。

　　这种场景一直持续到90年代。日本电影从《追捕》开始风靡中国，日本电视连续剧把中国人感动得两眼泪汪汪，日本影星的名字比后来的苍井空老师要家喻户晓得多，日本的歌曲也很流行，还有蛤蟆镜、喇叭裤等时尚也是日本引领的。这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二留学日本进入高潮，当然还有很多中国的美女远嫁日本。改革开放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我们的学习目标也是日本。

　　我那时候还小，并不懂得什么是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人没有反感，没有人高喊南京大屠杀，没有人知道钓鱼岛，也没有人高喊抵制日货和索要战争赔款。日本的一切来得中国都非常自然，没有什么隔阂。日本那时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而中国人在各种斗争、贫困和物资极度匮乏中生活了三十年。

　　颠覆二：

　　1990年我正式开始从事外事工作，一干就是15年。很可惜那时候中国的外交环境极度恶劣。一年前广场上发生的事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很长时间的政治和经济制裁，西方国家(日本在政治上也是西方国家)停止了与我们的外交往来。

　　但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89年国庆节欢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会见了中信集团邀请来的日本代表团。这是当时第一个访华的西方代表团，算是对我们不离不弃，而我的朋友是那天小平的翻译。

　　1990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了日本军人。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北京的招待会太多了，每一个驻华使馆都会搞国庆招待会，还有军队日招待会。在一个大酒店里我见到一个戴眼镜、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他穿着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军装。他就是日本驻华国防武官，一个上校军官，准确地说是日本自卫队驻中国大使馆代表。

　　看到他军服上的日本国旗时，我当时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鬼子”。毕竟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也很好奇地看到我这个亚洲处新来的年轻中尉。他的中文还不错，与其交谈了一会，我的感觉慢慢变得正常，自己也放松下来。

　　这个武官每到过年都会给我们送日本挂历。这些挂历印制之精美、高雅是当时的中国挂历无法比拟的。后来我接待过日本自卫队的代表团访华。这些自卫队的军官表现出来的是温和、谦恭和彬彬有礼。

　　颠覆三：

　　1995年我去英国读外交学。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亚洲学生，韩国的，香港的，还有一男两女共三个日本学生，这是我第一次与日本学生长时间的接触。他们都很年轻，听说我是中国军人时，他们第一联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所以起初与我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感，其实几乎所有的西方同学都与我有距离感。

　　我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五六岁。男的是运动型的，很阳光帅气。两个女生每天都顶着浓妆，我想象不出她们卸妆后的模样，她们说起话来都轻声细语的。其中一个明显是大家闺秀，据说看她的名字就知道她出身豪门。他们的英语很一般，属于课堂上特别沉默的那一类。我在课堂也很沉默，因为中国当时是国际关系中广受抨击的对象。但听说MBA课堂上中国是受欢迎的，那时我很有些后悔选择错了专业。

　　我最喜欢的课是现代国际关系史，老师叫阿姆斯特朗，他对中国的态度要包容得多了。正是这门现代国际关系史课让我能宏观地看到了中国现代史，摆脱了原有思维定式的束缚，使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有了宏观的认识，也学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的全景。

　　和日本的那三个学生混得比较熟了，他们觉得我这个能讲英语的中国军人并非他们想象的可怕。有一天我请他们来我的宿舍吃饭。在我的宿舍里，他们问我天安门的事，而我和他们聊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聊起了南京大屠杀。他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得很少。

　　后来我请他们听音乐，他们看到我很坦然地听着盗版CD时都非常吃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盗版CD，因为他们知道盗版这是违法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警醒，也令我羞愧，知道了法治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我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在英国培养的，包括写论文这样学术的严谨性。

　　颠覆四：

　　1997年我跟随中国高级军官行政班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在这里，我对两个地区问题有了全新的视角。一是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的评估，除了对中国存在威胁之外，也有平衡地区力量的一面，因为它在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也制约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二是让我跳出原来视角来看待中日关系。

