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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民主党人需将中国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中心

关键词: 美国外交 中国外交

来源:《大西洋月刊》 2019-08-27 15:26:23

《大西洋月刊》:民主党人需将中国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中心

作者:托马斯·怀特

民主党候选人需要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自1992年以来反复使用的极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否仍适用于如今政治和技术动荡的时代?候选人是否有机会就特朗普在海外失败的原因以及就其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向选民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本文在2019年5月14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时任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英文原题为:Thomas Wright, Democrats Need to Place China at the Center of Their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 May 14, 2019。由李泓翰翻译。

  2020年大选即将来临之际,民主党人开始思考需要何种类型的外交政策才得以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由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所创办的“国家安全行动”(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的最近一次会议中,民主党人达成了初步共识:即将承诺减少海外干预;重新聚焦于加强美国国内的实力;并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解决国际问题,例如气候变暖。值得一提的是,前两个要素是过去四任总统得以获胜的关键因素。

  民主党总统竞选顾问估计,党内在以色列问题等少数几个问题上将会有激烈的争论,年轻的进步人士在这些领域反对民主党的传统立场。但除此之外,候选人将在外交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转而关注国内事务。大多数人会就外交政策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但这不会成为他们竞选演说的一部分。

  新达成的共识有个清晰的逻辑,但可能还不够。在前几任总统竞选中起作用的话语不足以让川普失利,所以如果民主党人想在外交政策上打败特朗普,他们需要把与中国的竞争放在向选民宣传的核心位置。

  在军事干预方面,民主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总统抢先一步。毋庸置疑,特朗普是一位鲁莽,以及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总统,但他似乎也敏锐地意识到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风险。最近,他公开指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推动对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进行的军事干预。特朗普的军国主义可能会让美国从现在到大选这个时间段内卷入一场战争,但他又极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没错,美国仍然被卷入阿富汗和叙利亚的事务中,但特朗普希望摆脱这两场冲突,并可能会在选举即将来临之际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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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必须把重心转向国内的论断可能并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多年以来这一直是特朗普的口头禅。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的结果可能很糟糕,同时特朗普也没有兑现投资基础设施的承诺,但是他已经说过民主党人正在试图接纳他。此外,他可能会告诉多数选民他成功了。虽然目前的经济繁荣始于奥巴马执政时期,但这并不重要——如果能延续到明年11月,选民们会将其归功于特朗普。而且,正如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戴维•戈登(David Gordon)所言,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多数选票的州,如今的就业增长水平高于美国其他地区。

  这使得崇尚国际合作的民主党人,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信息与特朗普的区分开来,但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最近对公众舆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寻求国际合作很难成为卖点。

  外交政策专家关于“反对威权主义和独裁”、“促进民主”或“与盟国和国际社会合作”的言论,在我们这些团体的选民中无一得到支持。一些参与者甚至质疑国际社会是否真实存在;而推动民主让其他人想起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失败;当被问及“维护自由的国际秩序”一词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除了一名参与者外,其他参与者什么都答不上来。受教育程度不同的选民根本不理解这些短语和想法的意义或深层含义。

  对民主党阵营来说,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特朗普较为粗糙的外交政策信息可能会在2020年引起共鸣。他承诺解除限制,自由使用权力的对象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以此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收益可能比宣传的要小,特朗普的做法可能将以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为代价,并以某种暂时的、脆弱的、用于交易的事物取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可能会更加激进。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会大大增加国家安全灾难的风险,但是,在灾难真正到来之前,特朗普不太可能在政治上受到伤害。许多选民非常乐意看到有一位愿意在国际上改变现状的总统。

  民主党候选人需要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自1992年以来反复使用的极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否仍适用于如今政治和技术动荡的时代?候选人是否有机会就特朗普在海外失败的原因以及就其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向选民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只要特朗普能够避免战争和经济衰退,他的政治弱点就不是出于侵略性或无知,而是他对过去的关注,而不是对未来的关注。他痴迷于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钢铁、铝、汽车和洗碗机——却从不谈论未来。他谈到过去的安全承诺是不公平的,但从来没有谈到美国必须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未来的挑战。他甚至从未提及政府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信息,即新的大国竞争取代了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而美国正身处其中。

  但问题是,在外交政策上,许多民主党人也受困于过去。他们谈到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秩序,北约共同的过去,几十年前的领土争端,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干预主义。但选民不愿接受过去,亦或者是其抽象概念。他们只关心现在以及未来几年,世界将如何挑战他们和孩子们的生活。美国人的动力总是来自对国内自由与繁荣的威胁和挑战,而不是促进民主的宏大计划。甚至自由秩序本身也是如此,美国人在1945年和1946年拒绝了它,之后只是为了把它当作对抗共产主义的必要工具才再次接纳。

