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代中日两国的东亚认识与民族国家走向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国策可以概括为“脱亚入欧”与“亚细亚主义”。那么，这种国策是否自相矛盾?显然，近代日本并没有陷入到这两个口号表面上的矛盾当中：明治日本所谓的“脱亚”与成为亚洲盟主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或者说是完成日本民族国家建设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

　　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来看，“脱亚”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首先是一种对抗东亚，尤其是对抗中国的思想与策略。结果，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与亚洲政策高度重合在了一起;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复合结构左右了中日两国近代国家转型的不同道路。其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的影响尤其巨大。

　　在距今约一个世纪之前，在一本由当时中国精英(黄遵宪执笔)撰写的《朝鲜策略》中，对朝鲜半岛的形势有如下认识与分析：

　　“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何谓亲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据亚洲形胜，故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何谓结日本?自中国以外，最与密迩者，日本而已……故日本与朝鲜实 有辅车相依之势……”

　　据考证，《朝鲜策略》虽然是黄遵宪受中国第一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之命撰写而成，但何如璋又与当时名重天下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讨论过朝鲜局势，因此该《策略》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的东亚认识与世界认识。从后来的历史展开来看，上述判断对中国自身的认识无疑是准确的，但这种准确却与它对日本的判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事实上，正是表面上具有“辅车相依”关系的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就厉兵秣马，最终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而1894-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则终止了中国早期近代化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

　　对于《朝鲜策略》，日本学者平田健一郎认为，“它恐怕是最早、具世界视野，且残酷而且明确地显示了近代东亚的新国际政治地图，并悲剧性地预告了东亚此后所要上演的国际关系史”。

　　殷鉴不远，这就是我们关注历史上的东亚认识的原因。在当时中国精英对“蕞尔小邦”的日本自大而模糊的观念当中，虽然也有“日本国小而贪”(何如璋语)的认识，然而还是完全误判了当时的形势。

　　实际上，何如璋于1877年抵达日本， 而早在1875年，以“征韩论”为中心的“朝鲜征服论”就已经在当时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评论新闻》上展开了，因此可以说把握当时日本的亚洲政策并不困难。

　　然而，在此后两国围绕“琉球问题”、“朝鲜问题”的一系列交涉过程中，中国始终从自身的角度观察世界，而日本却早已开始强化 “对清军备”、外交以及舆论准备;对明治日本而言，发动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的致命一击，只欠时机而已。让人惊讶的是，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准备军事行动时，距战争的全面爆发仅有十余日而已。

　　这场战争完全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实际上，从中国“太平天国”内乱终结(1864年)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方向比较明确的渐进改革式的现代化之路，出现了史称“同光中兴”的局面。这种现代化进程随着1895年的战败戛然而止。

　　与此相对，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定位为第一场倾全国之力的总体性战争，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它对日本民族自我认同的建构起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在“战后经营”当中，日本国内的各种反政府力量——争取自由民权的力量——纷纷将矛头转向了国外，日本开始了对东亚漫长的控制与侵略的过程。从此，日本历届政府都在东亚地区寻求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的能量。

　　要言之，明治日本“脱亚入欧”政策的实质是解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从而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东亚秩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出现的各种“亚细亚主义”论述其实可以简洁地表述为上述意义上的“脱亚入欧”政策与意识形态。

　　无论是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论述还是“脱亚入欧”政策，中国读者并不难认识其实质。比如， 今日几乎所有“亚细亚主义”论者都会注意到的孙中山有关中国版亚细亚主义的论述。

　　在1924年11月发表的讲演中，孙中山提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它出现在讲演结尾的表述当中：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文化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民族去详审细择。”

　　点明日本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显然是一语中的;然而，孙中山认为日本具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的看法，则需要做仔细的解释。事实上，孙中山在这段讲演中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要求日本放弃“霸道文化”，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亚洲弱小民族。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

　　除了极个别学者之外，孙中山上述对日本的要求在当时的日本遭到了无视乃至歪曲。如同日本学者藤井升三总结的一样，除了当时的报纸《东京朝日》在社论中提到孙中山的思想受到中国国民的支持外，日本整个言论界对于孙中山直接要求日本放弃侵略的说法根本只字未提;相反，诸如“孙文是为了与欧美的压迫对抗而鼓吹大亚洲主义的”成了一般的解释。

　　其中极端的看法是：

　　“将大亚洲从欧美的侵略与压迫中解放出来，复兴亚洲固有的文明，在大亚洲主义之下，亚洲全体民族联合起来，驱逐世界最强的美英”就是孙文的“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自然归结”

