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岛内的台独势力一直期待日本政府公开放弃“一中原则”，为其政治主张鼓气撑腰。日本国内的一部分“恐中・嫌中”势力也频频发声，呼吁日本政府采取“联台抗中”的新战略。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对台关系，很可能成为影响台海局势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不难看出，在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日本的舆论界呈现出明显的“挺台”倾向。在这方面，所谓的“情感”和“理念”因素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日台民众层面有比较浓厚的亲近感，而在台湾经历了政治变革后，双方在价值观层面的亲和性也得到了加强。当然，日本政府在制定和实行对台湾政策时，不可能只注重情感和理念。本文的中心论点是：迄今为止，处理外交问题的法理框架和日本政府对国际关系现实认知，是日本处理对台关系的主要考量。

　　一.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

　　“七二体制”

　　中日两国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台湾问题达成的共识，被称为“七二体制”，是日本发展对台关系的基本框架。这一体制规定了日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并将日台关系限定于经贸、文化等非政治领域。然而，随着两岸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朝野经常萌发冲破“七二体制”，发展同台湾的政治和军事等敏感领域关系的冲动。这种越轨冲动当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在两国的高层交往中，日本领导人通常被要求确认日本恪守“七二体制”的基本姿态。例如，在李访日和安倍访华的前夕，安倍曾明确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贯坚持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基本立场。

　　日本的“一中政策”

　　“日中联合声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中政策”。相比于中国和美国，日本的“一中政策”有其鲜明的特征。中国对一中政策的表述有三个要点，即：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根据美国方面的论述，其“一中政策”也有三个基本点：一，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基本立场在72，78，8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反复得到确认;二，美国将1979年制定的“台湾关系法”也包括在其“一中政策”框架内;三，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做出的“六点保证”也被包括在这一政策框架中。40年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规定了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对任何涉及到台湾人民安全的威胁“做出适度行动的决定”。不久前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以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的立法动作，表明了美国将持续介入台湾的防卫，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保持发言权。美国的这一立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并成为中美冲突的一个潜在的发火点。

　　日本的“一中政策”没有涉及台湾的防卫问题。由当时的周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在北京共同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的第二条表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紧接着的第三条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因此，从法理上说，日本政府没有防卫台湾的义务和责任，在两岸问题的解决方式方面，东京也没有正式的发言权。但是，在其“一中政策”中，日本只是对中国的立场给予“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毫无保留的认可和支持，这也就是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日本可能找出不再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理由，扩大其“一中政策”的伸缩空间。正因为如此，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从政策操作的层面说，东京的“一中政策”一直有不少暧昧之处，并伴随中日双边关系的潮起潮落而时隐时现。下面分几个方面考察一下近年来日台关系发展的动态。

　　二，日台关系的动向

　　经贸关系的多边化与制度化

　　根据“七二体制”，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台进入“政经二元发展”局面，即日本虽然与台湾“断交”，但是仍然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日本是台湾机械设备、原材料和消费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同时也是台湾商品第三大出口市场。从主张“经济台独”的岛内势力的角度看，不断加强同日本的经济联系，是台湾逐步摆脱对大陆经济依赖的一种举措;同时，日台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也可能进一步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使台湾有可能成为日本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潜在盟友。当然，从现实角度看，两岸与日本在共同构筑亚洲供应链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任何一方要摆脱这种依存关系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日台的双边经贸关系有向第三方合作和向多边制度发展的势头。为避免过度依赖大陆市场，蔡当局高调推出“新南向政策”，并鼓励日本和台湾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方面不断深化经济联系。日台经贸合作的加深，可以说是亚太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必然结果，但是日台的政治家们经常试图在其中加入特殊的政治因素。

　　更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经济联系的增强，除了传统经济领域的合作外，日台还就组建“自由贸易区”(FTA)与签订“经济伙伴协定”(EPA)展开磋商。尤其是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以空前积极的姿态出手挽救，成了这一多边贸易制度的事实上的主帅。台湾对加入日本主导的CPTPP(或TPP-11)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自贸协定表现出极大兴趣，据报道，台湾外交部门编列了1500万新台币的特别预算，用以游说相关会员国同意台湾加入CPTPP第二轮谈判。这一举动当然等到了日本的认可和协助。

　　高密度的文化与社会交流

　　由于历史原因，日台在文化和社会交流方面关系密切，近年来，交流的密度又有了新的提升。双方的旅游发展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参众两院于早在2005年就通过了对台湾游客永久免签的法案，台湾赴日游客当年就突破百万，之后更是迅速扩大，2013年达到221万人次，18年更是增加到了476万人次。根据日本观光厅的调查，台湾游客中初次到日本的不足20%，也就是说80%以上是“回头客”，其中将近半数的游客到日本4次以上。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相比，台湾游客对日本的喜爱程度十分突出。

