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莫迪第二任期开启后不久，这个国家的对美关系就陷入了新麻烦，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印度享有的普惠制待遇。但6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印度进行了访问，随后，莫迪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同特朗普再次会晤，两国关系一度看似浓厚的“火药味”又缓了下来。

　　莫迪第二任期，印度政府对美国既充满加强战略合作的期待，又对两国摩擦和分歧的继续扩大而感担忧。就在蓬佩奥访印前夕，美国国务院6月21日发布的《2018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公开指责莫迪政府，称2017年印度教团体对穆斯林和低种姓达利特人使用了“暴力、恐吓和骚扰手段”。印度外交部立即公开拒绝了这一批评，称“外国实体和政府无权对我国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状况发表意见”，“印度为自己的世俗身份和作为最大民主国家的地位以及长期致力于宽容和包容的多元化社会所做的努力而感自豪”。

　　如果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小问题的话，那么印美在其它方面的分歧就大得多了。首先是伊朗问题。尽管印度已经按照美国的要求暂停了从伊朗的原油进口，但却并不乐见美国对伊朗实施“战争边缘政策”，毕竟伊朗是印度的第三大能源合作伙伴国，也是印度将自身影响投放到中亚和阿富汗的重要“通道”。其次是军购问题。美国不断放宽对印度出口高技术武器的限制，期待能取代俄罗斯在印度军购中的传统首要地位，印度却在2018年同俄罗斯签署了购买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大单。美国随后各种手段并用，希望迫使印度放弃这一大单，但却奈何印度不得。其三是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早就对印度生产的钢铝加征了关税，近来又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在印度对28种美国输印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的报复性措施后，特朗普扬言要予以进一步的反击。另一个新近凸显出来的矛盾是，美国在全球封杀中国华为公司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印度这一大市场，要求印度在2019年9月试用5G网络时不采用华为的技术。尽管华为印度公司已经做出可以同印方签订“后门安全协议”的承诺，印度政府至今仍犹豫不决。

　　蓬佩奥访印前，美国一方面摆出“非此即彼”的姿态，要求印度必须服从美国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忘高调赞美两国之间的合作。美国国防部6月1日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对印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寄予高度“期待”。在6月12日举行的印度思想峰会和第44届美印工商理事会年会上，亲临现场的蓬佩奥宣称，“美印两国拥有独一无二的良机来推进彼此关系”，“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在防务、能源、太空等领域的利益明确重叠”。

　　莫迪政府期待发展良好的对美关系，同时避免完全倒向美国，这是由印度的战略环境决定的。正如印度新任外长苏杰生所说，印度的外交奉行多方联盟的政策，同各个大国的合作是根据议题设定的，而不会从整体上选择倒向哪一方。由此看，印度外交的实质仍是“不结盟”，力图保持自己外交行动的最大自由。然而，“多方联盟”的外交能够运用自如的前提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保持在良性可控范围内。随着特朗普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了中美关系滑向战略竞争，印度要维持“多方联盟”的政策面临很大难度。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凸显东南亚中小国家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选择尴尬”，印度又何尝不是如此。

　　印度的“尴尬”在于：一方面，需要依靠美国来平衡中国，而其传统上最友好的伙伴俄罗斯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日益紧密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印俄在对方外交中的战略价值。作为俄罗斯的替代，能够帮印度平衡中国的只有美国了。另一方面，需要同中国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论是基于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还是出于山水相连的地缘现实。

　　因此，我们看到的印度目前所能做出的选择是：不放弃推进“印太战略”，印外交部设立“印太司”、莫迪在日本出席美日印三国首脑会晤，对美国有所呼应;同时也积极参与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除年度三国外长会，还将设立三国防长会晤机制，莫迪在日本也参加了中俄印三国领导人会晤。印度显然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八面玲珑”感觉良好。然而，这种“玲珑”能否延续，仍是难以预测的，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印度的“战略摇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印度总理莫迪第二任期开启后不久，这个国家的对美关系就陷入了新麻烦，主要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印度享有的普惠制待遇。但6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印度进行了访问，随后，莫迪在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期间同特朗普再次会晤，两国关系一度看似浓厚的“火药味”又缓了下来。