  民主党候选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所有国内和国外的问题都纳入一个与美国人日常生活有关的叙事中,并阐明未来,提供前进的道路。最有可能的说辞是,美国在与中国的一场至关重要的竞争中落得下风,正是因为总统沉迷于过去,对未来一无所知。中国如今能够连接万物,并能直接影响经济、金融体系、技术创新、价值观和国家安全。正如美国进步研究中心所显示的那样,这是除了恐怖主义之外,唯一一个选民真正关心的外交政策问题——不是因为他们寻求冲突,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落后。

  美国正与中国展开多方面的竞争。但这不大可能涉及军事冲突,尽管有军事方面的因素。竞争包括技术、经济、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更为复杂的是,美中两国相互依存,即使在竞争中也需要相互合作。总统称自己对中国态度强硬,但正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研究主任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所言:“特朗普具有对抗性,但没有竞争力。他的许多行为适得其反,不负责任。在竞争的某些领域,比如自由世界和专制国家间的冲突,特朗普站错了边。”

  将与中国的竞争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将有理由促使民主党人推进现代化,并在关键领域进行投资,尤其是正在成为竞争重心的技术领域。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注定会在创新方面超过中国,因为开放的体系胜过封闭的体系。但过去核能、微芯片和互联网的情况可能不适用于人工智能,因为在人工智能方面,威权主义者更容易获取数据。

  在5G领域,中国表现得尤为成熟,通过利用华为的地位,以补贴以及价格优势成功地将竞争对手挤出该领域。不同于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提出的“导弹差距”,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鸿沟的确存在。但是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现在,特朗普政府更是提议削减使美国具有竞争力的项目和机构的预算,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技术不仅仅是一个工业问题,同时它也会影响价值观。中国和其他威权政府利用面部识别、监控和社会信用评分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来干预民主,这给美国人提出了难题。选民不一定想要促进民主,但他们的确想要捍卫民主。

  特朗普喜欢抱怨美国的盟友在利用美国,但他一再拒绝欧盟提出的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公平竞争的提议,也并不认为欧盟比中国更糟糕。如今,特朗普妖魔化了德国及其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并将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置于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特朗普巴结真正有问题的盟友,例如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这位渴望成为铁腕的匈牙利强人支持“非自由民主”,并公开认同中国及俄罗斯的选择。特朗普周一在白宫接见了欧尔班,但是民主党人却选择无视这次访问,或在推特上表示对其不赞同,更大胆的做法是通过指出欧尔班正在利用他与美国的联盟,并质疑若匈牙利制造的麻烦有增无减,其能否能够继续成为美国的盟友,借以跟特朗普翻旧账。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认为,中国可能成为赢得大选的制胜因素。乔·拜登(Joe Biden)曾认为“中国与我们并不存在竞争。”但在几个月前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拜登却说“中国正寻求建立自己的霸权和全球大国地位,而美国却发现自己处于一场与北京和其他威权国家关乎制度竞争和价值观竞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各自的外交政策演讲中都强调了盗贼统治和专制政权带来的风险,沃伦特别提到了中国。

  但民主党的政治战略家们从来不愿意谈论外交政策,并将其视为失败者。民主党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变得愈发困难,但他们对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强调这一点上存在严重分歧。许多人接受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官方文件的大意,即美国身处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但他们都抱怨,特朗普本人并不相信安全报告中的任何一句,而他的政府的回应无效且适得其反。

  其他专家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过于严峻,时刻有失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龙•斯金纳(Kiron Skinner)最近称美中冲突是一场文明冲突,加剧了这种担忧。这些顾问也不愿与奥巴马决裂,因为奥巴马曾试图避免其外交政策被定义为地缘政治竞争。当怀疑论者与顾问专家们站在同一战线,最后的结果便是外交政策的极保守主义。他们希望能够借用中美竞争的这一契机,提出一个论点,即美国必须壮大国内实力,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不指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个论点就会失去效力。

  然而,由于已经有22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因此很难达成共识。这些候选人需要重新思考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但又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所以,民主党人需要一个与国内政治相联系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信息,而与中国进行负责任和有效的竞争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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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月刊》:民主党人需将中国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中心

关键词: 美国外交 中国外交

来源:《大西洋月刊》 2019-08-27 15:26:23

《大西洋月刊》:民主党人需将中国置于其对外政策的中心

作者:托马斯·怀特

民主党候选人需要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自1992年以来反复使用的极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否仍适用于如今政治和技术动荡的时代?候选人是否有机会就特朗普在海外失败的原因以及就其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向选民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本文在2019年5月14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托马斯·怀特(Thomas Wright)时任美国和欧洲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本文英文原题为:Thomas Wright, Democrats Need to Place China at the Center of Their Foreign Policy, The Atlantic, May 14, 2019。由李泓翰翻译。