　　在2011年东日本遭受大震灾后，台湾民间筹集并向日本捐赠了巨额善款，同样，2018年台湾花莲县发生地震后，安倍首相书写了“台湾加油”的条幅，并录制了视频表示了慰问。日本民间团体实施的多次民调结果，都表明日本民众普遍对台湾有着“亲近感”，并认为台湾是典型的“亲日”社会。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岸信夫(安倍首相的弟弟)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称，由于双方有着“共同价值观”，台湾是日本的“紧密伙伴和重要朋友”。

　　政治联系的强化

　　随着经贸和社会交流的发展，日台间政治联系有所加强，合作的层级有所提升。尤其是蔡上台后，日台政治联系有向“准国家关系”发展的势头。首先，日台政治人物之间互访频繁，级别也有突破。2016年5月，为了参加蔡的“就职典礼”，日本派出了由252名团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团长为“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古屋圭司。之后，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以“宣传日本旅游”名义赴台开展活动，这是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现任高官访台的最高级别。另外，台湾的地方行政首脑，包括当时的高雄市长陈菊、台中市长林佳龙、台南市长赖清德、台北市长柯文哲等，也在蔡英文执政后相继访问日本。

　　日台关系升温的另一个象征性事件，是日台交流机构的“更名”。2016年12 月，日本对台交流窗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正式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虽然只加上了“日本台湾”字样，但是更名后明显突出了该机构的政治职能。2017年5月，台湾对日本交流窗口“亚东关系协会”正式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日台双方交流窗口的新的名称中将“台湾”与“日本”并列，标志着日台关系由以往的民间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准国家关系”或“官方关系”。

　　第三，日台在国际社会中加强互动，表象为日本在国际机构中多次“力挺”台湾。2016年9月，台湾被拒绝参加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大会。对此，日本“朝日新闻”于9月17日刊载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的投稿，呼吁日本政府及民间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及相关活动。2017年5月，台湾被世界卫生大会(WHA)拒之门外后，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明确表示“支持台湾以某种形式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因为“随着全球化进展，可能蔓延到国外的传染病的威胁越来越大，对此我们不应该留下一个空白地区”。

　　三.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内外因素

　　“灾核食品”与岛礁问题

　　然而，日台关系的发展也受制于一系列内外的因素。首先是所谓的“核灾食品”进口问题。2011年3月，日本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后，为确保岛内食品安全，台湾当局颁布了禁止从日本福岛、群马等核灾县进口食品的禁令。2015年5月，禁令再次强化，要求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输台时，必须有原产地证明和关于核辐射检验的证明书。尽管日本不断对台湾施压，要求解禁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但由于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核灾食品问题被台湾当局，尤其是在野党视为“最优先选项”，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核灾食品进口开放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台关系，成为双边关系僵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在钓鱼岛海域船只冲突、日本的购岛运动和“国有化”后，中日关系陷入了低谷。台湾的保钓人士也加入声讨日本的行列。同时，台日在冲之鸟岛礁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日本称冲之鸟是岛而不是礁，并以此声称拥有该岛周边海域的领海主权。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在岛礁争议上持强硬立场，日台在东海岛礁和渔业作业区等问题上冲突不断。蔡上台后曾试图在日台争端的热点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改善和发展日台关系。但是由于岛内政治的牵制和日本的强硬姿态，岛礁问题始终是日台冲突的发火点。

　　日台关系受制于中日关系和两岸关系

　　在“七二体制”下，中日关系和两岸关系是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两岸关系不睦之际，中日关系“破冰”后“升温”，确实对日本的对台关系构成了制约。安倍首相表示中日两国关系正在“从竞争走向协调”，并且积极寻找两国共同投资第三国等新的开发合作途径。而正在中美贸易摩擦酣战中的中国，也希望同日本在经济方面强化合作。搁置争议，扩大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共识。

　　总体来说，1972年以后日本在处理对台关系上比较谨慎，即在坚持非官方模式的前提下以“适切对应”的方式发展双边关系。期间虽然小动作和擦边球不断，但是日本基本上没有冲破“一中”的底线。一部分日本政治家虽然抱有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念头，但是在掂量挑战北京底线的成本后，最终还是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将中日关系放在日台关系之上。2016年蔡上任以来，日台关系从民间交流角度看十分热络，也有首相亲属参加台方活动和日台双方民间交流机构的名称更改等“擦边球”，但这些都属于成本不高也不直接改变日台关系基本框架的小动作。在中日关系改善的大环境下，日本似乎不愿意寻求在外交及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加深摩擦。因此，由于日本选择优先改善中日关系，将日台关系作“冷处理”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日本的对台关系受制于中国，因此两岸关系的走向也成为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对日本而言，要进一步推动日台关系，提升交流的层次，需要以稳定的两岸关系为前提。纵观后蒋经国时代的日台关系，无论是刻意打造“亲日”形象的李登辉时代，还是试图“联日去中”的民进党执政时期，日台关系都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而是对日本保持相对距离的马英九当政时期，由于两岸关系相对稳定，日台关系等到了长足的发展。比如，日台航空协定的定期换约，日台间的投资协定和租税协定等重要协定的签订，尤其是日方改变了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于2013年4月同台湾签订了“日台渔业协定”，都发生在马英九时代。其主要原因是马英九稳住了两岸关系，而在两岸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北京较少质疑日台之间的谈判内容，因此日台之间的沟通就会相对通畅，活动空间也会相当宽阔。以此推理，蔡执政后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可以说是大大增加了推进日台关系扩展的难度。

