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其他民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前进。唯有这两个民族，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神速地前进。” 1835年，伟大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发表了旷世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在最后部分，他写下这段话，并给出他的“神预言”：美国与俄国“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近百年后，托克维尔预言变成了现实——俄罗斯从落后到崛起，再到二战后与美国平分天下，却又在世纪之交猛然崩塌，最终沦为二流国家。托克维尔的预言为什么“只对了一半”?俄罗斯的历史为什么也陷入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蕴藏在俄罗斯近三百年漫长的变革历史之中。 彼得大帝的改革

　　1917年以前，罗曼诺夫皇朝统治下的沙皇俄国与其邻国相比，虽然不能说经济十分发达，但是在社会层面却也有了某些历史性进步，这要得益于俄国历史上几位很有作为的沙皇，尤其是17-18世纪被称之为第一个面向西方、并致力于改革的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现代史是从彼得大帝启动的社会改革开始的。 在彼得大帝统治俄国之前，俄国错过了促成西欧革命式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欧。1697-1698年间，彼得大帝率领使团到西欧考察，认识到如果想要拯救俄国只能走西欧现代化之路，遂决定在国内推行改革，自此，俄罗斯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

　　在彼得大帝的改革运动推动下，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彼得大帝的经济和军事改革迅速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即使发达的西欧国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强国，自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事实上成为了西欧世界的一部分。 如同世界上很多改革家一样，彼得大帝具有一种先天的或者说他所无法超越的局限，这就是改革的不彻底性：彼得大帝试图在保留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同时，以国家更强大或更有效率为目标，而非国民的富足和自由。 彼得大帝所推行的改革也没有触动俄罗斯人精神和文化的基本结构，作为一种历史必然，彼得大帝于1725年死后，他“向西方敞开的大门”马上就因为皇朝的纷争而紧紧地关闭了。

　　“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

　　在彼得大帝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由彼得大帝开始的改革进程虽然时断时续，但是后继沙皇和贵族集团同样没有突破曾经局限彼得大帝的那些藩篱，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关于现代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究竟代表进步还是破坏，仍然是一个被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每一次改革的推进都没有持续10年以上，总是又重新被沙皇粉碎。 法国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牢牢地扎下根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再次把俄罗斯远远甩在后边，到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剧烈变化。 庞大而羸弱的俄罗斯终于遭受了致命一击——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俄罗斯被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打败，随后又分别在1870年和1905年被土耳其和日本打败。

　　面对严酷的历史惩罚，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开始痛心疾首地指陈这个国家反动的政治和无所不在的腐败，提出了一系列实行社会改革的激进主张，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多，国内矛盾空前激烈。 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发出了解放农奴的指令，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改革，第一次使俄国的法律接近于欧洲的法律，他由于以建设性方式对待社会问题而被俄罗斯人称之为“解放者”、“改革家”。但是，这个坐在宝座上的沙皇，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是他，亲自下令对主张和试图改革的人进行了残酷镇压。 对此，由九位欧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打造的全景欧洲史——《企鹅欧洲史》就在其第七卷中，如此描述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俄国既没有一个全国议会，也没有任何政党，公开讨论的空间很小，因此俄国反对者采取的手段远比欧洲其他地区激烈……”

　　结果“解放者”和“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就遭到了激进恐怖主义组织的谋杀。他的死亡使得俄国再次陷入到保守的沙皇统治之中。 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怀着对左翼力量的报复心理秉承并加强了专制体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改革”的旗帜在飘扬，但是它已经沦落为维持统治的遮羞布，没有任何真实可信的内容可言了。 虚假的改革既是沙皇的本能，也是沙皇及其周围的利益集团进行所谓“改革”的固有程式——按照沙皇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并不触及统治根基的所谓“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命中注定无法成为改革的主体，无法形成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量。 历史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逻辑演进和发展的，而历史的逻辑通常又极为无情。当我们唏嘘于那些为改革而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时候，实在不应当觉得出了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才最终成了这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是由历史决定的，沙皇同样如此。 那么，沙皇知不知道如此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历史后果呢?

