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自由霸权结束的两个主要表现在于，特朗普明确对于自由主义议程的反对以及中国崛起与俄罗斯的复兴。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明确说明美国需要从向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制度的事业中抽离出来，甚至公开反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与国际机制，以及与自由霸权相关的各种全球议程。另一方面，中俄实力的增长伴随着美国对其两者的失败接触，冲突与对抗不断产生，这也让美国难以继续放弃大国的权力政治而继续实施其自由主义的全球战略。

　　提问与互动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米尔斯海默教授回答了在场听众的多个问题，涉及到包括中国崛起与中美冲突、中美贸易战、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在内的多个角度。

　　有关中国崛起与其在国际机制中的角色，米尔斯海默教授表示，他认为中国不是现有国际制度的挑战者，而中国希望在现有的自由秩序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voting power)，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之中获益并取得更多的发展。虽然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霸权国家所主导建立并维持的，但是中国对于这一秩序是满意的，并希望在此之内获得更多权力与决定权。是美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满意，而且中国正在从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在经济上正在超越美国并且最终也会获得强大的军事力量，现有秩序正在让中国获得相对于美国的更多力量与好处。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时帮助中国发展，一直到冷战结束，这是因为需要在东亚培养对抗苏联的力量。但是到了20世纪初，美国国内开始产生对于中国的担忧，布什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纲领中就提出了，要把重点放在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威胁之中，但是在911之后美国不得不开始全球的反恐战争，因此中国问题没有被提上议程，而在此期间，中国在迅速的发展。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时，是一个开始有意义的处理中国的问题的时间。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崛起的威胁以及中美利益的冲突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并非是一时间所兴起的问题。

　　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自由霸权战略的未来可能的有关内容，米尔斯海默教授指出，现在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其实正是上述趋势与冲突的发展结果。美国的自由霸权已经结束了，无论接下来将会由哪位总统来领导美国的发展，这是由当前的世界权力格局与体系所决定的。在这一体系下，中美之间必然会产生紧张的安全冲突，只是如果有一位不一样的总统，这一关系会被处理的更加巧妙与精细(sophisticated)，在对抗与冲突中，如何将其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而不至于发展到直接的剧烈对抗是需要思考的。

　　有关所谓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恐惧症”，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并不能如此一概而论，有些国家(例如美国)是存在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恐惧的，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所有声音。但是，如果中国要成为其想要成为的全球性霸权力量，中国需要提升其软实力以及作为全球霸权国家与各个地区国家的互动能力，因为其也将会面对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力量所面对的问题。

　　在当前这个时代，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结合是一个新的特征。因为在最初现实主义的诞生时，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形态的国际政治还没有产生。民族主义关注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其内部的发展，而现实主义描述的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不同且相互独立的。只是在现在的时代，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最后，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抑制(restrain)。米尔斯海默教授强调，其认为美国应当专注于大国政治，而不是一开始就参与到局部的地区战争之中。他并不是支持在对于中国问题上采取自我克制的态度，而是要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但是这种遏制不应当是怪异和疯狂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必须管理好关系，防止任何失控。

　　按：2019年10月17日，芝加哥大学知名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发表了以“美国自由霸权战略”(American Strategy of Liberal Hegemony)为主题的演讲。本文这次讲座的内容记录，翻译与转述未经米尔斯海默教授本人审核，所有可能的偏差和错误由记录者负责。

　　美国自由霸权战略

　　1、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

　　首先，米尔斯海默教授描述了自由主义基于人性的两个基本预设，即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作为核心，以及个体之间无法就基本原则达成普遍协议。在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其假定个体优先于社会群体，人类在根本上是单独的个体，社会是由个体组成并建立社会契约的产物。与此相对应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在这一语境下含有较强的“国家主义”的意涵)所基于的人性假设是认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是具有较强的族群性，正如中国人生在一个特定的中华文化与群体之中。个人主义对于理解美国政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组成社会的个体无法对基本原则达成一致的普遍协议，这些分歧有时影响深刻，甚至会导致暴力。

　　因此，以上两条基本的预设引出了自由主义理论需要回答的中心问题：怎样的政治安排能够应对这种潜在的个体间冲突?