　　日台之间军事和安全合作的底线

　　众所周知，在安倍政权下，日本通过修改对宪法条文的解释，使日本有可能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实质上突破了日本安全政策中不能对外行使军事力量的束缚。同时，通过两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强化日美军事能力的一体化开辟了道路。理论上说，日本已经有可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台湾方面，蔡执政后试图推行“联美・联日・抗中”的战略布局，不断推动日台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向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展，推动日台关系向“国家化”方向发展。蔡当局以台湾和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共同安全利益为由，希望日台关系突破“七二体制”规定的非官方交流格局，使双边关系朝准官方甚至是官方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最大的动作是公开呼吁日台在安保问题上进行对话和合作。据2019年3月2日“产经新闻”的报道，蔡在接受该报记者的专访时，公开呼吁同安倍内阁携手共建台日安保合作及情报交换的机制。日本的一部分媒体也大力操作这一极具敏感性的话题，以期引导日本舆论，促动安倍首相接招回应。然而，内阁府官房长官菅义伟，作为日本政府的发言人，明确否定了日本参与日台安保对话的可能性。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回应“产经新闻”记者的提问时，也表明了安倍内阁对蔡英文提议的日台安保合持否定态度。

　　蔡隔海喊话遭到日本政府拒绝的一幕，表明了日本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会突破“七二体制”而同台湾进行高级别的官方对话。其主要原因是对中美两国立场的考量。首先，顾忌到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不会因为日台关系而使中日关系受到重大挫伤。此外，日本的安保政策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因此日台要进行安保对话，必须有日美之间的协调。如果台湾想同日本直接进行安保对话，首先要征得美国的同意，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美日台对话框架后才可能实现。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日美安保合作是有“特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为基础的，若是台湾要进入日美安保对话，首先需要制定相关的共有保密的规则。

　　四.中美博弈中日本的立场

　　日美在经贸领域分道扬镳

　　特朗普登基后，推行一条以“美国第一”为目标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对中国，对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也对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同盟国发起的贸易战。日本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旗帜下展开了 “四面作战”：一，拯救美国退出后的TPP，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 (CPTPP);二，经过艰苦的谈判，快速缔结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U EPA);三，在完成上述两个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日本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 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试图在推进亚洲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领头作用;四，试图用巧劲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谈判压力。针对特朗普政府以汽车和农业等产业为标靶要求日本消减对美贸易赤字的巨大压力，日本表示将在WTO和TPP的框架下应对，而不采取对抗措施。目前以下调关税为目的的贸易谈判(日本成为货物贸易协定，TAG)谈判正在进行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同美国和欧洲一起，要求中国改变“不当”贸易措施，并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补贴等问题对中国发声，同时也联手各国酝酿WTO改革方案。可以说，在保护主义强势抬头的局势下，日本正以空前积极的姿态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试图在制定贸易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任性”作为。

　　鉴于日本的这一新角色，今后，在日本主导下将台湾纳入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的可能性有所增强。具体来说，一，由于台湾与ASEAN之间没有正式的政治关系，台湾加入RCEP的门槛会很高;二，日本政府已经正式表明了支持台湾参加CPTPP的努力;三，建立日台EPA的可能性也被列为今后的政策研究课题。可以预见，在美国“退群”的情况下，日台之间在经贸合作和非传统安保领域中的合作将会得到加强。