亚历山大二世

　　罗曼诺夫皇朝的垂死挣扎

　　时间进入到了20世纪。

　　我们已经说过，俄罗斯历经300年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沙皇统治的根基，到了这个时候，它非但没有保护俄国人民的权利，反而成为了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沙皇统治的落后乃至于反动的社会制度，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到处都出现了反抗沙皇统治的公开或者隐秘的斗争。而统治者应对危机的本能方式就是对民众的要求更严厉的抵制和镇压。作为必然结果，1905年到来了。 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几千名产业工人为了反对工厂主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前往冬宫广场，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要求沙皇采取措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沙皇尼古拉二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他必须在革命与反动之间进行抉择，结果他出于本性选择了反动，悍然密令驱散一切游行请愿的人群，并开枪镇压。这次血案导致1000多人罹难，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流血的星期天”。 “流血的星期天”激起人民革命的浪潮持续高涨，罢工运动蓬勃开展，全国一半以上县爆发了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水兵起义，全俄各行各业有200多万工人卷入了政治罢工浪潮……

　　沙皇面对革命的早已彷徨不安，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在《罗曼诺夫皇朝》一书中就详细描写了革命来临的这一幕：尼古拉二世写道：“可怕的一天!上帝，多么痛苦和悲伤”，据大臣回忆皇帝一言不发，像往常一样，面色惨白，点燃了一支香烟，并告诉母亲“我担心我们这杯苦酒要饮尽才算”。

　　终于，尼古拉二世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10月30日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允诺人民得到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尽管这样，沙皇仍旧不允许真正有代表性的或者扬言要对其权力加以限制的立法机构的存在，1907年6月3日，尼古拉二世出尔反尔下令解散国家杜马，导致贵族与知识分子对君主政体更大的反抗，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乃至于刺杀行为时有发生，革命潜势在这个国家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加剧革命复杂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如给已近爆炸的国内局势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

　　这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3月份开始。此时的尼古拉二世已经众叛亲离，从最亲密的臣僚到武装部队都对他失去了信心，除了退位已经别无选择，被迫于1917年3月2日退位，知识界中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政治团体成立了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满足人民的要求，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扩大了立法权与公民权，答应对政治犯进行大赦，等等。

　　但克伦斯基政府无力解决纷纭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反应，即要求增强权威主义的社会控制，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革命迅速滑向第二个阶段。 临时政府的软弱和缺乏果断性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列宁抓住历史提供的宝贵时机，迅速地进入了历史，呼应了民众继续革命并期望恢复秩序的愿望，在11月7日的政变中顺利夺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此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布尔什维克军队逮捕，囚禁于叶卡捷琳堡，后来，据说是列宁下令枪杀了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 罗曼诺夫皇朝一去不复返了，但《罗曼诺夫皇朝》一书中评价到：“1917年之后不再有沙皇统治俄罗斯，但俄罗斯的每一位统治者，都借用、改造罗曼诺夫皇朝的威望，并将其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相融合。”

　　谁点燃了导火索?

　　在社会历史逐步累积动力，直至最后发生溃变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绞结，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势，真的犹如一场戏剧。

　　不彻底的改革也许可以缓解某些社会矛盾，但是它同时也在为革命创造着条件，1905年的革命实际上仅仅是大规模社会革命的预演，它向沙皇集团表明：真正的改革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愚蠢的尼古拉二世置若罔闻，这种虚伪姿态非但没有纾缓1905年革命的社会压力，反而使它进一步加强了。旧制度在战争失利、经济衰败和民众的不满和敌视的重压下失去根基。列宁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俄国社会犹如炸药桶，它只需要一根导火索就可以了。 布尔什维克准时点燃了导火索，俄罗斯社会爆炸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把这次革命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来看待时不难发现：随着岁月延续，革命的政权会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新的统治者再次回归到旧的统治者的老路上去，……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延展，一直到了当下，一直到了今天。

