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自22年前成立以来，已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让数百万儿童有学可上，并通过疫苗计划和其他创新举措，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最近，它在向面临气候变化浩劫的穷国提供发展援助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根据有望成为英国下任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编按：他已于7月24日接任首相)所领导的过渡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的一项提议，DFID将被并入外交及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简称FCO)。新首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令人无法接受的对英国外交部门的忽视)，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失去也许是英国当今最大的全球资产：出于终结世界贫困的开创性承诺，而在各大洲行使的软实力。)

　　其他国家已经发现，将国际援助工作与对外事务结合，会损害外交和发展努力。发展须仰赖透明度和外部监督才能顺利进行，而外交则需要保密，其审计记录也往往不完整，如发展沦为外交的附庸，没有人能从中获益。

　　当然，约翰逊团队认为，对于不完全了解英国发展援助，能够实现怎样的成果的群众而言，这么做具有吸引力(之所以会这样，我和其他人必须至少负一定责任)。当被问及时，英国选民似乎认为，大约20%的国家预算是被用在海外援助上，而实际数字是近1%。英国家长通常会震惊地得知，英国政府的年度援助预算总额，约为每名非洲学童50便士(0.63美元)，连买一支笔都不够，遑论提供一名教师或一间教室。

　　拯救DFID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因为在支持位于英国的全球繁荣联盟(Coalition for Global Prosperity)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共识，这表明外交和发展是同等重要的不同任务。保守党议员、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Tom Tugendhat)指出，FCO是英国的“主要外交官”，人们不应该“指望外交官知道如何驾驶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就像不应该指望他们知道如何领导国际贸易和发展一样。”

　　但是，支持独立的DFID，还有一个更有力、更紧迫的理由。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将美国、欧洲和共和联邦，形容为英国影响力的三个核心圈。他认为，英国在一个圈子里的影响力越大，在其他两个圈子里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当英国在欧洲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时，美国人就会更认真地对待他们。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年里，英国常常忽视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所组成的第四个圈子。就在最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共同问题之际，这些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正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挑战。但是，由于1945年后的英国担心，随着其帝国的瓦解，更强大的多边机构会给它带来更多的反殖民主义压力，我们因此常常敬而远之。相比之下，法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联合国的维和和发展工作方面，已变得不可或缺。

　　1997年至2010年的工党政府，试图重新确立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英国协助创建了两个重要的新机构：二十国集团(G20)和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如果脱欧后的英国想要享有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性的英国”，DFID将至关重要，因为从卫生、教育到环境等领域，它在领导多边倡议方面建立了良好的记录。在每一个领域，它都通过与其他出资人合作，并利用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能力，成功地发挥了远远超过其实力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DFID还参与创建了国际免疫融资机制(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它自2000年以来为7亿多名儿童提供了疫苗)、全球卫生合作伙伴(Global Partners for Health)以及一个规模达15亿美元、为穷国的新药开发提供资金的预先市场承诺(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基金。通过DFID，英国也是全球基金的领导成员，以及我和其他人所建立的新的国际教育融资机制(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Education)的主要支持者。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DFID，英国将缺乏领导全球重要多边发展努力的地位。

　　FCO无法轻易复制DFID在团结各个国家和发展中的社区方面的独特作用。没有独立预算、内阁级别的部长和受国际尊重的领导人，英国的发展计划将没有能力迅速有效地调动资源以应对未来危机。作为一种软实力，DFID也将不会在国际上得到高度重视。

　　即使是民族主义者，也必须面对国家孱弱、难民人数暴增，以及贫困和不公正持续侵害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从气候变化到不平等和暴力冲突，当今最紧迫的全球挑战都无法通过单边方案解决，多边行动无疑才是正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大、体制独立、资金充足的DFID。

　　因此，尽管约翰逊预计，英国脱欧后将需要一个更强大的FCO来维持它在海外的影响力，但DFID地位的降级将破坏英国脱欧后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保持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实现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Gordon Brown是英国前首相，英文原题：Boris Johnson and the Threat to British Soft Power，由联合早报翻译。