　　那次的培训涉及的课题很多。从全球化讲到地区冲突，从信息时代讲到核危机，讲课者有顶级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还有美国前国防部长、将军。其中有两个学者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说的约瑟夫·奈，另一个是美国东亚问题泰斗级人物---傅高义，两节课都是我做的口译。

　　傅高义关于中日关系的课讲得非常精彩。他从第三方旁观者的角度来讲中日关系，他从明治维新日本的彻底变革讲到了二战后日本为什么没有彻底清算战争的原因，从日本天皇为何得到了维持讲到了靖国神社和日本文化中对先人的尊重，讲到了日本和平宪法和日本人对于强者的臣服。

　　这堂课让我意识到，我们很多国人并不了解日本，而且不愿意去了解日本。我们喜欢一厢情愿地从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日本，并且对自己许多无厘头的解读深信不疑。那天上完课时，大家都很沉默，大概都觉得傅高义讲得有道理。但那天课后我与我们的一位局长有过争执，我说中国年青人根本不恨日本，相反他们很哈日。大校说中国年青人痛恨日本人，因为他儿子恨日本人。

　　我至今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又开始痛恨日本人了。更不能理解的是那种撕裂：有大批的中国年轻人喜欢日本的动漫，也有大批的中国年轻人对日本恨得咬牙切齿。

　　写了这么多，才写到了1997，但我居然还没有去过日本。下面要写的才是眼见为实的改变。

　　颠覆五：

　　从1998年开始我有许多次访问日本的经历，亲眼看到了日本。

　　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跟随当时的中国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访问日本。这是多年以来中国国防部长首次正式访日。在那一次的访问前的准备会上，迟副主席对代表团全体成员说：有些人到了日本，腰就弯了下去，和日本人点头号哈腰的，像什么样子。我们这次去，我们大家一定要挺直腰板。

　　我们的确挺直腰板完成了整个访日行程。《挺直你的腰板》后来构成了我很不成熟的《冷眼看日本》系列的第一篇。

　　迟副主席是抗战的最后阶段参加八路军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过他母亲是如何鼓励他参加八路军的，感人至深。我记得迟副主席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的一个党团代表团说的反话：我要感谢你们日本人啊。我本来的理想就是读书当一个乡村私塾的老师。你们侵略中国，你们屠杀了我的村子，才逼得我参了军。我现在才会当上了国防部长，成为了上将。

　　可以想见，他对于日本的情感要比我复杂得多。

　　在东京的时候全部是正式活动，领导人的会见、会谈、宴请，从军届到政届，从商界到侨界。正式官方活动结束后是参观部队，为了节约时间，日本防卫厅派出了直升机编队送我们去参观日本的白里航空自卫队基地、横须贺海上自卫队基地和陆上自卫队富士训练学校。日方的接待工作和我们一样做得精心，一样的一丝不苟，一环扣一环，但必须承认，他们做得更精致。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横须贺基地，在这里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差距。日方为我们安排的是参观它自主生产的护卫舰“春雨号”(弦号102)。“春雨号”是1996年服役的防空反潜护卫舰，比我们当时的现役军舰要先进得多。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参观过许多国家的军舰，老舰新舰，大舰小舰，水上水下。日本是一个造船工业和科技水平极高的国家，而日本的军舰依然透视出这个国家产品的精致感。

　　那一次对日本海军的访问，让当时的我相信中日之间如果再次发生海战，中国海军的结局应该不会比甲午海战好多少，只是这次战争会局限在海上，而不会漫延到陆地上。好在中国的海军装备在这二十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改变，而中日也不会走向战争。

　　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铁，我们乘坐着著名的新干线旅行很是感慨。在火车上我曾经和同事开玩笑的时候来了一句“八格牙路”。坐在旁边的日本防卫厅的女孩听见了，很惊讶地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日语骂人的话。

