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关注。该文认为，美国正在对涉及中美关系的外交政策进行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再思考。正如艾尔莎·卡尼亚(Elsa Kania)指出的，美国国内围绕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再一次聚焦于“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这一困扰美国多年的问题。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在其关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著作中，把中国崛起作为最后一章的框架，认为美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实质上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对于美国来说，亚洲安全和欧洲安全孰轻孰重。奥巴马政府提出“转向亚太”，意味着美国有意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这一“政治遗产”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事实上，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以及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均表明，导致美国注意力再次转向亚洲的原因就是对华竞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的盟国(尤其是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应当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点关系到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成败。

　　美国的一些重要的亚洲问题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无法使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想要有效地和中国竞争，那么就不能忽视以下因素：联盟体系，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政策的连续性，以及明确的战略、人事任命和资源分配。分析家们认为，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以及与此相关的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上，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有观察家担心，美国没有说明具体的政策目标和中美之间的具体分歧，这可能会使美国失去一些不愿意全面对抗中国的国家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目前欧洲愈发倾向于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分别有60%和57%的受访者对华有负面印象;2018年以来，部分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英国)对华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增加了至少5%。欧洲智库专家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反映了欧洲国家对华认知日益消极的趋势。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既是一个追求科技主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又是一个推行其自身治理模式的体系竞争者。以上趋势说明，一套更加精心设计的对华政策而非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会使美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也更实用。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言行缺乏连贯性且相互矛盾，在对华战略竞争上，特朗普也未做出十分坚定、明确的承诺。特朗普宣称他和中国领导人“永远是朋友”，但很快又把中国视为“敌人”。美国政府一度禁止其企业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出售零部件，但是后来又取消了这一禁令。特朗普还一度把拘押孟晚舟作为对华贸易战的筹码。美国政策缺乏连贯性是导致欧盟委员会拒绝发布对华为禁令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特朗普本人和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盟国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国家对特朗普缺乏信任等因素均使美欧在一系列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第三，尽管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对华竞争(尤其是在防卫和安全事务上)，但是一些观察家担心特朗普和欧洲盟国在涉华议题的关注点上存在分歧。不少欧洲国家支持坚决抵制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科技、电信基础设施标准等问题上，欧洲国家并不主张对华过于强硬。同时，欧洲国家还主张维护国际规则和机制。如果美国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符合美欧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并且采取一套可以获得欧洲国家支持的策略，那么美欧依然存在联合起来对华展开战略竞争的可能性。

　　美欧未来可以在以下议题上开展合作：一、签署新的多边贸易协议，促使中国在WTO框架下做负责任的国家;二、在国际直接投资和国家安全等议题上协调策略，例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和欧盟的国际直接投资审核机制之间的协调;三、在电信基础设施、数据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领域尽可能强化合作;四、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设立的人工智能委员会和欧盟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之间进行协调;五、合作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

　　美欧在对华竞争中可以合作的领域有：共同制定计划以反制中国利用旅游、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锐实力”工具对他国进行“干涉”;通过包括“全球合作与培训”等机制帮助台湾扩大国际会参与度。如果美国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或许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帮助欧盟扫除障碍，例如希腊政府于2017年投票反对欧盟在涉华人权问题上的统一立场。

　　第四，中国的一系列机制或倡议会对欧盟内部合作以及美欧跨大西洋合作产生潜在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亚当·利夫(Adam Liff)关于中国和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表明，中国对于美国的盟国持根深蒂固的敌意，因为中国认为它们都是阻碍中国实现大国抱负的障碍。虽然目前中国致力于在美国的印太地区盟国之间打入楔子，但是中国也乐见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出现松动，因为这将使美欧内斗，并且使欧盟内部出现分裂。美欧应该加强合作和协调，确保中国主导的机制(例如连接中国、中东欧国家和希腊的17+1集团，以及“一带一路”)不会被用于支持欧洲那些发展程度较低、民粹主义政治日益抬头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去反对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和跨大西洋机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展是以欧洲国家的利益和美欧关系为代价的，如果美国可以再度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标准设定，就可以有效抵制中国的影响力。

　　总之，在采取共同对华策略方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存在共同利益。美欧国家的策略应该基于规则、规范、共同的自由民主身份认同和多边主义秩序。美国和欧洲一共有8.5亿人口和近4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和欧洲盟国可以协调对华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可以和美国与其印太伙伴(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强化地区安全合作的政策进行对接时，就可以有效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有效应对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军力建设、掠夺性经济政策、灰色地带战略等挑战。反之，如果美国一方面采取单边行动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激化和盟国的矛盾，把盟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视美国和盟国在过去数十年努力捍卫和推行自由民主的历史，那么美国的政策就很可能失败。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担任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现在是法国蒙田智库(Institut Montaigne)亚洲项目的访问研究员。本文英文原文载于蒙田智库网站：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emerging-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and-role-transatlantic-cooperation。此为中文摘译版。

　　最近，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受到关注。该文认为，美国正在对涉及中美关系的外交政策进行自冷战结束以来最重要的再思考。正如艾尔莎·卡尼亚(Elsa Kania)指出的，美国国内围绕中美关系和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再一次聚焦于“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这一困扰美国多年的问题。迈克尔·格林(Michael J. Green)在其关于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著作中，把中国崛起作为最后一章的框架，认为美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实质上涉及一个更大的问题，即对于美国来说，亚洲安全和欧洲安全孰轻孰重。奥巴马政府提出“转向亚太”，意味着美国有意提升亚洲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这一“政治遗产”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事实上，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以及2019年的印太战略报告均表明，导致美国注意力再次转向亚洲的原因就是对华竞争。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美国的盟国(尤其是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应当在中美战略竞争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一点关系到美国对华竞争战略的成败。

