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枫叶国”全国狂欢的时季，从多伦多到温哥华，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在放假。傍晚，他们游走在大小小小的花园广场，仰头一望，绚烂的烟花似乎随时都在夜空绽放。

　　从1867年的7月1日《英属北美法案》的签署算起，加拿大跨越了152年的光景。这一年轻的国家，在从孱弱到发达、从生存到发展的进阶之路上，一定有很多值得人们深省的故事吧。

         突破

　　加拿大建国以来，其经济发展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1929年至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想要振翮高飞的加拿大。工人失业、农民无家可归，各地方的财政状况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战让加拿大深受其害，也并没有让这个独立的国家像邻国美国那样飞黄腾达。但是二战反倒让加拿大寻求到喘息的好机会。加拿大与二战战场相隔甚远，这让其成为全球战争的“旁观者”。时任加拿大总理威廉·麦肯齐·金趁势而为，充分利用加拿大作为二战大后方供应地的重要地位，大力发展自身经济。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在“无人侵扰”的环境下，得到了养精蓄锐的发展空间。优越的环境也让加拿大在二战后迎来了它历史上的“人口高峰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欧洲移民迅速进入到这片“与世无争”的北美大陆。据官方数据统计，1931年加拿大人口只有1040万，1951年达到了1400万人，1961年可达1820万，1979年突破2万大关(2370万)，到1989年已升至2620万。一国的发展固然不能挤满多余的人口，但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则是万万不能的。从欧洲迁移而来的人群中，不乏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他们对加拿大这片“新大陆”在“高精尖”领域，作出了不少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加拿大西部各省发现了惊人的自然资源。1957年，加拿大西部原油产量已高达1.81亿桶。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得以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这也成为加拿大经济在二战后迅速腾飞的“原动力”。西部资源的开采少不了美国在技术层面对加拿大的援助，将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人才和技术，带到了西部各省市。资源、人才、技术处处具有“优越感”的西部地区，成为了加拿大人趋之若鹜的“朝圣地”。一时间，加拿大的西部地区也成为可以和东部地区相媲美的“发达高地”。

　　加拿大百年来移民统计图表(1871—2011)

       在钢铁业、电力工业、石化工业等现代化工业已为加拿大经济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加拿大的牛肉、奶制品、木材、土豆、水产品等农业命脉领域，也使其在全球农牧产业中脱颖而出，极大地占领了全球市场。加拿大的经济、人口、产业实现了从东到西的均衡跨越，是促使加拿大最终进阶为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顺百顺”的发展路径，1970年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位。经济腾飞的加拿大，在国际政治上也积极参与西方社会的各种会议，凸显自身的国家实力。在1975年既已形成的G6集团的基础之上，1976年加拿大加入西方社会的G7集团，稳居西方七大国之列。

         福利制度

　　对于一个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开始注重社会福利的部分了。高福利便是加拿大发展道路上的另一个“里程碑”。高福利的前提是政府充足的财源，可是这一财源从哪里获得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全国的财源自然需要地方的“贡献”。1946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各省(除安大略省和魁北省之外)签订了《税收租借协定》。

　　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福利制度完善而合理

        加拿大政府通过《税收租借协定》这一“金科玉律”的形式，清晰地规划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福利机制”。协定规定，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遗产税均由联邦政府征收，各省可获得相应的资助作为补偿。到1955年，联邦政府征税额高达75%，包括安大略省在内的各省市政府征税额仅为25%。初步掌握财源的联邦政府，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一个“有条件资助”计划，至于是资助健康领域还是教育领域，全由各省市政府“说了算”。1949年，联邦政府在医疗领域又设立了九个“有条件”的资助项目。

