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旭化成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继2002年获得化学奖的岛津制作所高级研究员田中耕一之后，日本的企业研究人员再度获得该项殊荣。获得2014年物理学奖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村修二也是凭借任职日亚化学工业期间的成果获奖。3人的共同点是，企业给予研究人员相应的时间和定夺的空间，具有宽松的氛围。不过，如今的日本企业让人感觉虽然在内部存留大量资金，却对研究开发和人才投资感到犹豫。吉野的获奖再次令外界聚焦日本企业利用资金的方式。

左起：田中耕一、吉野彰、中村修二

　　田中耕一在岛津制作所隶属于化学分析的研究部门，开发了分析蛋白质等生物体分子的划时代的手法。他在大学攻读电气工学，但就职后被分配到非本专业的部门。结果歪打正着，形成了不受常识束缚的自由思维。弄错样品进行配合，却带来了新发现，这一点也别很多人所知晓。他本人也回顾称“很少感觉到必须拿出成果的压力”。

　　中村修二也在任职日亚化学工业期间，开发出了蓝色发光二极管(LED)的结晶的合成方法。日亚当时的管理层欣赏中村的独创性，允许其到海外的大学挂职进修，还采购昂贵的实验装置，对中村进行支持。后来，日亚和中村围绕发明的回报产生纠纷，但这是企业给予研究人员巨大定夺空间的证明。

　　吉野彰又是怎样的情形呢?锂电池从当初就存在容易起火等安全上的缺点。吉野认为，在炸药试验场的实验不可或缺，他曾战战兢兢向公司提出申请。他回忆称“那个实验得到批准，使研究取得了进展”。从公司来说，虽然持续处于成果无法带来营业收入的困境，但仍带着宽容对吉野进行支持。

　　在聆听了吉野的记者会后，我想到的是现在的日本是否还有自由宽松地搞研究的氛围。

　　吉野说：“商品开发的速度比过去变得更快，研究人员不得不想尽办法”。正如锂电池的开发过程所体现的那样，独创性的创意要变为产品，至少需要10～20年。开发周期变短，研究人员也没有更多富裕的时间来充分酝酿创意，创新越来越难以产生。这也的确是事实。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情况是，发明奖励等回报对研究人员来说算不上丰厚，这也损伤了研究人员的动机和热情。

　　企业如何才能恢复诞生独创性成果的宽松环境呢?

　　如果是孕育创意的基础研究，很少的设备投资就能达成。吉野表示，“每个课题有1、2个研究人员即可，并不那么耗费金钱”。在日本企业的业绩复苏、手头现金充裕的背景下，应该具有增加基础研究投资的余力。

　　感觉避免将研究人员束缚在所属企业、降低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兼职及相互交流的门槛、使之容易呼吁“外面的空气”非常重要。

　　日本政府已启动构建机制，以便于企业的研究人员兼任大学教员，或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调往企业。虽然实例仍较少，但被称为“交叉任职(Cross Appointment)”的制度已开始出现。我建议将该制度与雇用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等协调，不仅是日本国内，包括海外在内也进一步加以推广。

　　另一个是增加规模小但年轻、有活力的企业。人工智能(AI)等尖端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与过去相比，对大企业的憧憬减弱，到初创企业等寻找活跃舞台的人才正在增加。曾听人说“如果是初创企业，即使就职后想要重返大学也会被允许”。支持不畏失败、勇于挑战的年轻头脑的社会氛围的营造也变得重要。

　　2018年度的法人企业统计显示，日本企业的内部留存达到463万亿日元。连续7年创出新高。难道我们真的能以这种保守的态度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创新吗?从关注焦点集中于锂电池的此次获奖来看，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或许是如何保持日本企业一直积极推动的技术开发的土壤。

　　日本旭化成的名誉研究员吉野彰获得诺贝尔奖。这是继2002年获得化学奖的岛津制作所高级研究员田中耕一之后，日本的企业研究人员再度获得该项殊荣。获得2014年物理学奖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中村修二也是凭借任职日亚化学工业期间的成果获奖。3人的共同点是，企业给予研究人员相应的时间和定夺的空间，具有宽松的氛围。不过，如今的日本企业让人感觉虽然在内部存留大量资金，却对研究开发和人才投资感到犹豫。吉野的获奖再次令外界聚焦日本企业利用资金的方式。

左起：田中耕一、吉野彰、中村修二

　　田中耕一在岛津制作所隶属于化学分析的研究部门，开发了分析蛋白质等生物体分子的划时代的手法。他在大学攻读电气工学，但就职后被分配到非本专业的部门。结果歪打正着，形成了不受常识束缚的自由思维。弄错样品进行配合，却带来了新发现，这一点也别很多人所知晓。他本人也回顾称“很少感觉到必须拿出成果的压力”。

　　中村修二也在任职日亚化学工业期间，开发出了蓝色发光二极管(LED)的结晶的合成方法。日亚当时的管理层欣赏中村的独创性，允许其到海外的大学挂职进修，还采购昂贵的实验装置，对中村进行支持。后来，日亚和中村围绕发明的回报产生纠纷，但这是企业给予研究人员巨大定夺空间的证明。

　　吉野彰又是怎样的情形呢?锂电池从当初就存在容易起火等安全上的缺点。吉野认为，在炸药试验场的实验不可或缺，他曾战战兢兢向公司提出申请。他回忆称“那个实验得到批准，使研究取得了进展”。从公司来说，虽然持续处于成果无法带来营业收入的困境，但仍带着宽容对吉野进行支持。

　　在聆听了吉野的记者会后，我想到的是现在的日本是否还有自由宽松地搞研究的氛围。

　　吉野说：“商品开发的速度比过去变得更快，研究人员不得不想尽办法”。正如锂电池的开发过程所体现的那样，独创性的创意要变为产品，至少需要10～20年。开发周期变短，研究人员也没有更多富裕的时间来充分酝酿创意，创新越来越难以产生。这也的确是事实。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情况是，发明奖励等回报对研究人员来说算不上丰厚，这也损伤了研究人员的动机和热情。

　　企业如何才能恢复诞生独创性成果的宽松环境呢?

　　如果是孕育创意的基础研究，很少的设备投资就能达成。吉野表示，“每个课题有1、2个研究人员即可，并不那么耗费金钱”。在日本企业的业绩复苏、手头现金充裕的背景下，应该具有增加基础研究投资的余力。

　　感觉避免将研究人员束缚在所属企业、降低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的兼职及相互交流的门槛、使之容易呼吁“外面的空气”非常重要。

　　日本政府已启动构建机制，以便于企业的研究人员兼任大学教员，或从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调往企业。虽然实例仍较少，但被称为“交叉任职(Cross Appointment)”的制度已开始出现。我建议将该制度与雇用保险和养老金制度等协调，不仅是日本国内，包括海外在内也进一步加以推广。

　　另一个是增加规模小但年轻、有活力的企业。人工智能(AI)等尖端领域的年轻研究人员与过去相比，对大企业的憧憬减弱，到初创企业等寻找活跃舞台的人才正在增加。曾听人说“如果是初创企业，即使就职后想要重返大学也会被允许”。支持不畏失败、勇于挑战的年轻头脑的社会氛围的营造也变得重要。

　　2018年度的法人企业统计显示，日本企业的内部留存达到463万亿日元。连续7年创出新高。难道我们真的能以这种保守的态度创造出改变世界的创新吗?从关注焦点集中于锂电池的此次获奖来看，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或许是如何保持日本企业一直积极推动的技术开发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