　　日美在战略和外交领域貌合神离

　　特朗普上台后迅速改变了美国的安保战略，而且在实行中翻覆无常且口惠而实不至，尤其在对待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国方面，常常表现的咄咄逼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引发或加速了日本外交的一系列变化，使日美两国在战略和外交方面渐行渐远。一，安倍首相决心在任期内解决日俄之间的战后遗留问题，事实上改变了“四岛一并归还日本”的一贯立场，并表示将认真考虑俄国的安全关切，保证不会允许美国在北方领土驻军。二，探索改善日朝关系的现实途径。在特朗普政府对朝关系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新形势下，日本逐步软化对朝姿态，表示在解决核导和绑架问题的基础上，日本可能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安倍并多次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两国外交官之间的秘密交涉正在进行之中;三，自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推行了一条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路线，表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安倍表示在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将坚持两国政治文件中确定的原则立场，妥善处理好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在增进政治互信的基础上使中日关系走向正常轨道。四，日本继续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现改称“构想”)，在增强同有关国家(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的经贸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普政府虽然接过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旗印，并宣布以“印太战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但是，尚处于构思阶段的美日两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重要的差别。美国在退出TPP后，其印太战略缺少经济合作部分而偏重于军事领域;而日本的印太战略则立基于经贸合作，因此日本的印太构想有着同中国“一带一路”进行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本的角度看，无论从安全保障，东亚区域合作，还是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而言，台湾的地位都极为重要。因此，日本一定会积极利用包括二轨外交在内的各种渠道，注力于加强同台湾之间在经贸合作、区域合作和安全保障合作。

　　大变局时代日本的模糊战略

　　至少从短期和中期看，日本对中国和周边的经济方面的依存度只会增长不会削弱;同时从中长期看，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也很难摆脱对美国的依存。这一深刻的矛盾使日本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们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尴尬局面。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多日本的战略问题研究者看来，崛起后的中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都是未知的变量;同样，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在实力相对衰退后，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其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绝对影响力，也是个未知数。在中美博弈向深度和广度扩展之际，以智库间的战略对话为主，日美两国的政策研究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互动。日本的研究者经常向其美国伙伴提出两个根本的问题：一，特朗普政府是否执意要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即由美国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安全保障同盟体系?这一根本问题直接关系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立身之本。二，特朗普政府是否执意要同中国对抗到底，还是希望能同中国达成某种更有利于美国的妥协方案?在经历了包括“尼克松冲击”在内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多次变卦后，日本十分担心再次陷入单方面追随美国而为自己带来的尴尬局面。

　　由于特朗普政府表现出来的特异性，美国的研究者没有也无法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极力揣摩美国战略意图的过程中，日本的研究者整理出了两种可能的美国对华大战略：一，所谓的“集体对抗战略”(collective balancing strategy)，即原则上承认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但希望通过加强与同盟国和想法相同的国家，通过压力使中国改变某些行为，以维护和强化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所谓的“全面施压战略”(comprehensive pressure strategy),即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和手段，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对中国极限施压，以求中断中国崛起的过程，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从目前形势看，在政策研究圈了前者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联邦政府的各行政部门和议会当中，后者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而重视短期利益交换的特朗普总统本人并不认同上述大战略，这就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

　　正因为如此，在伴随中美博弈出现的亚太大变局中，目前日本的最佳选择必然是采取某种模糊战略，争取在各种可能的博弈结果中寻找日本的最佳位置。下图是从东京大学松田康博教授的论文(Matsuda 2018)中引用的。横轴表示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左端为放弃对这一地区的领导权，右边为保持美国的领导权;竖轴表示崛起后的中国的外交战略选项，顶端表示中国采取合作包容战略，底端则表示中国在这一地区寻求霸权。考虑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亚太地区将会出现四种可能的局面，即，

　　一，维持霸权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包容合作的中国，出现中美共管(事实上的G2)

　　二，退出亚太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包容合作的中国，出现亚洲自治(中日合作局面?)

　　三，维持霸权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地区霸权的中国，出现中美战略竞争

　　四，退出亚太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地区霸权的中国，出现亚太的所谓“大中华秩序”

　　很多类似的分析都认为第三和第四种局面将会是日本的“噩梦”。但也有战略研究者认为，现在讨论“中国噩梦”还为时过早，在走向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中国本身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无法做出精确的预测。

　　本文为厦大/中信论坛两会议系列论文第八篇，原题为《日本对台政策及在中美博弈中的倾向》。作者为日本拓殖大学教授。

 　  长期以来，岛内的台独势力一直期待日本政府公开放弃“一中原则”，为其政治主张鼓气撑腰。日本国内的一部分“恐中・嫌中”势力也频频发声，呼吁日本政府采取“联台抗中”的新战略。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对台关系，很可能成为影响台海局势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因素。不难看出，在两岸关系趋于紧张的情况下，日本的舆论界呈现出明显的“挺台”倾向。在这方面，所谓的“情感”和“理念”因素似乎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日台民众层面有比较浓厚的亲近感，而在台湾经历了政治变革后，双方在价值观层面的亲和性也得到了加强。当然，日本政府在制定和实行对台湾政策时，不可能只注重情感和理念。本文的中心论点是：迄今为止，处理外交问题的法理框架和日本政府对国际关系现实认知，是日本处理对台关系的主要考量。

　　一.日本对台政策的基本框架

　　“七二体制”