　　加拿大儿童福利列表

     《老年保障法案》于1951年通过，联邦和各省可共同管理养老金项目。1952年，联邦政府向除魁北克以外的各省大学提供了福利资助。1957年，全国医疗保障项目也是以同样的政策框架确定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条件资助项目”达数百项，涵盖加拿大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极大地保障了人们在社会高速发展中所急需的资源。到了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福利制度日臻完善。1977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1977年财政安排法案》，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的资助要保证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顺利实施，资助金要与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挂钩。自此，加拿大福利保障金实现了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科学发展之路，资助金的调配也得到了较为合理地筹划。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同样是北美国家，加拿大的政治格局显得更为简单和“单纯”。1957年前，加拿大连续执政达22年之久的自由党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践行者。在经济振兴阶段，自由党主张加强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激活经济增长点，扩大社会福利政策，极大地保障了经济自由繁荣的发展。自由党的长期执政，唤醒了一个沉睡许久的“枫叶国”，加拿大人渐渐地习惯了这种稳定而自足的政治格局，并表现为国内政治中并不激烈的党派之争，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加拿大政治的一大特点——开明和包容。

　　开明的政治、包容的制度，当然和加拿大一路高歌的经济发展有关，和加拿大各党派间的文化习惯有关，但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不容被忽视——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加拿大人口高峰期，正是其从无到有、大兴土木之时。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们本身就没有太多累计的矛盾，长期的封建主义传统也在这片土地上无以为继。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移民，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展开艰苦的“拓荒者”生活中，学会面对自己、宽容他人;认清同质身份、包容异质文化。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的觉醒往往被归功于新教，不必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移居加拿大的“新移民”便用他们的艰苦卓绝、积极进取的精神诠释了“拓荒者”的包容心态，这构成了未来加拿大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民族心理。

　　基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地区所产生出来的矛盾和冲突，均可基于包容的心态和民主的机制来实现最终的利益协调，加拿大开创了西方政治格局中的一种独树一帜的制度。虽然加拿大另一政党进步保守党主张，国家的干预应让位于私人企业的积极作为，但两党在加拿大政策的包容性、开明性和包容性方面，是保持一致的。这表现在，加拿大长期实施的双语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土著居民政策，较为完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诉求，完成了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政治生态建构。多元和包容的政治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对一国的发展注入很多积极的因素，但若不当操作也会成为民族独立主义滋生的温床。魁北克独立事件，就暴露了加拿大联邦制的一些“政治漏洞”，同时也使后来这一特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完善，更符合加国国情。

        “左右逢源”

　　对内包容的加拿大，对外政策也保持一种“与人为善”的姿态。加拿大这种“和善”的外交政策最先实践之地，便非它的近邻美国莫属了。二战是两国“抱团取暖”的开始。1939年9月，加拿大对德宣战。1940年8月，加总理与美总统在奥格登斯堡签订协议，成立加美联合防务常设委员会。1941年4月，两国决定相互资源，以同心协力地生产军工产品，对抗共同的法西斯敌人。

　　二战爆发后，美国一跃而起，成为世界超级国家之一，加拿大毫不迟疑地选择实行亲美的外交政策，试图与这位全球“最重要的邻居”保持融洽和谐的关系。1949年，加拿大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作出支持希腊、土耳其、德国等战略大国加入北约的重要贡献。1956年，加拿大时任外长莱斯特·皮尔逊因很好地帮助美国调节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加美关系长期以来“好基友”的关系，让一些人戏称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个州”。其实，加拿大的亲美政策，不是“紧贴美国”，而是与美国为善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在帮助美国的同时，也巧妙地帮助了自己。加入北约，成就了美国在西方社会的“安营扎寨”，同时也是自身在二战之后走向“集团安全”的重要一步，确保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加拿大作为“中间人”来“帮助”美国缓和地方危机的同时，也提升了加拿大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

　　加拿大各城市保留了不少“欧式痕迹”

         1976年加拿大G7的大国地位，确是少不了美国的“功劳”。加拿大获得了美国这个“邻居”的信任，反过来则是得到了来自美方政治、经济、投资、教育、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好处”。加拿大的亲美政策，其实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变通之态，与其国内开明的政治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

 　　7月1日是加拿大的国庆日。每年的这一天都是“枫叶国”全国狂欢的时季，从多伦多到温哥华，所有的加拿大人都在放假。傍晚，他们游走在大小小小的花园广场，仰头一望，绚烂的烟花似乎随时都在夜空绽放。

