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告诉我的一位朋友，我刚刚写完了一本关于道德和外交政策的书时，她打趣道: “这一定是一本很薄的书。” 这样的怀疑其实是很正常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关于美国总统的道德观，如何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书籍实际上却是少之又少。正如著名政治学理论家迈克尔 · 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经描述的那样——1945年后美国在国际关系学科方面的研究生学术培训，往往呈现出“道德论点违背学科通识规则的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德外交或是道义外交持有怀疑态度，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历史学家们写过大量关于美国优越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文章，但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家，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长期以来一直对世人发出警告，阐述美国道德律法主义传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领域往往充斥着无政府主义，即便真的有所谓的世界政府或国际社会，也绝不是为了提供既定的秩序而存在的。各国行为体必须时刻为自身做好国防战备，当生存受到威胁时，往往会用自身做出的反应和事件发展的结果证明一切行为手段的正当性。现实主义者们坚信，有意义的选择，往往没有道德。正如哲学家所说，“应该蕴含着能够” ，没有人能因为你没有做到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责备你。

　　按照上述逻辑，把道德和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分析,貌似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就像判断好刀的标准，往往是是否切砍自如，而不是其本身是否好看，再比如选择扫帚时，往往是从其性价比是否更高出发，而不是单纯的更好用。因此，在判断一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时，我们应该更为直接地关注它是否奏效，而不是关注是否道德.....

　　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们实际上思考的过于简单化，并回避了一些难题。要知道，世界政府的缺席，并不完全意味着所有地区国际秩序的缺席。虽然有一些外交政策问题，往往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但大多数并不是。例如，自战后以来，美国卷入了几场战争和冲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为了生存而战的。许多关于人权、气候变化或互联网自由的重要外交政策选择也根本不会涉及到战争层面。

　　事实上，大多数外交政策需要涉及到选择与价值之间的权衡问题，而不是措施应用与否的僵化存在。一位愤世嫉俗的法国官员曾经告诉我: “我们把外交中的好定义为对法国国家利益有利的东西。道德却是无关紧要的。” 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陈述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判断。如果说，所有国家行为体都试图为其国家利益而奔走，那么这种说法是同义反复的，或者说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各国的领导人们，如何选择、界定和追求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此外，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承认与否，在实际上，美国人经常对总统和外交政策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乌克兰总统打来求助电话之前，唐纳德 · 特朗普政府的举动，已经将道德和外交政策，从一个理论问题提升到了头版新闻的高度;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后，特朗普被指责为了与沙特王储保持良好关系，故意忽视其残暴罪行。《纽约时报》发文称，特朗普关于卡舒吉事件的声明是“无情的交易行为，表现了对事实的漠不关心” ，而《华尔街日报》则发表社论称，“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会发表一份不顾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公开声明，甚至像理查德・尼克松或林登・约翰逊这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也做不到，石油、军售和地区稳定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和原则也是如此。它们怎么能一概而论呢?

　　不幸的是，许多关于道德规范和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判断是随意的或者考虑不周的，而且当前的研究与争论过多地聚焦于特朗普的个性而忽视了其他的重要因素。我的新书《道德重要吗》 试图通过表明特朗普的一些行为并非是史无前例来纠正这一点。正如一位富有洞察力的记者曾对我说的那样，“特朗普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浓缩极化的。”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很少能够清楚地评判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准。我们赞扬像罗纳德 · 里根这样的总统，因为他的主张常常道德清晰，善意的表达与言辞，足以作出客观的道德判断。但是威尔逊和布什的行为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去实现良好的意图，最终可能会导致道德上的糟糕结果，比如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或者入侵伊拉克。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理查德 · 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但他牺牲了2.1万名美国人的生命，创造了一段挽回面子的“体面时间”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结果来判断一位总统，结果只是在失败之路上的短暂停顿。

　　良好的外交道德应该兼顾立体、平衡、意图、结果和手段。 在任何时候，外交政策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评判。此外，外交政策必须考虑道德后果，例如，维持并鼓励道德利益下的体制与秩序，以及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行动，例如，帮助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群体。重要的是要考虑，谋定的道德后动，比如哈里• 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甘愿接受朝鲜战争期间的僵持局面和美国国内的惩罚，而不是采纳麦克阿瑟使用核武器的建议。正如夏洛克 · 福尔摩斯的名言：从不叫的狗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认为道德规范在即将到来的2020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总是用道德推理来做出外交政策判断，我们应该学会做得更好。

　　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原题《为何道德问题在外交政策中很重要》

　　当我告诉我的一位朋友，我刚刚写完了一本关于道德和外交政策的书时，她打趣道: “这一定是一本很薄的书。” 这样的怀疑其实是很正常的。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互联网上搜索到的，关于美国总统的道德观，如何影响其外交政策的书籍实际上却是少之又少。正如著名政治学理论家迈克尔 · 沃尔泽(Michael Walzer)曾经描述的那样——1945年后美国在国际关系学科方面的研究生学术培训，往往呈现出“道德论点违背学科通识规则的特点”。