　　1989年的苏联与1917年的俄国处在完全相同的境地，不同点仅仅在于，点燃1917年革命导火索的是列宁，他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点燃1989年革命导火索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摧毁的是1917年革命的成果。 历史就是这样经常让我们啼笑皆非。

        历史在创造历史

　　即使是最伟大的革命家也未必知晓看上去很明白的事物——比如列宁，他应该不知道70年以后，他所创立的苏联崩塌瓦解为一片瓦砾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十字路口，长达三百年的变革，呈现出明显的“进一步退两步的特点，其兴亡教训值得后人深思。纵观俄罗斯三百多年跌宕起伏的历史，下面三个问题无法回避：

　　●俄罗斯为何也没有逃脱“其兴也勃，其衰也乎”的命运?有人说崛起与衰落都蕴含着相同的原因——即制度与思想，那么，后发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与思想?

　　●不久前，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怀念苏联的俄罗斯受访者达到了66%，但却拒绝回到过去。俄罗斯人如此怀念苏联，为何却不愿再回到过去?这种“纠结”的情感，俄罗斯是特例，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情况?

　　●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国家，分别是苏联、日本和美国，而史学家公认排名第一的就是苏俄，我们该如何汲取汲取其教训，完成自身历史转型?

 　　“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从不同的起点出发，但好像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其他民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历尽千辛万苦地前进。唯有这两个民族，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神速地前进。” 1835年，伟大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发表了旷世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在最后部分，他写下这段话，并给出他的“神预言”：美国与俄国“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

　　近百年后，托克维尔预言变成了现实——俄罗斯从落后到崛起，再到二战后与美国平分天下，却又在世纪之交猛然崩塌，最终沦为二流国家。托克维尔的预言为什么“只对了一半”?俄罗斯的历史为什么也陷入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这个问题的答案，恰恰蕴藏在俄罗斯近三百年漫长的变革历史之中。 彼得大帝的改革

　　1917年以前，罗曼诺夫皇朝统治下的沙皇俄国与其邻国相比，虽然不能说经济十分发达，但是在社会层面却也有了某些历史性进步，这要得益于俄国历史上几位很有作为的沙皇，尤其是17-18世纪被称之为第一个面向西方、并致力于改革的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俄罗斯现代史是从彼得大帝启动的社会改革开始的。 在彼得大帝统治俄国之前，俄国错过了促成西欧革命式发展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大大落后于西欧。1697-1698年间，彼得大帝率领使团到西欧考察，认识到如果想要拯救俄国只能走西欧现代化之路，遂决定在国内推行改革，自此，俄罗斯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

　　在彼得大帝的改革运动推动下，俄罗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彼得大帝的经济和军事改革迅速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即使发达的西欧国家也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强国，自那个时候开始，俄罗斯事实上成为了西欧世界的一部分。 如同世界上很多改革家一样，彼得大帝具有一种先天的或者说他所无法超越的局限，这就是改革的不彻底性：彼得大帝试图在保留传统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价值观的同时，以国家更强大或更有效率为目标，而非国民的富足和自由。 彼得大帝所推行的改革也没有触动俄罗斯人精神和文化的基本结构，作为一种历史必然，彼得大帝于1725年死后，他“向西方敞开的大门”马上就因为皇朝的纷争而紧紧地关闭了。

　　“改革家”亚历山大二世

　　在彼得大帝之后的数百年时间里，由彼得大帝开始的改革进程虽然时断时续，但是后继沙皇和贵族集团同样没有突破曾经局限彼得大帝的那些藩篱，在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当中，关于现代西方对俄罗斯的影响究竟代表进步还是破坏，仍然是一个被喋喋不休争论的问题，每一次改革的推进都没有持续10年以上，总是又重新被沙皇粉碎。 法国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在西方主要国家牢牢地扎下根来，这些国家的经济、军事实力再次把俄罗斯远远甩在后边，到19世纪，欧洲的政治版图已经发生剧烈变化。 庞大而羸弱的俄罗斯终于遭受了致命一击——在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中，俄罗斯被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打败，随后又分别在1870年和1905年被土耳其和日本打败。

