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欲望和少子化是制约日本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早在2015年，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胸无大志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的观点，引起轰动。2019年1月，日本广播协会(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公布的2018年“日本人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92%的人对生活满意，这是自1973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如此高的生活满意度是对日本已成为高度成熟社会的最好诠释，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期望值普遍偏低，从而印证了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的现实。

　　所谓“低欲望”不仅仅是物欲的降低，出人头地、结婚育子等欲求也随之弱化，这一点在年轻人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安于现状、无欲无求，甚至沦为“下流阶层”。这种无欲望、无理想、无干劲、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危机。

　　安于现状的生活状态

　　战后日本以平成时代(1989〜2019年)为分界线，此前的日本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企业用人制度下，绝大多数年轻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司成为正式员工，按部就班地等待加薪和升职，直至退休，稳定且可预见性高。可以说，“应届毕业生一揽子聘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成为多数人的人生轨迹。然而，平成时代以来，传统的“就职成为工薪族，在终身雇佣制度下一直工作到退休，然后依靠养老金安享晚年”的生活模式，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逐渐瓦解。经济不景气导致雇佣环境恶化，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非正式雇佣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幅度上升，由1996年的21.5%增至2018年的38.2%，也就是说，近四成的就业者是非正式工。其中年轻人遭受到的失业和非正式雇佣的打击最为严重。企业为降低人工费成本，在裁员的同时，减少了应届毕业生的录用人数。很多应届毕业生找不到稳定工作，不得不选择钟点工、派遣工、合同工等非正式工。2013年3月，56万大学毕业生中，非正式雇佣和啃老族等没有稳定工作的人高达11.5万人(占20.7%)。大企业招聘人数明显减少，年轻人在正式工中所占比率下降。

　　雇佣环境的改变对年轻人生活观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轻人安于现状的保守意识增强。终身雇佣制已然瓦解，年轻人却渴望能够就职于大公司，且一生不调动工作。日本生产性本部2014年度的新进职员意识调查显示，对“希望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生”的回答，2000年为20.5%，2008年增至47.1%，2012年高达60.1%。与自己创业相比，更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公务员。日本青少年研究所2013年3月公布的“关于高中生的前途和职业意识的调查(日美中韩四国的比较)报告显示，日本高中生将来想自己创业的仅有6%(中国为31%，美国为19%，韩国为12%)。而希望从事公务员的日本高中生高达20%，在希望从事职业中排在第一位，其次是教师(18%)、建筑家或服装设计(13%)。这种追求稳定、日趋保守的就业意愿使得年轻人丧失了活力和奋斗精神。

　　二是无欲无求的年轻人增多。在经济衰退的冲击下，年轻人变得消极和颓废，自信心受挫，失去了目标。很多年轻人对父辈的勤劳、认真及忍辱负重的工作态度和希望出人头地的价值观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想出人头地，渴望过悠闲的生活。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针对“如果有能生活的收入就想悠闲地生活下去”开展的调查显示，2006年对此持肯定态度的日本高中生达到了42.9%，远远高于美国的13.8%、中国的17.8%和韩国的21.6%。日本年轻人中不想承担风险，不想勉强自己，希望过安逸生活的人增多了。在经济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在即使努力了也得不到回报的现实面前，年轻人失去了勇气和奋斗动力，与追求理想相比，变得保守和现实。“不想变得伟大”“不想成为领导”“不承担任何责任地快乐地生活”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安于现状、无欲无求成为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写照。

　　沦为“下流阶层”

　　当今的日本，曾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社会已经瓦解。在非正式雇佣率不断攀升和社会差距逐渐扩大的现实面前，年轻人出现了上流阶层和下流阶层的两级分化。

　　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企业的正式雇佣人数减少，非正式雇佣率不断攀升。收入稳定、享受好的社会保障的正式工，与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低的非正式工之间出现了两级分化现象——“优胜组”和“失败组”。前者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少数社会精英，他们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进入一流企业(或政府部门)，成为正式工，从而获得稳定的高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而多数成绩一般的年轻人只能选择非正式工，在工资待遇和晋升等方面几乎没有上升空间，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没有固定收入，其阶层身份基本上被固定化，甚至出现了“阶层的向下移动”。正如著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所述，日本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阶层”。这个“下流阶层”，指的不是社会底层，而是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安于现状，丧失了竞争和向上发展的欲望，甘愿平庸，逐渐沦为“下流阶层”。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年轻人中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啃老族和蛰居族。早在2002年，日本政府就推测，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接受职业训练的啃老族人数已高达约85万。蛰居族的状况更为堪忧，他们为逃避现实社会而不上学、不工作、不与人交往，长期闭居在家，不与外界接触。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的蛰居者已达数十万人规模。他们与啃老族一样，成为依靠父母供养的寄生族，不用说结婚生子，就连基本的自立都无法实现，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加剧了少子化危机