　　从1867年的7月1日《英属北美法案》的签署算起，加拿大跨越了152年的光景。这一年轻的国家，在从孱弱到发达、从生存到发展的进阶之路上，一定有很多值得人们深省的故事吧。

         突破

　　加拿大建国以来，其经济发展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1929年至1932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想要振翮高飞的加拿大。工人失业、农民无家可归，各地方的财政状况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一战让加拿大深受其害，也并没有让这个独立的国家像邻国美国那样飞黄腾达。但是二战反倒让加拿大寻求到喘息的好机会。加拿大与二战战场相隔甚远，这让其成为全球战争的“旁观者”。时任加拿大总理威廉·麦肯齐·金趁势而为，充分利用加拿大作为二战大后方供应地的重要地位，大力发展自身经济。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加拿大经济在“无人侵扰”的环境下，得到了养精蓄锐的发展空间。优越的环境也让加拿大在二战后迎来了它历史上的“人口高峰期”。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欧洲移民迅速进入到这片“与世无争”的北美大陆。据官方数据统计，1931年加拿大人口只有1040万，1951年达到了1400万人，1961年可达1820万，1979年突破2万大关(2370万)，到1989年已升至2620万。一国的发展固然不能挤满多余的人口，但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源则是万万不能的。从欧洲迁移而来的人群中，不乏各行各业的精英翘楚，他们对加拿大这片“新大陆”在“高精尖”领域，作出了不少贡献。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加拿大西部各省发现了惊人的自然资源。1957年，加拿大西部原油产量已高达1.81亿桶。石油、天然气等矿产资源得以合理的开发和利用，这也成为加拿大经济在二战后迅速腾飞的“原动力”。西部资源的开采少不了美国在技术层面对加拿大的援助，将经济发展最需要的人才和技术，带到了西部各省市。资源、人才、技术处处具有“优越感”的西部地区，成为了加拿大人趋之若鹜的“朝圣地”。一时间，加拿大的西部地区也成为可以和东部地区相媲美的“发达高地”。

　　加拿大百年来移民统计图表(1871—2011)

       在钢铁业、电力工业、石化工业等现代化工业已为加拿大经济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加拿大的牛肉、奶制品、木材、土豆、水产品等农业命脉领域，也使其在全球农牧产业中脱颖而出，极大地占领了全球市场。加拿大的经济、人口、产业实现了从东到西的均衡跨越，是促使加拿大最终进阶为发达国家行列的重要因素。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一顺百顺”的发展路径，1970年加拿大的国民生产总值一跃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位。经济腾飞的加拿大，在国际政治上也积极参与西方社会的各种会议，凸显自身的国家实力。在1975年既已形成的G6集团的基础之上，1976年加拿大加入西方社会的G7集团，稳居西方七大国之列。

         福利制度

　　对于一个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要开始注重社会福利的部分了。高福利便是加拿大发展道路上的另一个“里程碑”。高福利的前提是政府充足的财源，可是这一财源从哪里获得呢?羊毛出在羊身上，全国的财源自然需要地方的“贡献”。1946年，加拿大联邦政府与各省(除安大略省和魁北省之外)签订了《税收租借协定》。

　　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福利制度完善而合理

        加拿大政府通过《税收租借协定》这一“金科玉律”的形式，清晰地规划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福利机制”。协定规定，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遗产税均由联邦政府征收，各省可获得相应的资助作为补偿。到1955年，联邦政府征税额高达75%，包括安大略省在内的各省市政府征税额仅为25%。初步掌握财源的联邦政府，马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了一个“有条件资助”计划，至于是资助健康领域还是教育领域，全由各省市政府“说了算”。1949年，联邦政府在医疗领域又设立了九个“有条件”的资助项目。