　　而这种驱逐美英的过程必须在日本指导之下进行。同样，中国部分学者也从“东西方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认为孙中山是在强调欧美对抗。

　　当然，如果将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论述还原到 “东西对抗”这一思考模式当中，论者就只能得出上述认识;日本各种“亚细亚主义”话语的侵略性格遭到了掩饰。

　　在认识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本质这一点上，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1919年 2月)一文中指出：

　　“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主义，而是侵略主义; 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将日本学者与政治家精心雕饰的“大亚细亚主义”定义为“侵略主义”，这显然是清醒的日本认识。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论者在论述“天下国家”之际，在话语和意识形态方面沿袭了儒学的要素与框架，这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具有特别的迷惑性，尤其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受到欧美列强的压迫，这种迷惑性愈发强烈。

　　小寺谦吉有如下说法：“吾人最终之理想，在人类之统一。所谓欲举四海兄弟之实也。”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欲举四海兄弟之实也”这一说法显然是正统儒家的词汇，会让人联想起“王道文化的本质”。毋庸说， 这种表面的类比无法为亚细亚主义正名。

　　当然，试图挖掘日本“亚细亚主义”正面价值的论者，通常会注意到冈仓天心的《东洋的觉醒》与樽井藤吉撰写的《大东合邦论》两本书，因为前者强调亚洲在抵抗西洋过程中成为一个整体，而后者强调与亚洲国家通过“对等连带”或“对等合邦”的方式联合起来应对欧美列强的压迫。

　　竹内好以来的新的“亚细亚主义”论者引以为豪的就是这种针对亚洲国家采取“对等”的态度。然而如果同时考虑到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 “脱亚论”者的现实影响力，考虑到明治日本自成立以来以 “海外雄飞”、“国权扩张”为核心的对外政策，那么，冈仓天心或樽井藤吉亚洲认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种认识体现了日本部分学者的高尚理想。

　　四、结语：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困难

　　在上文中，笔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近现代中日两国对“东亚”这一地政学概念的认识，这种分析以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世界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为基础。当然，如笔者在“引言”中论述的一样，这一讨论的现实契机在于“东亚共同体”论的兴起，在于如何寻求该共同体可能的共同性格，换言之，在于寻求该共同体可能具有的公共性的所在。

　　从本文的分析我们看到 ，中日两国在“东亚认识”上呈现出强烈的历史非对称性，“东亚”在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所唤醒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中国与“东亚”在思想、文化、制度等各层面的高度重合，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丧失了从地政学的角度进行自我认识的契机。

　　与此相对，明治日本则首先以“东亚”为参照体系，成功地进行了国家与民族的自我定位。当然，从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自从7世纪以来，可以说日本一直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他者”的存在;不仅如此，如何实现从中华文明圈中自立出来，甚至取而代之，这是日本政治与文化精英一直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对日本而言，“亚洲”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脱亚”意味着日本脱离中华文明圈。 日本“脱亚入欧”的成功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东亚格局。

　　因此，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必将成为中日两国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场所，因为这种东亚认识与中日两国各自民族国家的建构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共同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日本而言，首先都是一个自我认识、他者认识的新框架，尽管日本知识界对这一框架可能更为熟悉。

　　要强调的是，就“东亚共同体”在逻辑上必然要求的公共性而言，对东亚历史认识的共有显然是这种公共性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然而困难在于，中日两国均欠缺这种寻求公共性的意志。

　　一方面，对于自身就是一个“世界”的中国而言，其世界认识中缺少“东亚”这一地域性框架;另方面对以“脱亚”为主导思想的近现代日本而言，“东亚”成为其民族国家或克服或控制的对象 ，因而无法获得客观的认知。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日本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上。

　　虽然日本国内少数有识之士正在为克服问题重重的历史认识而努力，但由于历史认识与现实社会结构紧密关联，如果存在这种努力的结果那将依然存在于远方。

 　  一、引言：作为认识框架的“东亚共同体”

　　自 19世纪中叶以来，东亚地区——这里特指包括中国、日本以及朝鲜半岛在内的狭义上的区域——一直是国际社会所谓的“热点”地区。

　　从现状上看，一方面该地区除了传统的朝鲜半岛以及中国统一的问题之外，朝鲜的核武器开发、中日领土与领海争端、日韩领土争端、历史认识等问题一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另方面，近年该地区出现了“东亚共同体”这一区域共同体论，区域共同体是指在某个特定的地理空间中，处于该空间范围内的国家与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安全保障等领域通过制度化的方式维持与确保相互合作关系的一种区域秩序，这种秩序通过诉诸于某种内在于该区域的“共同性”意识来克服近代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的局限，进而实现区域的共同和平、发展与繁荣。

