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如何，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建设，从领土边界的固定到领土统治权的确立，再到大众民主参与权的实现，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具有足够的时间来逐一解决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情”(one thing at a time)。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同时面对所有这一切。简单地说，和西方比较，大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压缩性”(compressed)发展，即同时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需求。

　　一个现实是，和西方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社会经济低度发展、发展不足甚至毫无发展的困境;但就社会需求来说，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都是需要的。如果发达国家经历了三个世纪才实现了经济发达、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等待这么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这些方面的权利同时实现，至少是可以平衡地发展。

　　这里就涉及后发展中国家的“劣势”问题，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观念层面。就物质层面来说，诚如新马克思主义所言，资本主义式经济自西方(中心)向非西方(边缘地带)扩散和发展，边缘地带本来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例如处于产品和产业链的低端、缺少优质资本和技术等)。

　　从观念上说，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权利，后发展中国家也自然就接受了所有这些权利概念，而且也认为所有这些权利不仅需要也可以同时实现。无疑，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

　　如马歇尔所言，西方国家先是实现了经济发展，再是政治权利，然后是社会福利。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国家都是一步到位地把选举权扩散到男性和女性。也即是说，大多数西方国家花费了一个多世纪才实现的政治权利，在新独立国家体现为“即时的实现”。

　　从表面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新独立国家的人民无需等待那么久，就随手得到了政治权利。但从现实面来看，因为没有任何社会经济面的支撑，这种政治权利往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政治权利的实现有助于“分蛋糕”，即社会福利，但新兴国家的“蛋糕”很小，甚至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利不仅演变成为“为了选举而选举”，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了“把蛋糕做大”的一大阻力。不难观察到，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从理论上说，都具有西方所有的一些，包括宪政、多党制、全民选举、媒体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但现实地说，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的专制、独裁、腐败等等被视为权利没有充分实现的根源，但人们必须看到产生这些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视为入世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的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不满古典经济学均衡发展理论，而提出了一个“非均衡”发展模式，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得到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要“突围”，找到发展的“抓手”，逐一推动各方面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现实地说，不会所有的好事情都可以一起发生的，人们也很难同时满足所有的愿望。例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不同时发生;经济增长既可以和政治开放一起发生，也可以和政治专制同时发生;民主的巩固可以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可以和经济的衰退同时出现。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优势了;相反，后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哈佛经济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展优势理论”并被广泛应用于后发展中国家。简单地说，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学习，少走弯路，甚至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弯道超车”。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经验更能说明“后发展优势”。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歇尔前面提到的“先经济、再政治、后社会”西方模式，而呈现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也就是，先充分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发展，再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努力实现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政治民主化。

　　这种模式使得这些经济体不仅逃避了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地看，较之早期西方民主化，这些经济体的民主化也是相对和平的。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基本上也遵循这种模式。

　　直到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既无“鱼”也无“熊掌”的发展阶段，如何发展仍然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也很难说可以永远做到“好事情走到一起”的局面。在经济好的时候，各方面权利的实现相对容易;但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出现“鱼”与“熊掌”很难同时得到的局面。

　　更为严峻的是，人们的选择不一，一些群体选择“鱼”，一些群体选择“熊掌”，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政治倾向性、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之间的选择南辕北辙，这往往使社会失去均衡稳定状态，而处于极其分裂的状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原题《“鱼”与“熊掌”的选择困境》

　　近数十年来，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说，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全方位发达的西方。西方所有的一切，包括经济自由、政治民主、社会福利等等，一切都令人向往，希望自己的国家也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得到所有这一切。于是，在很多人的概念里，似乎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同时出现和同时得到。

　　如果考察一下这数十年发生在西方和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抗议运动，人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在西方国家，社会抗议运动的目的往往是具体的利益，更多的权利;而在非西方国家，社会抗议目的更多的是抽象的价值，尤其是民主、自由和人权。

　　在经济改革方面，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大爆炸”(big bang)理论和方法持续争论。这一方法强调所有经济改革同时进行，毕其功于一役。这一理论符合很多人“急于求成”的心理，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在不同地方进行了实验，但人们对这一方法实际所产生的结果具有很大的争议。这一方法首先被1980年代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引用于英国的金融改革，主要是全方位放松金融管制。