　　中日两国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中就台湾问题达成的共识，被称为“七二体制”，是日本发展对台关系的基本框架。这一体制规定了日台关系的非官方性质，并将日台关系限定于经贸、文化等非政治领域。然而，随着两岸局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朝野经常萌发冲破“七二体制”，发展同台湾的政治和军事等敏感领域关系的冲动。这种越轨冲动当然会引起中国政府的警惕，在两国的高层交往中，日本领导人通常被要求确认日本恪守“七二体制”的基本姿态。例如，在李访日和安倍访华的前夕，安倍曾明确表示：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一贯坚持在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中所表明的基本立场。

　　日本的“一中政策”

　　“日中联合声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一中政策”。相比于中国和美国，日本的“一中政策”有其鲜明的特征。中国对一中政策的表述有三个要点，即：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二，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的政府。根据美国方面的论述，其“一中政策”也有三个基本点：一，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一基本立场在72，78，82年的中美联合公报中反复得到确认;二，美国将1979年制定的“台湾关系法”也包括在其“一中政策”框架内;三，1982年里根总统对台湾做出的“六点保证”也被包括在这一政策框架中。40年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规定了美国可以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对任何涉及到台湾人民安全的威胁“做出适度行动的决定”。不久前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以及“重新确认美国对台湾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的承诺”的立法动作，表明了美国将持续介入台湾的防卫，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保持发言权。美国的这一立场遭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并成为中美冲突的一个潜在的发火点。

　　日本的“一中政策”没有涉及台湾的防卫问题。由当时的周总理与田中角荣首相在北京共同签署的“日中联合声明”的第二条表明：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紧接着的第三条的表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因此，从法理上说，日本政府没有防卫台湾的义务和责任，在两岸问题的解决方式方面，东京也没有正式的发言权。但是，在其“一中政策”中，日本只是对中国的立场给予“理解和尊重”，而不是毫无保留的认可和支持，这也就是说，根据情况的变化，日本可能找出不再理解和尊重中国立场的理由，扩大其“一中政策”的伸缩空间。正因为如此，自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从政策操作的层面说，东京的“一中政策”一直有不少暧昧之处，并伴随中日双边关系的潮起潮落而时隐时现。下面分几个方面考察一下近年来日台关系发展的动态。

　　二，日台关系的动向

　　经贸关系的多边化与制度化

　　根据“七二体制”，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台进入“政经二元发展”局面，即日本虽然与台湾“断交”，但是仍然同台湾保持着密切的经贸联系。日本是台湾机械设备、原材料和消费品的第一大进口国，同时也是台湾商品第三大出口市场。从主张“经济台独”的岛内势力的角度看，不断加强同日本的经济联系，是台湾逐步摆脱对大陆经济依赖的一种举措;同时，日台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也可能进一步提升台湾的战略地位，使台湾有可能成为日本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潜在盟友。当然，从现实角度看，两岸与日本在共同构筑亚洲供应链方面已经走得很远，任何一方要摆脱这种依存关系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日台的双边经贸关系有向第三方合作和向多边制度发展的势头。为避免过度依赖大陆市场，蔡当局高调推出“新南向政策”，并鼓励日本和台湾企业在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和贸易方面不断深化经济联系。日台经贸合作的加深，可以说是亚太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必然结果，但是日台的政治家们经常试图在其中加入特殊的政治因素。

　　更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经济联系的增强，除了传统经济领域的合作外，日台还就组建“自由贸易区”(FTA)与签订“经济伙伴协定”(EPA)展开磋商。尤其是在美国退出TPP后，日本以空前积极的姿态出手挽救，成了这一多边贸易制度的事实上的主帅。台湾对加入日本主导的CPTPP(或TPP-11)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自贸协定表现出极大兴趣，据报道，台湾外交部门编列了1500万新台币的特别预算，用以游说相关会员国同意台湾加入CPTPP第二轮谈判。这一举动当然等到了日本的认可和协助。

　　高密度的文化与社会交流

　　由于历史原因，日台在文化和社会交流方面关系密切，近年来，交流的密度又有了新的提升。双方的旅游发展是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参众两院于早在2005年就通过了对台湾游客永久免签的法案，台湾赴日游客当年就突破百万，之后更是迅速扩大，2013年达到221万人次，18年更是增加到了476万人次。根据日本观光厅的调查，台湾游客中初次到日本的不足20%，也就是说80%以上是“回头客”，其中将近半数的游客到日本4次以上。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游客相比，台湾游客对日本的喜爱程度十分突出。

　　在2011年东日本遭受大震灾后，台湾民间筹集并向日本捐赠了巨额善款，同样，2018年台湾花莲县发生地震后，安倍首相书写了“台湾加油”的条幅，并录制了视频表示了慰问。日本民间团体实施的多次民调结果，都表明日本民众普遍对台湾有着“亲近感”，并认为台湾是典型的“亲日”社会。日本外务省副大臣岸信夫(安倍首相的弟弟)在接受台湾媒体专访时称，由于双方有着“共同价值观”，台湾是日本的“紧密伙伴和重要朋友”。