　　由1958年诞生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一路发展而来的“欧盟”(EU)就是这种共同体的一种现实模型。20世纪 90年代初率先由“东盟”(ASEAN)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正是源于这种“欧盟模式”。

　　然而，几乎所有“东亚共同体”论者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个本质的问题：这个构想中的“共同体”在何种意义上具有“共同”的基础?换言之，这个构想中的共同体的政治“公共性”的基础是什么?

　　事实上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的是，从国际政治秩序的角度来说，构想中“东亚共同体”的“共同性”或曰“公共性”必然要面对来自三个不同方向、但又彼此相互联系的现实困难。

　　第一，从该区域的内部国家形式来看，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与日本都处于某种特殊情形当中，双方对任何有关“主权”限制的共同体行为都非常敏感;

　　第二，从该区域的内部关系来看，中日两国尚未实现历史和解，历史认识上的争论随时都可能因现实利益的纠纷得到增幅;

　　第三，从该区域的外部来看，该构想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它必然要与以美日安保体制为核心的现存东亚秩序发生重叠与冲突，因此美国因素将强烈地塑造“东亚共同体”的性格。

　　上述问题涉及东亚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多个层面，正是这些多层面的现实要素构成了任何“东亚共同体”论者所必须面对的困难。其中，双方对“东亚”乃至“亚洲”迥然不同认识构成了本质性的困难。因此，本文将进入上述政治、经济与文化现象的底层，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东亚共同体”可能具有的“共同性”进行分析。

　　二、民族国家视点下东亚认识的断裂

　　首先，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上看，中日两国在“国家”这一层面上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中国谋求最终的“国家统一”，日本谋求最终的“国家独立”。

　　就中国而言，民族国家建设的任务可以追溯至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此后一系列颠覆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战争，动乱的肇始。鸦片战争半个世纪后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则将两个国家的历史愈发紧密地关联到了一起。

　　甲午战争之后，清日在日本马关(今日本下关)市谈判

　　因此，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东亚这两个主要国家的核心目标在许多层面发生着交汇、摩擦乃至冲突。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届政府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事实上，从东亚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国家建构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清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解体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以日本从外部冲击、动摇乃至最后取代中国而建构“大东亚新秩序”的过程。二战后，“美日军事同盟”成为东亚的实质秩序的框架。

　　事实上，这一强力影响东亚国际秩序的美日同盟，正实质性地制约着中国国内秩序的建构，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国家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共同体建构中诸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国家任务的完成。

　　换言之，中国所面临问题的解决与解决“日本问题”具有高度的重叠性;东亚国际秩序重建乃是中国近代以降民族国家转型的未竟任务。因此，随着东亚共同体论的出现与升温，“东亚”或曰“亚洲”认识问题必然再次成为中国与日本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问题，这种认识也因其历史背景而备受关注。

　　众所周知，东亚社会正式进入“世界史”并逐渐成为“世界史”的主要角色之一的历史进程发生于19世纪中叶以降。无论中日两国存在多么大的分歧，双方在这里所谈及的“世界史”这一概念上却曾经有过非常相似的地方：双方的知识精英都或多或少地认为，这种“世界史”首先是由西方世界所界定的历史。这种外部因素形成了最宽泛意义上的中日两国对“东亚”的认同——亦即对东亚社会共同性的共有的性格。

　　起源于明治日本并波及到大陆的各种关于“东亚”或“亚洲”论述，亦即“亚洲主义”或曰“亚细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共同性的话语表征。因此，近年兴起的“东亚共同体”论述必然会让人联想起一个世纪前的情形。

　　实际上，直到近年东亚共同体论出现之前，中国学者很少论及“亚洲”问题，该问题通常被认为是日本学界的问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不讨论亚洲却是因为中国在潜意识里被视为亚洲至少是东亚的中心”。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并未习惯于从地政学的角度思考民族国家建设这样一种思考方式;与此相对的则是，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之下，“帝国主义—反帝国主义”、“第一世界—第三 世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图式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主要框架。在这些认识框架当中，如果我们还要强调一种国际性的视野，那么它只能是“中国—世界”这样一种二元图式。