　　进入多元化时代的日本，个人化趋势日益增强。日本人不再视结婚生子为必须，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欲望逐渐降低。据2018年“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在“是否认为结婚是必要的”提问中，与1993年开展的相同调查相比，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当然要结婚”的比例从1993年的44.6%下降至2018年的26.9%;回答“不一定要结婚”的则从50.5%上升到67.5%。认为“婚后可以不生孩子”的比例高达60.4%，与首次提出该问题的1993年(40.2%)相比，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而认为“婚后必须要生孩子”的比例显著下降，从1993年的53.5%减少至32.8%。由此可见，平成时代，日本人的婚育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结婚生子不再是必须的。

　　恋爱、结婚、育子，本是人生大事和美好的向往，但结婚育子需要经济基础，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对于低欲望的日本年轻人来说，恋爱、结婚、生子等都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对于身处“下流阶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稳定收入，很多人成为“单身寄生族”，和父母同居，日常生活依赖于父母，自立困难的他们，婚育意愿也随之减弱。即便有结婚育子的愿望，但现实的窘境使其不敢奢望结婚生子。他们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这种“不婚不育”不仅会影响到年轻人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危机。据统计，2018年日本新生人口数创历史新低，仅有92.1万人，比2017年锐减2.5万人，是自1899年统计此类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另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最新人口推算数据，截至2019年4月1日，日本不满15岁的儿童总数为1533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8万人，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2.1%，比去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均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

　　日本社会的低欲望造就了一批低欲望的年轻人，而年轻人沉湎于低欲望生活又加剧了事关日本生死存亡的人口危机。当今日本，失去欲望和上进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9年5月1日，日本新天皇继位，令和时代开启。改元后的日本如何提高国民的欲望，调动年轻人的活力，成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的突破口。年轻人的低欲望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如今已萌芽的中国年轻人“佛系”现象值得关注。“佛系青年”与日本的低欲望年轻人颇有相似之处，貌似缺乏理想和奋斗的动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低欲望和少子化是制约日本社会发展的两大难题。早在2015年，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胸无大志时代》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会”的观点，引起轰动。2019年1月，日本广播协会(NHK)放送文化研究所公布的2018年“日本人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92%的人对生活满意，这是自1973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高值。如此高的生活满意度是对日本已成为高度成熟社会的最好诠释，同时也反映出人们的生活期望值普遍偏低，从而印证了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的现实。

　　所谓“低欲望”不仅仅是物欲的降低，出人头地、结婚育子等欲求也随之弱化，这一点在年轻人身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们安于现状、无欲无求，甚至沦为“下流阶层”。这种无欲望、无理想、无干劲、不婚不育的“低欲望”生活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危机。

　　安于现状的生活状态

　　战后日本以平成时代(1989〜2019年)为分界线，此前的日本在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的企业用人制度下，绝大多数年轻人高中或大学毕业后进入公司成为正式员工，按部就班地等待加薪和升职，直至退休，稳定且可预见性高。可以说，“应届毕业生一揽子聘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工资制”成为多数人的人生轨迹。然而，平成时代以来，传统的“就职成为工薪族，在终身雇佣制度下一直工作到退休，然后依靠养老金安享晚年”的生活模式，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逐渐瓦解。经济不景气导致雇佣环境恶化，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非正式雇佣率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大幅度上升，由1996年的21.5%增至2018年的38.2%，也就是说，近四成的就业者是非正式工。其中年轻人遭受到的失业和非正式雇佣的打击最为严重。企业为降低人工费成本，在裁员的同时，减少了应届毕业生的录用人数。很多应届毕业生找不到稳定工作，不得不选择钟点工、派遣工、合同工等非正式工。2013年3月，56万大学毕业生中，非正式雇佣和啃老族等没有稳定工作的人高达11.5万人(占20.7%)。大企业招聘人数明显减少，年轻人在正式工中所占比率下降。

　　雇佣环境的改变对年轻人生活观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年轻人安于现状的保守意识增强。终身雇佣制已然瓦解，年轻人却渴望能够就职于大公司，且一生不调动工作。日本生产性本部2014年度的新进职员意识调查显示，对“希望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一生”的回答，2000年为20.5%，2008年增至47.1%，2012年高达60.1%。与自己创业相比，更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公务员。日本青少年研究所2013年3月公布的“关于高中生的前途和职业意识的调查(日美中韩四国的比较)报告显示，日本高中生将来想自己创业的仅有6%(中国为31%，美国为19%，韩国为12%)。而希望从事公务员的日本高中生高达20%，在希望从事职业中排在第一位，其次是教师(18%)、建筑家或服装设计(13%)。这种追求稳定、日趋保守的就业意愿使得年轻人丧失了活力和奋斗精神。