　　政治联系的强化

　　随着经贸和社会交流的发展，日台间政治联系有所加强，合作的层级有所提升。尤其是蔡上台后，日台政治联系有向“准国家关系”发展的势头。首先，日台政治人物之间互访频繁，级别也有突破。2016年5月，为了参加蔡的“就职典礼”，日本派出了由252名团员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团长为“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干事长古屋圭司。之后，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以“宣传日本旅游”名义赴台开展活动，这是1972年中日建交以来日本现任高官访台的最高级别。另外，台湾的地方行政首脑，包括当时的高雄市长陈菊、台中市长林佳龙、台南市长赖清德、台北市长柯文哲等，也在蔡英文执政后相继访问日本。

　　日台关系升温的另一个象征性事件，是日台交流机构的“更名”。2016年12 月，日本对台交流窗口“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正式更名为“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虽然只加上了“日本台湾”字样，但是更名后明显突出了该机构的政治职能。2017年5月，台湾对日本交流窗口“亚东关系协会”正式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日台双方交流窗口的新的名称中将“台湾”与“日本”并列，标志着日台关系由以往的民间关系，逐渐发展成为“准国家关系”或“官方关系”。

　　第三，日台在国际社会中加强互动，表象为日本在国际机构中多次“力挺”台湾。2016年9月，台湾被拒绝参加三年一度的国际民航组织(ICAO)大会。对此，日本“朝日新闻”于9月17日刊载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的投稿，呼吁日本政府及民间支持台湾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及相关活动。2017年5月，台湾被世界卫生大会(WHA)拒之门外后，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明确表示“支持台湾以某种形式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因为“随着全球化进展，可能蔓延到国外的传染病的威胁越来越大，对此我们不应该留下一个空白地区”。

　　三.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内外因素

　　“灾核食品”与岛礁问题

　　然而，日台关系的发展也受制于一系列内外的因素。首先是所谓的“核灾食品”进口问题。2011年3月，日本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后，为确保岛内食品安全，台湾当局颁布了禁止从日本福岛、群马等核灾县进口食品的禁令。2015年5月，禁令再次强化，要求日本其他地区的食品输台时，必须有原产地证明和关于核辐射检验的证明书。尽管日本不断对台湾施压，要求解禁核灾地区的食品进口，但由于岛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核灾食品问题被台湾当局，尤其是在野党视为“最优先选项”，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核灾食品进口开放问题严重影响了日台关系，成为双边关系僵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此外，在钓鱼岛海域船只冲突、日本的购岛运动和“国有化”后，中日关系陷入了低谷。台湾的保钓人士也加入声讨日本的行列。同时，台日在冲之鸟岛礁问题上一直存在争议，日本称冲之鸟是岛而不是礁，并以此声称拥有该岛周边海域的领海主权。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台湾当局在岛礁争议上持强硬立场，日台在东海岛礁和渔业作业区等问题上冲突不断。蔡上台后曾试图在日台争端的热点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改善和发展日台关系。但是由于岛内政治的牵制和日本的强硬姿态，岛礁问题始终是日台冲突的发火点。

　　日台关系受制于中日关系和两岸关系

　　在“七二体制”下，中日关系和两岸关系是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两岸关系不睦之际，中日关系“破冰”后“升温”，确实对日本的对台关系构成了制约。安倍首相表示中日两国关系正在“从竞争走向协调”，并且积极寻找两国共同投资第三国等新的开发合作途径。而正在中美贸易摩擦酣战中的中国，也希望同日本在经济方面强化合作。搁置争议，扩大经贸合作，已经成为中日两国政府之间的共识。

　　总体来说，1972年以后日本在处理对台关系上比较谨慎，即在坚持非官方模式的前提下以“适切对应”的方式发展双边关系。期间虽然小动作和擦边球不断，但是日本基本上没有冲破“一中”的底线。一部分日本政治家虽然抱有利用台湾牵制中国的念头，但是在掂量挑战北京底线的成本后，最终还是从国家总体利益出发，将中日关系放在日台关系之上。2016年蔡上任以来，日台关系从民间交流角度看十分热络，也有首相亲属参加台方活动和日台双方民间交流机构的名称更改等“擦边球”，但这些都属于成本不高也不直接改变日台关系基本框架的小动作。在中日关系改善的大环境下，日本似乎不愿意寻求在外交及其他问题上与中国加深摩擦。因此，由于日本选择优先改善中日关系，将日台关系作“冷处理”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结果。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日本的对台关系受制于中国，因此两岸关系的走向也成为制约日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对日本而言，要进一步推动日台关系，提升交流的层次，需要以稳定的两岸关系为前提。纵观后蒋经国时代的日台关系，无论是刻意打造“亲日”形象的李登辉时代，还是试图“联日去中”的民进党执政时期，日台关系都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而是对日本保持相对距离的马英九当政时期，由于两岸关系相对稳定，日台关系等到了长足的发展。比如，日台航空协定的定期换约，日台间的投资协定和租税协定等重要协定的签订，尤其是日方改变了长期以来坚持的立场，于2013年4月同台湾签订了“日台渔业协定”，都发生在马英九时代。其主要原因是马英九稳住了两岸关系，而在两岸良性互动的情况下，北京较少质疑日台之间的谈判内容，因此日台之间的沟通就会相对通畅，活动空间也会相当宽阔。以此推理，蔡执政后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可以说是大大增加了推进日台关系扩展的难度。

