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党派立场鲜明、几乎毫无国际经验的国会议员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取代考茨(Dan Coats)出任国家情报总监，这不啻亮起了情报政治化的红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反对拉特克利夫，迫使特朗普收回了成命，但问题仍然存在：权力会侵蚀真相吗?总统需要他们能够信任的情报总监，但政府其他部分能够信任这位总监向权力说出真相，就像考茨在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问题上不惜与总统起矛盾那样吗?

　　代价沉重的情报失败并非美国独有。1940年，法国没有预见到德国通过阿登高地发动攻击;1941年，斯大林没有预见到希特勒会发动攻击;1973年，以色列也因为赎罪日战争而措手不及。

　　特朗普对美国情报机关指出俄罗斯严重干预2016年总统竞选而感到生气，他常常用情报机关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判断，来证明自己否定情报工作的正确性。众多党羽指责小布什撒谎和施压情报机关炮制情报，来证明小布什早已选定的战争的合理性。但情况可谓复杂，要理解向权力说出真相的问题，我们必须厘清迷思。

　　美国武器检查员戴维·凯(David Kay)后来表示，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评估“错得离谱”。联合国主调查员、瑞典外交官布利克斯(Hans Blix)也说，他认为伊拉克“保有违禁品”，法国和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也不是基于武器问题上的情报。但美国(和英国)结合了三个层面的失败：收集、分析和公示。

　　伊拉克是一个困难的情报收集目标。萨达姆是一个独裁者，通过杀害敢于直言者灌输恐怖，包括他自己的女婿。他的女婿在1995年披露萨达姆有一个生物武器计划。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几乎没有可靠的间谍，而他们所报告的情报，有时候只是间接听闻，而非亲眼所见。1998年联合国检查员被驱逐后，美国便失去了公正的人道情报来源，填补空白的往往是自有盘算的伊拉克流亡者的污点证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入萨达姆的内部圈子，所以也就无法获得关于最大谜题的直接证据：如果萨达姆没有武器，为什么要一直装作有的样子?

　　分析也很拙劣。分析师是诚实的，但是在缺少关于萨达姆思路的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落入“镜像思维”：他们假定萨达姆会像我们(或任何“理性”领导人)一样作出反应。与此相反，萨达姆觉得他在国内和地区内的权力必须依靠保持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样子。另一个问题是，分析师总是会对他们早前所犯下的相反错误矫枉过正。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联合国检查员发现，萨达姆距离开发出核武器要比分析师所构想的更加接近。分析师不想再次低估萨达姆，于是矫枉过正，而这一倾向因为九一一事件的创伤而加剧。在实践中，这类主要思维框架或“群体思维”应该用各种分析工具去纠正，比如指定魔鬼代言人和创造“红色团队”(red teams)为其他解释寻找理由，或者要求分析师注意哪些假设的变化会让他们的分析出错。无论如何，这很少发生。

　　那么，政治扮演了什么角色?小布什政府没有命令情报官员撒谎，而情报官员也没有撒谎。但政治压力能够巧妙地倾斜注意力，哪怕它并没有直接腐蚀情报。一名睿智的沙场老将向我解释说：“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有较少的证据证明他没有。所有迹象都鼓舞让你关注那些大量证据，我们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关注那些少量证据。”

　　向(以及由)政治领导人呈现情报也有漏洞。几乎没有人警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含义混乱的词汇，它囊括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事实上，这些武器的性质和后果存在巨大差别。2002年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将萨达姆采购铝管作为他正在重启核计划的证据，但能源部的专业分析师并不同意。不幸的是，他们的异见被埋没在注脚中，在为国会准备的执行摘要和解密的公开版本中都难觅其踪。政治加热会融化细节。异见应该出现在文本中，进行公开讨论。

　　我们不能指责政治领导人导致了情报分析失败，但可以对他们超越情报边界，向公众夸大其词进行问责。美国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说，萨达姆“毫无疑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斩钉截铁地说，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在重启核计划。这些说辞忽略了情报报告主体中所表达的质疑和警告。

　　在我们的民主中，对情报的信任呈现出周期性特征。冷战期间，情报官员常常被视为英雄。越南战争后，他们变成了恶棍。9月11日的事件让公众重新认识到，好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点燃了质疑，而特朗普利用这一点掩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

　　这给下一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带来了明确的教训。除了协调预算和机构的官僚任务，他还必须监控情报收集技术，为严格使用另类分析技术辩护，并确保谨慎地向政治领导人和公众呈现情报。最重要的是，国家情报总监有责任向权力说出真相。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克林顿总统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现为哈佛大学教授，参与撰写新书《向权力说出真相》(Truth to Power)。本文英文原题：Speaking Truth to Power，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9，由联合早报翻译。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党派立场鲜明、几乎毫无国际经验的国会议员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取代考茨(Dan Coats)出任国家情报总监，这不啻亮起了情报政治化的红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反对拉特克利夫，迫使特朗普收回了成命，但问题仍然存在：权力会侵蚀真相吗?总统需要他们能够信任的情报总监，但政府其他部分能够信任这位总监向权力说出真相，就像考茨在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问题上不惜与总统起矛盾那样吗?

