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引发中美关系空前紧张，其背后隐含着双方对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结果的两个没想到。冷战后美国决定对华实行“接触政策”之时，没想到中国参与全球化不仅使其不断壮大，而且未能达到以此改变中国的预期。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也没想到有一天美国会利用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作为打击中国发展的武器。

　　表面上看，这是中美战略竞争，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究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还是冲突与战争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研判全球化的未来。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后果的争论由来已久。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存带来的利益高度交融会减少国际关系冲突的发生概率。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不对称相互依存”问题会带来脆弱性，从而激化冲突。

　　从冷战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世界的主流认知绝对倾向于前者，认为全球化、相互依存、一体化等符合历史潮流，会带来和平繁荣，这种主导性的良性预期也支撑了冷战后20年的全球化进程。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沉浸在冷战“胜利”后的喜悦之中，对自身软硬实力的绝对自信，让它们乐观地认为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到西方主导的体系中，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像自己，世界将走向大同。

　　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结构中处在绝对劣势，相互依存意味着可以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它们同样相信相互依存从整体上来说对发展有利，即使贸易、金融、货币、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均衡状况。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认知上的默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冷战后前20年的全球化是不设防的全球化。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等新兴国家感到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问题，而中国开始意识到单纯地参加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对美国过度依存存在着极大风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构想，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针对上述担忧的对策。另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也让美国认为自身贸易、资本、技术市场对中国的开放被“滥用”，对美国构成了极大风险。当前中美贸易战乃至科技战，以及近期有关美国可能在资本市场上排斥中国企业的消息，都体现出美方对中国有可能把美国对华依存的增加作为战略工具的担忧。

　　当前，现实主义对于全球化结果的预期似乎正占上风，脆弱性在国家关系紧张之时日益成为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的杠杆。全球化已开始进入新阶段，各国会开始筑墙或至少构筑透明墙，通过选择性脱钩来规避和减少自身脆弱性受到对手攻击的风险。

　　过去，攻击对方的脆弱性是发达国家的特权(无论是经济制裁、出口管制、语言打压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呼吁要防止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担心主权受损。现在情况似乎正好反过来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后打击脆弱性将呈现双向性，例如，过去中国经济单方面依存于美国，很少有反制手段，也很少有反制的意愿，现在则很不一样。

　　如果世界各国从原来相互依存带来和平繁荣的良性预期，突然转向相互寻找对方脆弱性和减少自身脆弱性，这将意味着全球化的彻底变质。各国都会在自身具有不对称脆弱性领域努力进行脱钩，而在优势领域主张融合，这样的全球化很难持续。

　　幸运的是，前一轮“不设防的全球化”已经建立了高度依存的网络，冷战式的脱钩很难，毕竟美苏冷战是在经济完全不依存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预计，全球化将会继续，但将从原来的不设防变成“设防的全球化”。

　　为了避免“过度设防的全球化”，不让相互依存成为恶性战略竞争工具，新一轮全球化中需要相互克制，而相互克制最终还是要依靠多边框架以及共识建构。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中美之间的两个没想到与“设防的全球化”》

　　贸易战引发中美关系空前紧张，其背后隐含着双方对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结果的两个没想到。冷战后美国决定对华实行“接触政策”之时，没想到中国参与全球化不仅使其不断壮大，而且未能达到以此改变中国的预期。与此相对照的是，中国也没想到有一天美国会利用中美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作为打击中国发展的武器。

　　表面上看，这是中美战略竞争，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究竟全球化和相互依存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还是冲突与战争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研判全球化的未来。

　　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关全球化和相互依存后果的争论由来已久。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存带来的利益高度交融会减少国际关系冲突的发生概率。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不对称相互依存”问题会带来脆弱性，从而激化冲突。

　　从冷战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世界的主流认知绝对倾向于前者，认为全球化、相互依存、一体化等符合历史潮流，会带来和平繁荣，这种主导性的良性预期也支撑了冷战后20年的全球化进程。

　　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沉浸在冷战“胜利”后的喜悦之中，对自身软硬实力的绝对自信，让它们乐观地认为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融入到西方主导的体系中，让这些国家变得更像自己，世界将走向大同。

　　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结构中处在绝对劣势，相互依存意味着可以获得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它们同样相信相互依存从整体上来说对发展有利，即使贸易、金融、货币、技术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不均衡状况。

　　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着认知上的默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冷战后前20年的全球化是不设防的全球化。

　　然而，全球金融危机让中国等新兴国家感到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存在问题，而中国开始意识到单纯地参加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和国际秩序，对美国过度依存存在着极大风险。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新构想，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针对上述担忧的对策。另一方面，中国的迅速崛起也让美国认为自身贸易、资本、技术市场对中国的开放被“滥用”，对美国构成了极大风险。当前中美贸易战乃至科技战，以及近期有关美国可能在资本市场上排斥中国企业的消息，都体现出美方对中国有可能把美国对华依存的增加作为战略工具的担忧。

　　当前，现实主义对于全球化结果的预期似乎正占上风，脆弱性在国家关系紧张之时日益成为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的杠杆。全球化已开始进入新阶段，各国会开始筑墙或至少构筑透明墙，通过选择性脱钩来规避和减少自身脆弱性受到对手攻击的风险。

　　过去，攻击对方的脆弱性是发达国家的特权(无论是经济制裁、出口管制、语言打压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呼吁要防止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担心主权受损。现在情况似乎正好反过来了。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后打击脆弱性将呈现双向性，例如，过去中国经济单方面依存于美国，很少有反制手段，也很少有反制的意愿，现在则很不一样。

　　如果世界各国从原来相互依存带来和平繁荣的良性预期，突然转向相互寻找对方脆弱性和减少自身脆弱性，这将意味着全球化的彻底变质。各国都会在自身具有不对称脆弱性领域努力进行脱钩，而在优势领域主张融合，这样的全球化很难持续。

　　幸运的是，前一轮“不设防的全球化”已经建立了高度依存的网络，冷战式的脱钩很难，毕竟美苏冷战是在经济完全不依存的情况下实现的。可以预计，全球化将会继续，但将从原来的不设防变成“设防的全球化”。

　　为了避免“过度设防的全球化”，不让相互依存成为恶性战略竞争工具，新一轮全球化中需要相互克制，而相互克制最终还是要依靠多边框架以及共识建构。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原题《中美之间的两个没想到与“设防的全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