　　对此，米尔斯海默教指出，自由主义的解决方案为：1、平等地赋予每个人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2、宣扬宽容的准则;3、建立保障个人权利的国家(宽容有时是行不通的)。自由霸权的根源在于个人主义与不可剥夺的权利，使得其变为一个具有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

　　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也具有其核心假设。首先，人类是自然的社会性动物，生来就属于并通过高度社会化而成为特定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具有自身的文化。其次，个人主义退居于群体忠诚之后。同时，除了家庭以外，在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群体是民族国家，国家是最高的社会组织，人们通过社会化加入。

　　民族主义就是一套特定的政治信仰，认为民族作为由独特特征的个体所组成的团体(body)，并且这些特征据称使得其区别于其他群体，应当拥有自己的国家。每个民族非常重视主权或自决的权利，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体现了民族主义。同时由于对于主权与自决的重视，也使他们倾向于以强有力的方式抵制外国对于其国家内部事务干涉的企图，正如美国对于俄罗斯干涉总统选举的谴责，以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对于香港事务的干涉。

　　米尔斯海默教授指出，民族主义这个概念是大于自由主义的。不仅是因为人们在大体上主要是社会动物，而且整个世界几乎都由民族国家所组成，自由民主国家没有超过整个国家体系中的半数，而从2006年后这一数量也在降低，而且根本上，自由民主国家也是自由主义的民族国家。

　　2、世界权力格局与美国的自由霸权理想

　　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自由霸权的目标是希望将世界以美国的自由主义方式去塑造。这一目标具有不同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在全球传播自由民主制度;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融入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及现有的国际机制。努力让中国和俄罗斯加入WTO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与中国的接触并推动其融入国际机制是为了让中国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并最终成为一个自由民主国家。

　　这种自由霸权是能够带来好处的。米尔斯海默教授指出，自由霸权能够显著地消除人权的侵犯，历史上自由民主国家几乎很少会进行人权的侵犯，自由霸权可以将每个国家都变为自由民主国家而达到对于侵犯人权的消除。同时，自由霸权可以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自由主义者认为民主国家可以消除战争，正如著名的“民主和平论”，由此自由霸权能够消除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双重问题。

　　为什么美国要追求这种自由霸权呢?米尔斯海默教授强调，最重要的因素是由于世界的权力格局，即单极格局(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霸权)，给了美国追求自由霸权的珍贵机会，使得其能够很大程度上把重心从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平衡政治转到对于追求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对外政策。因为在双极或是多极的权力格局之中，霸权国家需要集中于权力的追求，意识形态只是第二位的，只有单极的权力格局才能够使得美国追求意识形态的对外政治。同时，美国在根本上是一个自由国家，如果其能够足够强大到不考虑权力-平衡政治，就能够去追求自由霸权战略，而对于支持者来说，其认为自由民主国家作为历史发展的方向，美国追求自由霸权战略会是较为容易的。然而，米尔斯海默教授通过回溯美国历届政府追求自由霸权战略，包括布什政府的中东战略、乌克兰危机以及美俄关系的恶化、与中国的接触到如今中美之间的摩擦对抗，揭示出在这些事件中自由霸权战略的失败以及每个国家对于美国干涉内政的强烈抵抗。