　　迟副主席在结束日本之行后又去了别的国家访问，我没有跟着去，我从大阪回到东京又单独呆了两天。两天间我作为一个普通游客体会了一下这座拥挤却有序城市，体会了这座城市里平常的生活。看到夜晚的新宿、下班后坐在弹子机前消耗时间的日本人，也体会了上下班高峰时东京地铁的疯狂的拥挤。

　　我后来又跟着我们的后勤代表团去过日本，参观过日本的工业和农业。再后来，我又一个人作为国防官员去过日本开过几次会，去过中国留学生家里做客，去过日本大学里闲逛过。还去过冲绳，参观过冲绳的美军基地。

　　我感觉日本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秩序，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国民素养比我们实在高得太多了。中国曾经有一部电视系列片叫《大国崛起》，其中也谈到了日本的崛起，并把日本崛起和再崛起归功于扎实的教育。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在日本，政治和国际事务是政治家和官僚们的游戏，仿佛与普通国民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中国，仿佛每一个人都热衷于政治，仿佛每个人对日本都充满了情绪。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错觉。

　　颠覆六：

　　再后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所谓多边合作就是两个国家以上的合作。我到处参加有关亚太安全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我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与日本的与会者。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手，美国人喜欢直接了当，我很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感觉，跟日本人打交道就要费心多了。

　　日本的军官很少出席会议，即使出席也很少说话。一是日本军队不参与政治，二是他们对地区安全等事务真的了解不多。所以在会议上发言的经常是日本防卫厅的文职官员，他们除了英语表达能力欠缺些，开会需要的反应能力、抓细节和漏洞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你经常很难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日本文化决定了他们并不喜欢当面否定你的意见，但不否定并不意味着肯定，所以与他们开会总是比较难缠。我曾经在主持东北亚安全研讨会时与其中的一个日本防卫厅官员发生过多次争执。最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是他只是不喜欢我这个人来主导会议。

　　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差异，日本人表面上很谦恭，他们不喜欢直接否定。而我多年来受英文的影响太深，不喜欢拐弯抹角。这种文化差异带给我一个疑问：我们有时候是否真的了解日本人的行为风格，能够准确地点击他们的心理活动呢?

　　颠覆七：

　　再次到日本是2008年，我已经脱离体制三年了。我新的身份是中国奥运官网的摄影和文字记者，我跟随北京奥运火炬环球传递到达日本长野。在这里我看到了国内中国人没有看到过的场景。我坐在火炬手前面的媒体车上，举着相机记录了反对北京奥运的一幕一幕。那天我曾经写过一篇记者手记《长野：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北京奥运火炬环球传递经过伦敦、巴黎、美国、新德里、澳大利亚、长野、首尔都经历了麻烦。伴随这一路的是藏独分子的抗议声和抢夺、扑灭火炬，而这种抗议声在日本达到了高潮。我在伦敦开始目睹这样的场景时，内心充满了不解和愤怒，后来看多了，也就变得淡然。抗议本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之一，只是我们不习惯。

　　因为不习惯，我们喜欢阴谋论。

　　关于奥运火炬在长野传递，我也写过一篇报道题为《日本警察真的很卖力》，因为那一天日本警察组成了“人盾”，坚决捍卫了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当然那一天的长野飘扬得更多的是五星红旗。我一直以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亲日和低调，但那一天，日本各地的华人和留学生静静地汇集到长野，在传递的一路发出他们爱国的呐喊。

　　我回国后曾经把一路拍下的图片进行整理，做成PPT到一些大学和机构演讲。我把PPT分成了“火炬手们”、“藏独分子”、“爱国学生”、“普通民众”、“警察与媒体”等几个板块向学生们讲解。我的每一个板块都会给观众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可以语言左右观众的情绪，可以让他们的情绪随着我的图片跌荡起伏。但只有当我把各大板块完整呈现出来的时候，你才可能得到一个关于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时全面的信息。

　　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媒体是否曾全面的报道过日本，我们是否在彰显日本的某些人的某些方面?