　　美国的一些重要的亚洲问题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无法使美国在对华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在他们看来，如果美国想要有效地和中国竞争，那么就不能忽视以下因素：联盟体系，共同的利益、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政策的连续性，以及明确的战略、人事任命和资源分配。分析家们认为，在美国对华政策上以及与此相关的美欧跨大西洋关系上，至少有四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有观察家担心，美国没有说明具体的政策目标和中美之间的具体分歧，这可能会使美国失去一些不愿意全面对抗中国的国家的支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目前欧洲愈发倾向于对华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目前在美国和欧洲，分别有60%和57%的受访者对华有负面印象;2018年以来，部分欧洲国家(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英国)对华有负面印象的受访者增加了至少5%。欧洲智库专家发表的一系列报告反映了欧洲国家对华认知日益消极的趋势。2019年3月，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既是一个追求科技主导地位的经济竞争者，又是一个推行其自身治理模式的体系竞争者。以上趋势说明，一套更加精心设计的对华政策而非目前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会使美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也更实用。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言行缺乏连贯性且相互矛盾，在对华战略竞争上，特朗普也未做出十分坚定、明确的承诺。特朗普宣称他和中国领导人“永远是朋友”，但很快又把中国视为“敌人”。美国政府一度禁止其企业向中国电信巨头中兴出售零部件，但是后来又取消了这一禁令。特朗普还一度把拘押孟晚舟作为对华贸易战的筹码。美国政策缺乏连贯性是导致欧盟委员会拒绝发布对华为禁令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特朗普本人和法国、德国等欧洲主要盟国之间的矛盾，以及欧洲国家对特朗普缺乏信任等因素均使美欧在一系列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

　　第三，尽管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对华竞争(尤其是在防卫和安全事务上)，但是一些观察家担心特朗普和欧洲盟国在涉华议题的关注点上存在分歧。不少欧洲国家支持坚决抵制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在自由主义价值观、科技、电信基础设施标准等问题上，欧洲国家并不主张对华过于强硬。同时，欧洲国家还主张维护国际规则和机制。如果美国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符合美欧共同利益的议题上，并且采取一套可以获得欧洲国家支持的策略，那么美欧依然存在联合起来对华展开战略竞争的可能性。

　　美欧未来可以在以下议题上开展合作：一、签署新的多边贸易协议，促使中国在WTO框架下做负责任的国家;二、在国际直接投资和国家安全等议题上协调策略，例如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和欧盟的国际直接投资审核机制之间的协调;三、在电信基础设施、数据信息保护、网络安全等领域尽可能强化合作;四、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建议设立的人工智能委员会和欧盟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之间进行协调;五、合作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

　　美欧在对华竞争中可以合作的领域有：共同制定计划以反制中国利用旅游、教育、学术以及其他“锐实力”工具对他国进行“干涉”;通过包括“全球合作与培训”等机制帮助台湾扩大国际会参与度。如果美国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或许可以在一些问题上帮助欧盟扫除障碍，例如希腊政府于2017年投票反对欧盟在涉华人权问题上的统一立场。

　　第四，中国的一系列机制或倡议会对欧盟内部合作以及美欧跨大西洋合作产生潜在威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对此保持警惕。亚当·利夫(Adam Liff)关于中国和美国联盟体系的研究表明，中国对于美国的盟国持根深蒂固的敌意，因为中国认为它们都是阻碍中国实现大国抱负的障碍。虽然目前中国致力于在美国的印太地区盟国之间打入楔子，但是中国也乐见美欧跨大西洋联盟出现松动，因为这将使美欧内斗，并且使欧盟内部出现分裂。美欧应该加强合作和协调，确保中国主导的机制(例如连接中国、中东欧国家和希腊的17+1集团，以及“一带一路”)不会被用于支持欧洲那些发展程度较低、民粹主义政治日益抬头的国家(例如匈牙利)去反对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和跨大西洋机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展是以欧洲国家的利益和美欧关系为代价的，如果美国可以再度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标准设定，就可以有效抵制中国的影响力。

　　总之，在采取共同对华策略方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存在共同利益。美欧国家的策略应该基于规则、规范、共同的自由民主身份认同和多边主义秩序。美国和欧洲一共有8.5亿人口和近40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如果美国和欧洲盟国可以协调对华政策，特别是当这些政策可以和美国与其印太伙伴(日本、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等)强化地区安全合作的政策进行对接时，就可以有效支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有效应对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军力建设、掠夺性经济政策、灰色地带战略等挑战。反之，如果美国一方面采取单边行动对抗中国，另一方面又在激化和盟国的矛盾，把盟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无视美国和盟国在过去数十年努力捍卫和推行自由民主的历史，那么美国的政策就很可能失败。

　　作者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兰德公司政治学者，担任兰德公司亚太政策中心副主任。现在是法国蒙田智库(Institut Montaigne)亚洲项目的访问研究员。本文英文原文载于蒙田智库网站：https：//www.institutmontaigne.org/en/blog/emerging-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and-role-transatlantic-cooperation。此为中文摘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