　　日台之间军事和安全合作的底线

　　众所周知，在安倍政权下，日本通过修改对宪法条文的解释，使日本有可能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实质上突破了日本安全政策中不能对外行使军事力量的束缚。同时，通过两次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为强化日美军事能力的一体化开辟了道路。理论上说，日本已经有可能在东亚地区的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台湾方面，蔡执政后试图推行“联美・联日・抗中”的战略布局，不断推动日台在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向政治和军事领域扩展，推动日台关系向“国家化”方向发展。蔡当局以台湾和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共同安全利益为由，希望日台关系突破“七二体制”规定的非官方交流格局，使双边关系朝准官方甚至是官方关系的方向发展，一个最大的动作是公开呼吁日台在安保问题上进行对话和合作。据2019年3月2日“产经新闻”的报道，蔡在接受该报记者的专访时，公开呼吁同安倍内阁携手共建台日安保合作及情报交换的机制。日本的一部分媒体也大力操作这一极具敏感性的话题，以期引导日本舆论，促动安倍首相接招回应。然而，内阁府官房长官菅义伟，作为日本政府的发言人，明确否定了日本参与日台安保对话的可能性。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回应“产经新闻”记者的提问时，也表明了安倍内阁对蔡英文提议的日台安保合持否定态度。

　　蔡隔海喊话遭到日本政府拒绝的一幕，表明了日本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不会突破“七二体制”而同台湾进行高级别的官方对话。其主要原因是对中美两国立场的考量。首先，顾忌到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本不会因为日台关系而使中日关系受到重大挫伤。此外，日本的安保政策是以美日同盟为基础的，因此日台要进行安保对话，必须有日美之间的协调。如果台湾想同日本直接进行安保对话，首先要征得美国的同意，在美国主导下形成美日台对话框架后才可能实现。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日美安保合作是有“特定秘密保护法”的立法为基础的，若是台湾要进入日美安保对话，首先需要制定相关的共有保密的规则。

　　四.中美博弈中日本的立场

　　日美在经贸领域分道扬镳

　　特朗普登基后，推行一条以“美国第一”为目标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仅对中国，对邻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也对包括欧盟和日本在内的同盟国发起的贸易战。日本在维护自由贸易体系的旗帜下展开了 “四面作战”：一，拯救美国退出后的TPP，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渐进协定” (CPTPP);二，经过艰苦的谈判，快速缔结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U EPA);三，在完成上述两个全球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同时，日本积极推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CJK 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谈判，试图在推进亚洲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领头作用;四，试图用巧劲化解来自美国的贸易谈判压力。针对特朗普政府以汽车和农业等产业为标靶要求日本消减对美贸易赤字的巨大压力，日本表示将在WTO和TPP的框架下应对，而不采取对抗措施。目前以下调关税为目的的贸易谈判(日本成为货物贸易协定，TAG)谈判正在进行之中。

　　另一方面，日本同美国和欧洲一起，要求中国改变“不当”贸易措施，并针对知识产权保护和产业补贴等问题对中国发声，同时也联手各国酝酿WTO改革方案。可以说，在保护主义强势抬头的局势下，日本正以空前积极的姿态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并试图在制定贸易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牵制中美两个大国的“任性”作为。

　　鉴于日本的这一新角色，今后，在日本主导下将台湾纳入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框架的可能性有所增强。具体来说，一，由于台湾与ASEAN之间没有正式的政治关系，台湾加入RCEP的门槛会很高;二，日本政府已经正式表明了支持台湾参加CPTPP的努力;三，建立日台EPA的可能性也被列为今后的政策研究课题。可以预见，在美国“退群”的情况下，日台之间在经贸合作和非传统安保领域中的合作将会得到加强。