　　我给我的这个PPT起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题目：《用宽容的眼光看世界》。

　　颠覆八：

　　几年前全球气候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刚好在从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事务。对环保问题的关注让我再度审视日本，再一次审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如果你从环保这个角度去看，日本无疑是世界上环境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从承担国际义务的角度去看，日本在国际上受尊重的程度远高于中国，同时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最多援助的国家。我举几个例子：

　　一、当时日本的单位GDP能耗是中国的六分之一。这个数字很可怕。这意味着中国片面追求GDP带来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污染、低产出，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环境的掠夺和无法挽回的破坏。反过来意味着缺乏资源、人口密度极高的日本对于地球和人类的贡献。《京都议定书》是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在日本京都通过的，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定，日本较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文件。

　　二、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的企业、组织和志愿者在中国北方沙漠地带植树造林，但我知道如果把这个数字统计出来会是惊人的，是可以让中国人感到惭愧的。环境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新标记。

　　三、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30年来日本总计向中国提供了2900亿人民币的援助。包括首都机场、浦东机场在内的中国众多机场、港口、铁路都曾经得到日本援助。这种援助还包括数万中国人去日本研修。

　　四、我记得在90年代，日本曾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家。如果日本国力已经不如以前了，但它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一。

　　......

　　讲完这八个颠覆，我知道我并没有讲清楚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承认我对日本了解并不全面，但这个日本肯定不是我小时候认知的那个日本，也不是很多国人头脑中的日本。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呢?事实上，当代日本是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榜样。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很多中国人一讲中日关系来就是中日必有一战，中日不共戴天。事实上这些人平时也会聪明地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我对日本的认知是的因为个人的亲历改变的，我的亲历有点独特。但现在去过日本旅游的国人已经很多了，大多对日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2012年钓鱼岛争端之后，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历史低谷。这两年，中日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毕竟我们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继续与日本交恶显然是不明智的。

　　中日关系的改善让不少前些年疯狂反日的人跟不上节奏。我很希望，日本政府与人民在这次疫情中对中国人释放出来的善意会有助于消除一些国人的极端思维，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近邻。

 　　​​发展中日关系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改变中国人对于日本、尤其是当代日本的普遍认知，让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当代日本。

　　我把当代日本这四个字进行加重，想说明的是当代日本早已经不是那个军国主义时代的日本了，当代日本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中国学习的榜样。在反日情绪最高涨的2012年，我曾经写过长文《不要对当代日本妖魔化》，讲述过我自己对日本的认知变化过程。以下是我今天略作修改的原文的第一部分：

　　我小时候生活在一个封闭的时代，最早对日本的了解来自电影和小人书(即连环画)，我印象很深的电影是《三进山城》、《平原游击队》、《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等等。因为那时电影是露天放映的，我看了绝对不止一遍。电影的套路都差不多：日本人被游击队收拾得够呛，最后八路军来一个连把鬼子消灭了。

　　后来上了高中，进入文科班学历史，算是把历史学得稍微全面了点，但依然没有听说过南京大屠杀(媒体上没有)。再后来进入了军校，才听说了南京大屠杀。所以在我大学毕业前接受的教育让我和很多国人一样，对日本人的印象基本是坏，很坏。这种认知是被自己后来的亲历一点点颠覆的。

　　颠覆一：

　　1978年改革开放后，宁波开始建设后来著名的北仑港，当时建港口的原因是要为上海宝钢提供原料。我那时就知道宝钢是日本援建的，后来知道使用的是日本钢铁厂的二手设备，而宁波港一开始也是日本人援建的。