　　二是无欲无求的年轻人增多。在经济衰退的冲击下，年轻人变得消极和颓废，自信心受挫，失去了目标。很多年轻人对父辈的勤劳、认真及忍辱负重的工作态度和希望出人头地的价值观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想出人头地，渴望过悠闲的生活。日本青少年研究所针对“如果有能生活的收入就想悠闲地生活下去”开展的调查显示，2006年对此持肯定态度的日本高中生达到了42.9%，远远高于美国的13.8%、中国的17.8%和韩国的21.6%。日本年轻人中不想承担风险，不想勉强自己，希望过安逸生活的人增多了。在经济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在即使努力了也得不到回报的现实面前，年轻人失去了勇气和奋斗动力，与追求理想相比，变得保守和现实。“不想变得伟大”“不想成为领导”“不承担任何责任地快乐地生活”成为新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安于现状、无欲无求成为日本年轻人的生活写照。

　　沦为“下流阶层”

　　当今的日本，曾引以为傲的“一亿总中流”社会已经瓦解。在非正式雇佣率不断攀升和社会差距逐渐扩大的现实面前，年轻人出现了上流阶层和下流阶层的两级分化。

　　在经济低迷的背景下，企业的正式雇佣人数减少，非正式雇佣率不断攀升。收入稳定、享受好的社会保障的正式工，与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低的非正式工之间出现了两级分化现象——“优胜组”和“失败组”。前者是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少数社会精英，他们通过努力学习，考上名牌大学，进入一流企业(或政府部门)，成为正式工，从而获得稳定的高收入和较高社会地位。而多数成绩一般的年轻人只能选择非正式工，在工资待遇和晋升等方面几乎没有上升空间，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没有固定收入，其阶层身份基本上被固定化，甚至出现了“阶层的向下移动”。正如著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所述，日本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年轻一代源源不断加入“下流阶层”。这个“下流阶层”，指的不是社会底层，而是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安于现状，丧失了竞争和向上发展的欲望，甘愿平庸，逐渐沦为“下流阶层”。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年轻人中还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啃老族和蛰居族。早在2002年，日本政府就推测，不上学、不工作、也不接受职业训练的啃老族人数已高达约85万。蛰居族的状况更为堪忧，他们为逃避现实社会而不上学、不工作、不与人交往，长期闭居在家，不与外界接触。据日本政府调查，日本的蛰居者已达数十万人规模。他们与啃老族一样，成为依靠父母供养的寄生族，不用说结婚生子，就连基本的自立都无法实现，成为社会弱势群体。

　　加剧了少子化危机

　　进入多元化时代的日本，个人化趋势日益增强。日本人不再视结婚生子为必须，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欲望逐渐降低。据2018年“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在“是否认为结婚是必要的”提问中，与1993年开展的相同调查相比，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当然要结婚”的比例从1993年的44.6%下降至2018年的26.9%;回答“不一定要结婚”的则从50.5%上升到67.5%。认为“婚后可以不生孩子”的比例高达60.4%，与首次提出该问题的1993年(40.2%)相比，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而认为“婚后必须要生孩子”的比例显著下降，从1993年的53.5%减少至32.8%。由此可见，平成时代，日本人的婚育观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于大多数日本人来说，结婚生子不再是必须的。

　　恋爱、结婚、育子，本是人生大事和美好的向往，但结婚育子需要经济基础，还要承担家庭责任。对于低欲望的日本年轻人来说，恋爱、结婚、生子等都变得索然无味。特别是对于身处“下流阶层”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没有稳定收入，很多人成为“单身寄生族”，和父母同居，日常生活依赖于父母，自立困难的他们，婚育意愿也随之减弱。即便有结婚育子的愿望，但现实的窘境使其不敢奢望结婚生子。他们不恋爱、不结婚、不生育。这种“不婚不育”不仅会影响到年轻人的健康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少子化危机。据统计，2018年日本新生人口数创历史新低，仅有92.1万人，比2017年锐减2.5万人，是自1899年统计此类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另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最新人口推算数据，截至2019年4月1日，日本不满15岁的儿童总数为1533万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8万人，儿童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12.1%，比去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均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

　　日本社会的低欲望造就了一批低欲望的年轻人，而年轻人沉湎于低欲望生活又加剧了事关日本生死存亡的人口危机。当今日本，失去欲望和上进心的年轻人越来越多。2019年5月1日，日本新天皇继位，令和时代开启。改元后的日本如何提高国民的欲望，调动年轻人的活力，成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少子化问题的突破口。年轻人的低欲望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中国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如今已萌芽的中国年轻人“佛系”现象值得关注。“佛系青年”与日本的低欲望年轻人颇有相似之处，貌似缺乏理想和奋斗的动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