　　面对严酷的历史惩罚，俄罗斯的有识之士开始痛心疾首地指陈这个国家反动的政治和无所不在的腐败，提出了一系列实行社会改革的激进主张，持不同政见者日益增多，国内矛盾空前激烈。 因此，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发出了解放农奴的指令，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改革，第一次使俄国的法律接近于欧洲的法律，他由于以建设性方式对待社会问题而被俄罗斯人称之为“解放者”、“改革家”。但是，这个坐在宝座上的沙皇，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他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样是他，亲自下令对主张和试图改革的人进行了残酷镇压。 对此，由九位欧洲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打造的全景欧洲史——《企鹅欧洲史》就在其第七卷中，如此描述19、20世纪之交的俄国：“俄国既没有一个全国议会，也没有任何政党，公开讨论的空间很小，因此俄国反对者采取的手段远比欧洲其他地区激烈……”

　　结果“解放者”和“改革者”亚历山大二世在1881年就遭到了激进恐怖主义组织的谋杀。他的死亡使得俄国再次陷入到保守的沙皇统治之中。 亚历山大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怀着对左翼力量的报复心理秉承并加强了专制体系，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改革”的旗帜在飘扬，但是它已经沦落为维持统治的遮羞布，没有任何真实可信的内容可言了。 虚假的改革既是沙皇的本能，也是沙皇及其周围的利益集团进行所谓“改革”的固有程式——按照沙皇和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并不触及统治根基的所谓“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民众命中注定无法成为改革的主体，无法形成改革的决定性推动力量。 历史是严格按照历史的逻辑演进和发展的，而历史的逻辑通常又极为无情。当我们唏嘘于那些为改革而牺牲的仁人志士的时候，实在不应当觉得出了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才最终成了这个样子。在某种程度上，历史人物的命运都是由历史决定的，沙皇同样如此。 那么，沙皇知不知道如此下去将会导致怎样的历史后果呢?

亚历山大二世

　　罗曼诺夫皇朝的垂死挣扎

　　时间进入到了20世纪。

　　我们已经说过，俄罗斯历经300年的改革基本上没有触动沙皇统治的根基，到了这个时候，它非但没有保护俄国人民的权利，反而成为了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沙皇统治的落后乃至于反动的社会制度，致使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到处都出现了反抗沙皇统治的公开或者隐秘的斗争。而统治者应对危机的本能方式就是对民众的要求更严厉的抵制和镇压。作为必然结果，1905年到来了。 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几千名产业工人为了反对工厂主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游行，前往冬宫广场，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要求沙皇采取措施改变他们的经济状况。沙皇尼古拉二世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局，他必须在革命与反动之间进行抉择，结果他出于本性选择了反动，悍然密令驱散一切游行请愿的人群，并开枪镇压。这次血案导致1000多人罹难，数千人受伤。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流血的星期天”。 “流血的星期天”激起人民革命的浪潮持续高涨，罢工运动蓬勃开展，全国一半以上县爆发了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剥削和压迫的斗争，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水兵起义，全俄各行各业有200多万工人卷入了政治罢工浪潮……

　　沙皇面对革命的早已彷徨不安，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在《罗曼诺夫皇朝》一书中就详细描写了革命来临的这一幕：尼古拉二世写道：“可怕的一天!上帝，多么痛苦和悲伤”，据大臣回忆皇帝一言不发，像往常一样，面色惨白，点燃了一支香烟，并告诉母亲“我担心我们这杯苦酒要饮尽才算”。

　　终于，尼古拉二世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强大压力下，被迫于10月30日颁布诏书，答应召集具有立法权的国家杜马，允诺人民得到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等自由，尽管这样，沙皇仍旧不允许真正有代表性的或者扬言要对其权力加以限制的立法机构的存在，1907年6月3日，尼古拉二世出尔反尔下令解散国家杜马，导致贵族与知识分子对君主政体更大的反抗，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乃至于刺杀行为时有发生，革命潜势在这个国家不可遏止地发展着。 加剧革命复杂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是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犹如给已近爆炸的国内局势火上浇油，最终导致了1917年的革命。