　　父亲是宁波港第一代建港人。暑假的时候我会跟父亲坐着班车去港区生活。这个班车与我以前坐过的中国破旧的公交车完全不同，它看上去非常结实，车的玻璃上还印着日本字。这些车都是日本赠送的，都是日本淘汰的车，但当时已经看着很高大上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在这个中国刚刚走向开放的时期，我们仿佛对日本没有什么反感。日本家用电器是最受中国人欢迎的产品，其冰箱、电视的质量之好仍然让现在的许多中国老人怀念，那时中国家庭是以拥有日本电器而自豪的。

　　这种场景一直持续到90年代。日本电影从《追捕》开始风靡中国，日本电视连续剧把中国人感动得两眼泪汪汪，日本影星的名字比后来的苍井空老师要家喻户晓得多，日本的歌曲也很流行，还有蛤蟆镜、喇叭裤等时尚也是日本引领的。这时，中国历史上的第二留学日本进入高潮，当然还有很多中国的美女远嫁日本。改革开放时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日本，而不是美国。我们的学习目标也是日本。

　　我那时候还小，并不懂得什么是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人没有反感，没有人高喊南京大屠杀，没有人知道钓鱼岛，也没有人高喊抵制日货和索要战争赔款。日本的一切来得中国都非常自然，没有什么隔阂。日本那时已经是一个很发达的国家，而中国人在各种斗争、贫困和物资极度匮乏中生活了三十年。

　　颠覆二：

　　1990年我正式开始从事外事工作，一干就是15年。很可惜那时候中国的外交环境极度恶劣。一年前广场上发生的事引发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很长时间的政治和经济制裁，西方国家(日本在政治上也是西方国家)停止了与我们的外交往来。

　　但后来我的一个好朋友告诉我：89年国庆节欢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上邓小平会见了中信集团邀请来的日本代表团。这是当时第一个访华的西方代表团，算是对我们不离不弃，而我的朋友是那天小平的翻译。

　　1990年的夏天，我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了日本军人。我忘记是哪个国家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北京的招待会太多了，每一个驻华使馆都会搞国庆招待会，还有军队日招待会。在一个大酒店里我见到一个戴眼镜、留着小胡子的日本人，他穿着我以前没有见到过的军装。他就是日本驻华国防武官，一个上校军官，准确地说是日本自卫队驻中国大使馆代表。

　　看到他军服上的日本国旗时，我当时心里暗暗地叫了一声“鬼子”。毕竟小时候看过的电影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也很好奇地看到我这个亚洲处新来的年轻中尉。他的中文还不错，与其交谈了一会，我的感觉慢慢变得正常，自己也放松下来。

　　这个武官每到过年都会给我们送日本挂历。这些挂历印制之精美、高雅是当时的中国挂历无法比拟的。后来我接待过日本自卫队的代表团访华。这些自卫队的军官表现出来的是温和、谦恭和彬彬有礼。

　　颠覆三：

　　1995年我去英国读外交学。我的同学中有很多亚洲学生，韩国的，香港的，还有一男两女共三个日本学生，这是我第一次与日本学生长时间的接触。他们都很年轻，听说我是中国军人时，他们第一联想到的是天安门广场，所以起初与我保持着很大的距离感，其实几乎所有的西方同学都与我有距离感。

　　我已经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他们的年龄都比我小五六岁。男的是运动型的，很阳光帅气。两个女生每天都顶着浓妆，我想象不出她们卸妆后的模样，她们说起话来都轻声细语的。其中一个明显是大家闺秀，据说看她的名字就知道她出身豪门。他们的英语很一般，属于课堂上特别沉默的那一类。我在课堂也很沉默，因为中国当时是国际关系中广受抨击的对象。但听说MBA课堂上中国是受欢迎的，那时我很有些后悔选择错了专业。

　　我最喜欢的课是现代国际关系史，老师叫阿姆斯特朗，他对中国的态度要包容得多了。正是这门现代国际关系史课让我能宏观地看到了中国现代史，摆脱了原有思维定式的束缚，使我对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有了宏观的认识，也学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抗日战争的全景。