　　就此而言，率先展开“亚洲论述”的中国学者孙歌由于尝试“在日本的语境中寻找中国的问题”，可以说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入现代中国国际社会认识的视角。然而，孙歌的分析方式却与其初衷相悖。

　　在《亚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孙歌写道：

　　“那场以‘大东亚共荣圈’命名的战争，使得日本人对于亚细亚主义的复杂追求也成为东亚三国不得不共有的历史课题。而对于东亚思想资源的漠视，在当今中国知识界乃至中国社会所引起的负面效应，也首先表现为中国人对‘二战’历史的肤浅态度。”

　　在上述论述当中，中国对亚洲的“淡漠观念”被具体转换为中国对“东亚思想资源的漠视”，而这种“漠视”则构成了她对中国知识界的上述批评;在她看来，“亚细亚主义”乃是有待中国学人开发的思想资源。

　　问题的发现并不等同于问题的论述具有实质意义。作为发现问题的结果，孙歌说：

　　“我们的问题是，亚洲是否仅仅是日本人或其他东亚邻国的问题?对于一个世纪以来从未与日本建立伙伴关系的中国人来说，亚洲又意味着什么?”

　　然而如果注意到上述引文所表达的实质性诉求，那么我们只能说，论者仅仅以虚拟的方式提出了 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从“亚细亚主义”的具体内容来看，中国并不具有从该角度讨论亚洲的可能性。

　　这种虚拟的提问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并不符合逻辑与现实——由于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被视为潜在的“思想资源”，对于中国而言的“亚洲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就被置于日本“亚细亚主义”论述的平面上。应该说，将中国思想界欠缺亚洲论述的问题置换为对“东亚思想资源的漠视”问题，从中国思想界固有的世界认识的水准来看，是一种倒退。

　　在孙歌上述“客观的”亚洲论述当中，由于中国与日本被放置到了对等的位置上，二者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接近“零和”关系的极端非对称性完全从作者的视界中脱落了。因此，“对于一个世纪以来从未与日本建立伙伴关系的中国人来说”这一限定仅仅具有形式上的“客观性”。

　　但问题在于，这种“客观”是以作者对现实的主观误判为基础的，因为真正的现实是，“亚洲”或曰“东亚”这一词汇在中日两国主流的知识界中所唤起的形象与记忆并无接点——对于中国学界而言，“亚洲”意味着“伙伴”与“合作”，意味着基于共同历史遭遇的“友谊”与“一体感”;对于近代日本的大部分历史时期而言，“亚洲”则处于一个价值与力量的秩序当中，而日本自身无疑处于该秩序的顶端。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亚细亚主义”对于中国的亚洲(东亚)认识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

　　就本文主题而言，第一，中国需要将“东亚”这样一个视角引入到对中国、对日本的认识当中，从而在“中国—世界”的认识框架中嵌入必不可少的“中国—东亚”这样一种中间范围的认识框架。如同笔者在上面强调过的一样，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必然将与东亚地域关联在一起;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东亚”这样一种中间范围的区域问题。

　　第二，如果我们今天剔除历史上“亚细亚主义”的侵略性内容，代之以亚洲内部的真正友谊与合作，那么团结的亚洲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当中，显然会更有力量改善其不利的处境。在这种意义上，从近年兴起的“帝国论”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亚细亚主义可能给中国的知识界带来启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细亚主义”在形式上彻底破灭。然而从历史连续性的视点来看，近代日本的这种亚洲认识的“理念”或曰“精神实质”并不会简单地消退。

　　事实上，如同许多论者注意到的一样，如果说1945年以前的日本国策用“脱亚入欧”来表述的话，那么，1945年以后日本的基本国策可以称之为“脱亚入美”。与此相对，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则逐渐形成了以独立的力量参与世界事务的角色。在这种东亚国家变动的过程中，中日两国的“亚洲”认识的断裂显而易见。

　　三、近代中日两国的东亚认识与民族国家走向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国策可以概括为“脱亚入欧”与“亚细亚主义”。那么，这种国策是否自相矛盾?显然，近代日本并没有陷入到这两个口号表面上的矛盾当中：明治日本所谓的“脱亚”与成为亚洲盟主乃是一枚硬币的两个侧面，或者说是完成日本民族国家建设的两种相辅相成的手段。

　　从民族国家建设的视角来看，“脱亚”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它首先是一种对抗东亚，尤其是对抗中国的思想与策略。结果，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与亚洲政策高度重合在了一起;这种认知与实践的复合结构左右了中日两国近代国家转型的不同道路。其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的影响尤其巨大。