　　代价沉重的情报失败并非美国独有。1940年，法国没有预见到德国通过阿登高地发动攻击;1941年，斯大林没有预见到希特勒会发动攻击;1973年，以色列也因为赎罪日战争而措手不及。

　　特朗普对美国情报机关指出俄罗斯严重干预2016年总统竞选而感到生气，他常常用情报机关对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判断，来证明自己否定情报工作的正确性。众多党羽指责小布什撒谎和施压情报机关炮制情报，来证明小布什早已选定的战争的合理性。但情况可谓复杂，要理解向权力说出真相的问题，我们必须厘清迷思。

　　美国武器检查员戴维·凯(David Kay)后来表示，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评估“错得离谱”。联合国主调查员、瑞典外交官布利克斯(Hans Blix)也说，他认为伊拉克“保有违禁品”，法国和德国反对伊拉克战争也不是基于武器问题上的情报。但美国(和英国)结合了三个层面的失败：收集、分析和公示。

　　伊拉克是一个困难的情报收集目标。萨达姆是一个独裁者，通过杀害敢于直言者灌输恐怖，包括他自己的女婿。他的女婿在1995年披露萨达姆有一个生物武器计划。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几乎没有可靠的间谍，而他们所报告的情报，有时候只是间接听闻，而非亲眼所见。1998年联合国检查员被驱逐后，美国便失去了公正的人道情报来源，填补空白的往往是自有盘算的伊拉克流亡者的污点证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打入萨达姆的内部圈子，所以也就无法获得关于最大谜题的直接证据：如果萨达姆没有武器，为什么要一直装作有的样子?

　　分析也很拙劣。分析师是诚实的，但是在缺少关于萨达姆思路的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落入“镜像思维”：他们假定萨达姆会像我们(或任何“理性”领导人)一样作出反应。与此相反，萨达姆觉得他在国内和地区内的权力必须依靠保持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样子。另一个问题是，分析师总是会对他们早前所犯下的相反错误矫枉过正。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后，联合国检查员发现，萨达姆距离开发出核武器要比分析师所构想的更加接近。分析师不想再次低估萨达姆，于是矫枉过正，而这一倾向因为九一一事件的创伤而加剧。在实践中，这类主要思维框架或“群体思维”应该用各种分析工具去纠正，比如指定魔鬼代言人和创造“红色团队”(red teams)为其他解释寻找理由，或者要求分析师注意哪些假设的变化会让他们的分析出错。无论如何，这很少发生。

　　那么，政治扮演了什么角色?小布什政府没有命令情报官员撒谎，而情报官员也没有撒谎。但政治压力能够巧妙地倾斜注意力，哪怕它并没有直接腐蚀情报。一名睿智的沙场老将向我解释说：“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有较少的证据证明他没有。所有迹象都鼓舞让你关注那些大量证据，我们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关注那些少量证据。”

　　向(以及由)政治领导人呈现情报也有漏洞。几乎没有人警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个含义混乱的词汇，它囊括了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而事实上，这些武器的性质和后果存在巨大差别。2002年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将萨达姆采购铝管作为他正在重启核计划的证据，但能源部的专业分析师并不同意。不幸的是，他们的异见被埋没在注脚中，在为国会准备的执行摘要和解密的公开版本中都难觅其踪。政治加热会融化细节。异见应该出现在文本中，进行公开讨论。

　　我们不能指责政治领导人导致了情报分析失败，但可以对他们超越情报边界，向公众夸大其词进行问责。美国副总统切尼(Dick Cheney)说，萨达姆“毫无疑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小布什斩钉截铁地说，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在重启核计划。这些说辞忽略了情报报告主体中所表达的质疑和警告。

　　在我们的民主中，对情报的信任呈现出周期性特征。冷战期间，情报官员常常被视为英雄。越南战争后，他们变成了恶棍。9月11日的事件让公众重新认识到，好情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但没有在伊拉克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再次点燃了质疑，而特朗普利用这一点掩饰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问题。

　　这给下一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带来了明确的教训。除了协调预算和机构的官僚任务，他还必须监控情报收集技术，为严格使用另类分析技术辩护，并确保谨慎地向政治领导人和公众呈现情报。最重要的是，国家情报总监有责任向权力说出真相。

　　作者Joseph S. Nye, Jr.是克林顿总统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现为哈佛大学教授，参与撰写新书《向权力说出真相》(Truth to Power)。本文英文原题：Speaking Truth to Power，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19，由联合早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