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在19世纪曾经被欧洲化，到20世纪又被美国化。如今，亚洲的崛起十分迅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有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就从低收入升到中等收入。到2040年，这一地区很可能创造全球50%以上的GDP，并占据近40%的全球消费。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的程度。今天，该地区在贸易、资本、人员、知识、运输，文化和资源方面占有的全球份额越来越大。在八个类型的全球跨境流动中，只有废弃物是反向流动，反映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已决定减少从发达国家进口垃圾。

　　目前，亚洲占全球货物贸易的1/3左右，高于十年前的约1/4。几乎是同一时期，亚洲飞机乘客的数量从占全球的33%上升到40%，资本流动的占比从13%升至23%。

　　这些流动推动了亚洲城市的发展。目前这一地区拥有全球30个最大城市中的21个，以及10个到访人数最多城市中的4个。如今，就连一些不太出名的城市也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在缅甸的经济首都仰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外国新项目直接投资在2017年达到26亿美元，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几乎还是零。

　　同样，雅加达附近的小城勿加泗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底特律，成为印尼汽车和摩托车产业的中心。过去十年中，该市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速达到29%。印度海得拉巴市在2017年里产生了1400多项专利，正在迅速赶超印度硅谷班加罗尔。

　　不仅外部流动被引入亚洲，生机勃勃的区域内网络也推动了进步。在日趋一体化的亚洲供应链驱动下，亚洲国家大约60%的货物贸易是在区内进行的。区域内的融资和投资流动也在增多，超过70%的亚洲创业资金是来自本地区。人员流动也有助于地区一体化，亚洲地区74%的旅行者是亚洲人。

　　导致这些流动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亚洲具有多样性。实际上，至少存在着四个“亚洲”，它们每一个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在该地区的全球崛起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第一个“亚洲”是中国，它是该地区的经济龙头，为周边国家提供着互连互通和创新平台。2013年到2017年，中国占到亚洲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5%，其中约1/4投向了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创新能力迅速提高的表现之一，是它在2017年占到全球专利申请数的44%。

　　而第二组是“先进的亚洲”，它也提供技术和资金。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在2013年到2017年占到本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4%。仅韩国，就提供了在越南外国直接投资的33%。日本则分别占缅甸外来直接投资的35%，以及菲律宾外来直接投资的17%。

　　接下来的是“新兴的亚洲”，其中包括一些相对多元化的小型新兴经济体，它们不仅提供劳动力，而且由于生产力和消费的提升，它们还具有增长潜力。这些经济体与地区周边国家深度融合，其区内流动的商品、资本和人员比例平均达到79%，是四个“亚洲”当中最高的。

　　相比之下，第四组“边缘亚洲和印度”的区内流动平均比例是最低的，仅为31%，反映了这些国家与欧洲、中东、非洲和美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但随着这些历来融合度较低的经济体与亚洲邻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区内流动比例将会提升。这一组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包括发展亚洲进口市场所需的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为地区出口提供新市场的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

　　四个“亚洲”之间因差异产生的互补性，使一体化成了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例如，一个国家劳动力的老化，可以由另一个拥有较年轻人口的国家来弥补。2015年印度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27岁，而中国和日本分别是37和48岁，预计到2050年印度也只有38岁。

　　同样，当一国工资(也就是制造业成本)开始上涨，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就可以接过它的低成本制造业。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新兴经济体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55%下降到52%，越南则增加了2.2个百分点，柬埔寨增加了0.4个百分点。

　　多年来，观察人士不停地讨论着亚洲未来的潜力。这个未来已经来临了。我们已经进入作家帕拉格·康纳所说的“亚洲世纪”，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

　　华强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成政珉：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上海)高级研究员;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Asianized World Has Arrived”(2019)