　　这一改革促成了英国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但人们也认为这一改革也促成了2007年以后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一方法后来应用于俄罗斯和东欧的改革，即全盘私有化。不过，效果同样令人质疑。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尽管走上了西方所认为的自由市场道路，但这些国家的经济表现并不理想，并且经常出现危机。尤其和走渐近改革道路的中国相比较，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表现相形见绌。

俄罗斯民众抗议普京

　　如果人们把“大爆炸”理论应用到一个国家的发展上，可以提出类似的问题，即一个国家是否可以同时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的发展，一步到位变成西方那样的国家?尽管在理论层面，人们对此可以争论，但从现实经验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样做。现实主义地看，就国家发展来说，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毕其功于一役”的发展模式，人们不得不面临“鱼”与“熊掌”的选择问题。

　　即使在西方也是如此。今天西方所拥有的，是其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逐渐实现的。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T. H. Marshall)提出了西方权利实现的“三阶段论”，认为西方国家实现权利的次序是18世纪实现了个人自由(自由资本主义)，19世纪实现了政治权利(选举权)，20世纪实现了社会权利(福利社会)。

　　马歇尔的理论更多的是对英格兰发展的一种经验描述，说明权利实现的阶段性。但这一理论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她们认为，马歇尔所描述的只适用于英格兰的白人男性工人，而不适用于其他社会群体，尤其是包括妇女在内的“第二等公民”。

　　即使在理论层面，马歇尔的理论也存在着逻辑问题。例如，如果一个国家首先实现的是“个人权利”，那么“个人权利”如何发展成为体现集体权利的社会福利呢?如果个人权利首先得到实现，理性(自私)的个人就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让渡自己的权利给“集体”。

　　从经验上说，的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计划发生在保守的德国，而非自由的英国。欧洲国家从马克思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转型到20世纪的福利资本主义，并不是说资本主义的自然转型，而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运动推动下，欧洲诸国政治社会改革的产物。

　　西方有“资本主义的变种”理论，区分了强调自由的英美资本主义和强调集体的欧洲大陆(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英国因为一战、二战和凯恩斯主义等因素，在二战之后实现了福利社会，但作为自由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美国到现在为止，在社会福利方面，仍然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

　　福利社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即使对福利社会，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也一直面临巨大的挑战。在理论上，在英国福利政策出现不久，就遭到严厉的批评。海耶克(F. A. 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和《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为批评派的经典。前者是海耶克在二战期间的英国伦敦写成，被视为反对福利社会的“圣经”。

　　1970年代，西方因为石油危机等因素，经济滞涨，批评者就把矛头对准了福利社会，认为福利社会的扩张已经破坏了“民主的可治理性”，造成了西方的“民主危机”。到了1980年代，就出现了英国撒切尔和美国里根新自由主义革命。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经济自由(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管控社会(工会)和消减福利。

　　美国奥巴马政府针对穷人(尤其是黑人群体)出台了一个医改法案，但特朗普一上台，就首先废除了这个法案。也就是说，即使在西方，各方面的权利的实现也并不是“自然”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互动的产物。人们并不存在“鱼”与“熊掌”兼得的局面。

　　不过，较之后来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情况，西方国家在不同权利逐步实现的过程的确表现为“自然”，即在没有高强度的压力(尤其是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的。这里可以举今天发展中国家最为关心的普选权(政治权利)为例。

　　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宪法，赋予人民普选权的国家。1793年宪法就规定了这项权利，但之后并无选举。1848年法国进行了第一次普选，不过之后法国的普选权就停滞不前，直到将近100年之后的1944年才赋予妇女选举权。瑞士被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视为是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典范，但这个国家妇女选举权直到1971年才实现。

　　在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尽管男性普选权获得要比法国晚，但妇女选举权的获得就比法国早。这种男女性不同权利的情况，除了其他很多原因，更受观念的影响。

　　在欧洲启蒙运动中，尽管也有少数哲学家呼吁普选权，但更多的哲学家包括最为激进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认为政治是“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是专门属于男性的，只有男性才成为公民，而女性则属于私人、家庭或者“自然”的领域。在很长的时间里，类似的概念不仅男性接受，女性也接受。直到后来出现了新的思想，人们才意识到原来权利分配的不公平，女性在开始争取权利，或者被赋予权利。

