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18日上午，位于京都市的著名动漫公司“京都动漫”(昵称“京阿尼”)遭一名41岁男子纵火，截至本文截稿，已造成34人死亡、30余人轻重伤。此前5月28日，川崎市发生一起“无差别杀人案”，造成2死16伤;6月1日，又发生了一起政府前高官亲手杀子的家庭悲剧。令和时代刚刚拉开帷幕，日本便接连发生骇人听闻的恶性犯罪案件，打破了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安全神话”，并折射出日本一些深层的“社会病”。

　　恶性案件频发：“安全神话”破灭

　　社会治安好、犯罪率低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事。2019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治安好”是日本的骄傲。日本法务省公布的《2018年版犯罪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日本的杀人案件从442件减少到363件，而同期的美国从14661件增加到15883件，法国从856件增至1017件,英国从641件增长到649件，德国的杀人案件虽然出现了小幅度下降，从738件降为682件，但案件总数远远高于日本。很显然，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2019年7月18日,“京都动漫”纵火案现场

　　然而，号称“安全大国”的日本也是“无差别杀人”一词的发源地。所谓“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无怨无仇，随机选择作案目标，随意杀人。早在11年前的2008年6月8日，在东京“步行者天堂”秋叶原，25岁的加藤智大驾驶卡车横冲直撞，随意碾轧、刺杀路人，造成七死十伤的惨重后果。凶手仅仅是因为生活苦闷、厌世，为发泄不满而随意杀人。

　　2018年6月9日，人们刚刚纪念完“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的第二天，在新干线“希望号”列车上，22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岛一郎持刀随意砍杀乘客，造成一死二重伤惨剧。凶手“心情烦闷，杀谁都可以”的作案理由与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如出一辙。

　　2019年5月28日，在神奈川县川崎市，51岁的行凶者岩崎隆一双手持刀，刺向一群正在排队准备上校车的小学生们。事件造成一名六年级女生和一名男性家长死亡，另有16人受伤。川崎案敲响了学生上下学安全警钟。“京阿尼”纵火案作案者被捕后声称是因该公司盗用其小说而进行报复。据报道，他事先将40公升汽油泼在该公司办公楼一楼，此时楼内有67名正在埋头工作的公司员工和六名访客。因此该案也可归入“无差别杀人”之列。

　　同样引起关注的是家庭内恶性案件的增多，特别是蛰居者家庭发生的杀亲案频发。早在21世纪之初就多次发生蛰居孩子杀亲案件。2004年10月18日，东大阪市36岁蛰居男子伊东健一，用领带相继勒死了父亲满幸和母亲良子。同年11月25日，茨城县土浦市28岁蛰居男子用菜刀将父母和姐姐杀害。2006年5月30日，东京都杉並区33岁男子将父母杀害后，在家里放火将自己烧死。紧接着31日，千叶县习志野市22岁蛰居男子杀害父母后，自杀而死。

　　近年来，中高年蛰居者增多，“8050问题”(蛰居者父母超过80岁，蛰居者超过50岁)凸显，年迈父母杀害蛰居孩子的案件多发。2013年11月29日，广岛县福山市一位70岁的老父将已经蛰居20多年的长子杀害。2019年6月1日，76岁的前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熊泽英昭亲手杀死了44岁、长期处于蛰居状态的儿子熊泽英一郎，因为熊泽英昭担心有暴力倾向的儿子会伤害他人。

　　“无差别杀人”为何泛滥?为什么会有人将屠刀对准自己的至亲?笔者认为，恶性案件的频发与当今日本存在的“三大社会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缘社会：“社会疏离感”加剧

　　无论是“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还是杀害亲人的蛰居者，共同点是与社会脱节，缺乏人际交往。没有朋友、孤独寂寞，找不到自身的生存价值，也得不到理解，他们有一种被忽视、被遗忘的绝望感。这种社会疏离感并非单纯是加害者的性格造成的，其根源在于日本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人际关系危机，即“无缘社会”及其扩大化。