　　和日本的那三个学生混得比较熟了，他们觉得我这个能讲英语的中国军人并非他们想象的可怕。有一天我请他们来我的宿舍吃饭。在我的宿舍里，他们问我天安门的事，而我和他们聊起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聊起了南京大屠杀。他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得很少。

　　后来我请他们听音乐，他们看到我很坦然地听着盗版CD时都非常吃惊。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盗版CD，因为他们知道盗版这是违法的。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警醒，也令我羞愧，知道了法治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是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我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在英国培养的，包括写论文这样学术的严谨性。

　　颠覆四：

　　1997年我跟随中国高级军官行政班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培训。在这里，我对两个地区问题有了全新的视角。一是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的评估，除了对中国存在威胁之外，也有平衡地区力量的一面，因为它在为日本提供核保护伞的同时也制约了日本发展军事力量。二是让我跳出原来视角来看待中日关系。

　　那次的培训涉及的课题很多。从全球化讲到地区冲突，从信息时代讲到核危机，讲课者有顶级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还有美国前国防部长、将军。其中有两个学者给我印象深刻，一是后来提出软实力一说的约瑟夫·奈，另一个是美国东亚问题泰斗级人物---傅高义，两节课都是我做的口译。

　　傅高义关于中日关系的课讲得非常精彩。他从第三方旁观者的角度来讲中日关系，他从明治维新日本的彻底变革讲到了二战后日本为什么没有彻底清算战争的原因，从日本天皇为何得到了维持讲到了靖国神社和日本文化中对先人的尊重，讲到了日本和平宪法和日本人对于强者的臣服。

　　这堂课让我意识到，我们很多国人并不了解日本，而且不愿意去了解日本。我们喜欢一厢情愿地从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读日本，并且对自己许多无厘头的解读深信不疑。那天上完课时，大家都很沉默，大概都觉得傅高义讲得有道理。但那天课后我与我们的一位局长有过争执，我说中国年青人根本不恨日本，相反他们很哈日。大校说中国年青人痛恨日本人，因为他儿子恨日本人。

　　我至今没有搞清楚，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又开始痛恨日本人了。更不能理解的是那种撕裂：有大批的中国年轻人喜欢日本的动漫，也有大批的中国年轻人对日本恨得咬牙切齿。

　　写了这么多，才写到了1997，但我居然还没有去过日本。下面要写的才是眼见为实的改变。

　　颠覆五：

　　从1998年开始我有许多次访问日本的经历，亲眼看到了日本。

　　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跟随当时的中国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访问日本。这是多年以来中国国防部长首次正式访日。在那一次的访问前的准备会上，迟副主席对代表团全体成员说：有些人到了日本，腰就弯了下去，和日本人点头号哈腰的，像什么样子。我们这次去，我们大家一定要挺直腰板。

　　我们的确挺直腰板完成了整个访日行程。《挺直你的腰板》后来构成了我很不成熟的《冷眼看日本》系列的第一篇。

　　迟副主席是抗战的最后阶段参加八路军的。他曾经写过一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中谈到过他母亲是如何鼓励他参加八路军的，感人至深。我记得迟副主席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的一个党团代表团说的反话：我要感谢你们日本人啊。我本来的理想就是读书当一个乡村私塾的老师。你们侵略中国，你们屠杀了我的村子，才逼得我参了军。我现在才会当上了国防部长，成为了上将。

　　可以想见，他对于日本的情感要比我复杂得多。

　　在东京的时候全部是正式活动，领导人的会见、会谈、宴请，从军届到政届，从商界到侨界。正式官方活动结束后是参观部队，为了节约时间，日本防卫厅派出了直升机编队送我们去参观日本的白里航空自卫队基地、横须贺海上自卫队基地和陆上自卫队富士训练学校。日方的接待工作和我们一样做得精心，一样的一丝不苟，一环扣一环，但必须承认，他们做得更精致。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横须贺基地，在这里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当时的中国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差距。日方为我们安排的是参观它自主生产的护卫舰“春雨号”(弦号102)。“春雨号”是1996年服役的防空反潜护卫舰，比我们当时的现役军舰要先进得多。由于工作的原因，我参观过许多国家的军舰，老舰新舰，大舰小舰，水上水下。日本是一个造船工业和科技水平极高的国家，而日本的军舰依然透视出这个国家产品的精致感。