　　长期以来，人们对道德外交或是道义外交持有怀疑态度，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历史学家们写过大量关于美国优越主义和道德主义的文章，但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家，比如冷战时期的美国“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长期以来一直对世人发出警告，阐述美国道德律法主义传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领域往往充斥着无政府主义，即便真的有所谓的世界政府或国际社会，也绝不是为了提供既定的秩序而存在的。各国行为体必须时刻为自身做好国防战备，当生存受到威胁时，往往会用自身做出的反应和事件发展的结果证明一切行为手段的正当性。现实主义者们坚信，有意义的选择，往往没有道德。正如哲学家所说，“应该蕴含着能够” ，没有人能因为你没有做到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而责备你。

　　按照上述逻辑，把道德和外交政策结合起来分析,貌似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就像判断好刀的标准，往往是是否切砍自如，而不是其本身是否好看，再比如选择扫帚时，往往是从其性价比是否更高出发，而不是单纯的更好用。因此，在判断一位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时，我们应该更为直接地关注它是否奏效，而不是关注是否道德.....

　　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们实际上思考的过于简单化，并回避了一些难题。要知道，世界政府的缺席，并不完全意味着所有地区国际秩序的缺席。虽然有一些外交政策问题，往往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但大多数并不是。例如，自战后以来，美国卷入了几场战争和冲突，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是为了生存而战的。许多关于人权、气候变化或互联网自由的重要外交政策选择也根本不会涉及到战争层面。

　　事实上，大多数外交政策需要涉及到选择与价值之间的权衡问题，而不是措施应用与否的僵化存在。一位愤世嫉俗的法国官员曾经告诉我: “我们把外交中的好定义为对法国国家利益有利的东西。道德却是无关紧要的。” 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陈述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判断。如果说，所有国家行为体都试图为其国家利益而奔走，那么这种说法是同义反复的，或者说充其量是微不足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各国的领导人们，如何选择、界定和追求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此外，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承认与否，在实际上，美国人经常对总统和外交政策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乌克兰总统打来求助电话之前，唐纳德 · 特朗普政府的举动，已经将道德和外交政策，从一个理论问题提升到了头版新闻的高度;沙特记者卡舒吉被杀后，特朗普被指责为了与沙特王储保持良好关系，故意忽视其残暴罪行。《纽约时报》发文称，特朗普关于卡舒吉事件的声明是“无情的交易行为，表现了对事实的漠不关心” ，而《华尔街日报》则发表社论称，“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会发表一份不顾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公开声明，甚至像理查德・尼克松或林登・约翰逊这样无情的实用主义者也做不到，石油、军售和地区稳定都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但对其他国家具有吸引力的价值观和原则也是如此。它们怎么能一概而论呢?

　　不幸的是，许多关于道德规范和当代美国外交政策的判断是随意的或者考虑不周的，而且当前的研究与争论过多地聚焦于特朗普的个性而忽视了其他的重要因素。我的新书《道德重要吗》 试图通过表明特朗普的一些行为并非是史无前例来纠正这一点。正如一位富有洞察力的记者曾对我说的那样，“特朗普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浓缩极化的。”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很少能够清楚地评判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准。我们赞扬像罗纳德 · 里根这样的总统，因为他的主张常常道德清晰，善意的表达与言辞，足以作出客观的道德判断。但是威尔逊和布什的行为表明，如果没有足够的手段去实现良好的意图，最终可能会导致道德上的糟糕结果，比如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或者入侵伊拉克。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理查德 · 尼克松结束了越南战争，但他牺牲了2.1万名美国人的生命，创造了一段挽回面子的“体面时间” 。我们不能仅仅根据结果来判断一位总统，结果只是在失败之路上的短暂停顿。

　　良好的外交道德应该兼顾立体、平衡、意图、结果和手段。 在任何时候，外交政策应该得到相应的道德评判。此外，外交政策必须考虑道德后果，例如，维持并鼓励道德利益下的体制与秩序，以及一些具有新闻价值的行动，例如，帮助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行为群体。重要的是要考虑，谋定的道德后动，比如哈里• s •杜鲁门(harry s. truman)总统甘愿接受朝鲜战争期间的僵持局面和美国国内的惩罚，而不是采纳麦克阿瑟使用核武器的建议。正如夏洛克 · 福尔摩斯的名言：从不叫的狗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认为道德规范在即将到来的2020美国外交政策大辩论中不会发挥任何作用的说法是毫无依据的。我们应该承认,美国总是用道德推理来做出外交政策判断，我们应该学会做得更好。

　　作者系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原题《为何道德问题在外交政策中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