　　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简称DFID)自22年前成立以来，已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让数百万儿童有学可上，并通过疫苗计划和其他创新举措，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最近，它在向面临气候变化浩劫的穷国提供发展援助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然而，根据有望成为英国下任首相的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编按：他已于7月24日接任首相)所领导的过渡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的一项提议，DFID将被并入外交及联邦事务部(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简称FCO)。新首相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令人无法接受的对英国外交部门的忽视)，而制造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失去也许是英国当今最大的全球资产：出于终结世界贫困的开创性承诺，而在各大洲行使的软实力。)

　　其他国家已经发现，将国际援助工作与对外事务结合，会损害外交和发展努力。发展须仰赖透明度和外部监督才能顺利进行，而外交则需要保密，其审计记录也往往不完整，如发展沦为外交的附庸，没有人能从中获益。

　　当然，约翰逊团队认为，对于不完全了解英国发展援助，能够实现怎样的成果的群众而言，这么做具有吸引力(之所以会这样，我和其他人必须至少负一定责任)。当被问及时，英国选民似乎认为，大约20%的国家预算是被用在海外援助上，而实际数字是近1%。英国家长通常会震惊地得知，英国政府的年度援助预算总额，约为每名非洲学童50便士(0.63美元)，连买一支笔都不够，遑论提供一名教师或一间教室。

　　拯救DFID不是一个党派问题，因为在支持位于英国的全球繁荣联盟(Coalition for Global Prosperity)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共识，这表明外交和发展是同等重要的不同任务。保守党议员、英国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Tom Tugendhat)指出，FCO是英国的“主要外交官”，人们不应该“指望外交官知道如何驾驶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就像不应该指望他们知道如何领导国际贸易和发展一样。”

　　但是，支持独立的DFID，还有一个更有力、更紧迫的理由。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曾将美国、欧洲和共和联邦，形容为英国影响力的三个核心圈。他认为，英国在一个圈子里的影响力越大，在其他两个圈子里的影响力也就越大：当英国在欧洲拥有强大的话语权时，美国人就会更认真地对待他们。

　　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70年里，英国常常忽视由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所组成的第四个圈子。就在最需要国际合作来解决共同问题之际，这些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正受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挑战。但是，由于1945年后的英国担心，随着其帝国的瓦解，更强大的多边机构会给它带来更多的反殖民主义压力，我们因此常常敬而远之。相比之下，法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联合国的维和和发展工作方面，已变得不可或缺。

　　1997年至2010年的工党政府，试图重新确立英国在这一领域的影响力。英国协助创建了两个重要的新机构：二十国集团(G20)和全球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如果脱欧后的英国想要享有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性的英国”，DFID将至关重要，因为从卫生、教育到环境等领域，它在领导多边倡议方面建立了良好的记录。在每一个领域，它都通过与其他出资人合作，并利用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能力，成功地发挥了远远超过其实力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DFID还参与创建了国际免疫融资机制(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Immunization，它自2000年以来为7亿多名儿童提供了疫苗)、全球卫生合作伙伴(Global Partners for Health)以及一个规模达15亿美元、为穷国的新药开发提供资金的预先市场承诺(Advanced Market Commitment)基金。通过DFID，英国也是全球基金的领导成员，以及我和其他人所建立的新的国际教育融资机制(International Finance Facility for Education)的主要支持者。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DFID，英国将缺乏领导全球重要多边发展努力的地位。

　　FCO无法轻易复制DFID在团结各个国家和发展中的社区方面的独特作用。没有独立预算、内阁级别的部长和受国际尊重的领导人，英国的发展计划将没有能力迅速有效地调动资源以应对未来危机。作为一种软实力，DFID也将不会在国际上得到高度重视。

　　即使是民族主义者，也必须面对国家孱弱、难民人数暴增，以及贫困和不公正持续侵害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从气候变化到不平等和暴力冲突，当今最紧迫的全球挑战都无法通过单边方案解决，多边行动无疑才是正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大、体制独立、资金充足的DFID。

　　因此，尽管约翰逊预计，英国脱欧后将需要一个更强大的FCO来维持它在海外的影响力，但DFID地位的降级将破坏英国脱欧后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保持我们的全球领导地位，尤其是实现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作者Gordon Brown是英国前首相，英文原题：Boris Johnson and the Threat to British Soft Power，由联合早报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