　　在距今约一个世纪之前，在一本由当时中国精英(黄遵宪执笔)撰写的《朝鲜策略》中，对朝鲜半岛的形势有如下认识与分析：

　　“然则策朝鲜今日之急务，莫急于防俄。防俄之策如之何?曰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图自强而已。何谓亲中国?……中国之地大物博，据亚洲形胜，故天下以为能制俄者，莫中国若。……何谓结日本?自中国以外，最与密迩者，日本而已……故日本与朝鲜实 有辅车相依之势……”

　　据考证，《朝鲜策略》虽然是黄遵宪受中国第一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之命撰写而成，但何如璋又与当时名重天下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讨论过朝鲜局势，因此该《策略》毫无疑问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精英的东亚认识与世界认识。从后来的历史展开来看，上述判断对中国自身的认识无疑是准确的，但这种准确却与它对日本的判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事实上，正是表面上具有“辅车相依”关系的日本从明治初年开始就厉兵秣马，最终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而1894-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则终止了中国早期近代化与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

　　对于《朝鲜策略》，日本学者平田健一郎认为，“它恐怕是最早、具世界视野，且残酷而且明确地显示了近代东亚的新国际政治地图，并悲剧性地预告了东亚此后所要上演的国际关系史”。

　　殷鉴不远，这就是我们关注历史上的东亚认识的原因。在当时中国精英对“蕞尔小邦”的日本自大而模糊的观念当中，虽然也有“日本国小而贪”(何如璋语)的认识，然而还是完全误判了当时的形势。

　　实际上，何如璋于1877年抵达日本， 而早在1875年，以“征韩论”为中心的“朝鲜征服论”就已经在当时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刊物《评论新闻》上展开了，因此可以说把握当时日本的亚洲政策并不困难。

　　然而，在此后两国围绕“琉球问题”、“朝鲜问题”的一系列交涉过程中，中国始终从自身的角度观察世界，而日本却早已开始强化 “对清军备”、外交以及舆论准备;对明治日本而言，发动对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政治体系的致命一击，只欠时机而已。让人惊讶的是，中国政府最终决定准备军事行动时，距战争的全面爆发仅有十余日而已。

　　这场战争完全改变了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实际上，从中国“太平天国”内乱终结(1864年)开始，中国已经走上了方向比较明确的渐进改革式的现代化之路，出现了史称“同光中兴”的局面。这种现代化进程随着1895年的战败戛然而止。

　　与此相对，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定位为第一场倾全国之力的总体性战争，形成了举国一致的战争体制，它对日本民族自我认同的建构起了不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事实上，在“战后经营”当中，日本国内的各种反政府力量——争取自由民权的力量——纷纷将矛头转向了国外，日本开始了对东亚漫长的控制与侵略的过程。从此，日本历届政府都在东亚地区寻求推进民族国家建设的能量。

　　要言之，明治日本“脱亚入欧”政策的实质是解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从而建构以日本为中心的新东亚秩序。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出现的各种“亚细亚主义”论述其实可以简洁地表述为上述意义上的“脱亚入欧”政策与意识形态。

　　无论是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论述还是“脱亚入欧”政策，中国读者并不难认识其实质。比如， 今日几乎所有“亚细亚主义”论者都会注意到的孙中山有关中国版亚细亚主义的论述。

　　在1924年11月发表的讲演中，孙中山提到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它出现在讲演结尾的表述当中：

　　“你们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从今以后对于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文化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民族去详审细择。”

　　点明日本得到了“欧美的霸道文化”，显然是一语中的;然而，孙中山认为日本具有“亚洲王道文化的本质”的看法，则需要做仔细的解释。事实上，孙中山在这段讲演中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要求日本放弃“霸道文化”，真正做到平等对待亚洲弱小民族。

　　1924年，孙中山在日本演讲“大亚洲主义”

　　除了极个别学者之外，孙中山上述对日本的要求在当时的日本遭到了无视乃至歪曲。如同日本学者藤井升三总结的一样，除了当时的报纸《东京朝日》在社论中提到孙中山的思想受到中国国民的支持外，日本整个言论界对于孙中山直接要求日本放弃侵略的说法根本只字未提;相反，诸如“孙文是为了与欧美的压迫对抗而鼓吹大亚洲主义的”成了一般的解释。