　　这场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3月份开始。此时的尼古拉二世已经众叛亲离，从最亲密的臣僚到武装部队都对他失去了信心，除了退位已经别无选择，被迫于1917年3月2日退位，知识界中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的政治团体成立了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为首的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满足人民的要求，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扩大了立法权与公民权，答应对政治犯进行大赦，等等。

　　但克伦斯基政府无力解决纷纭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社会再次陷入动荡不安之中。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反应，即要求增强权威主义的社会控制，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革命迅速滑向第二个阶段。 临时政府的软弱和缺乏果断性为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创造了条件。列宁抓住历史提供的宝贵时机，迅速地进入了历史，呼应了民众继续革命并期望恢复秩序的愿望，在11月7日的政变中顺利夺权，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此期间，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布尔什维克军队逮捕，囚禁于叶卡捷琳堡，后来，据说是列宁下令枪杀了尼古拉二世及其全家。 罗曼诺夫皇朝一去不复返了，但《罗曼诺夫皇朝》一书中评价到：“1917年之后不再有沙皇统治俄罗斯，但俄罗斯的每一位统治者，都借用、改造罗曼诺夫皇朝的威望，并将其与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相融合。”

　　谁点燃了导火索?

　　在社会历史逐步累积动力，直至最后发生溃变的过程中，偶然性和必然性相互绞结，互为因果，呈现出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态势，真的犹如一场戏剧。

　　不彻底的改革也许可以缓解某些社会矛盾，但是它同时也在为革命创造着条件，1905年的革命实际上仅仅是大规模社会革命的预演，它向沙皇集团表明：真正的改革一天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愚蠢的尼古拉二世置若罔闻，这种虚伪姿态非但没有纾缓1905年革命的社会压力，反而使它进一步加强了。旧制度在战争失利、经济衰败和民众的不满和敌视的重压下失去根基。列宁准确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指出：俄国社会犹如炸药桶，它只需要一根导火索就可以了。 布尔什维克准时点燃了导火索，俄罗斯社会爆炸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当我们把这次革命作为历史发展链条上的一环来看待时不难发现：随着岁月延续，革命的政权会逐步走向自己的反面，新的统治者再次回归到旧的统治者的老路上去，……历史就这样周而复始延展，一直到了当下，一直到了今天。

　　1989年的苏联与1917年的俄国处在完全相同的境地，不同点仅仅在于，点燃1917年革命导火索的是列宁，他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建了苏维埃政权;点燃1989年革命导火索的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摧毁的是1917年革命的成果。 历史就是这样经常让我们啼笑皆非。

        历史在创造历史

　　即使是最伟大的革命家也未必知晓看上去很明白的事物——比如列宁，他应该不知道70年以后，他所创立的苏联崩塌瓦解为一片瓦砾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历史又一次回到了十字路口，长达三百年的变革，呈现出明显的“进一步退两步的特点，其兴亡教训值得后人深思。纵观俄罗斯三百多年跌宕起伏的历史，下面三个问题无法回避：

　　●俄罗斯为何也没有逃脱“其兴也勃，其衰也乎”的命运?有人说崛起与衰落都蕴含着相同的原因——即制度与思想，那么，后发国家在转型的过程中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制度与思想?

　　●不久前，俄罗斯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怀念苏联的俄罗斯受访者达到了66%，但却拒绝回到过去。俄罗斯人如此怀念苏联，为何却不愿再回到过去?这种“纠结”的情感，俄罗斯是特例，还是后发国家的普遍情况?

　　●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最大的有三个国家，分别是苏联、日本和美国，而史学家公认排名第一的就是苏俄，我们该如何汲取汲取其教训，完成自身历史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