　　那一次对日本海军的访问，让当时的我相信中日之间如果再次发生海战，中国海军的结局应该不会比甲午海战好多少，只是这次战争会局限在海上，而不会漫延到陆地上。好在中国的海军装备在这二十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改变，而中日也不会走向战争。

　　那时中国还没有高铁，我们乘坐着著名的新干线旅行很是感慨。在火车上我曾经和同事开玩笑的时候来了一句“八格牙路”。坐在旁边的日本防卫厅的女孩听见了，很惊讶地问我从哪里学来的日语骂人的话。

　　迟副主席在结束日本之行后又去了别的国家访问，我没有跟着去，我从大阪回到东京又单独呆了两天。两天间我作为一个普通游客体会了一下这座拥挤却有序城市，体会了这座城市里平常的生活。看到夜晚的新宿、下班后坐在弹子机前消耗时间的日本人，也体会了上下班高峰时东京地铁的疯狂的拥挤。

　　我后来又跟着我们的后勤代表团去过日本，参观过日本的工业和农业。再后来，我又一个人作为国防官员去过日本开过几次会，去过中国留学生家里做客，去过日本大学里闲逛过。还去过冲绳，参观过冲绳的美军基地。

　　我感觉日本与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秩序，这个国家的人口密度比我们高，国民素养比我们实在高得太多了。中国曾经有一部电视系列片叫《大国崛起》，其中也谈到了日本的崛起，并把日本崛起和再崛起归功于扎实的教育。

　　让我感觉奇怪的是，在日本，政治和国际事务是政治家和官僚们的游戏，仿佛与普通国民生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在中国，仿佛每一个人都热衷于政治，仿佛每个人对日本都充满了情绪。当然，这很可能是我的错觉。

　　颠覆六：

　　再后来，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所谓多边合作就是两个国家以上的合作。我到处参加有关亚太安全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我的主要对手是美国与日本的与会者。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手，美国人喜欢直接了当，我很喜欢这种直来直去的感觉，跟日本人打交道就要费心多了。

　　日本的军官很少出席会议，即使出席也很少说话。一是日本军队不参与政治，二是他们对地区安全等事务真的了解不多。所以在会议上发言的经常是日本防卫厅的文职官员，他们除了英语表达能力欠缺些，开会需要的反应能力、抓细节和漏洞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你经常很难明白他们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日本文化决定了他们并不喜欢当面否定你的意见，但不否定并不意味着肯定，所以与他们开会总是比较难缠。我曾经在主持东北亚安全研讨会时与其中的一个日本防卫厅官员发生过多次争执。最后我才意识到其实是他只是不喜欢我这个人来主导会议。

　　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差异，日本人表面上很谦恭，他们不喜欢直接否定。而我多年来受英文的影响太深，不喜欢拐弯抹角。这种文化差异带给我一个疑问：我们有时候是否真的了解日本人的行为风格，能够准确地点击他们的心理活动呢?