　　即使发展到今天，尽管比较而言，西方社会各方面都已经很发达，但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在同样经历各方面发展的不协调，呈现出一个动态的过程。尤其是近30年的全球化，已经彻底改变了西方社会原来维持的均衡状态，导致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失衡。这也是西方社会今天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不管如何，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建设，从领土边界的固定到领土统治权的确立，再到大众民主参与权的实现，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具有足够的时间来逐一解决不同时期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是“一个时间做一件事情”(one thing at a time)。但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同时面对所有这一切。简单地说，和西方比较，大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压缩性”(compressed)发展，即同时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需求。

　　一个现实是，和西方比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社会经济低度发展、发展不足甚至毫无发展的困境;但就社会需求来说，经济发展、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都是需要的。如果发达国家经历了三个世纪才实现了经济发达、政治自由和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等待这么久，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这些方面的权利同时实现，至少是可以平衡地发展。

　　这里就涉及后发展中国家的“劣势”问题，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观念层面。就物质层面来说，诚如新马克思主义所言，资本主义式经济自西方(中心)向非西方(边缘地带)扩散和发展，边缘地带本来就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例如处于产品和产业链的低端、缺少优质资本和技术等)。

　　从观念上说，因为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权利，后发展中国家也自然就接受了所有这些权利概念，而且也认为所有这些权利不仅需要也可以同时实现。无疑，观念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甚至是不可逾越的鸿沟。

　　“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

　　如马歇尔所言，西方国家先是实现了经济发展，再是政治权利，然后是社会福利。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国家都是一步到位地把选举权扩散到男性和女性。也即是说，大多数西方国家花费了一个多世纪才实现的政治权利，在新独立国家体现为“即时的实现”。

　　从表面上说，这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新独立国家的人民无需等待那么久，就随手得到了政治权利。但从现实面来看，因为没有任何社会经济面的支撑，这种政治权利往往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在发达国家，政治权利的实现有助于“分蛋糕”，即社会福利，但新兴国家的“蛋糕”很小，甚至不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权利不仅演变成为“为了选举而选举”，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成为了“把蛋糕做大”的一大阻力。不难观察到，二战之后的新兴国家，从理论上说，都具有西方所有的一些，包括宪政、多党制、全民选举、媒体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但现实地说，这些权利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尽管这些国家的领导层的专制、独裁、腐败等等被视为权利没有充分实现的根源，但人们必须看到产生这些行为的社会经济根源。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视为入世哲学家(worldly philosopher)的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不满古典经济学均衡发展理论，而提出了一个“非均衡”发展模式，就是说，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得到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要“突围”，找到发展的“抓手”，逐一推动各方面的发展。

　　“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现实地说，不会所有的好事情都可以一起发生的，人们也很难同时满足所有的愿望。例如，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改善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不同时发生;经济增长既可以和政治开放一起发生，也可以和政治专制同时发生;民主的巩固可以推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可以和经济的衰退同时出现。

　　当然，这并不是说，后发展中国家就没有优势了;相反，后发展中国家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尤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哈佛经济学家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提出的“后发展优势理论”并被广泛应用于后发展中国家。简单地说，后发展中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学习，少走弯路，甚至可以(用今天的话来说)“弯道超车”。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的经验更能说明“后发展优势”。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并没有按照马歇尔前面提到的“先经济、再政治、后社会”西方模式，而呈现出“先经济、再社会、后政治”的路径。也就是，先充分结合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实现经济的发展，再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努力实现社会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政治民主化。

　　这种模式使得这些经济体不仅逃避了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历史地看，较之早期西方民主化，这些经济体的民主化也是相对和平的。今天，中国大陆的发展模式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基本上也遵循这种模式。

　　直到今天，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既无“鱼”也无“熊掌”的发展阶段，如何发展仍然是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但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包括亚洲“四小龙”)，也很难说可以永远做到“好事情走到一起”的局面。在经济好的时候，各方面权利的实现相对容易;但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会出现“鱼”与“熊掌”很难同时得到的局面。

　　更为严峻的是，人们的选择不一，一些群体选择“鱼”，一些群体选择“熊掌”，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政治倾向性、不同年龄段的群体之间的选择南辕北辙，这往往使社会失去均衡稳定状态，而处于极其分裂的状态。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原题《“鱼”与“熊掌”的选择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