　　其中极端的看法是：

　　“将大亚洲从欧美的侵略与压迫中解放出来，复兴亚洲固有的文明，在大亚洲主义之下，亚洲全体民族联合起来，驱逐世界最强的美英”就是孙文的“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论的自然归结”

　　而这种驱逐美英的过程必须在日本指导之下进行。同样，中国部分学者也从“东西方之间的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观点，认为孙中山是在强调欧美对抗。

　　当然，如果将孙中山的亚洲主义论述还原到 “东西对抗”这一思考模式当中，论者就只能得出上述认识;日本各种“亚细亚主义”话语的侵略性格遭到了掩饰。

　　在认识日本亚细亚主义的本质这一点上，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1919年 2月)一文中指出：

　　“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主义，而是侵略主义; 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一个种子。”

　　将日本学者与政治家精心雕饰的“大亚细亚主义”定义为“侵略主义”，这显然是清醒的日本认识。

　　日本的亚细亚主义论者在论述“天下国家”之际，在话语和意识形态方面沿袭了儒学的要素与框架，这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具有特别的迷惑性，尤其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受到欧美列强的压迫，这种迷惑性愈发强烈。

　　小寺谦吉有如下说法：“吾人最终之理想，在人类之统一。所谓欲举四海兄弟之实也。”对于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欲举四海兄弟之实也”这一说法显然是正统儒家的词汇，会让人联想起“王道文化的本质”。毋庸说， 这种表面的类比无法为亚细亚主义正名。

　　当然，试图挖掘日本“亚细亚主义”正面价值的论者，通常会注意到冈仓天心的《东洋的觉醒》与樽井藤吉撰写的《大东合邦论》两本书，因为前者强调亚洲在抵抗西洋过程中成为一个整体，而后者强调与亚洲国家通过“对等连带”或“对等合邦”的方式联合起来应对欧美列强的压迫。

　　竹内好以来的新的“亚细亚主义”论者引以为豪的就是这种针对亚洲国家采取“对等”的态度。然而如果同时考虑到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 “脱亚论”者的现实影响力，考虑到明治日本自成立以来以 “海外雄飞”、“国权扩张”为核心的对外政策，那么，冈仓天心或樽井藤吉亚洲认识显然是微不足道的，尽管这种认识体现了日本部分学者的高尚理想。

　　四、结语：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困难

　　在上文中，笔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了近现代中日两国对“东亚”这一地政学概念的认识，这种分析以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这一世界社会的结构性要素为基础。当然，如笔者在“引言”中论述的一样，这一讨论的现实契机在于“东亚共同体”论的兴起，在于如何寻求该共同体可能的共同性格，换言之，在于寻求该共同体可能具有的公共性的所在。

　　从本文的分析我们看到 ，中日两国在“东亚认识”上呈现出强烈的历史非对称性，“东亚”在中日两国的知识分子当中所唤醒的是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上中国与“东亚”在思想、文化、制度等各层面的高度重合，这种状况使得中国丧失了从地政学的角度进行自我认识的契机。

　　与此相对，明治日本则首先以“东亚”为参照体系，成功地进行了国家与民族的自我定位。当然，从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自从7世纪以来，可以说日本一直意识到“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他者”的存在;不仅如此，如何实现从中华文明圈中自立出来，甚至取而代之，这是日本政治与文化精英一直面对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对日本而言，“亚洲”就是中国的代名词;“脱亚”意味着日本脱离中华文明圈。 日本“脱亚入欧”的成功奠定了延续至今的东亚格局。

　　因此，构想中的“东亚共同体”必将成为中日两国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场所，因为这种东亚认识与中日两国各自民族国家的建构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东亚共同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日本而言，首先都是一个自我认识、他者认识的新框架，尽管日本知识界对这一框架可能更为熟悉。

　　要强调的是，就“东亚共同体”在逻辑上必然要求的公共性而言，对东亚历史认识的共有显然是这种公共性所不可或缺的基础 。然而困难在于，中日两国均欠缺这种寻求公共性的意志。

　　一方面，对于自身就是一个“世界”的中国而言，其世界认识中缺少“东亚”这一地域性框架;另方面对以“脱亚”为主导思想的近现代日本而言，“东亚”成为其民族国家或克服或控制的对象 ，因而无法获得客观的认知。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日本有关历史认识问题的争论上。

　　虽然日本国内少数有识之士正在为克服问题重重的历史认识而努力，但由于历史认识与现实社会结构紧密关联，如果存在这种努力的结果那将依然存在于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