　　3、美国自由霸权的失败与未来

　　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美国的自由霸权是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民族主义的力量，从俄罗斯与中国对美国干涉其政治的强烈反对与阻止、到美国在诸多地区追求自由霸权战略所受到的抵抗，都说明了霸权国家在干涉任何国家内政的时候都是非常困难的，这些冲突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而是自由主义霸权与民族(国家)主义之间的对抗。同时，现实主义的力量也是自由霸权失败的原因，这直接与世界权力格局相关联，如果说是单极的权力格局给了美国追求自由霸权的机会，目前世界的多极局面使得美国需要继续关注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政治，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霸权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原因还在于个人权利的“过度推销”(overselling)，事实表明不是所有国家都强烈的希望建立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与促进人权，自由民主制度并不像自由霸权支持者所说的那样容易传播与促进。以上原因使得美国的自由霸权战略在如今的权力格局中难以实现。

　　美国自由霸权结束的两个主要表现在于，特朗普明确对于自由主义议程的反对以及中国崛起与俄罗斯的复兴。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明确说明美国需要从向世界传播自由民主制度的事业中抽离出来，甚至公开反对美国主导建立的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与国际机制，以及与自由霸权相关的各种全球议程。另一方面，中俄实力的增长伴随着美国对其两者的失败接触，冲突与对抗不断产生，这也让美国难以继续放弃大国的权力政治而继续实施其自由主义的全球战略。

　　提问与互动

　　在讲座的提问环节，米尔斯海默教授回答了在场听众的多个问题，涉及到包括中国崛起与中美冲突、中美贸易战、民族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关系在内的多个角度。

　　有关中国崛起与其在国际机制中的角色，米尔斯海默教授表示，他认为中国不是现有国际制度的挑战者，而中国希望在现有的自由秩序之中获得更多的话语权(voting power)，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之中获益并取得更多的发展。虽然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霸权国家所主导建立并维持的，但是中国对于这一秩序是满意的，并希望在此之内获得更多权力与决定权。是美国对于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满意，而且中国正在从中获得更多的权力，在经济上正在超越美国并且最终也会获得强大的军事力量，现有秩序正在让中国获得相对于美国的更多力量与好处。

　　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时帮助中国发展，一直到冷战结束，这是因为需要在东亚培养对抗苏联的力量。但是到了20世纪初，美国国内开始产生对于中国的担忧，布什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纲领中就提出了，要把重点放在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威胁之中，但是在911之后美国不得不开始全球的反恐战争，因此中国问题没有被提上议程，而在此期间，中国在迅速的发展。2011年，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洲”(Pivot to Asia)时，是一个开始有意义的处理中国的问题的时间。因此可以看出，中国崛起的威胁以及中美利益的冲突是一个历史的趋势，并非是一时间所兴起的问题。

　　对于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自由霸权战略的未来可能的有关内容，米尔斯海默教授指出，现在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战其实正是上述趋势与冲突的发展结果。美国的自由霸权已经结束了，无论接下来将会由哪位总统来领导美国的发展，这是由当前的世界权力格局与体系所决定的。在这一体系下，中美之间必然会产生紧张的安全冲突，只是如果有一位不一样的总统，这一关系会被处理的更加巧妙与精细(sophisticated)，在对抗与冲突中，如何将其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而不至于发展到直接的剧烈对抗是需要思考的。

　　有关所谓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恐惧症”，米尔斯海默教授认为并不能如此一概而论，有些国家(例如美国)是存在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与恐惧的，但是并非所有国家的所有声音。但是，如果中国要成为其想要成为的全球性霸权力量，中国需要提升其软实力以及作为全球霸权国家与各个地区国家的互动能力，因为其也将会面对美国作为全球性霸权力量所面对的问题。

　　在当前这个时代，现实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相互结合是一个新的特征。因为在最初现实主义的诞生时，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形态的国际政治还没有产生。民族主义关注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与其内部的发展，而现实主义描述的是国家之间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两者是不同且相互独立的。只是在现在的时代，这两者结合在了一起。

　　最后，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抑制(restrain)。米尔斯海默教授强调，其认为美国应当专注于大国政治，而不是一开始就参与到局部的地区战争之中。他并不是支持在对于中国问题上采取自我克制的态度，而是要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但是这种遏制不应当是怪异和疯狂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必须管理好关系，防止任何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