　　无缘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广播协会NHK录制的纪录片中。2010年1月31日，《无缘社会——32,000人“无缘死”的冲击》的播出，震惊了日本社会。纪录片通过对一个个“无缘死”(一个人孤独死去无人认领遗体)个体的深度报道，揭示了当今日本正迈入无缘社会的现状。有日本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社会本是人人具有强烈互助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的“有缘社会”，如今却迈入了血缘、地缘、社缘等不断弱化的无缘社会。

　　所谓“无缘”，泛指人际关系的疏离，典型特征就是人际关系淡薄，人与人之间缺少交集。当今日本社会，家庭规模不断缩小，除了核心家庭之外，丁克家庭、单身家庭等逐渐增多。家庭关系简单化的同时，也弱化了血缘亲情，家庭纽带逐渐松散。不仅如此，地缘关系也因高度城市化变得日渐疏离，邻里之间互不往来，失去了连带感和共同体意识。此外，因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式雇佣的攀升，职员与企业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社缘关系。这种无血缘、无地缘、无社缘的无缘社会不仅仅带来了“无缘死”的悲剧，也逐渐渗透到日本各个年龄层，加剧了社会疏离感，成为恶性案件频发的诱因之一。

　　“秋叶原案”凶手加藤智大的作案背景便是“失去家人、朋友、工作，产生了无处可去的强烈孤独感”。他缺乏社交能力，工作后也很难交到朋友，在数次辞职后，逐渐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

　　“川崎案”凶手岩崎隆一长期闭居在家，脱离社会，甚至与同住的叔父叔母也几乎无交流。

　　据报道，“京阿尼”纵火者居住在埼玉市的一个简易住宅楼里，无业，有持刀抢劫便利店前科。其邻居称其“似乎是一名宅男，总是呆在房间里，也好像不洗澡，浑身弥漫着难闻的体臭”。

　　这些蛰居族与社会严重脱节，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无处排解，内心充满孤独、悲观和绝望情绪，很容易出现暴力倾向，严重者会实施犯罪行为，将暴行施加给无辜大众，甚至于家人。

　　格差社会：“下流阶层”扩大

　　绝大多数施暴者工作不稳定，或处于失业状态，处于“下流阶层”。所谓“下流阶层”并非指社会底层，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过去的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中流阶层，贫富差距较小。但是平成时期以来，经济不景气导致雇佣环境恶化，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雇佣制度的变革，“一亿总中流”社会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格差社会”的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阶层之间在收入、就业、消费、教育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著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认为日本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下流阶层”。从事临时工或找不到工作，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下流阶层”，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贫困、孤独时刻困扰着他们。日本社会是一个注重实效的社会，弱者、失败者没有容身之地。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朋友、不能结婚的他们逐渐被社会孤立，从而产生怨恨情绪。

　　“秋叶原案”凶手加藤智大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在不断变换工作的过程中对社会的不满和孤独感不断积累。行凶的导火索便是被劳务派遣公司解雇，失去自信，生活陷入困境，由怨生恨，进而行凶。“川崎案”凶手岩崎隆一长期处于无业状态，靠80多岁的叔父叔母供养。被熊泽英昭杀死的儿子同样没有固定职业，整日在家中虚度光阴。

　　低欲望社会：“蛰居族”激增

　　“低欲望”是当今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年轻人生活态度消极，缺乏奋斗动力，变得无欲望、无梦想、无干劲，“蛰居族”激增。他们为逃避现实社会而不上学、不工作、不与人交往，长期闭居在家，不与外界接触。

　　日本政府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15～39岁的青少年“蛰居族”达到54.1万人。但是，有很多蛰居者数年或数十年过着蛰居生活不能自拔，导致中老年蛰居族增多。根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2018年调查结果，40～64岁的中老年“蛰居族”已高达61.3万人。蛰居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与之相应，近年来蛰居者实施的恶性案件有增无减。。

　　日本恶性案件频发所折射出的“无缘化”“格差化”“低欲望”等社会病，为日本敲响了警钟。如何重构“有缘社会”、缩小社会差距、调动年轻人的活力，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2019年7月18日上午，位于京都市的著名动漫公司“京都动漫”(昵称“京阿尼”)遭一名41岁男子纵火，截至本文截稿，已造成34人死亡、30余人轻重伤。此前5月28日，川崎市发生一起“无差别杀人案”，造成2死16伤;6月1日，又发生了一起政府前高官亲手杀子的家庭悲剧。令和时代刚刚拉开帷幕，日本便接连发生骇人听闻的恶性犯罪案件，打破了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安全神话”，并折射出日本一些深层的“社会病”。