　　加拿大儿童福利列表

     《老年保障法案》于1951年通过，联邦和各省可共同管理养老金项目。1952年，联邦政府向除魁北克以外的各省大学提供了福利资助。1957年，全国医疗保障项目也是以同样的政策框架确定了下来。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有条件资助项目”达数百项，涵盖加拿大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极大地保障了人们在社会高速发展中所急需的资源。到了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的福利制度日臻完善。1977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1977年财政安排法案》，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的资助要保证主要社会福利项目的顺利实施，资助金要与加拿大的经济增长挂钩。自此，加拿大福利保障金实现了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科学发展之路，资助金的调配也得到了较为合理地筹划。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同样是北美国家，加拿大的政治格局显得更为简单和“单纯”。1957年前，加拿大连续执政达22年之久的自由党是凯恩斯主义的积极践行者。在经济振兴阶段，自由党主张加强国家积极干预经济，激活经济增长点，扩大社会福利政策，极大地保障了经济自由繁荣的发展。自由党的长期执政，唤醒了一个沉睡许久的“枫叶国”，加拿大人渐渐地习惯了这种稳定而自足的政治格局，并表现为国内政治中并不激烈的党派之争，也在潜移默化中构成了加拿大政治的一大特点——开明和包容。

　　开明的政治、包容的制度，当然和加拿大一路高歌的经济发展有关，和加拿大各党派间的文化习惯有关，但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不容被忽视——加拿大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加拿大人口高峰期，正是其从无到有、大兴土木之时。来自欧洲各地的人们本身就没有太多累计的矛盾，长期的封建主义传统也在这片土地上无以为继。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移民，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展开艰苦的“拓荒者”生活中，学会面对自己、宽容他人;认清同质身份、包容异质文化。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艰苦劳动精神、积极进取精神的觉醒往往被归功于新教，不必像流行的看法那样将其理解为对生活乐趣的享受”。移居加拿大的“新移民”便用他们的艰苦卓绝、积极进取的精神诠释了“拓荒者”的包容心态，这构成了未来加拿大整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和民族心理。

　　基于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语言、不同地区所产生出来的矛盾和冲突，均可基于包容的心态和民主的机制来实现最终的利益协调，加拿大开创了西方政治格局中的一种独树一帜的制度。虽然加拿大另一政党进步保守党主张，国家的干预应让位于私人企业的积极作为，但两党在加拿大政策的包容性、开明性和包容性方面，是保持一致的。这表现在，加拿大长期实施的双语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土著居民政策，较为完好地平衡了各方的利益诉求，完成了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政治生态建构。多元和包容的政治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固然对一国的发展注入很多积极的因素，但若不当操作也会成为民族独立主义滋生的温床。魁北克独立事件，就暴露了加拿大联邦制的一些“政治漏洞”，同时也使后来这一特有的政治制度，得以完善，更符合加国国情。

        “左右逢源”

　　对内包容的加拿大，对外政策也保持一种“与人为善”的姿态。加拿大这种“和善”的外交政策最先实践之地，便非它的近邻美国莫属了。二战是两国“抱团取暖”的开始。1939年9月，加拿大对德宣战。1940年8月，加总理与美总统在奥格登斯堡签订协议，成立加美联合防务常设委员会。1941年4月，两国决定相互资源，以同心协力地生产军工产品，对抗共同的法西斯敌人。

　　二战爆发后，美国一跃而起，成为世界超级国家之一，加拿大毫不迟疑地选择实行亲美的外交政策，试图与这位全球“最重要的邻居”保持融洽和谐的关系。1949年，加拿大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还作出支持希腊、土耳其、德国等战略大国加入北约的重要贡献。1956年，加拿大时任外长莱斯特·皮尔逊因很好地帮助美国调节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加美关系长期以来“好基友”的关系，让一些人戏称加拿大是美国的“第51个州”。其实，加拿大的亲美政策，不是“紧贴美国”，而是与美国为善的同时，也成全了自己;在帮助美国的同时，也巧妙地帮助了自己。加入北约，成就了美国在西方社会的“安营扎寨”，同时也是自身在二战之后走向“集团安全”的重要一步，确保了自身的国家安全。加拿大作为“中间人”来“帮助”美国缓和地方危机的同时，也提升了加拿大自己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形象。

　　加拿大各城市保留了不少“欧式痕迹”

         1976年加拿大G7的大国地位，确是少不了美国的“功劳”。加拿大获得了美国这个“邻居”的信任，反过来则是得到了来自美方政治、经济、投资、教育、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好处”。加拿大的亲美政策，其实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变通之态，与其国内开明的政治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