  2020年大选即将来临之际,民主党人开始思考需要何种类型的外交政策才得以击败现任总统特朗普。在由前奥巴马政府官员所创办的“国家安全行动”(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的最近一次会议中,民主党人达成了初步共识:即将承诺减少海外干预;重新聚焦于加强美国国内的实力;并与其他国家通力合作解决国际问题,例如气候变暖。值得一提的是,前两个要素是过去四任总统得以获胜的关键因素。

  民主党总统竞选顾问估计,党内在以色列问题等少数几个问题上将会有激烈的争论,年轻的进步人士在这些领域反对民主党的传统立场。但除此之外,候选人将在外交政策上达成普遍共识,转而关注国内事务。大多数人会就外交政策发表精心准备的演讲,但这不会成为他们竞选演说的一部分。

  新达成的共识有个清晰的逻辑,但可能还不够。在前几任总统竞选中起作用的话语不足以让川普失利,所以如果民主党人想在外交政策上打败特朗普,他们需要把与中国的竞争放在向选民宣传的核心位置。

  在军事干预方面,民主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被总统抢先一步。毋庸置疑,特朗普是一位鲁莽,以及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总统,但他似乎也敏锐地意识到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风险。最近,他公开指责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推动对伊朗、朝鲜和委内瑞拉进行的军事干预。特朗普的军国主义可能会让美国从现在到大选这个时间段内卷入一场战争,但他又极有可能避免这场战争。没错,美国仍然被卷入阿富汗和叙利亚的事务中,但特朗普希望摆脱这两场冲突,并可能会在选举即将来临之际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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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必须把重心转向国内的论断可能并不会有更好的效果,多年以来这一直是特朗普的口头禅。重新谈判贸易协定的结果可能很糟糕,同时特朗普也没有兑现投资基础设施的承诺,但是他已经说过民主党人正在试图接纳他。此外,他可能会告诉多数选民他成功了。虽然目前的经济繁荣始于奥巴马执政时期,但这并不重要——如果能延续到明年11月,选民们会将其归功于特朗普。而且,正如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的戴维•戈登(David Gordon)所言,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赢得多数选票的州,如今的就业增长水平高于美国其他地区。

  这使得崇尚国际合作的民主党人,将自己的外交政策信息与特朗普的区分开来,但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最近对公众舆论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寻求国际合作很难成为卖点。

  外交政策专家关于“反对威权主义和独裁”、“促进民主”或“与盟国和国际社会合作”的言论,在我们这些团体的选民中无一得到支持。一些参与者甚至质疑国际社会是否真实存在;而推动民主让其他人想起了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和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政府的失败;当被问及“维护自由的国际秩序”一词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时,除了一名参与者外,其他参与者什么都答不上来。受教育程度不同的选民根本不理解这些短语和想法的意义或深层含义。

  对民主党阵营来说,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特朗普较为粗糙的外交政策信息可能会在2020年引起共鸣。他承诺解除限制,自由使用权力的对象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以此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收益可能比宣传的要小,特朗普的做法可能将以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为代价,并以某种暂时的、脆弱的、用于交易的事物取代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可能会更加激进。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可能会大大增加国家安全灾难的风险,但是,在灾难真正到来之前,特朗普不太可能在政治上受到伤害。许多选民非常乐意看到有一位愿意在国际上改变现状的总统。

  民主党候选人需要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自1992年以来反复使用的极保守主义的外交政策是否仍适用于如今政治和技术动荡的时代?候选人是否有机会就特朗普在海外失败的原因以及就其对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向选民提供更全面的信息?

  只要特朗普能够避免战争和经济衰退,他的政治弱点就不是出于侵略性或无知,而是他对过去的关注,而不是对未来的关注。他痴迷于20世纪50年代的工业——钢铁、铝、汽车和洗碗机——却从不谈论未来。他谈到过去的安全承诺是不公平的,但从来没有谈到美国必须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应对未来的挑战。他甚至从未提及政府自身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信息,即新的大国竞争取代了恐怖主义和流氓国家,而美国正身处其中。

  但问题是,在外交政策上,许多民主党人也受困于过去。他们谈到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形成的自由秩序,北约共同的过去,几十年前的领土争端,以及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干预主义。但选民不愿接受过去,亦或者是其抽象概念。他们只关心现在以及未来几年,世界将如何挑战他们和孩子们的生活。美国人的动力总是来自对国内自由与繁荣的威胁和挑战,而不是促进民主的宏大计划。甚至自由秩序本身也是如此,美国人在1945年和1946年拒绝了它,之后只是为了把它当作对抗共产主义的必要工具才再次接纳。