　　恶性案件频发：“安全神话”破灭

　　社会治安好、犯罪率低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事。2019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治安好”是日本的骄傲。日本法务省公布的《2018年版犯罪白皮书》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日本的杀人案件从442件减少到363件，而同期的美国从14661件增加到15883件，法国从856件增至1017件,英国从641件增长到649件，德国的杀人案件虽然出现了小幅度下降，从738件降为682件，但案件总数远远高于日本。很显然，日本是发达国家中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2019年7月18日,“京都动漫”纵火案现场

　　然而，号称“安全大国”的日本也是“无差别杀人”一词的发源地。所谓“无差别杀人”，是指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无怨无仇，随机选择作案目标，随意杀人。早在11年前的2008年6月8日，在东京“步行者天堂”秋叶原，25岁的加藤智大驾驶卡车横冲直撞，随意碾轧、刺杀路人，造成七死十伤的惨重后果。凶手仅仅是因为生活苦闷、厌世，为发泄不满而随意杀人。

　　2018年6月9日，人们刚刚纪念完“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的第二天，在新干线“希望号”列车上，22岁的犯罪嫌疑人小岛一郎持刀随意砍杀乘客，造成一死二重伤惨剧。凶手“心情烦闷，杀谁都可以”的作案理由与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如出一辙。

　　2019年5月28日，在神奈川县川崎市，51岁的行凶者岩崎隆一双手持刀，刺向一群正在排队准备上校车的小学生们。事件造成一名六年级女生和一名男性家长死亡，另有16人受伤。川崎案敲响了学生上下学安全警钟。“京阿尼”纵火案作案者被捕后声称是因该公司盗用其小说而进行报复。据报道，他事先将40公升汽油泼在该公司办公楼一楼，此时楼内有67名正在埋头工作的公司员工和六名访客。因此该案也可归入“无差别杀人”之列。

　　同样引起关注的是家庭内恶性案件的增多，特别是蛰居者家庭发生的杀亲案频发。早在21世纪之初就多次发生蛰居孩子杀亲案件。2004年10月18日，东大阪市36岁蛰居男子伊东健一，用领带相继勒死了父亲满幸和母亲良子。同年11月25日，茨城县土浦市28岁蛰居男子用菜刀将父母和姐姐杀害。2006年5月30日，东京都杉並区33岁男子将父母杀害后，在家里放火将自己烧死。紧接着31日，千叶县习志野市22岁蛰居男子杀害父母后，自杀而死。

　　近年来，中高年蛰居者增多，“8050问题”(蛰居者父母超过80岁，蛰居者超过50岁)凸显，年迈父母杀害蛰居孩子的案件多发。2013年11月29日，广岛县福山市一位70岁的老父将已经蛰居20多年的长子杀害。2019年6月1日，76岁的前农林水产省事务次官熊泽英昭亲手杀死了44岁、长期处于蛰居状态的儿子熊泽英一郎，因为熊泽英昭担心有暴力倾向的儿子会伤害他人。

　　“无差别杀人”为何泛滥?为什么会有人将屠刀对准自己的至亲?笔者认为，恶性案件的频发与当今日本存在的“三大社会病”有着密切的联系。

　　无缘社会：“社会疏离感”加剧

　　无论是“无差别杀人案”的凶手，还是杀害亲人的蛰居者，共同点是与社会脱节，缺乏人际交往。没有朋友、孤独寂寞，找不到自身的生存价值，也得不到理解，他们有一种被忽视、被遗忘的绝望感。这种社会疏离感并非单纯是加害者的性格造成的，其根源在于日本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出现的人际关系危机，即“无缘社会”及其扩大化。

　　无缘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广播协会NHK录制的纪录片中。2010年1月31日，《无缘社会——32,000人“无缘死”的冲击》的播出，震惊了日本社会。纪录片通过对一个个“无缘死”(一个人孤独死去无人认领遗体)个体的深度报道，揭示了当今日本正迈入无缘社会的现状。有日本社会学家认为，日本社会本是人人具有强烈互助精神和共同体意识的“有缘社会”，如今却迈入了血缘、地缘、社缘等不断弱化的无缘社会。