　　日美在战略和外交领域貌合神离

　　特朗普上台后迅速改变了美国的安保战略，而且在实行中翻覆无常且口惠而实不至，尤其在对待包括日本在内的同盟国方面，常常表现的咄咄逼人。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引发或加速了日本外交的一系列变化，使日美两国在战略和外交方面渐行渐远。一，安倍首相决心在任期内解决日俄之间的战后遗留问题，事实上改变了“四岛一并归还日本”的一贯立场，并表示将认真考虑俄国的安全关切，保证不会允许美国在北方领土驻军。二，探索改善日朝关系的现实途径。在特朗普政府对朝关系发生戏剧性转变的新形势下，日本逐步软化对朝姿态，表示在解决核导和绑架问题的基础上，日本可能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安倍并多次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举行首脑会谈。两国外交官之间的秘密交涉正在进行之中;三，自2017年以来安倍政府推行了一条有别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路线，表明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支持和参与中国提倡的“一带一路”建设。安倍表示在历史认识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将坚持两国政治文件中确定的原则立场，妥善处理好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在增进政治互信的基础上使中日关系走向正常轨道。四，日本继续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现改称“构想”)，在增强同有关国家(越南，印度，澳大利亚等)的经贸合作的同时，积极拓展双边和多边的安全合作。

　　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普政府虽然接过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旗印，并宣布以“印太战略”取代奥巴马时代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但是，尚处于构思阶段的美日两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显示出了一些重要的差别。美国在退出TPP后，其印太战略缺少经济合作部分而偏重于军事领域;而日本的印太战略则立基于经贸合作，因此日本的印太构想有着同中国“一带一路”进行合作的潜在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本的角度看，无论从安全保障，东亚区域合作，还是落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而言，台湾的地位都极为重要。因此，日本一定会积极利用包括二轨外交在内的各种渠道，注力于加强同台湾之间在经贸合作、区域合作和安全保障合作。

　　大变局时代日本的模糊战略

　　至少从短期和中期看，日本对中国和周边的经济方面的依存度只会增长不会削弱;同时从中长期看，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也很难摆脱对美国的依存。这一深刻的矛盾使日本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们极力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尴尬局面。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多日本的战略问题研究者看来，崛起后的中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及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都是未知的变量;同样，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在实力相对衰退后，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其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绝对影响力，也是个未知数。在中美博弈向深度和广度扩展之际，以智库间的战略对话为主，日美两国的政策研究者之间展开了频繁的互动。日本的研究者经常向其美国伙伴提出两个根本的问题：一，特朗普政府是否执意要从根本上改变现存的国际体系，即由美国主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和安全保障同盟体系?这一根本问题直接关系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立身之本。二，特朗普政府是否执意要同中国对抗到底，还是希望能同中国达成某种更有利于美国的妥协方案?在经历了包括“尼克松冲击”在内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多次变卦后，日本十分担心再次陷入单方面追随美国而为自己带来的尴尬局面。

　　由于特朗普政府表现出来的特异性，美国的研究者没有也无法对以上两个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在极力揣摩美国战略意图的过程中，日本的研究者整理出了两种可能的美国对华大战略：一，所谓的“集体对抗战略”(collective balancing strategy)，即原则上承认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但希望通过加强与同盟国和想法相同的国家，通过压力使中国改变某些行为，以维护和强化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所谓的“全面施压战略”(comprehensive pressure strategy),即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和手段，在经济、科技、军事等各方面对中国极限施压，以求中断中国崛起的过程，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从目前形势看，在政策研究圈了前者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是在联邦政府的各行政部门和议会当中，后者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而重视短期利益交换的特朗普总统本人并不认同上述大战略，这就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

　　正因为如此，在伴随中美博弈出现的亚太大变局中，目前日本的最佳选择必然是采取某种模糊战略，争取在各种可能的博弈结果中寻找日本的最佳位置。下图是从东京大学松田康博教授的论文(Matsuda 2018)中引用的。横轴表示美国在亚太的地位，左端为放弃对这一地区的领导权，右边为保持美国的领导权;竖轴表示崛起后的中国的外交战略选项，顶端表示中国采取合作包容战略，底端则表示中国在这一地区寻求霸权。考虑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亚太地区将会出现四种可能的局面，即，

　　一，维持霸权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包容合作的中国，出现中美共管(事实上的G2)

　　二，退出亚太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包容合作的中国，出现亚洲自治(中日合作局面?)

　　三，维持霸权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地区霸权的中国，出现中美战略竞争

　　四，退出亚太的美国遭遇到寻求地区霸权的中国，出现亚太的所谓“大中华秩序”

　　很多类似的分析都认为第三和第四种局面将会是日本的“噩梦”。但也有战略研究者认为，现在讨论“中国噩梦”还为时过早，在走向超级大国的过程中，中国本身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现在还无法做出精确的预测。

　　本文为厦大/中信论坛两会议系列论文第八篇，原题为《日本对台政策及在中美博弈中的倾向》。作者为日本拓殖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