　　颠覆七：

　　再次到日本是2008年，我已经脱离体制三年了。我新的身份是中国奥运官网的摄影和文字记者，我跟随北京奥运火炬环球传递到达日本长野。在这里我看到了国内中国人没有看到过的场景。我坐在火炬手前面的媒体车上，举着相机记录了反对北京奥运的一幕一幕。那天我曾经写过一篇记者手记《长野：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北京奥运火炬环球传递经过伦敦、巴黎、美国、新德里、澳大利亚、长野、首尔都经历了麻烦。伴随这一路的是藏独分子的抗议声和抢夺、扑灭火炬，而这种抗议声在日本达到了高潮。我在伦敦开始目睹这样的场景时，内心充满了不解和愤怒，后来看多了，也就变得淡然。抗议本是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内容之一，只是我们不习惯。

　　因为不习惯，我们喜欢阴谋论。

　　关于奥运火炬在长野传递，我也写过一篇报道题为《日本警察真的很卖力》，因为那一天日本警察组成了“人盾”，坚决捍卫了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当然那一天的长野飘扬得更多的是五星红旗。我一直以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亲日和低调，但那一天，日本各地的华人和留学生静静地汇集到长野，在传递的一路发出他们爱国的呐喊。

　　我回国后曾经把一路拍下的图片进行整理，做成PPT到一些大学和机构演讲。我把PPT分成了“火炬手们”、“藏独分子”、“爱国学生”、“普通民众”、“警察与媒体”等几个板块向学生们讲解。我的每一个板块都会给观众完全不同的感受，我可以语言左右观众的情绪，可以让他们的情绪随着我的图片跌荡起伏。但只有当我把各大板块完整呈现出来的时候，你才可能得到一个关于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时全面的信息。

　　而长期以来我们的媒体是否曾全面的报道过日本，我们是否在彰显日本的某些人的某些方面?

　　我给我的这个PPT起了一个非常独特的题目：《用宽容的眼光看世界》。

　　颠覆八：

　　几年前全球气候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我刚好在从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事务。对环保问题的关注让我再度审视日本，再一次审视日本承担的国际义务。如果你从环保这个角度去看，日本无疑是世界上环境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从承担国际义务的角度去看，日本在国际上受尊重的程度远高于中国，同时日本是向中国提供最多援助的国家。我举几个例子：

　　一、当时日本的单位GDP能耗是中国的六分之一。这个数字很可怕。这意味着中国片面追求GDP带来的高能耗、低效率、高污染、低产出，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对环境的掠夺和无法挽回的破坏。反过来意味着缺乏资源、人口密度极高的日本对于地球和人类的贡献。《京都议定书》是全球环境和气候问题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是在日本京都通过的，它规定了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限定，日本较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文件。

　　二、我不知道有多少日本的企业、组织和志愿者在中国北方沙漠地带植树造林，但我知道如果把这个数字统计出来会是惊人的，是可以让中国人感到惭愧的。环境文明是现代文明的新标记。

　　三、30多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而中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中国的外来援助中有60%以上来自日本。30年来日本总计向中国提供了2900亿人民币的援助。包括首都机场、浦东机场在内的中国众多机场、港口、铁路都曾经得到日本援助。这种援助还包括数万中国人去日本研修。

　　四、我记得在90年代，日本曾经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家。如果日本国力已经不如以前了，但它依然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援助国之一。

　　......

　　讲完这八个颠覆，我知道我并没有讲清楚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承认我对日本了解并不全面，但这个日本肯定不是我小时候认知的那个日本，也不是很多国人头脑中的日本。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很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还停留在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呢?事实上，当代日本是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高度法治的社会，是我们应该认真学习的榜样。为什么那么多年来，很多中国人一讲中日关系来就是中日必有一战，中日不共戴天。事实上这些人平时也会聪明地说国际关系的实质是利益，没有永久的朋友和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我对日本的认知是的因为个人的亲历改变的，我的亲历有点独特。但现在去过日本旅游的国人已经很多了，大多对日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2012年钓鱼岛争端之后，中日政治关系陷入历史低谷。这两年，中日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毕竟我们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继续与日本交恶显然是不明智的。

　　中日关系的改善让不少前些年疯狂反日的人跟不上节奏。我很希望，日本政府与人民在这次疫情中对中国人释放出来的善意会有助于消除一些国人的极端思维，重新审视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近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