　　所谓“无缘”，泛指人际关系的疏离，典型特征就是人际关系淡薄，人与人之间缺少交集。当今日本社会，家庭规模不断缩小，除了核心家庭之外，丁克家庭、单身家庭等逐渐增多。家庭关系简单化的同时，也弱化了血缘亲情，家庭纽带逐渐松散。不仅如此，地缘关系也因高度城市化变得日渐疏离，邻里之间互不往来，失去了连带感和共同体意识。此外，因临时工、派遣工等非正式雇佣的攀升，职员与企业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社缘关系。这种无血缘、无地缘、无社缘的无缘社会不仅仅带来了“无缘死”的悲剧，也逐渐渗透到日本各个年龄层，加剧了社会疏离感，成为恶性案件频发的诱因之一。

　　“秋叶原案”凶手加藤智大的作案背景便是“失去家人、朋友、工作，产生了无处可去的强烈孤独感”。他缺乏社交能力，工作后也很难交到朋友，在数次辞职后，逐渐断绝了与外界的交往。

　　“川崎案”凶手岩崎隆一长期闭居在家，脱离社会，甚至与同住的叔父叔母也几乎无交流。

　　据报道，“京阿尼”纵火者居住在埼玉市的一个简易住宅楼里，无业，有持刀抢劫便利店前科。其邻居称其“似乎是一名宅男，总是呆在房间里，也好像不洗澡，浑身弥漫着难闻的体臭”。

　　这些蛰居族与社会严重脱节，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无处排解，内心充满孤独、悲观和绝望情绪，很容易出现暴力倾向，严重者会实施犯罪行为，将暴行施加给无辜大众，甚至于家人。

　　格差社会：“下流阶层”扩大

　　绝大多数施暴者工作不稳定，或处于失业状态，处于“下流阶层”。所谓“下流阶层”并非指社会底层，是指中产阶级的居下游者。过去的日本号称“一亿总中流”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中流阶层，贫富差距较小。但是平成时期以来，经济不景气导致雇佣环境恶化，失业率提高，就业困难。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雇佣制度的变革，“一亿总中流”社会瓦解，代之而起的是“格差社会”的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社会阶层之间在收入、就业、消费、教育及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距不断扩大。

　　著名社会观察家三浦展认为日本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下流阶层”。从事临时工或找不到工作，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下流阶层”，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贫困、孤独时刻困扰着他们。日本社会是一个注重实效的社会，弱者、失败者没有容身之地。没有固定工作、没有朋友、不能结婚的他们逐渐被社会孤立，从而产生怨恨情绪。

　　“秋叶原案”凶手加藤智大一直没有找到稳定工作，在不断变换工作的过程中对社会的不满和孤独感不断积累。行凶的导火索便是被劳务派遣公司解雇，失去自信，生活陷入困境，由怨生恨，进而行凶。“川崎案”凶手岩崎隆一长期处于无业状态，靠80多岁的叔父叔母供养。被熊泽英昭杀死的儿子同样没有固定职业，整日在家中虚度光阴。

　　低欲望社会：“蛰居族”激增

　　“低欲望”是当今日本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年轻人生活态度消极，缺乏奋斗动力，变得无欲望、无梦想、无干劲，“蛰居族”激增。他们为逃避现实社会而不上学、不工作、不与人交往，长期闭居在家，不与外界接触。

　　日本政府2015年调查结果显示，15～39岁的青少年“蛰居族”达到54.1万人。但是，有很多蛰居者数年或数十年过着蛰居生活不能自拔，导致中老年蛰居族增多。根据日本政府最新公布的2018年调查结果，40～64岁的中老年“蛰居族”已高达61.3万人。蛰居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与之相应，近年来蛰居者实施的恶性案件有增无减。。

　　日本恶性案件频发所折射出的“无缘化”“格差化”“低欲望”等社会病，为日本敲响了警钟。如何重构“有缘社会”、缩小社会差距、调动年轻人的活力，成为日本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

　　作者为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