  民主党候选人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所有国内和国外的问题都纳入一个与美国人日常生活有关的叙事中,并阐明未来,提供前进的道路。最有可能的说辞是,美国在与中国的一场至关重要的竞争中落得下风,正是因为总统沉迷于过去,对未来一无所知。中国如今能够连接万物,并能直接影响经济、金融体系、技术创新、价值观和国家安全。正如美国进步研究中心所显示的那样,这是除了恐怖主义之外,唯一一个选民真正关心的外交政策问题——不是因为他们寻求冲突,而是因为他们担心落后。

  美国正与中国展开多方面的竞争。但这不大可能涉及军事冲突,尽管有军事方面的因素。竞争包括技术、经济、政治、外交和意识形态。更为复杂的是,美中两国相互依存,即使在竞争中也需要相互合作。总统称自己对中国态度强硬,但正如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研究主任埃利·拉特纳(Ely Ratner)所言:“特朗普具有对抗性,但没有竞争力。他的许多行为适得其反,不负责任。在竞争的某些领域,比如自由世界和专制国家间的冲突,特朗普站错了边。”

  将与中国的竞争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将有理由促使民主党人推进现代化,并在关键领域进行投资,尤其是正在成为竞争重心的技术领域。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注定会在创新方面超过中国,因为开放的体系胜过封闭的体系。但过去核能、微芯片和互联网的情况可能不适用于人工智能,因为在人工智能方面,威权主义者更容易获取数据。

  在5G领域,中国表现得尤为成熟,通过利用华为的地位,以补贴以及价格优势成功地将竞争对手挤出该领域。不同于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提出的“导弹差距”,关键技术领域的技术鸿沟的确存在。但是奥巴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迟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现在,特朗普政府更是提议削减使美国具有竞争力的项目和机构的预算,比如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教育部(Department of Education)。

  技术不仅仅是一个工业问题,同时它也会影响价值观。中国和其他威权政府利用面部识别、监控和社会信用评分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利用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来干预民主,这给美国人提出了难题。选民不一定想要促进民主,但他们的确想要捍卫民主。

  特朗普喜欢抱怨美国的盟友在利用美国,但他一再拒绝欧盟提出的让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公平竞争的提议,也并不认为欧盟比中国更糟糕。如今,特朗普妖魔化了德国及其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并将美国与英国的关系置于自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特朗普巴结真正有问题的盟友,例如欧尔班·维克托(Orbán Viktor),这位渴望成为铁腕的匈牙利强人支持“非自由民主”,并公开认同中国及俄罗斯的选择。特朗普周一在白宫接见了欧尔班,但是民主党人却选择无视这次访问,或在推特上表示对其不赞同,更大胆的做法是通过指出欧尔班正在利用他与美国的联盟,并质疑若匈牙利制造的麻烦有增无减,其能否能够继续成为美国的盟友,借以跟特朗普翻旧账。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认为,中国可能成为赢得大选的制胜因素。乔·拜登(Joe Biden)曾认为“中国与我们并不存在竞争。”但在几个月前的慕尼黑安全峰会上(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拜登却说“中国正寻求建立自己的霸权和全球大国地位,而美国却发现自己处于一场与北京和其他威权国家关乎制度竞争和价值观竞争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各自的外交政策演讲中都强调了盗贼统治和专制政权带来的风险,沃伦特别提到了中国。

  但民主党的政治战略家们从来不愿意谈论外交政策,并将其视为失败者。民主党外交政策专家普遍认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正变得愈发困难,但他们对于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强调这一点上存在严重分歧。许多人接受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官方文件的大意,即美国身处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代。但他们都抱怨,特朗普本人并不相信安全报告中的任何一句,而他的政府的回应无效且适得其反。

  其他专家担心中国对美国的挑战过于严峻,时刻有失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基龙•斯金纳(Kiron Skinner)最近称美中冲突是一场文明冲突,加剧了这种担忧。这些顾问也不愿与奥巴马决裂,因为奥巴马曾试图避免其外交政策被定义为地缘政治竞争。当怀疑论者与顾问专家们站在同一战线,最后的结果便是外交政策的极保守主义。他们希望能够借用中美竞争的这一契机,提出一个论点,即美国必须壮大国内实力,才能屹立于世界之林。但如果不指明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这个论点就会失去效力。

  然而,由于已经有22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因此很难达成共识。这些候选人需要重新思考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但又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策略。所以,民主党人需要一个与国内政治相联系的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信息,而与中国进行负责任和有效的竞争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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