　　这个世界在19世纪曾经被欧洲化，到20世纪又被美国化。如今，亚洲的崛起十分迅猛。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有全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的地区就从低收入升到中等收入。到2040年，这一地区很可能创造全球50%以上的GDP，并占据近40%的全球消费。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的程度。今天，该地区在贸易、资本、人员、知识、运输，文化和资源方面占有的全球份额越来越大。在八个类型的全球跨境流动中，只有废弃物是反向流动，反映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已决定减少从发达国家进口垃圾。

　　目前，亚洲占全球货物贸易的1/3左右，高于十年前的约1/4。几乎是同一时期，亚洲飞机乘客的数量从占全球的33%上升到40%，资本流动的占比从13%升至23%。

　　这些流动推动了亚洲城市的发展。目前这一地区拥有全球30个最大城市中的21个，以及10个到访人数最多城市中的4个。如今，就连一些不太出名的城市也引起了投资者的注意。在缅甸的经济首都仰光，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外国新项目直接投资在2017年达到26亿美元，而在2007年这一数字几乎还是零。

　　同样，雅加达附近的小城勿加泗已经成为印度尼西亚的底特律，成为印尼汽车和摩托车产业的中心。过去十年中，该市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速达到29%。印度海得拉巴市在2017年里产生了1400多项专利，正在迅速赶超印度硅谷班加罗尔。

　　不仅外部流动被引入亚洲，生机勃勃的区域内网络也推动了进步。在日趋一体化的亚洲供应链驱动下，亚洲国家大约60%的货物贸易是在区内进行的。区域内的融资和投资流动也在增多，超过70%的亚洲创业资金是来自本地区。人员流动也有助于地区一体化，亚洲地区74%的旅行者是亚洲人。

　　导致这些流动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亚洲具有多样性。实际上，至少存在着四个“亚洲”，它们每一个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并在该地区的全球崛起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第一个“亚洲”是中国，它是该地区的经济龙头，为周边国家提供着互连互通和创新平台。2013年到2017年，中国占到亚洲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35%，其中约1/4投向了其他亚洲经济体。中国创新能力迅速提高的表现之一，是它在2017年占到全球专利申请数的44%。

　　而第二组是“先进的亚洲”，它也提供技术和资金。这些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1万亿美元，在2013年到2017年占到本地区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54%。仅韩国，就提供了在越南外国直接投资的33%。日本则分别占缅甸外来直接投资的35%，以及菲律宾外来直接投资的17%。

　　接下来的是“新兴的亚洲”，其中包括一些相对多元化的小型新兴经济体，它们不仅提供劳动力，而且由于生产力和消费的提升，它们还具有增长潜力。这些经济体与地区周边国家深度融合，其区内流动的商品、资本和人员比例平均达到79%，是四个“亚洲”当中最高的。

　　相比之下，第四组“边缘亚洲和印度”的区内流动平均比例是最低的，仅为31%，反映了这些国家与欧洲、中东、非洲和美国之间的历史联系。但随着这些历来融合度较低的经济体与亚洲邻国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区内流动比例将会提升。这一组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包括发展亚洲进口市场所需的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以及为地区出口提供新市场的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

　　四个“亚洲”之间因差异产生的互补性，使一体化成了推动发展的强大力量。例如，一个国家劳动力的老化，可以由另一个拥有较年轻人口的国家来弥补。2015年印度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27岁，而中国和日本分别是37和48岁，预计到2050年印度也只有38岁。

　　同样，当一国工资(也就是制造业成本)开始上涨，处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就可以接过它的低成本制造业。从2014年到2017年，中国在劳动密集型新兴经济体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55%下降到52%，越南则增加了2.2个百分点，柬埔寨增加了0.4个百分点。

　　多年来，观察人士不停地讨论着亚洲未来的潜力。这个未来已经来临了。我们已经进入作家帕拉格·康纳所说的“亚洲世纪”，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

　　华强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成政珉：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上海)高级研究员;全文翻译自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原文标题“The Asianized World Has Arrived”(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