　　莫迪第二任期，印度政府对美国既充满加强战略合作的期待，又对两国摩擦和分歧的继续扩大而感担忧。就在蓬佩奥访印前夕，美国国务院6月21日发布的《2018年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公开指责莫迪政府，称2017年印度教团体对穆斯林和低种姓达利特人使用了“暴力、恐吓和骚扰手段”。印度外交部立即公开拒绝了这一批评，称“外国实体和政府无权对我国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状况发表意见”，“印度为自己的世俗身份和作为最大民主国家的地位以及长期致力于宽容和包容的多元化社会所做的努力而感自豪”。

　　如果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只是小问题的话，那么印美在其它方面的分歧就大得多了。首先是伊朗问题。尽管印度已经按照美国的要求暂停了从伊朗的原油进口，但却并不乐见美国对伊朗实施“战争边缘政策”，毕竟伊朗是印度的第三大能源合作伙伴国，也是印度将自身影响投放到中亚和阿富汗的重要“通道”。其次是军购问题。美国不断放宽对印度出口高技术武器的限制，期待能取代俄罗斯在印度军购中的传统首要地位，印度却在2018年同俄罗斯签署了购买S-400导弹防御系统的大单。美国随后各种手段并用，希望迫使印度放弃这一大单，但却奈何印度不得。其三是贸易问题。特朗普政府早就对印度生产的钢铝加征了关税，近来又取消了印度的普惠制待遇。在印度对28种美国输印产品采取加征关税的报复性措施后，特朗普扬言要予以进一步的反击。另一个新近凸显出来的矛盾是，美国在全球封杀中国华为公司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印度这一大市场，要求印度在2019年9月试用5G网络时不采用华为的技术。尽管华为印度公司已经做出可以同印方签订“后门安全协议”的承诺，印度政府至今仍犹豫不决。

　　蓬佩奥访印前，美国一方面摆出“非此即彼”的姿态，要求印度必须服从美国的要求，另一方面不忘高调赞美两国之间的合作。美国国防部6月1日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对印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寄予高度“期待”。在6月12日举行的印度思想峰会和第44届美印工商理事会年会上，亲临现场的蓬佩奥宣称，“美印两国拥有独一无二的良机来推进彼此关系”，“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在防务、能源、太空等领域的利益明确重叠”。

　　莫迪政府期待发展良好的对美关系，同时避免完全倒向美国，这是由印度的战略环境决定的。正如印度新任外长苏杰生所说，印度的外交奉行多方联盟的政策，同各个大国的合作是根据议题设定的，而不会从整体上选择倒向哪一方。由此看，印度外交的实质仍是“不结盟”，力图保持自己外交行动的最大自由。然而，“多方联盟”的外交能够运用自如的前提是，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保持在良性可控范围内。随着特朗普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导致了中美关系滑向战略竞争，印度要维持“多方联盟”的政策面临很大难度。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2019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主旨演讲凸显东南亚中小国家面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选择尴尬”，印度又何尝不是如此。

　　印度的“尴尬”在于：一方面，需要依靠美国来平衡中国，而其传统上最友好的伙伴俄罗斯同中国的战略关系日益紧密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印俄在对方外交中的战略价值。作为俄罗斯的替代，能够帮印度平衡中国的只有美国了。另一方面，需要同中国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不论是基于发展经济的实际需要，还是出于山水相连的地缘现实。

　　因此，我们看到的印度目前所能做出的选择是：不放弃推进“印太战略”，印外交部设立“印太司”、莫迪在日本出席美日印三国首脑会晤，对美国有所呼应;同时也积极参与中俄印三方合作机制，除年度三国外长会，还将设立三国防长会晤机制，莫迪在日本也参加了中俄印三国领导人会晤。印度显然对自己在国际上的“八面玲珑”感觉良好。然而，这种“玲珑”能否延续，仍是难以预测的，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印度的“战略摇摆”。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盘古智库学术委员)